大南埔專刊是意識報成員們交給讀者的暑假作業，為了在漫長的假期中磨利我們的筆與思緒，為了腳踏實地於被我們書寫的對象，在一次機緣中意識報一行人來到了苗栗縣南庄鄉大南埔捲起袖子、褲管不僅做田野調查，更謙卑地撫摸著土地，粗淺地感受著客家的農耕生活。
這次的機緣來自一位大南埔子弟對政府開發案的憂心，想利用社區營造的方式好好地將當地人集結起來，避免資金又暴力地摧毀了當地的殊異，將一切化為最簡單最速成消費文化。
這是意識報的第一次社遊，第一次最踏實鄉土地挖掘出土地與人的故事。
2008年9月29日 星期一
大南埔‧意識行走
◎黃湄評
大南埔行政上劃為南庄鄉，是目前南富村的舊稱，位於苗栗縣三灣鄉與南庄鄉的交界處。跟隨意識報專題採訪大南埔，我在告別暑假前的最後一趟旅行來到這片土地。
搭乘火車到竹南，在火車站對面的小雜貨店買了前往大南埔的客運車票，太過習慣光鮮明亮的冷氣客運站，這種隱藏在雜貨店中的購票窗口沒有月台沒有廣播。店裡貨物商品堆積成山，老闆操著台味國語在陰暗燈光裡更顯神秘。那天的天氣極好，外頭陽光潔淨燦爛，小小雜貨店中神異的氣氛渲染出發的心情，我知道我將抵達的地方也和店裡的風格連成一氣，一切都是新鮮。
客運上眾人嘻笑、聊天拍照。這趟採訪前才剛結束環島，前往大南埔的路上對窗外的鄉鎮景觀看得極為自然，沒多注意，只記得平房與水田互相交錯出現，又灰又綠，光照耀在磚瓦秧苗上，亮得很青春。
從竹南到大南埔車程大約一個多小時，大條馬路平順暢通，少了幻想中偏遠山下小村落會有的漫漫顛簸，我急忙地抹去這種存有浪漫的刻板印象，專心發呆、偶爾嬉鬧，凝著窗外的街景巷弄享受大無聊。
剛到大南埔，只覺這農村田野極為清爽整齊，並非只是街道潔淨，看不見一片垃圾，或是水稻田阡陌相連規矩，而是因為這村落房屋都散發著和諧的氣味。這種與環境的協調感不是每個鄉鎮都有，要不就是出現嶄新的透天厝錯落在平房老屋，要不就是有些連鎖店的招牌此起彼落的喧囂，雖然村裏還是有些客委會做的導覽解說牌或突然聳立的橋型花架，幸好目前這些還不足以掩蓋大南埔的樸實美麗。
放妥行李，村裡的一位伯公先帶著大家做村莊導覽，他是一名土礱師傅，於是我們都稱他為土礱伯公。從前農村社會裡，土礱師傅備受尊敬，時常要到各戶人家停駐直到完成委託的土礱，走過不少大小村莊，遊歷識人極多極廣，在採訪期間伯公一天總要被輪番問上兩三次，不論何種領域，都能從他口中得到線索追蹤，往後，我時常想起他坐在桌前寫字的專注平靜，那副景象叮囑著自己也要更加認真勤奮地學習、生活。
這裡的老人白日少有坐在門前發楞的，要不就在菜園要不在農田，若是天氣熱也要拿些衣服到路邊的溝圳洗洗。他們的臉龐是老的，身上散發的氣息卻清爽可愛，看到我們這些外地人穿著農村工作服的窘迫樣，也朗朗的笑起來。夜晚，他們會三五成群地聚在騎樓或街道，拿幾張簡單的塑膠椅隨意擺放在馬路中，索性坐下聊到九、十點。路上沒有汽車呼嘯，頂多也只是孩子驚險的在人群中飛竄穿梭。或許是白日太烈，晚飯後的街道上竟要比白天熱鬧，人們散步以消化飽餐，聊天以打發無聊，待在家裡看電視的也不會閒著，總有固定「聊友」聚集客廳，打開電視論起國家大事，你若說農村生活單調平乏，我倒覺得他們的夜生活要比都市精采充實。
我們在此地的四個晚上天天加入他們的談話，許多從前與許多曾經交錯在年輕腦袋之中，我從他們口中得知大南埔往日榮景，多大的雜貨店啊！裡頭販賣的商品生人死人皆有。而幾千幾百人的礦坑與滿山遍野的茶園又是怎樣的模樣啊？那家手工豆腐店在清晨散發的豆香已經傳到幾哩遠去瀰漫整山，而那裡是很久很久的遠方。
午餐過後，不論男女皆戴起大花袖套，頭頂竹斗笠行走於山林田野，我做是遊戲，一穿上戲服就像個孩子一般蹦跳。意識報採訪團隊平常窩在都市校園，以書本知識為食，遇到截稿日便要與電腦相親相愛、廢寢忘食，農夫農婦的打扮沒人熟悉。此時，誰要先穿起袖套頂起斗笠就是惹來一陣哄笑，但入境隨俗，扭捏到最後也不知是誰在笑誰，依著夏樹蟬聲全都喧騰鼎沸，滿室熱鬧。
將房子借宿給我們的叔公是個老礦工，額頭上有個月亮狀的疤痕被大家叫作「包公」。叔公老是在笑，尤其看到我們一身袖套雨鞋扮相更是開懷，住在叔公家的幾天，叔公細心體貼的照料，時常照看大家的生活起居，每當我們彆扭地做著城市生活之外的事，他就呵呵的笑了起來。
午餐過後，叔公帶著大家到菜園中幹活，說是幹活，其實只是些體驗性質的簡單農事罷了。叔公叔母將菜園整理的很好，把一群都市人帶到菜園完全出於叔公的善良佛心，不諳農事的我們拔起草來秀秀氣氣，像是珠寶櫃裡挑戒指，叔公在一旁看著十多個門外漢在棚架下胡弄亂弄，也不作聲，就是笑吟吟的看著，那模樣就是一個父親溫柔注視著剛學步的孩子一樣。
太陽底下萬物眾生皆要懾服，頭幾天尚未熟悉暑氣，凡在外頭走上一圈就要躲進房子癱死。休息時一聽到外頭傳來賣冰的叫賣，眾人從汗臭薰人的昏睡中驚醒，原來這樣童年直覺性的反應還存在。大家很有默契的凝神聽仔細枝仔冰的口味種類，幾人飛奔至街上觀看購買，夏日懶懶的小鎮因為一聲「好吃的枝仔冰來了──」，長長遠遠的召喚，召喚小鎮的熱鬧，召喚一根冰棒就滿足的童年。暑氣逼人，太陽是王，退散兩者，乃一支細木冰棒也。
下田整地除草、上山砍竹劈柴，走訪村莊體驗農村工作，相較讀書寫字的確是粗重的工作，但是當我握著鋤頭，心中卻是無比的踏實與平靜。身體的勞動和靈魂的充實相互結合，只是去感受，感受。
採訪期間，得了機會和當地深入的對談，因為負責的部份是大南埔的產業，走訪大南埔僅存的製茶工廠，揉茶的機器剛好與電影傳統放映機等身，他說的故事伴著膠捲轉動的聲音在放映，我錯置時空，多想走進當時的風華年代，卻只能坐在銀幕前，看著這部老電影在他者的記憶中慢慢播放，直到黯淡。曲終人散。
他們在講述故事時，過去的場景通常熱鬧喧騰。每逢元宵幾百人的陣仗全湧上山上一條迎龍古道，暗無天日的礦坑，礦工冒著生命危險低身以十字鎬挖掘煤礦，試想「當年如何如何」，時空汰換，段落的最後雖有著幾聲感嘆，老者的面容依舊平和寧靜。過去的那段日子對他們來說只是生命中的歷程，匱乏的年代怎樣都是美好，產業興盛時，他們每日辛勤的工作，珍惜得來不易的粥飯菜湯，當產業沒落，他們揮揮手說著「日子總是要過」又低頭做活去了。好像再怎樣大的事也不能使他們驚嚇。他們的生命像草柔軟堅韌隨風搖擺，大風起，根一緊就撐過，微風送，輕輕搖擺也是快活。
五天的行程，短短的五天卻過得很長。每天三餐時間外，大家在外頭奔波走訪，晚上還要討論分享至深夜，上床時已疲倦的沒有睡前思考的時間，翻身倒頭就呼呼大睡。當在異地的生活已能熟悉一切，過得自然而產生屬於個人的慣性與常軌，日子似乎就變得長些，或許這是我之所以要旅行的原因。只是異地的停留不能太久，幾年日子下來，生活僅剩牆上日曆還在一天一天前進，失去了興味，逼得我得出發再流浪。
離開大南埔，心上有些東西似乎遺落了，空出來的位置軟軟的，一碰觸就要塌毀。這裡的溫暖溢滿我的血管，進入血液與原先的一同奔流到全身。我不只遺落心上的一方，我還忘記我得回到一個充滿城市腥味的地方。我的腦袋乾癟似一顆核桃，必須在大南埔的記憶中挖掘一個聲音灌溉這顆核桃，那是叔公喊著「要再回來」的聲音。
隨著人潮走進車站，下一站是家。
大南埔行政上劃為南庄鄉，是目前南富村的舊稱，位於苗栗縣三灣鄉與南庄鄉的交界處。跟隨意識報專題採訪大南埔，我在告別暑假前的最後一趟旅行來到這片土地。
搭乘火車到竹南，在火車站對面的小雜貨店買了前往大南埔的客運車票，太過習慣光鮮明亮的冷氣客運站，這種隱藏在雜貨店中的購票窗口沒有月台沒有廣播。店裡貨物商品堆積成山，老闆操著台味國語在陰暗燈光裡更顯神秘。那天的天氣極好，外頭陽光潔淨燦爛，小小雜貨店中神異的氣氛渲染出發的心情，我知道我將抵達的地方也和店裡的風格連成一氣，一切都是新鮮。
客運上眾人嘻笑、聊天拍照。這趟採訪前才剛結束環島，前往大南埔的路上對窗外的鄉鎮景觀看得極為自然，沒多注意，只記得平房與水田互相交錯出現，又灰又綠，光照耀在磚瓦秧苗上，亮得很青春。
從竹南到大南埔車程大約一個多小時，大條馬路平順暢通，少了幻想中偏遠山下小村落會有的漫漫顛簸，我急忙地抹去這種存有浪漫的刻板印象，專心發呆、偶爾嬉鬧，凝著窗外的街景巷弄享受大無聊。
剛到大南埔，只覺這農村田野極為清爽整齊，並非只是街道潔淨，看不見一片垃圾，或是水稻田阡陌相連規矩，而是因為這村落房屋都散發著和諧的氣味。這種與環境的協調感不是每個鄉鎮都有，要不就是出現嶄新的透天厝錯落在平房老屋，要不就是有些連鎖店的招牌此起彼落的喧囂，雖然村裏還是有些客委會做的導覽解說牌或突然聳立的橋型花架，幸好目前這些還不足以掩蓋大南埔的樸實美麗。
放妥行李，村裡的一位伯公先帶著大家做村莊導覽，他是一名土礱師傅，於是我們都稱他為土礱伯公。從前農村社會裡，土礱師傅備受尊敬，時常要到各戶人家停駐直到完成委託的土礱，走過不少大小村莊，遊歷識人極多極廣，在採訪期間伯公一天總要被輪番問上兩三次，不論何種領域，都能從他口中得到線索追蹤，往後，我時常想起他坐在桌前寫字的專注平靜，那副景象叮囑著自己也要更加認真勤奮地學習、生活。
這裡的老人白日少有坐在門前發楞的，要不就在菜園要不在農田，若是天氣熱也要拿些衣服到路邊的溝圳洗洗。他們的臉龐是老的，身上散發的氣息卻清爽可愛，看到我們這些外地人穿著農村工作服的窘迫樣，也朗朗的笑起來。夜晚，他們會三五成群地聚在騎樓或街道，拿幾張簡單的塑膠椅隨意擺放在馬路中，索性坐下聊到九、十點。路上沒有汽車呼嘯，頂多也只是孩子驚險的在人群中飛竄穿梭。或許是白日太烈，晚飯後的街道上竟要比白天熱鬧，人們散步以消化飽餐，聊天以打發無聊，待在家裡看電視的也不會閒著，總有固定「聊友」聚集客廳，打開電視論起國家大事，你若說農村生活單調平乏，我倒覺得他們的夜生活要比都市精采充實。
我們在此地的四個晚上天天加入他們的談話，許多從前與許多曾經交錯在年輕腦袋之中，我從他們口中得知大南埔往日榮景，多大的雜貨店啊！裡頭販賣的商品生人死人皆有。而幾千幾百人的礦坑與滿山遍野的茶園又是怎樣的模樣啊？那家手工豆腐店在清晨散發的豆香已經傳到幾哩遠去瀰漫整山，而那裡是很久很久的遠方。
午餐過後，不論男女皆戴起大花袖套，頭頂竹斗笠行走於山林田野，我做是遊戲，一穿上戲服就像個孩子一般蹦跳。意識報採訪團隊平常窩在都市校園，以書本知識為食，遇到截稿日便要與電腦相親相愛、廢寢忘食，農夫農婦的打扮沒人熟悉。此時，誰要先穿起袖套頂起斗笠就是惹來一陣哄笑，但入境隨俗，扭捏到最後也不知是誰在笑誰，依著夏樹蟬聲全都喧騰鼎沸，滿室熱鬧。
將房子借宿給我們的叔公是個老礦工，額頭上有個月亮狀的疤痕被大家叫作「包公」。叔公老是在笑，尤其看到我們一身袖套雨鞋扮相更是開懷，住在叔公家的幾天，叔公細心體貼的照料，時常照看大家的生活起居，每當我們彆扭地做著城市生活之外的事，他就呵呵的笑了起來。
午餐過後，叔公帶著大家到菜園中幹活，說是幹活，其實只是些體驗性質的簡單農事罷了。叔公叔母將菜園整理的很好，把一群都市人帶到菜園完全出於叔公的善良佛心，不諳農事的我們拔起草來秀秀氣氣，像是珠寶櫃裡挑戒指，叔公在一旁看著十多個門外漢在棚架下胡弄亂弄，也不作聲，就是笑吟吟的看著，那模樣就是一個父親溫柔注視著剛學步的孩子一樣。
太陽底下萬物眾生皆要懾服，頭幾天尚未熟悉暑氣，凡在外頭走上一圈就要躲進房子癱死。休息時一聽到外頭傳來賣冰的叫賣，眾人從汗臭薰人的昏睡中驚醒，原來這樣童年直覺性的反應還存在。大家很有默契的凝神聽仔細枝仔冰的口味種類，幾人飛奔至街上觀看購買，夏日懶懶的小鎮因為一聲「好吃的枝仔冰來了──」，長長遠遠的召喚，召喚小鎮的熱鬧，召喚一根冰棒就滿足的童年。暑氣逼人，太陽是王，退散兩者，乃一支細木冰棒也。
下田整地除草、上山砍竹劈柴，走訪村莊體驗農村工作，相較讀書寫字的確是粗重的工作，但是當我握著鋤頭，心中卻是無比的踏實與平靜。身體的勞動和靈魂的充實相互結合，只是去感受，感受。
採訪期間，得了機會和當地深入的對談，因為負責的部份是大南埔的產業，走訪大南埔僅存的製茶工廠，揉茶的機器剛好與電影傳統放映機等身，他說的故事伴著膠捲轉動的聲音在放映，我錯置時空，多想走進當時的風華年代，卻只能坐在銀幕前，看著這部老電影在他者的記憶中慢慢播放，直到黯淡。曲終人散。
他們在講述故事時，過去的場景通常熱鬧喧騰。每逢元宵幾百人的陣仗全湧上山上一條迎龍古道，暗無天日的礦坑，礦工冒著生命危險低身以十字鎬挖掘煤礦，試想「當年如何如何」，時空汰換，段落的最後雖有著幾聲感嘆，老者的面容依舊平和寧靜。過去的那段日子對他們來說只是生命中的歷程，匱乏的年代怎樣都是美好，產業興盛時，他們每日辛勤的工作，珍惜得來不易的粥飯菜湯，當產業沒落，他們揮揮手說著「日子總是要過」又低頭做活去了。好像再怎樣大的事也不能使他們驚嚇。他們的生命像草柔軟堅韌隨風搖擺，大風起，根一緊就撐過，微風送，輕輕搖擺也是快活。
五天的行程，短短的五天卻過得很長。每天三餐時間外，大家在外頭奔波走訪，晚上還要討論分享至深夜，上床時已疲倦的沒有睡前思考的時間，翻身倒頭就呼呼大睡。當在異地的生活已能熟悉一切，過得自然而產生屬於個人的慣性與常軌，日子似乎就變得長些，或許這是我之所以要旅行的原因。只是異地的停留不能太久，幾年日子下來，生活僅剩牆上日曆還在一天一天前進，失去了興味，逼得我得出發再流浪。
離開大南埔，心上有些東西似乎遺落了，空出來的位置軟軟的，一碰觸就要塌毀。這裡的溫暖溢滿我的血管，進入血液與原先的一同奔流到全身。我不只遺落心上的一方，我還忘記我得回到一個充滿城市腥味的地方。我的腦袋乾癟似一顆核桃，必須在大南埔的記憶中挖掘一個聲音灌溉這顆核桃，那是叔公喊著「要再回來」的聲音。
隨著人潮走進車站，下一站是家。
大南埔的產業發展
◎黃湄評、孫以倫
從日治到民國，大南埔當地的產業分別有茶葉、煤礦和洋菇業相繼發展。
製茶業
日治時期，大南埔山區開始種植茶樹、發展茶業，此時的茶葉多外銷日本，早期交通不方便，茶葉都以人力扁擔步行出大南埔販售。在春天採收茶葉，送往當地製茶廠處理，經過揉、炒、攪、烘焙等步驟處理之後，以人力扁擔挑到集中地點，再由卡車送往台北茶葉的集散地。
光復後，茶業在約民國四十年達到鼎盛；茶業最盛時期在南埔有三家大型製茶工廠，當時，大南埔山區幾乎都種植茶樹，此後到民國六十年，因為品質無法競爭、茶葉價錢不好而漸趨衰敗沒落，現今大南埔本地無人種茶，僅存一家庭製茶廠還持續運作，接收來自大南埔周圍地區的小量茶葉製作。
大南埔僅存的家庭製茶廠，象山茶廠黃秀鼎老闆
大南埔製茶剛開始只有小型的家庭式製茶廠，後來發展規模變大才有大型製茶廠的進入。家庭製茶廠相較大型工廠製作茶葉技術細緻，每個家庭製茶廠會依師父手藝而生產不同的特色茶葉，但品質普遍比大工廠好。後期大南埔茶業沒落的原因除了品質下降，當時外銷需求也減少，台灣不再是茶葉主要產地，價錢下跌後，從事種茶、製茶的人也逐漸變少，山區茶園荒廢，已見不到當年滿是茶樹的榮景。
從前的製茶手續只有烘焙茶葉是由男人製作完成，其他皆使用大量女工完成，清晨即起採茶。採茶製茶需要大量勞力，工人們辛苦工作之餘便唱唱客家山歌抒情，此客家山歌並非一般人所認知以高亢嗓音在山谷間傳唱的歌曲，原初客家山歌曲調是男女間用來調情、述說對彼此的愛意的，在當時保守社會中，沒有人大聲唱山歌，多半都是小小聲地唱著曲調，也無人會明著教唱歌曲，歌曲的傳授或學習無正式管道，大家偶然聽見有人唱山歌便記下曲調，依靠這種方式流傳在客家村落間。
煤礦
日治時期就有少數人進入開採煤礦，民國38年開始發展，民國55至65年間達到發展高峰，一個礦坑能有一千五百人進入工作，所有礦坑皆非本地人所開設，礦工組成包含本地和遠近頭份、南庄的人。直到民國73年台北縣海山礦坑崩塌發生大規模的死傷，礦業逐漸萎縮，相較外國開採此地的煤礦成本太高，採煤的工作危險加上成本考量，約民國八十年此地已無採礦活動，礦坑關閉之後多被水泥封死，被遣散的礦工不是回到田地裡工作就是出外尋找其他工作機會。礦業發展期間，發生對大南埔影響甚巨的民國24年關刀山大地震，因當時民國24年開採不盛，礦坑不深，地震對當地採礦影響不大。
礦工的生命全靠這頂帽子和頭燈
採礦工作危險，民國六十年明令規定礦坑開放時間從早上七點至下午四點，若遇特殊情況才能申請加班。礦坑提供工寮給礦工、礦工家人居住，配置公用廚房和公共澡堂使用。每日工作以量計算，每人基本工作量是一台1600斤的煤礦，超過則以量記薪，完成基本工作量即可下班。當時生活艱困，礦工多半具有另一份工作，除了開採超出基本煤量賺錢，也在離開礦坑後下田耕作。
礦坑的照明僅依賴礦工攜入的隨身燈或頭燈，靠相思木條支撐開採通道，礦工在狹小通道中低身開採，用十字镐等簡易的工作開採煤礦，礦坑內部和洞口用繩子通信聯繫，電力進入大南埔後，通道中另外設置電話與外部行政單位連絡。由於地層中積聚大量易燃氣體，工人們在進入礦坑前要經過嚴密的檢查，避免打火機和任何可能引爆的物品。
礦坑旁祈求礦坑平安的小廟
因礦坑易發生災變，附近多會設置小廟乞求平安，初一、十五，初二、十六有例行祭拜，逢七月四日鬼門開也會祭祀在礦坑中過世的亡魂。礦工工時雖彈性，卻十分耗費體力，攜帶五六個飯盒和瓠瓜水壺是常見的景象，雖然工作辛苦又危險，在貧困的生活條件下，還是有許多人因為礦工相較高薪願意冒險開採，每到傍晚，不見丈夫如期回家的妻子就會急切的詢問礦工鄰居有關丈夫的消息，其危險程度可想而知。
洋菇業
洋菇產業興盛於三十年前的大南埔，由農會和食品廠合作簽訂收購契約，提供技術課程，以教導農戶洋菇培植，農戶自行向農會購買菌種、搭建菇寮；大約在每年十月，他們會大量收購收割好的稻草，曬乾後以高溫蒸氣殺菌，最後將泥土和菌種覆在稻草上，置於菇寮。
大南埔培植洋菇興盛時期，家家戶戶幾乎都有種植洋菇，當時洋菇景氣正盛，成員以家庭人力為主，孩子們在上學前也要幫忙切除洋菇梗。凌晨一兩點，村莊裡所有菇寮早已開始工作，搶在洋菇凋萎前採收以獲得較高收購價格，從清晨就開始一整天的忙碌，直到晚上才吃頭一餐是常有的事。收成洋菇時，洋菇戶須在菇寮狹窄的夾層間活動，以耙釘刮取洋菇，利用大量人力去除洋菇梗後送到農會集中，最後由農會收購，外銷他國。
洋菇的種植是一年一次，於農作收割後的冬天進行培植，正好接下收割後的稻草，在農閒時期，村民即種植洋菇賺取利益。國際市場的需求加上匯率的高漲，配合農會特意的推廣，使得大南埔洋菇產業逐漸繁盛。直到民國七十幾年匯率下跌，洋菇利潤降低，加上大南埔發生大規模菇寮火災，洋菇產業才逐漸沒落。
現今的大南埔已無人種植洋菇，但此地的住宅卻多半是靠當年洋菇業的發達才得以擁有資金興建完成，因此，這些房子又被稱作「洋菇屋」。
從日治到民國，大南埔當地的產業分別有茶葉、煤礦和洋菇業相繼發展。
製茶業
日治時期，大南埔山區開始種植茶樹、發展茶業，此時的茶葉多外銷日本，早期交通不方便，茶葉都以人力扁擔步行出大南埔販售。在春天採收茶葉，送往當地製茶廠處理，經過揉、炒、攪、烘焙等步驟處理之後，以人力扁擔挑到集中地點，再由卡車送往台北茶葉的集散地。
光復後，茶業在約民國四十年達到鼎盛；茶業最盛時期在南埔有三家大型製茶工廠，當時，大南埔山區幾乎都種植茶樹，此後到民國六十年，因為品質無法競爭、茶葉價錢不好而漸趨衰敗沒落，現今大南埔本地無人種茶，僅存一家庭製茶廠還持續運作，接收來自大南埔周圍地區的小量茶葉製作。
大南埔僅存的家庭製茶廠，象山茶廠黃秀鼎老闆
大南埔製茶剛開始只有小型的家庭式製茶廠，後來發展規模變大才有大型製茶廠的進入。家庭製茶廠相較大型工廠製作茶葉技術細緻，每個家庭製茶廠會依師父手藝而生產不同的特色茶葉，但品質普遍比大工廠好。後期大南埔茶業沒落的原因除了品質下降，當時外銷需求也減少，台灣不再是茶葉主要產地，價錢下跌後，從事種茶、製茶的人也逐漸變少，山區茶園荒廢，已見不到當年滿是茶樹的榮景。
從前的製茶手續只有烘焙茶葉是由男人製作完成，其他皆使用大量女工完成，清晨即起採茶。採茶製茶需要大量勞力，工人們辛苦工作之餘便唱唱客家山歌抒情，此客家山歌並非一般人所認知以高亢嗓音在山谷間傳唱的歌曲，原初客家山歌曲調是男女間用來調情、述說對彼此的愛意的，在當時保守社會中，沒有人大聲唱山歌，多半都是小小聲地唱著曲調，也無人會明著教唱歌曲，歌曲的傳授或學習無正式管道，大家偶然聽見有人唱山歌便記下曲調，依靠這種方式流傳在客家村落間。
煤礦
日治時期就有少數人進入開採煤礦，民國38年開始發展，民國55至65年間達到發展高峰，一個礦坑能有一千五百人進入工作，所有礦坑皆非本地人所開設，礦工組成包含本地和遠近頭份、南庄的人。直到民國73年台北縣海山礦坑崩塌發生大規模的死傷，礦業逐漸萎縮，相較外國開採此地的煤礦成本太高，採煤的工作危險加上成本考量，約民國八十年此地已無採礦活動，礦坑關閉之後多被水泥封死，被遣散的礦工不是回到田地裡工作就是出外尋找其他工作機會。礦業發展期間，發生對大南埔影響甚巨的民國24年關刀山大地震，因當時民國24年開採不盛，礦坑不深，地震對當地採礦影響不大。
礦工的生命全靠這頂帽子和頭燈
採礦工作危險，民國六十年明令規定礦坑開放時間從早上七點至下午四點，若遇特殊情況才能申請加班。礦坑提供工寮給礦工、礦工家人居住，配置公用廚房和公共澡堂使用。每日工作以量計算，每人基本工作量是一台1600斤的煤礦，超過則以量記薪，完成基本工作量即可下班。當時生活艱困，礦工多半具有另一份工作，除了開採超出基本煤量賺錢，也在離開礦坑後下田耕作。
礦坑的照明僅依賴礦工攜入的隨身燈或頭燈，靠相思木條支撐開採通道，礦工在狹小通道中低身開採，用十字镐等簡易的工作開採煤礦，礦坑內部和洞口用繩子通信聯繫，電力進入大南埔後，通道中另外設置電話與外部行政單位連絡。由於地層中積聚大量易燃氣體，工人們在進入礦坑前要經過嚴密的檢查，避免打火機和任何可能引爆的物品。
礦坑旁祈求礦坑平安的小廟
因礦坑易發生災變，附近多會設置小廟乞求平安，初一、十五，初二、十六有例行祭拜，逢七月四日鬼門開也會祭祀在礦坑中過世的亡魂。礦工工時雖彈性，卻十分耗費體力，攜帶五六個飯盒和瓠瓜水壺是常見的景象，雖然工作辛苦又危險，在貧困的生活條件下，還是有許多人因為礦工相較高薪願意冒險開採，每到傍晚，不見丈夫如期回家的妻子就會急切的詢問礦工鄰居有關丈夫的消息，其危險程度可想而知。
洋菇業
洋菇產業興盛於三十年前的大南埔，由農會和食品廠合作簽訂收購契約，提供技術課程，以教導農戶洋菇培植，農戶自行向農會購買菌種、搭建菇寮；大約在每年十月，他們會大量收購收割好的稻草，曬乾後以高溫蒸氣殺菌，最後將泥土和菌種覆在稻草上，置於菇寮。
大南埔培植洋菇興盛時期，家家戶戶幾乎都有種植洋菇，當時洋菇景氣正盛，成員以家庭人力為主，孩子們在上學前也要幫忙切除洋菇梗。凌晨一兩點，村莊裡所有菇寮早已開始工作，搶在洋菇凋萎前採收以獲得較高收購價格，從清晨就開始一整天的忙碌，直到晚上才吃頭一餐是常有的事。收成洋菇時，洋菇戶須在菇寮狹窄的夾層間活動，以耙釘刮取洋菇，利用大量人力去除洋菇梗後送到農會集中，最後由農會收購，外銷他國。
洋菇的種植是一年一次，於農作收割後的冬天進行培植，正好接下收割後的稻草，在農閒時期，村民即種植洋菇賺取利益。國際市場的需求加上匯率的高漲，配合農會特意的推廣，使得大南埔洋菇產業逐漸繁盛。直到民國七十幾年匯率下跌，洋菇利潤降低，加上大南埔發生大規模菇寮火災，洋菇產業才逐漸沒落。
現今的大南埔已無人種植洋菇，但此地的住宅卻多半是靠當年洋菇業的發達才得以擁有資金興建完成，因此，這些房子又被稱作「洋菇屋」。
礦坑裡的說書人
礦坑裡的說書人－張榮福
◎孫以倫
或許一點也不偶然，意識報一行人踏上了大南埔旅程。看著古早時期的礦業遺跡，夾雜了眾人正待解惑的心理。在大南埔礦業文物館的門口，我們看到一個消瘦卻健朗的身影。他是張榮福，大南埔鎮民們習慣稱他為阿福伯。我們懷著一股都市人急於熟悉的心情，也跟著福伯、福伯的叫。福伯七十多歲，年輕時是一名礦工，現致力於礦業文物館的經營與維護。從礦業文物館的一幅幅書法、一本本書籍，以及那些由阿福伯一手打造的解說標牌，我們實在看不出福伯只有小學畢業的學歷。
《礦業文物館之始》
僅管只有小學畢業，福伯卻是滿腹的名人傳記。閱讀名人傳記，可以讓自己的視野更加開闊，福伯說。也因為福伯喜歡名人傳記，才有今天的礦業文物館。當福伯閱讀富蘭克林傳記時，得到了一句影響深遠的話。「人生除了積德，還要留下什麼讓人懷念？」這句話，引燃了福伯創立礦業文物館的決心。走近礦業文物館，木製的大門刻著請坐、奉茶的拆字對聯。福伯喜歡拆字對聯，礦業文物館中處處可見，寫著礦工們的心聲、寫著福伯的人生體悟。陳列室外的綠地上種著許多不同種類的花兒、草兒，福伯希望能讓每個訪客多認識它們一點。陳列室旁的潺潺小溪，是夏日消暑的好去處。據說，那兒曾是柳樹成蔭、牧童飲牛的地方。在福伯的文物館中，不僅僅可以看見礦業的文物、古早時期的生活器具，還有著友善的綠化環境。值得一提的是，文物館裡的收藏品，多半是撿來的或他人送給福伯的。常常有人問福伯，撿這些沒有用的東西要做什麼？或許福伯只是一種對於鄉土文物的喜好，在我看來，文物館裡的每一件展示品都是很值得珍藏的。在那兒，可以看見古早生活中各樣各式的用品。諸如：捕鼠器、曬茶葉用的竹簍、碾穀機、草鞋、客家人的大褲頭……等。走上二樓，礦坑生活一目了然。牆上的地質圖與一旁的地層模型，礦工的頭燈、礦坑中的老照片、挖煤用的十字鎬、鑽子，以及礦業文獻，都顯示著礦業文物館的非凡價值。
《礦坑二三事》
聽著福伯滔滔不絕地說著礦坑中的事物，我們很是好奇。福伯十八歲進入礦坑工作，四十五歲時離開礦坑，轉而收集礦業文獻及文物。福伯在礦坑中擔任挖礦工人，工作非常辛苦且耗費體力，往往需要視煤礦所在的高度調整挖礦時的姿勢。若遇到很低很矮的煤礦，則必需伏地工作。另外，礦坑中有許多易燃氣體，若一不小心便有可能導致礦坑大爆炸。因此，早期礦工藉由鵝毛飄落的情況判定礦坑中安全與否。時至今日，發達的科技早已為此而製造探測儀器，但對於先人的智慧，我們實在佩服。我想，礦坑生活中很特別的是約定成俗的警示號，長長的尼龍繩深入礦坑，綁上叮噹作響的空鐵罐，就成了礦工們一天作息的標準。不論是開飯、休息、運煤或意外事故，樣樣少不了那一聲或是七聲的警示鈴響。礦工們的工作環境處處隱藏著危機，因此，在工作的同時礦工們必須互相照應、幫忙。若礦坑中發生事故，常必需仰賴礦工們互相搭救。當礦工們開採了一台車又一台車的煤礦後，必須藉著卷洋機（註一）的力量拉出既暗又深的煤礦坑。
《實地一遊》
在福伯詳細的介紹後，我們依然不為此而滿足。在我們的央求下，福伯答應帶我們實地勘查早期的礦坑遺跡。當我們淹沒在一片荒蕪，側著身子穿過叢叢芒草後，來到義興礦坑。儘管礦坑口早已被草叢埋沒，但由一旁的岩層，仍能看到早期遺留的煤礦分層。腳底下踩著的石英砂，像是訴說著早期礦業的興衰史。接著，福伯帶我們走了紅磚打造的礦工寮、以及礦工們祈求平安的小廟。我們殊不知，還有更令人訝異的礦坑遺跡。那是獅頭山二坑，是個未封口的礦坑，我們可以看見含有礦物質的紅色涓涓細流不斷從礦坑口流出，我們看見了拉警示鈴的繩索。之所以未封口，是因為它的隱密和它的年代久遠。礦坑口的陣陣涼風，在炎熱的夏日裡，有著一股令人興奮的高度對比。很想走進礦坑瞧瞧，但福伯制止了我們。由此可見，就算年代久遠，礦坑裡依然危險。
《後世的寶藏》
在我們探勘礦坑的途中，福伯隨地撿了兩塊石英砂準備帶回礦業文物館陳列。我想，福伯的文物館會讓大南埔地區的礦業文化永遠留存。福伯更說：「創立礦業文物館不是為了賺錢！只希望文物館能一直持續不斷的保存大南埔地區的集體記憶。」福伯希望，大南埔文化能一直好好的傳承。
我們是一群來自都市的孩子，自以為的滿腔熱血，在那麼多的新舊衝擊之間，終究敵不過鄉野的純樸力量……。
註一：卷洋機為一搬運工具，可捲動纜繩將煤礦拉出礦坑
◎孫以倫
或許一點也不偶然，意識報一行人踏上了大南埔旅程。看著古早時期的礦業遺跡，夾雜了眾人正待解惑的心理。在大南埔礦業文物館的門口，我們看到一個消瘦卻健朗的身影。他是張榮福，大南埔鎮民們習慣稱他為阿福伯。我們懷著一股都市人急於熟悉的心情，也跟著福伯、福伯的叫。福伯七十多歲，年輕時是一名礦工，現致力於礦業文物館的經營與維護。從礦業文物館的一幅幅書法、一本本書籍，以及那些由阿福伯一手打造的解說標牌，我們實在看不出福伯只有小學畢業的學歷。
《礦業文物館之始》
僅管只有小學畢業，福伯卻是滿腹的名人傳記。閱讀名人傳記，可以讓自己的視野更加開闊，福伯說。也因為福伯喜歡名人傳記，才有今天的礦業文物館。當福伯閱讀富蘭克林傳記時，得到了一句影響深遠的話。「人生除了積德，還要留下什麼讓人懷念？」這句話，引燃了福伯創立礦業文物館的決心。走近礦業文物館，木製的大門刻著請坐、奉茶的拆字對聯。福伯喜歡拆字對聯，礦業文物館中處處可見，寫著礦工們的心聲、寫著福伯的人生體悟。陳列室外的綠地上種著許多不同種類的花兒、草兒，福伯希望能讓每個訪客多認識它們一點。陳列室旁的潺潺小溪，是夏日消暑的好去處。據說，那兒曾是柳樹成蔭、牧童飲牛的地方。在福伯的文物館中，不僅僅可以看見礦業的文物、古早時期的生活器具，還有著友善的綠化環境。值得一提的是，文物館裡的收藏品，多半是撿來的或他人送給福伯的。常常有人問福伯，撿這些沒有用的東西要做什麼？或許福伯只是一種對於鄉土文物的喜好，在我看來，文物館裡的每一件展示品都是很值得珍藏的。在那兒，可以看見古早生活中各樣各式的用品。諸如：捕鼠器、曬茶葉用的竹簍、碾穀機、草鞋、客家人的大褲頭……等。走上二樓，礦坑生活一目了然。牆上的地質圖與一旁的地層模型，礦工的頭燈、礦坑中的老照片、挖煤用的十字鎬、鑽子，以及礦業文獻，都顯示著礦業文物館的非凡價值。
《礦坑二三事》
聽著福伯滔滔不絕地說著礦坑中的事物，我們很是好奇。福伯十八歲進入礦坑工作，四十五歲時離開礦坑，轉而收集礦業文獻及文物。福伯在礦坑中擔任挖礦工人，工作非常辛苦且耗費體力，往往需要視煤礦所在的高度調整挖礦時的姿勢。若遇到很低很矮的煤礦，則必需伏地工作。另外，礦坑中有許多易燃氣體，若一不小心便有可能導致礦坑大爆炸。因此，早期礦工藉由鵝毛飄落的情況判定礦坑中安全與否。時至今日，發達的科技早已為此而製造探測儀器，但對於先人的智慧，我們實在佩服。我想，礦坑生活中很特別的是約定成俗的警示號，長長的尼龍繩深入礦坑，綁上叮噹作響的空鐵罐，就成了礦工們一天作息的標準。不論是開飯、休息、運煤或意外事故，樣樣少不了那一聲或是七聲的警示鈴響。礦工們的工作環境處處隱藏著危機，因此，在工作的同時礦工們必須互相照應、幫忙。若礦坑中發生事故，常必需仰賴礦工們互相搭救。當礦工們開採了一台車又一台車的煤礦後，必須藉著卷洋機（註一）的力量拉出既暗又深的煤礦坑。
《實地一遊》
在福伯詳細的介紹後，我們依然不為此而滿足。在我們的央求下，福伯答應帶我們實地勘查早期的礦坑遺跡。當我們淹沒在一片荒蕪，側著身子穿過叢叢芒草後，來到義興礦坑。儘管礦坑口早已被草叢埋沒，但由一旁的岩層，仍能看到早期遺留的煤礦分層。腳底下踩著的石英砂，像是訴說著早期礦業的興衰史。接著，福伯帶我們走了紅磚打造的礦工寮、以及礦工們祈求平安的小廟。我們殊不知，還有更令人訝異的礦坑遺跡。那是獅頭山二坑，是個未封口的礦坑，我們可以看見含有礦物質的紅色涓涓細流不斷從礦坑口流出，我們看見了拉警示鈴的繩索。之所以未封口，是因為它的隱密和它的年代久遠。礦坑口的陣陣涼風，在炎熱的夏日裡，有著一股令人興奮的高度對比。很想走進礦坑瞧瞧，但福伯制止了我們。由此可見，就算年代久遠，礦坑裡依然危險。
《後世的寶藏》
在我們探勘礦坑的途中，福伯隨地撿了兩塊石英砂準備帶回礦業文物館陳列。我想，福伯的文物館會讓大南埔地區的礦業文化永遠留存。福伯更說：「創立礦業文物館不是為了賺錢！只希望文物館能一直持續不斷的保存大南埔地區的集體記憶。」福伯希望，大南埔文化能一直好好的傳承。
我們是一群來自都市的孩子，自以為的滿腔熱血，在那麼多的新舊衝擊之間，終究敵不過鄉野的純樸力量……。
註一：卷洋機為一搬運工具，可捲動纜繩將煤礦拉出礦坑
人物小視窗
「賽夏駙馬」黃祈英
根據《重修苗栗縣志》記載，黃祈英是客家人在開墾大南埔、三灣地區過程中的重要人物。清朝嘉慶年間，客家人黃祈英來到台灣，與家人走失後被閩南家庭收留，後來在大南埔附近的斗換坪替閩南商家工作。黃祈英與當地閩南人鬧翻後，入贅到賽夏族家族，最後成為總頭目。黃祈英擔任頭目便開始在族內實行一些漢人制度，並且積極介紹客家人到附近開墾。
後來，黃祈英的家族控制了整個苗栗中港溪流域。由於黃家算是賽夏族的成員，因此想要到附近開墾的漢人都必須經過黃家的同意。道光年間，在黃家的保護下，客家人進入了南庄、三灣、大南埔等地。最後，黃祈英因為帶領賽夏族人涉入中港閩客械鬥，被處死。
日阿拐與南庄事件
日阿拐原為福建人，道光年間隨父母來台。有一說為，其父母因水土不服而病逝，接手扶養日阿拐的親戚將其賣給賽夏族當養子；另一說為，日阿拐是被賽夏族搶走的。日阿拐後來為南庄獅里興社頭目，從所在地製腦者取得山工銀，累積了龐大資產，並役使漢人開墾水田。光緒時，更因協助撫番有功，奏請軍功六品，為國子監大學士。
身為大地主的日阿拐，土地有樟林遍佈，並承租給日本人。後因在開墾權和契約上的認知不同，以及怠納山工銀的事件，而與日人起了的衝突。一九O二年，日人以安撫人心為由，派軍駐紮。日阿拐則聯合賽夏與泰雅的族人，以及東河社及大隘社的頭目，包圍襲擊南庄支廳，史稱「南庄事件」。
土礱伯公──林裕祥
土礱是過去用來磨去米殼的工具，用竹子和土作成的，過程複雜、工法講究、處處皆學問，沒有三五年的功夫是學不會土礱的製作的。土礱伯公林裕祥年輕時曾徒步壯遊各地，到處幫人家製作土礱，也因而見多識廣，人脈廣播。打穀機發明後，大家便幾乎不再使用土礱，而學習土礱的製作太過辛苦，沒有人願意花三五年的時間作學徒，學習土礱的製作。林裕祥除了做土礱之外，木匠的工作也難不倒他，因為土礱的完成需要木工、泥工等技術。
現在，林裕祥不但是土礱最後的傳人，也是村裡的萬事通：曾經擔任舊文武宮的總幹事、參與新文武宮的設計與興建、並重新開通迎龍古道。他很有頭腦，且為村裡無私的奉獻，村裡的大小事皆有伯公的貢獻，目前擔任村里的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也和政府密切規劃著大南埔的土地開發案。跟其他村人比起來，伯公對開發案的態度最為積極、樂觀。他認為，只要認真地推動，並且讓大家有機會參與，大南埔應該可以改善現在沒落的情況。
理髮師叔公——黃文榮
理髮叔公黃文榮今年七十歲，經營鎮上唯一的一家男士理髮廳已經有四十多年。黃文榮其實是頭份人，在頭份擔任別人助理幾年之後，便獨自來大南埔開店。他的理髮廳像個資訊站一樣，牆上有時刻表、地圖、聘請幫傭的資訊，一排勾子上掛著各式各樣的小書，包括客家山歌集、武俠小說、史書，還有黃叔公自己整理的文武宮眾神列表、義民爺叩君時刻表等等。
叔公非常地博學多聞，不論是地方的民俗知識，還是中國現代史，他都能和我們侃侃而談。他甚至還會教我們怎麼玩古時候的童玩：九連環。村裡的人說，從前理髮廳裡動輒就是十、二十個人在聊天。黃叔公有時後直接講解還不夠，還會用一旁的小黑板輔助呢。
水電叔公──張銘彩
張叔公是以作水電白手起家的，頭上留著車禍造成的半月疤痕，當地人因此給他取了「包公」的綽號。張叔公是個說故事高手，年輕時的故事在他口裡說得非常生動幽默。客委會在當地為觀光而建的設施用地，很多都是張叔公捐的，而這次採訪活動的住宿地點也是在張叔公家。
邱星崴
客家人，大南埔子弟，目前就讀台大社會系。對於社會參與和人文關懷有高度的熱情，足跡遍及各地的部落與村莊。星崴曾經兩次帶領北一女的學生進入南投曲冰部落進行服務，更多次遠渡重洋至印度客家莊──塔壩服務。對於自己的家園，星崴有濃重的感情與使命感，欲透過身體力行，為自己的家園作營造，建立論述並紀錄文化與歷史。除了擔任本次意識報採訪活動的導遊，亦曾帶領台中女中及衛道中學的學生到大南埔服務，希望透過與土地、人情的親近，能進一步反省自己身處的環境。
根據《重修苗栗縣志》記載，黃祈英是客家人在開墾大南埔、三灣地區過程中的重要人物。清朝嘉慶年間，客家人黃祈英來到台灣，與家人走失後被閩南家庭收留，後來在大南埔附近的斗換坪替閩南商家工作。黃祈英與當地閩南人鬧翻後，入贅到賽夏族家族，最後成為總頭目。黃祈英擔任頭目便開始在族內實行一些漢人制度，並且積極介紹客家人到附近開墾。
後來，黃祈英的家族控制了整個苗栗中港溪流域。由於黃家算是賽夏族的成員，因此想要到附近開墾的漢人都必須經過黃家的同意。道光年間，在黃家的保護下，客家人進入了南庄、三灣、大南埔等地。最後，黃祈英因為帶領賽夏族人涉入中港閩客械鬥，被處死。
日阿拐與南庄事件
日阿拐原為福建人，道光年間隨父母來台。有一說為，其父母因水土不服而病逝，接手扶養日阿拐的親戚將其賣給賽夏族當養子；另一說為，日阿拐是被賽夏族搶走的。日阿拐後來為南庄獅里興社頭目，從所在地製腦者取得山工銀，累積了龐大資產，並役使漢人開墾水田。光緒時，更因協助撫番有功，奏請軍功六品，為國子監大學士。
身為大地主的日阿拐，土地有樟林遍佈，並承租給日本人。後因在開墾權和契約上的認知不同，以及怠納山工銀的事件，而與日人起了的衝突。一九O二年，日人以安撫人心為由，派軍駐紮。日阿拐則聯合賽夏與泰雅的族人，以及東河社及大隘社的頭目，包圍襲擊南庄支廳，史稱「南庄事件」。
土礱伯公──林裕祥
土礱是過去用來磨去米殼的工具，用竹子和土作成的，過程複雜、工法講究、處處皆學問，沒有三五年的功夫是學不會土礱的製作的。土礱伯公林裕祥年輕時曾徒步壯遊各地，到處幫人家製作土礱，也因而見多識廣，人脈廣播。打穀機發明後，大家便幾乎不再使用土礱，而學習土礱的製作太過辛苦，沒有人願意花三五年的時間作學徒，學習土礱的製作。林裕祥除了做土礱之外，木匠的工作也難不倒他，因為土礱的完成需要木工、泥工等技術。
現在，林裕祥不但是土礱最後的傳人，也是村裡的萬事通：曾經擔任舊文武宮的總幹事、參與新文武宮的設計與興建、並重新開通迎龍古道。他很有頭腦，且為村裡無私的奉獻，村裡的大小事皆有伯公的貢獻，目前擔任村里的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也和政府密切規劃著大南埔的土地開發案。跟其他村人比起來，伯公對開發案的態度最為積極、樂觀。他認為，只要認真地推動，並且讓大家有機會參與，大南埔應該可以改善現在沒落的情況。
理髮師叔公——黃文榮
理髮叔公黃文榮今年七十歲，經營鎮上唯一的一家男士理髮廳已經有四十多年。黃文榮其實是頭份人，在頭份擔任別人助理幾年之後，便獨自來大南埔開店。他的理髮廳像個資訊站一樣，牆上有時刻表、地圖、聘請幫傭的資訊，一排勾子上掛著各式各樣的小書，包括客家山歌集、武俠小說、史書，還有黃叔公自己整理的文武宮眾神列表、義民爺叩君時刻表等等。
叔公非常地博學多聞，不論是地方的民俗知識，還是中國現代史，他都能和我們侃侃而談。他甚至還會教我們怎麼玩古時候的童玩：九連環。村裡的人說，從前理髮廳裡動輒就是十、二十個人在聊天。黃叔公有時後直接講解還不夠，還會用一旁的小黑板輔助呢。
水電叔公──張銘彩
張叔公是以作水電白手起家的，頭上留著車禍造成的半月疤痕，當地人因此給他取了「包公」的綽號。張叔公是個說故事高手，年輕時的故事在他口裡說得非常生動幽默。客委會在當地為觀光而建的設施用地，很多都是張叔公捐的，而這次採訪活動的住宿地點也是在張叔公家。
邱星崴
客家人，大南埔子弟，目前就讀台大社會系。對於社會參與和人文關懷有高度的熱情，足跡遍及各地的部落與村莊。星崴曾經兩次帶領北一女的學生進入南投曲冰部落進行服務，更多次遠渡重洋至印度客家莊──塔壩服務。對於自己的家園，星崴有濃重的感情與使命感，欲透過身體力行，為自己的家園作營造，建立論述並紀錄文化與歷史。除了擔任本次意識報採訪活動的導遊，亦曾帶領台中女中及衛道中學的學生到大南埔服務，希望透過與土地、人情的親近，能進一步反省自己身處的環境。
老化農村的最後希望
老化農村的最後希望
──新房子、新景點，能否從凋零邊緣拯救南富村？
◎余孟璇、許躍儒
張裕煙望向文武宮兩側的田地，正值八月，田裡插滿了整片的秧苗，一片綠油油的景色，水圳中有著魚兒嬉戲。這整片將近10公頃的土地，是大南埔水稻主要產地之一。張裕煙每天清晨起來，去田裡拔草、整地，已經70多歲的身子做得有些吃力。身為南富村的最大地主，他的兒女卻並不願意回來繼續耕作，他仍然每天親自耕作這些土地。
但是再過3年之後，張裕煙就不必這麼辛苦了。這塊土地已經被政府土地重劃，要從田地改為建地。以後將蓋起一幢幢的別墅，周圍的土地將被規劃作為生態園區。政府希望可以藉此吸引遊客，以及都市的退休人士前來居住。「希望到時能賣個好價錢」，張裕煙如此祈禱著。
就跟其他正在凋零的農村一樣，南富村（舊稱大南埔）面臨著嚴重的人口老化。南富村是整個南庄鄉的大穀倉，水稻種植面積達110公頃，但是絕大部分的耕作人口都70歲以上的老人。他們的下一代大多早已搬到外地去工作，少數居住在此地，但每天通勤去外地上班。「種田太辛苦了，年輕人不願意做。」已經退休的茶行老師傅說，他在山丘上的茶園，早已廢耕多年。
由於種田的人力逐漸老化，加上種田的收益逐漸降低，休耕的比例越來越高（已達耕種總面積1/6），政府有意重新打造這塊土地的新風貌。一方面與客委會配合，發展大南埔的觀光，意圖將此地淳樸的自然風貌與人文景觀促銷出去；內政部亦在此地推動的土地重劃案，除了將一部份的土地改為建地之外，這些新的建築物還需要經過統一規劃，希望能夠呈現齊一的「鄉村風味」。
從農地改為建地，大利多
在台灣「農地農用」的政策之下，農地上並不能輕易蓋房子。政府的規定是：必須要一次購買2分半的土地（約1/4公頃），等待兩年後才能夠興建一棟農舍，而且不能超過其面積的1/10（南富村的後山就蓋滿了這種美崙美奐的「農舍」，作為都市有錢人假日休憩用）。位於重劃區的土地都已切割的十分零碎，根本無法興建這種農舍。
但只要從農地改成建地，就不用理會上述的繁瑣規定：買多少地，就能蓋多少房子。加上政府釋出的大利多：減徵40%的土地增值稅，讓賣出地的農民肯定能大賺一筆。一般來說，從農地改為建地之後，價格至少能翻三倍以上。如果位於黃金地段，能賺的更不僅如此。
10%自負額 居民卻步
憑藉著對於未來的美好願景，土地重劃案一開始得到地方上大多居民的支持，但在徵集地主們的同意書時，卻屢屢受挫。
十公頃的重劃區中，政府規劃有四公頃將用於興建公共設施，包含活動中心、衛生所、產銷中心及停車場等，供新社區居民及原有村中住戶使用，而不是作為建地。這意味著，農民們必須平白捐出自己40%的土地。這樣的損失與預期的受益權衡之下，值得與否，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引起最大反彈的，則是10%的自負額。土地重劃案需要數億元的龐大資金，政府希望能將其中10%交由大南埔的居民們共同負擔（約一千萬），無論有地無地。這筆龐大的金額遠超過居民們的負擔能力。有地者皆明白，要倚靠重劃後的建地達到損益兩平都有一定的風險，更枉論沒有農地的居民們，重劃後新移民或遊客所帶來的商業與觀光收入，絕不足以填補10%自負額的空缺。
原先推展順利的土地重劃案，在此遇上了極大的瓶頸，停滯了近兩年，直到今年七月十五日，政府宣布取消土地重劃案的10%居民自負額，改為全由政府負擔，簽署的同意書的居民方由兩成迅速攀升至超過半數門檻的六成。土地重劃案順利通過後，政府預計將於明年年初開始動工，屆時，現今山腳下十公頃的田地，都將轉為怪手挖掘、喧雜的場所。
是否會有人居住 居民擔憂
土地重劃案執行與否，已塵埃落定。在即將開始施工、建設的同時，屏除了先前捐出40%土地與自負額等明顯的爭執，大南埔的居民們，面對的是整個土地重劃案最單純、最原始的核心問題：「土地重劃後真的能吸引外來的居民嗎？真的能使我們的家鄉再次活絡起來嗎？」
對此，有人抱持著樂觀的想法，覺得此地的天然環境極佳，即使精美的「農舍」建造不易，仍有大批的有錢人進駐山區。若在方便建設的平地營造出良好的生活環境，配合民宿與商家的經營，想必能夠引來的新的居民與遊客；不僅是土地重劃的人能夠高價賣出土地，直接受益，居民們也能夠重拾過往的繁榮，藉由觀光的收入，間接受惠，也能留住不斷外移的青壯年人口。
但是此地交通不易，離大鄉鎮很遠，缺乏足夠的就業機會與優良教育環境，按照政府的規劃興建成「優良社區」，想必是難以使外地人有來此地定居的意願。南富村內現已有許多的人搬出，留下許多空屋，焉知土地重劃案是否只會留下一幢幢的空屋，同時又奪走了農民們原賴以維生的土地？
居民們背負著這些隱慮，也只能期盼，一切都如想像中的順利──土地重劃案並不會成為破壞了他們生計與環境的可怕怪獸，而是能有良好行銷與配套措施，再次使凋零的南富村重回往日繁榮光景的靈丹妙藥。
──新房子、新景點，能否從凋零邊緣拯救南富村？
◎余孟璇、許躍儒
張裕煙望向文武宮兩側的田地，正值八月，田裡插滿了整片的秧苗，一片綠油油的景色，水圳中有著魚兒嬉戲。這整片將近10公頃的土地，是大南埔水稻主要產地之一。張裕煙每天清晨起來，去田裡拔草、整地，已經70多歲的身子做得有些吃力。身為南富村的最大地主，他的兒女卻並不願意回來繼續耕作，他仍然每天親自耕作這些土地。
但是再過3年之後，張裕煙就不必這麼辛苦了。這塊土地已經被政府土地重劃，要從田地改為建地。以後將蓋起一幢幢的別墅，周圍的土地將被規劃作為生態園區。政府希望可以藉此吸引遊客，以及都市的退休人士前來居住。「希望到時能賣個好價錢」，張裕煙如此祈禱著。
就跟其他正在凋零的農村一樣，南富村（舊稱大南埔）面臨著嚴重的人口老化。南富村是整個南庄鄉的大穀倉，水稻種植面積達110公頃，但是絕大部分的耕作人口都70歲以上的老人。他們的下一代大多早已搬到外地去工作，少數居住在此地，但每天通勤去外地上班。「種田太辛苦了，年輕人不願意做。」已經退休的茶行老師傅說，他在山丘上的茶園，早已廢耕多年。
由於種田的人力逐漸老化，加上種田的收益逐漸降低，休耕的比例越來越高（已達耕種總面積1/6），政府有意重新打造這塊土地的新風貌。一方面與客委會配合，發展大南埔的觀光，意圖將此地淳樸的自然風貌與人文景觀促銷出去；內政部亦在此地推動的土地重劃案，除了將一部份的土地改為建地之外，這些新的建築物還需要經過統一規劃，希望能夠呈現齊一的「鄉村風味」。
從農地改為建地，大利多
在台灣「農地農用」的政策之下，農地上並不能輕易蓋房子。政府的規定是：必須要一次購買2分半的土地（約1/4公頃），等待兩年後才能夠興建一棟農舍，而且不能超過其面積的1/10（南富村的後山就蓋滿了這種美崙美奐的「農舍」，作為都市有錢人假日休憩用）。位於重劃區的土地都已切割的十分零碎，根本無法興建這種農舍。
但只要從農地改成建地，就不用理會上述的繁瑣規定：買多少地，就能蓋多少房子。加上政府釋出的大利多：減徵40%的土地增值稅，讓賣出地的農民肯定能大賺一筆。一般來說，從農地改為建地之後，價格至少能翻三倍以上。如果位於黃金地段，能賺的更不僅如此。
10%自負額 居民卻步
憑藉著對於未來的美好願景，土地重劃案一開始得到地方上大多居民的支持，但在徵集地主們的同意書時，卻屢屢受挫。
十公頃的重劃區中，政府規劃有四公頃將用於興建公共設施，包含活動中心、衛生所、產銷中心及停車場等，供新社區居民及原有村中住戶使用，而不是作為建地。這意味著，農民們必須平白捐出自己40%的土地。這樣的損失與預期的受益權衡之下，值得與否，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引起最大反彈的，則是10%的自負額。土地重劃案需要數億元的龐大資金，政府希望能將其中10%交由大南埔的居民們共同負擔（約一千萬），無論有地無地。這筆龐大的金額遠超過居民們的負擔能力。有地者皆明白，要倚靠重劃後的建地達到損益兩平都有一定的風險，更枉論沒有農地的居民們，重劃後新移民或遊客所帶來的商業與觀光收入，絕不足以填補10%自負額的空缺。
原先推展順利的土地重劃案，在此遇上了極大的瓶頸，停滯了近兩年，直到今年七月十五日，政府宣布取消土地重劃案的10%居民自負額，改為全由政府負擔，簽署的同意書的居民方由兩成迅速攀升至超過半數門檻的六成。土地重劃案順利通過後，政府預計將於明年年初開始動工，屆時，現今山腳下十公頃的田地，都將轉為怪手挖掘、喧雜的場所。
是否會有人居住 居民擔憂
土地重劃案執行與否，已塵埃落定。在即將開始施工、建設的同時，屏除了先前捐出40%土地與自負額等明顯的爭執，大南埔的居民們，面對的是整個土地重劃案最單純、最原始的核心問題：「土地重劃後真的能吸引外來的居民嗎？真的能使我們的家鄉再次活絡起來嗎？」
對此，有人抱持著樂觀的想法，覺得此地的天然環境極佳，即使精美的「農舍」建造不易，仍有大批的有錢人進駐山區。若在方便建設的平地營造出良好的生活環境，配合民宿與商家的經營，想必能夠引來的新的居民與遊客；不僅是土地重劃的人能夠高價賣出土地，直接受益，居民們也能夠重拾過往的繁榮，藉由觀光的收入，間接受惠，也能留住不斷外移的青壯年人口。
但是此地交通不易，離大鄉鎮很遠，缺乏足夠的就業機會與優良教育環境，按照政府的規劃興建成「優良社區」，想必是難以使外地人有來此地定居的意願。南富村內現已有許多的人搬出，留下許多空屋，焉知土地重劃案是否只會留下一幢幢的空屋，同時又奪走了農民們原賴以維生的土地？
居民們背負著這些隱慮，也只能期盼，一切都如想像中的順利──土地重劃案並不會成為破壞了他們生計與環境的可怕怪獸，而是能有良好行銷與配套措施，再次使凋零的南富村重回往日繁榮光景的靈丹妙藥。
開發的難題 認同的情誼
◎馬安奇
苗栗縣南庄鄉南富村，繼近年開闢一條外環道路後，又爭取到了土地重劃，可以合法在農地上蓋更多房子；此外，經過地方人士爭取和政府的評估，未來可能將這裡規劃為客家文化園區，希望藉由觀光人潮帶動地方發展。
聽聞苗栗有一處好山好水又歷史悠久的地方要被「開發」，很可能變得像各大觀光老街那樣市儈膚淺，於是意識報決定實地走訪南富村，以為能夠揭露所謂「以經濟發展之名行破壞殆盡之實」的利益共犯集團真面目。
我們和大南埔一同作息，試圖從自然與人文面向中融入當地的生活軌跡，卻赫然發現，最初假設不但不適用，大南埔的「開發」也不是非黑即白的問題、無法單向線性思考，更沒有真正的邪惡勢力可供鬥爭。
沒有想法的想法
在採訪的過程中，絕大部分居民對土地重劃案興趣缺缺，他們希望南富村像南庄老街一樣繁榮，卻覺得現況不會改變，所以不需多作努力。但提到政府希望開路、重劃、設立客家園區能帶來觀光人潮的願景，他們都願意「樂觀其成」，交由政府和有心人士處理就好。
重劃 繁榮才有希望？
有些人認為只要經過努力，就可能改善現況，重振大南埔的昔日風華。他們都支持土地重劃，不過理由卻南轅北轍。南富村村長蕭進榮告訴我們，重劃可以省下土地增值稅和變更稅，如此一來有助於開發，促進觀光並帶來繁榮，不僅能夠設立商家、民宿，還能吸引退休人士來這定居，他甚至覺得應加大重劃區規劃範圍。南富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鄒元盛說，內政部長官來勘查時看到這裡風光旖旎、水質清澈，溝圳裡居然還有游魚，當下頗為感動，所以他覺得這地方具有觀光潛力，希望南庄老街飽和的人潮能向這裡釋出。他還表示，大南埔無法發展觀光的原因是缺乏一項有名的特產，「我要努力想一個伴手禮，這樣大家才會願意來這裡。」南庄鄉代表葉清榮則認為，現在的耕地也很少人在耕作了，不如拿來蓋房子，（註：事實上，大南埔100多公頃的農地，有80公頃仍在耕作）土地單價才會高；大南埔這邊有地理位置的優勢，應該可以開發起來。村民張裕煙擁有許多農地，他認為只要能變成建地，一定可以慢慢賣掉，他也希望能夠向外地推銷大南埔，才能讓土地價格更好。
他們不約而同地透露出一個想法，為了吸引觀光客、為了讓地方繁榮、需要開發再開發。開路、建屋和複製觀光老街模式，是最直接的成功保證。有些人一開始積極熱心地向政府爭取土地重劃案，只是最後關頭需要說服地主負擔10%自負額時，便紛紛噤聲，因為誰也不想得罪村民，也或許他們背負的是下一次選票的壓力。
「重劃」是在尋求人與自然和平共存的最適解？
在眾多支持土地重劃的聲音當中，七十多歲一頭華髮的「土礱伯公」（註一）林裕祥，論點顯得特殊卻堅定。他是整個重劃案唯一一個努力到最後的人。他挨家挨戶拜訪地主，或說之以理、或動之以情，最後終於獲得過半地主連署同意土地重劃。在伯公的心中有個願景：農地建屋的限制一旦開放，大家就不會拼命往山裡開發了。
在伯公每天必爬的山裡，已經蓋起了八十多間度假民宅，可是他們不論坡度合不合適，硬是砍出一塊平地，蓋起豪華別墅，直到有天土石流將它們沖毀。伐木、整地、開路，完全不受監督，一條又一條柏油路通往私人小木屋；偷接的電線與水管劃裂了壯闊山景……。伯公帶我們去山上走了一圈，邊介紹還邊維護路旁植物，他打著赤腳健步如飛，說腳底的厚皮就是最好的鞋子，一旁穿著運動鞋的我們卻氣喘如牛；他望著山林的眼神既平靜又謙卑，像是對自然充滿敬意與疼惜。土礱伯公很實際地從人的角度出發，認為山區水壓不足又有土石崩塌的危險，若是平地建屋便宜便利，每個人都想在平地居住。況且現在平地劃分零碎，地主不方便開發利用，一個地方要有超過三千個居民，各面向民生產業才得以發展，「像現在，你就看不到機車行。」在他的想法裡，土地重劃對山區和平地都有好處，像在製作他的土礱一般，顯得那麼細心、耐心、和胸有成竹。伯公從一個在地關懷的角度出發，希望找到人與自然能和諧共存的最適解。他自己捐地、奔走、發揚傳統文化，或許，他在實踐的是一幅大家都莫知其詳的寬廣藍圖。
重劃與觀光 真的能吸引人來嗎？
快八十歲的「理髮師伯公」────黃文榮，卻對開路、重劃就會帶來觀光人潮的想法十分不以為然。他經營村內唯一一間理髮廳，空間雖小，卻掛著一堆古早味十足的線裝書和童玩，還儼然是全村公領域和私領域的重要資訊站。可是默默地聽了大家這麼多意見，伯公卻有不一樣的觀點，他有些激動地對我們表示：「鄉下地方眼睛沒有打開！（頻作手勢表達強烈）觀光在這裡根本作不起來嘛……觀光客想要的是有吸引力、規模大的東西。這裡太小了，沒有辦法激起人的情緒。」他也不認同這邊會有吸引人來定居：「現在空房子已經幾十棟了，怎麼還會有人來。這個地方沒有產業，交通也沒有那麼方便，不會吸引人們來。」在居民中顯微悲觀的論調，似乎為大南埔的未來翳上一層陰影。
開發不可避免 但須回歸歷史發揮想像力
就讀於台大社會系的邱星崴，對大南埔有著童年多采多姿的回憶，後來他像這裡多數孩子一樣，「有辦法的就到都市去了」，但再回來時突然發現，以前看得見豐富生態的溝圳被水泥填平，村裡的一切「好像不太對勁了」。他不想這塊美麗的土地生態、古蹟被破壞殆盡，開發成當地人無法受益的觀光園區，被快速、廉價的消費後，換來的卻是不可逆的永遠遺棄。他陸續帶了一些人來這裡進行深度的自然與文化之旅，並邀請當地耆老導覽，包括他的母校衛道高中的老師與學弟妹、還有台中女中進行國科會GIS定位計畫的高中生，以及專長博物館學的學姐，和鑽研生態工法的學長，還有客家電視台的紀錄片導演。每一個到這裡探訪的人，都對大南埔豐富的自然景致與文化價值著迷不已，對星崴而言，開發雖然不可避免，但重點是發掘並傳承它獨特且精彩的歷史，尤其是成長於大南埔的下一代，他說：「雖然不可能置身資本主義邏輯之外，但我們可以做的是喚醒歷史記憶、喚起情感與認同，」他表示，這邊的小孩對這塊地方漠不關心，也不知道昔日歷史和文化價值，對故鄉的認同到這一代就斷裂，這樣很可惜。
開發與保存 其實是許多鄉村共同的難題
根據南富村土地重劃報告書，全台還有12個爭取土地重劃的鄉村，開不開發、如何開發、開發到什麼程度，其實是台灣眾多鄉村都會面臨到的難題。當發揚在地文化又兼顧經濟發展的口號一出，成本最小的標準化觀光模式被一再複製。或者，反而是當地人對「文化」的厚度視而不見，所以讓真正的文化資產被根除了？
我還記得旅程中的一段，是穿過舊時街道，沿著彎彎曲曲的山路來到廢棄的礦坑前，聽叔公娓娓道著當年。即使我們並非生於斯長於斯，卻因為這些遺跡與風光背後訴說的精彩故事與生活態度，受到了莫大的感動。若是當地人，一定對這個村子更有感情，但如果有形的風景、遺址和對掌故如數家珍的耆老都沒有了，我們該如何串連起過去、現在與未來，建立無形的「在地情感」和「文化記憶」呢？是故，又怎能宣稱自己和這片土地緊緊相繫？
無論是開闢道路還是土地重劃，我們都不能天真的將「開發」和「繁榮」劃上等號。改變景觀、剷平遺跡，那麼觀光人潮帶來的經濟效益還能持續多久？若要讓人定居、繁榮產業，這塊土地更深層的吸引力又是什麼？這些問題政府沒辦法代勞，需要當地的居民，一起好好的思索與尋找。這些追尋過去、定位現在、展望未來的任務，也不只是大南埔的居民，而是一起生活在同一塊土地的我們，都必須思考與面對的。
註一：「土礱」，用木頭、竹篾和黃泥土做得像石磨的東西，是早期農民用來將稻穀脫殼的農具，伯公是此項技術的最後傳人。「伯公」，客語尊稱叔、伯輩長者，音同罷工。
苗栗縣南庄鄉南富村，繼近年開闢一條外環道路後，又爭取到了土地重劃，可以合法在農地上蓋更多房子；此外，經過地方人士爭取和政府的評估，未來可能將這裡規劃為客家文化園區，希望藉由觀光人潮帶動地方發展。
聽聞苗栗有一處好山好水又歷史悠久的地方要被「開發」，很可能變得像各大觀光老街那樣市儈膚淺，於是意識報決定實地走訪南富村，以為能夠揭露所謂「以經濟發展之名行破壞殆盡之實」的利益共犯集團真面目。
我們和大南埔一同作息，試圖從自然與人文面向中融入當地的生活軌跡，卻赫然發現，最初假設不但不適用，大南埔的「開發」也不是非黑即白的問題、無法單向線性思考，更沒有真正的邪惡勢力可供鬥爭。
沒有想法的想法
在採訪的過程中，絕大部分居民對土地重劃案興趣缺缺，他們希望南富村像南庄老街一樣繁榮，卻覺得現況不會改變，所以不需多作努力。但提到政府希望開路、重劃、設立客家園區能帶來觀光人潮的願景，他們都願意「樂觀其成」，交由政府和有心人士處理就好。
重劃 繁榮才有希望？
有些人認為只要經過努力，就可能改善現況，重振大南埔的昔日風華。他們都支持土地重劃，不過理由卻南轅北轍。南富村村長蕭進榮告訴我們，重劃可以省下土地增值稅和變更稅，如此一來有助於開發，促進觀光並帶來繁榮，不僅能夠設立商家、民宿，還能吸引退休人士來這定居，他甚至覺得應加大重劃區規劃範圍。南富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鄒元盛說，內政部長官來勘查時看到這裡風光旖旎、水質清澈，溝圳裡居然還有游魚，當下頗為感動，所以他覺得這地方具有觀光潛力，希望南庄老街飽和的人潮能向這裡釋出。他還表示，大南埔無法發展觀光的原因是缺乏一項有名的特產，「我要努力想一個伴手禮，這樣大家才會願意來這裡。」南庄鄉代表葉清榮則認為，現在的耕地也很少人在耕作了，不如拿來蓋房子，（註：事實上，大南埔100多公頃的農地，有80公頃仍在耕作）土地單價才會高；大南埔這邊有地理位置的優勢，應該可以開發起來。村民張裕煙擁有許多農地，他認為只要能變成建地，一定可以慢慢賣掉，他也希望能夠向外地推銷大南埔，才能讓土地價格更好。
他們不約而同地透露出一個想法，為了吸引觀光客、為了讓地方繁榮、需要開發再開發。開路、建屋和複製觀光老街模式，是最直接的成功保證。有些人一開始積極熱心地向政府爭取土地重劃案，只是最後關頭需要說服地主負擔10%自負額時，便紛紛噤聲，因為誰也不想得罪村民，也或許他們背負的是下一次選票的壓力。
「重劃」是在尋求人與自然和平共存的最適解？
在眾多支持土地重劃的聲音當中，七十多歲一頭華髮的「土礱伯公」（註一）林裕祥，論點顯得特殊卻堅定。他是整個重劃案唯一一個努力到最後的人。他挨家挨戶拜訪地主，或說之以理、或動之以情，最後終於獲得過半地主連署同意土地重劃。在伯公的心中有個願景：農地建屋的限制一旦開放，大家就不會拼命往山裡開發了。
在伯公每天必爬的山裡，已經蓋起了八十多間度假民宅，可是他們不論坡度合不合適，硬是砍出一塊平地，蓋起豪華別墅，直到有天土石流將它們沖毀。伐木、整地、開路，完全不受監督，一條又一條柏油路通往私人小木屋；偷接的電線與水管劃裂了壯闊山景……。伯公帶我們去山上走了一圈，邊介紹還邊維護路旁植物，他打著赤腳健步如飛，說腳底的厚皮就是最好的鞋子，一旁穿著運動鞋的我們卻氣喘如牛；他望著山林的眼神既平靜又謙卑，像是對自然充滿敬意與疼惜。土礱伯公很實際地從人的角度出發，認為山區水壓不足又有土石崩塌的危險，若是平地建屋便宜便利，每個人都想在平地居住。況且現在平地劃分零碎，地主不方便開發利用，一個地方要有超過三千個居民，各面向民生產業才得以發展，「像現在，你就看不到機車行。」在他的想法裡，土地重劃對山區和平地都有好處，像在製作他的土礱一般，顯得那麼細心、耐心、和胸有成竹。伯公從一個在地關懷的角度出發，希望找到人與自然能和諧共存的最適解。他自己捐地、奔走、發揚傳統文化，或許，他在實踐的是一幅大家都莫知其詳的寬廣藍圖。
重劃與觀光 真的能吸引人來嗎？
快八十歲的「理髮師伯公」────黃文榮，卻對開路、重劃就會帶來觀光人潮的想法十分不以為然。他經營村內唯一一間理髮廳，空間雖小，卻掛著一堆古早味十足的線裝書和童玩，還儼然是全村公領域和私領域的重要資訊站。可是默默地聽了大家這麼多意見，伯公卻有不一樣的觀點，他有些激動地對我們表示：「鄉下地方眼睛沒有打開！（頻作手勢表達強烈）觀光在這裡根本作不起來嘛……觀光客想要的是有吸引力、規模大的東西。這裡太小了，沒有辦法激起人的情緒。」他也不認同這邊會有吸引人來定居：「現在空房子已經幾十棟了，怎麼還會有人來。這個地方沒有產業，交通也沒有那麼方便，不會吸引人們來。」在居民中顯微悲觀的論調，似乎為大南埔的未來翳上一層陰影。
開發不可避免 但須回歸歷史發揮想像力
就讀於台大社會系的邱星崴，對大南埔有著童年多采多姿的回憶，後來他像這裡多數孩子一樣，「有辦法的就到都市去了」，但再回來時突然發現，以前看得見豐富生態的溝圳被水泥填平，村裡的一切「好像不太對勁了」。他不想這塊美麗的土地生態、古蹟被破壞殆盡，開發成當地人無法受益的觀光園區，被快速、廉價的消費後，換來的卻是不可逆的永遠遺棄。他陸續帶了一些人來這裡進行深度的自然與文化之旅，並邀請當地耆老導覽，包括他的母校衛道高中的老師與學弟妹、還有台中女中進行國科會GIS定位計畫的高中生，以及專長博物館學的學姐，和鑽研生態工法的學長，還有客家電視台的紀錄片導演。每一個到這裡探訪的人，都對大南埔豐富的自然景致與文化價值著迷不已，對星崴而言，開發雖然不可避免，但重點是發掘並傳承它獨特且精彩的歷史，尤其是成長於大南埔的下一代，他說：「雖然不可能置身資本主義邏輯之外，但我們可以做的是喚醒歷史記憶、喚起情感與認同，」他表示，這邊的小孩對這塊地方漠不關心，也不知道昔日歷史和文化價值，對故鄉的認同到這一代就斷裂，這樣很可惜。
開發與保存 其實是許多鄉村共同的難題
根據南富村土地重劃報告書，全台還有12個爭取土地重劃的鄉村，開不開發、如何開發、開發到什麼程度，其實是台灣眾多鄉村都會面臨到的難題。當發揚在地文化又兼顧經濟發展的口號一出，成本最小的標準化觀光模式被一再複製。或者，反而是當地人對「文化」的厚度視而不見，所以讓真正的文化資產被根除了？
我還記得旅程中的一段，是穿過舊時街道，沿著彎彎曲曲的山路來到廢棄的礦坑前，聽叔公娓娓道著當年。即使我們並非生於斯長於斯，卻因為這些遺跡與風光背後訴說的精彩故事與生活態度，受到了莫大的感動。若是當地人，一定對這個村子更有感情，但如果有形的風景、遺址和對掌故如數家珍的耆老都沒有了，我們該如何串連起過去、現在與未來，建立無形的「在地情感」和「文化記憶」呢？是故，又怎能宣稱自己和這片土地緊緊相繫？
無論是開闢道路還是土地重劃，我們都不能天真的將「開發」和「繁榮」劃上等號。改變景觀、剷平遺跡，那麼觀光人潮帶來的經濟效益還能持續多久？若要讓人定居、繁榮產業，這塊土地更深層的吸引力又是什麼？這些問題政府沒辦法代勞，需要當地的居民，一起好好的思索與尋找。這些追尋過去、定位現在、展望未來的任務，也不只是大南埔的居民，而是一起生活在同一塊土地的我們，都必須思考與面對的。
註一：「土礱」，用木頭、竹篾和黃泥土做得像石磨的東西，是早期農民用來將稻穀脫殼的農具，伯公是此項技術的最後傳人。「伯公」，客語尊稱叔、伯輩長者，音同罷工。
大南埔教育狀況觀察實錄
◎蕭彗岑
意識報社遊的第三天，大家分成幾組紛紛踏上了田野調查與訪談的路程，而我們這由我、蕭遠與有蓉所組成的大南埔教育狀況組在一番商議後決定在玩樂中學習，在學習中玩樂。
當我們踏入土礱伯公家中，幾個小學二三年級的小朋友正玩著遊戲王卡，忘我地對我們旁敲側擊的問題毫不搭理，最後只好派出我們的成員，蕭遠，下海和小朋友玩遊戲王卡，想不到從這刻起，我們不再能以正常訪談的模式進行我們的田野調查，我們得從這一大群小孩瘋狂的遊戲中疲憊地掘出線索，將訪談內容融入遊戲中進行。
秘密基地
就像我小時候那樣，這些像太陽一樣明亮亮的小孩們也有自己的秘密基地，這群小孩到我們回台北時為止，總共成立了三個秘密基地，第一號秘密基地是在土礱伯公家的二樓，據說在那裡有小孩子們養的鍬形蟲或是獨角仙。這裡的小孩不時興去店裡買寵物，大部分都是自己抓的。
昌瀚(左)拿著他的鍬形蟲，與小寧(右)和小寧心愛的腳踏車。
第二號秘密基地有一個很古怪的用途，小孩子們用這個秘密基地來過濾從小水溝中流過的水，雖然我覺得水已經很乾淨了，這些小孩子還是硬要拿石頭和磚塊把水流堵住，然後摘下一大堆某種蕨類的葉子泡在石頭前面，葉子是拿來過濾水中雜質用的，所以被取名作「過濾草」。（雖然我覺得是小孩子們在唬爛。）
至於第三號秘密基地，要從二號秘密基地多走一段不短的路，在路程中，走到有水的地方，小孩子們就會停下來泡一泡腳丫子，就這樣走走停停，來到最接近山區的秘密基地，有絲瓜、柚子、松鼠，我們在滿是落葉的泥土地上窸窸蘇蘇的前進。雖然我是在鄉間長大的小孩，但極度害怕青蛙，偏偏這片林子裡，青蛙、蜥蜴滿滿是，小孩子們隨手就抓起一隻蜥蜴到你眼前問你：「這隻背上有黃條紋的蜥蜴有沒有毒呀？」
爬山
才吃完飯沒多久，幾個小男生就已經整裝待發，穿上布鞋、帶著水壺來找我們準備帶我們上山，不停在門口探頭探腦，問我們到底要不要出發了。我原本是穿涼鞋，但其中一個小男生看到，就用很嚴重的口氣跟我說，到山上不可以穿涼鞋耶，一定是要穿布鞋的，不然會被蟲咬到！
一邊往上走，一邊覺得：「這條路到底是不是可以走呀？」因為四周的雜草越來越高，原本可以看見鋪在地上的階梯，到後來也漸漸的看不見了。小男生們就一邊爭吵，還是一邊往上走，在經過濃密的雜草、倒塌的大樹、巨大的人面蜘蛛的網、蜥蜴……之後，終於聽到最前面的小男生大喊：「看到涼亭了。」涼亭就是這條山路的最高點，是一個頂端有孫悟空塑像的涼亭。
一到達山頂，久未運動的我們，急忙尋覓休息的地方，但是小男生們卻已經開始到處玩耍，尋找甲蟲、拿掃把攻擊人面蜘蛛的網、玩被遺落在涼亭中的防蚊液……
當天晚上我們和小男生們前往廟前的樓梯抓甲蟲，似乎每一個小男生對甲蟲都情有獨鍾，對甲蟲會在哪裡出沒、吃甚麼都清楚得很。其中一個小男生還為了要抓在欄杆外的甲蟲，半個身子都探出到欄杆外，真是為了甲蟲連身在兩層樓高的地方都不知道要害怕了。
小家(前)，是個話挺多的活潑小孩，後面騎腳踏車的小男生是昌瀚的哥哥——承揚。(其餘的大孩子都是意識報一掛的)
第二天早上，小朋友們帶著我們到他們的國小——南埔國小。我們找到了位年輕帥氣的老師做了對小朋友的訪談。老師表示南埔國小並沒有所謂教學資源不足的問題，因為大南埔在行政區上被劃入了偏遠地區，但實際上教育資源卻並沒有不足或匱乏的狀況，加上了政府的教育補助後反而讓整個南埔國小的設備、電腦網路一應俱全且教學器材也時常更新，老師說，這個地方是偏遠中的不偏遠。第三天，我們再度跟著孩子們到了南埔國小，並找到了國小中資歷最深的古花容老師，老師在當地成長開始教書後不久決定回到自己的家鄉參與教育。十年的國小老師有著兜不完的故事，但這些故事有大半帶著淡淡的哀傷。
這裡的孩子們家庭不健全的比例很高，許多孩子在沒有父母的陪伴下成長，而沉重的教養就變成祖父母的負擔。而孩子們到國中以後，無心於課業的常因為無法找到興趣與人生其他發展而在進入國高中後到處遊蕩玩耍、未婚懷孕或者掉入沒有責任的婚姻中，產生更多的家庭問題。當我們和老師談到鄉土教育，表示我們發現當地的孩子漸漸不說客家話，也漸漸失去對土地的認同，老師很令我出乎意料地很哲學地談起了學校教育所扮演的角色。老師說，鄉土教育學校再怎麼補強，再怎麼規定學生們學習母語，也無法取代家庭教育的作用。只要他的家庭還會把所謂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帶進他的生活中，他要去鄉土的氣息都很困難；作為學校教育，我們要教導的應該是科學（也就是有著是非善惡價值的內容）而不是傳奇或地方神話，所以政府規定學校加入鄉土教學的課程不僅無法達到效果也根本上錯置了學校教育的角色。
這裡最多的景色是山是白鷺鷥是螢火蟲是沒有光害的夜空，好像讓人覺得這是個與都市隔絕的地方，很多時候，「偏遠」這個名詞就會自然而然的在腦中浮現，但這裡的小孩子們卻不完全是生活在「偏遠」所形成的世界中。這片土地上的孩子總是奔跑在街頭巷尾或林間，大多數的他們已經漸漸不再用客家話交談，電視所帶來的資訊也打破了我們對鄉野與偏遠地區的想像。原本我們想說生活在鄉下的小孩子應該都是在田裡、山裡、溪裡活潑的玩耍著，但其實這裡的小孩子們玩的種類比我們所能夠想像的多出太多。雖然三天下來，孩子們的體力旺盛與群追猛打讓我們耗盡體力，但最後讓我們依依不捨的，也是這些成群飛奔喧鬧的孩子。因為在這群孩子身上，我們找到了大南埔教育的特殊性，也在每個孩子背後的故事中找到他們純樸外成熟的一面。
意識報社遊的第三天，大家分成幾組紛紛踏上了田野調查與訪談的路程，而我們這由我、蕭遠與有蓉所組成的大南埔教育狀況組在一番商議後決定在玩樂中學習，在學習中玩樂。
當我們踏入土礱伯公家中，幾個小學二三年級的小朋友正玩著遊戲王卡，忘我地對我們旁敲側擊的問題毫不搭理，最後只好派出我們的成員，蕭遠，下海和小朋友玩遊戲王卡，想不到從這刻起，我們不再能以正常訪談的模式進行我們的田野調查，我們得從這一大群小孩瘋狂的遊戲中疲憊地掘出線索，將訪談內容融入遊戲中進行。
秘密基地
就像我小時候那樣，這些像太陽一樣明亮亮的小孩們也有自己的秘密基地，這群小孩到我們回台北時為止，總共成立了三個秘密基地，第一號秘密基地是在土礱伯公家的二樓，據說在那裡有小孩子們養的鍬形蟲或是獨角仙。這裡的小孩不時興去店裡買寵物，大部分都是自己抓的。
昌瀚(左)拿著他的鍬形蟲，與小寧(右)和小寧心愛的腳踏車。
第二號秘密基地有一個很古怪的用途，小孩子們用這個秘密基地來過濾從小水溝中流過的水，雖然我覺得水已經很乾淨了，這些小孩子還是硬要拿石頭和磚塊把水流堵住，然後摘下一大堆某種蕨類的葉子泡在石頭前面，葉子是拿來過濾水中雜質用的，所以被取名作「過濾草」。（雖然我覺得是小孩子們在唬爛。）
至於第三號秘密基地，要從二號秘密基地多走一段不短的路，在路程中，走到有水的地方，小孩子們就會停下來泡一泡腳丫子，就這樣走走停停，來到最接近山區的秘密基地，有絲瓜、柚子、松鼠，我們在滿是落葉的泥土地上窸窸蘇蘇的前進。雖然我是在鄉間長大的小孩，但極度害怕青蛙，偏偏這片林子裡，青蛙、蜥蜴滿滿是，小孩子們隨手就抓起一隻蜥蜴到你眼前問你：「這隻背上有黃條紋的蜥蜴有沒有毒呀？」
爬山
才吃完飯沒多久，幾個小男生就已經整裝待發，穿上布鞋、帶著水壺來找我們準備帶我們上山，不停在門口探頭探腦，問我們到底要不要出發了。我原本是穿涼鞋，但其中一個小男生看到，就用很嚴重的口氣跟我說，到山上不可以穿涼鞋耶，一定是要穿布鞋的，不然會被蟲咬到！
一邊往上走，一邊覺得：「這條路到底是不是可以走呀？」因為四周的雜草越來越高，原本可以看見鋪在地上的階梯，到後來也漸漸的看不見了。小男生們就一邊爭吵，還是一邊往上走，在經過濃密的雜草、倒塌的大樹、巨大的人面蜘蛛的網、蜥蜴……之後，終於聽到最前面的小男生大喊：「看到涼亭了。」涼亭就是這條山路的最高點，是一個頂端有孫悟空塑像的涼亭。
一到達山頂，久未運動的我們，急忙尋覓休息的地方，但是小男生們卻已經開始到處玩耍，尋找甲蟲、拿掃把攻擊人面蜘蛛的網、玩被遺落在涼亭中的防蚊液……
當天晚上我們和小男生們前往廟前的樓梯抓甲蟲，似乎每一個小男生對甲蟲都情有獨鍾，對甲蟲會在哪裡出沒、吃甚麼都清楚得很。其中一個小男生還為了要抓在欄杆外的甲蟲，半個身子都探出到欄杆外，真是為了甲蟲連身在兩層樓高的地方都不知道要害怕了。
小家(前)，是個話挺多的活潑小孩，後面騎腳踏車的小男生是昌瀚的哥哥——承揚。(其餘的大孩子都是意識報一掛的)
第二天早上，小朋友們帶著我們到他們的國小——南埔國小。我們找到了位年輕帥氣的老師做了對小朋友的訪談。老師表示南埔國小並沒有所謂教學資源不足的問題，因為大南埔在行政區上被劃入了偏遠地區，但實際上教育資源卻並沒有不足或匱乏的狀況，加上了政府的教育補助後反而讓整個南埔國小的設備、電腦網路一應俱全且教學器材也時常更新，老師說，這個地方是偏遠中的不偏遠。第三天，我們再度跟著孩子們到了南埔國小，並找到了國小中資歷最深的古花容老師，老師在當地成長開始教書後不久決定回到自己的家鄉參與教育。十年的國小老師有著兜不完的故事，但這些故事有大半帶著淡淡的哀傷。
這裡的孩子們家庭不健全的比例很高，許多孩子在沒有父母的陪伴下成長，而沉重的教養就變成祖父母的負擔。而孩子們到國中以後，無心於課業的常因為無法找到興趣與人生其他發展而在進入國高中後到處遊蕩玩耍、未婚懷孕或者掉入沒有責任的婚姻中，產生更多的家庭問題。當我們和老師談到鄉土教育，表示我們發現當地的孩子漸漸不說客家話，也漸漸失去對土地的認同，老師很令我出乎意料地很哲學地談起了學校教育所扮演的角色。老師說，鄉土教育學校再怎麼補強，再怎麼規定學生們學習母語，也無法取代家庭教育的作用。只要他的家庭還會把所謂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帶進他的生活中，他要去鄉土的氣息都很困難；作為學校教育，我們要教導的應該是科學（也就是有著是非善惡價值的內容）而不是傳奇或地方神話，所以政府規定學校加入鄉土教學的課程不僅無法達到效果也根本上錯置了學校教育的角色。
這裡最多的景色是山是白鷺鷥是螢火蟲是沒有光害的夜空，好像讓人覺得這是個與都市隔絕的地方，很多時候，「偏遠」這個名詞就會自然而然的在腦中浮現，但這裡的小孩子們卻不完全是生活在「偏遠」所形成的世界中。這片土地上的孩子總是奔跑在街頭巷尾或林間，大多數的他們已經漸漸不再用客家話交談，電視所帶來的資訊也打破了我們對鄉野與偏遠地區的想像。原本我們想說生活在鄉下的小孩子應該都是在田裡、山裡、溪裡活潑的玩耍著，但其實這裡的小孩子們玩的種類比我們所能夠想像的多出太多。雖然三天下來，孩子們的體力旺盛與群追猛打讓我們耗盡體力，但最後讓我們依依不捨的，也是這些成群飛奔喧鬧的孩子。因為在這群孩子身上，我們找到了大南埔教育的特殊性，也在每個孩子背後的故事中找到他們純樸外成熟的一面。
偏遠中的不偏遠——大南埔教育狀況調查
◎孫有蓉、蕭遠
在三天的精采、豐富、活躍且充滿活動力觀察實錄後，我們要端出我們在這些玩樂背後挖掘出的新辭彙—「半偏遠教育」。當我們訪談了當地國小，南埔國小一位資歷兩年的陳彥淇老師時表示：政府將大南埔在行政區上劃為偏遠地區，所以在教育上多有補助，這樣一來，本來就不存在的教育資源不足問題在政府補助後反而讓學校資源比一般國小還要多，所以整個學校的設備反而非常新，品質也非常好。老師說：「大南埔是偏遠中的不偏遠」。
在老師的這番話後，意識報大南埔教育議題小組發現「偏遠中的不偏遠」成了當地整體教育現象一個很重要的解釋概念，並開始分析我們這兩天來觀察到小孩們的行為模式。當我們一剛接觸這一大群的小孩時，小朋友熱烈地玩著遊戲王卡、討論著神奇寶貝、蒐集著神奇寶貝卡；這和我印象中的都市小孩完全沒有兩樣，讓我非常失望並且覺得這次的教育議題必定無法在其中找到此地的特殊性與有普遍性的問題。但這群孩子就像呼嘯打轉的龍捲風，在我們刺探性地尋找鄉村的影子時馬上引領我們滿山遍野地跑，繞過一個個秘密基地，活抓起一隻隻甲蟲（獨角仙、鍬形蟲、叩頭蟲、大圓翅鍬形蟲……）、蟬蛻、青蛙、蜥蜴，輕易地辨別每隻生物的名稱與有毒與否的能力讓我們驚嘆又開心。簡單來說，這些小朋友在遊戲與活動模式中同時藏著都市和鄉村有的特色。在文章後面會詳細提出分析與論述。
成因
南埔國小任教十年的古花容老師在大南埔土生土長，並且留在當地任教職。熱情的她花了整個上午甚至直到中餐時間結束在跟我們分享並分析大南埔的整個教育狀況。從這份專刊的第一頁看到這裡，相信大南埔有趣的歷史演進讀者們還有些印象，大南埔那段過去興盛、熱鬧、機能發達的榮光變遷到遍地農田、人口稀少、寧靜無聲的今日，這個歷史的轉變在社會條件上或者在居民的心理狀態上都是許多問題的重大根源。大南埔在七八十年前是因為本身地理條件位於其南北要衝，所以成為物資集中、交換地，八十年前當地的商業盛極一時，店面、商品擠滿街道、人聲鼎沸。後來的經濟作物與礦業雖然是一級產業，卻因為搭上了當時國家經濟發展的路線而維持了當地的富饒一直到二三十年前。古老師表示，就是因為當地有著繁華的歷史，而人們好習慣不容易留下來，壞習氣卻很容易流傳久遠。當地因為繁華時多酒樓賭廳，在沒落後喝酒與賭博的風氣仍在當地有留存之處。
在地理上，一個曾因交通而繁華然後沒落的鄉鎮在地理上、交通上當然並非實質上的偏遠或者交通不便。然而所有曾經盛極一時的經濟作物都已不復存在，大南埔留在當地的老年人口主要還是以務農為主，而且因為人力不足與政府的推動休耕，連綿的農田常常大多處於休耕狀態，城鎮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機能。因為當地不存在任何一種產業可以支撐起一定份量的職業結構，產生不出足夠的工作來提供居民在當地工作以維持生活，造成人口大量外流並且老化，從前相對便利的道路反而成了目送外移者的儀杖。當地的歷史地位、地理條件和這個鄉鎮本身的城市機能變遷主導了半偏遠的形成，而這樣的半偏遠特性又為當地的教育帶來許多連帶的問題與特質，這些條件深深影響大南埔當地教育狀況與人地認同關係。
隔代教養與單親家庭
由於半偏遠的位置關係，使得以往因交通開發的路線同時造成了人口外流，大南埔社區中壯年人口在平常工作日，甚至假日，都不甚出現於大南埔地區。在我們駐於大南埔的數日中，老人及幼童竟構成了社區的主要分子。而幼童的年齡層，集中在小學學齡的階段。
因如此社區居民組合，據我們的觀察及當地人所述，相較於都市，當地小孩的撫養方式，隔代教養（即由祖父母擔任主要撫養者）及單親家庭特別多。構成當地特殊的家庭教育方式。
由於青年人口外出工作的關係，使青年父母無力在平時對子女時時加以照顧，使當地隔代教養特別的普遍。另一方面，在大南埔社區，單親家庭出現的數量也偏高（這亦可能與放任教養下，年輕學子對於生涯規劃的認知不足有關）。在大南埔，據在當地小學任教的古花容教師所言，有相當程度未婚懷孕的現象，且這些青年男女對於未來如何擔當扶養工作並沒有很深的認識。故發現有小孩之後拋棄子女及伴侶的現象，常伴隨未婚懷孕出現。在此情況之下，單親家庭有之，將小孩丟給父母扶養的隔代教養亦有之，構成當地的某部份的家庭型態。
隔代與單親的影響
在隔代教養的教育方式下，可觀察到，這些祖父母對幼童的教育方式較為放任，甚至寵溺。一方面是由於年老體力不比青年；更重要的是，據當地幾個老年人表示，隔代的關係，不若直接親子有那麼強的責任心及各方面的要求，故在教育方式上形成我們眼中的放任現象。單親家庭亦同，對於小孩較無餘力加以照顧，放任其行的現象同樣存在。
在我們大南埔觀察的數天中，可以發現許多與上述家庭特性相關的現象。
其一是小孩活動的範圍很大，整個社區巷弄間，甚至附近的山林，都是活動的範圍。對於小孩的行蹤，家長們似乎不很在意，常可見到一群小孩蜂擁到山中，到別人家中等等而不需向家長報備。
其二，因家長的餘力不足（如單親或老年），當地的小孩常常必須要幫忙處理家中的事務（如煮飯，帶小孩），且份量頗不輕。當地的陳彥淇老師指出，國小學齡的小孩負責整個家庭的晚餐是常有的事。當地小孩，尤其是女生，常常必須忙到傍晚才出來活動。我們也遇到了才國小就要負責照顧更小的弟弟妹妹的案例。
其三是當地小孩常常依賴其他方式獲得家庭原本應提供的照顧。在大南埔，從國小開始就補習的案例不少，平均約占總學生的兩到三成。但與一般補習不同的是，補習的性質多為安親，以代為照顧小孩為其主要目的。補習的時間彈性，從早到晚都有，可能一補就是好幾個小時，可彌補家長時間不足的缺憾。此外，學校老師也負擔了更多輔導與教育的責任。南埔國小陳彥淇老師提到，與他之前在都市任教的經驗相比，他感受到大南埔的學生對老師的依賴性特別的強。而古花容老師認為其擔任的照顧工作與一般的家長無異。上述種種的依賴性，即顯示當地小孩對老師照顧與關懷的需要。
多元化的娛樂型態
在我們數日的觀察中，可以發現半偏遠的位置，影響到小孩的娛樂型態。
在曾經繁榮過又沒落過，交通上便利但卻非必經之地的大南埔，小孩的娛樂模式可說是都市與山林的交會。因為以往曾經有都市繁華的經驗，以及以往已經建立的交通路線，使當地小孩與都市小孩一樣，資訊取得便利，商品化的娛樂活動也可進入。他們會玩神奇寶貝牌、電腦遊戲、桌上遊戲、也懂都市發明的團康活動，似與都市小孩的娛樂活動無別。但是，他們的娛樂，一定是成群結伴，鄰里小孩彼此相當熟識，總是集體行動，就算是都市的娛樂活動，也是以類似鄉村山林那種一群小孩玩在一起的方式來進行。因此，是以集體方式從事都市個體進行的活動。
活動也不僅限於上述，更有許多需要山林環境配合才可進行的活動，如集體登山玩耍，捕捉昆蟲，甚至是在野外經營自己的「秘密基地」，這些都是都市小孩無法從事的遊戲。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當地小孩會用電腦，但是電腦對他們的吸引力並不像都市來的強。甚至他們也不太玩線上遊戲，都是以單機的flash遊戲為主，可能表示電腦也只是他們多元的娛樂之一，替代娛樂有更多更多；亦有可能是線上遊戲無法以集體同樂的形式進行，故較不流行。
結語
從位置上的半偏遠，可窺當地幼童生活圈之一斑。無論是娛樂型態，抑或是小孩的日常生活，均受此因素之影響。歷史的轉折，構成當地位置上的遷移，進而影響到現在生活在這塊土地了人們，正是大南埔社區居民的寫照。
在三天的精采、豐富、活躍且充滿活動力觀察實錄後，我們要端出我們在這些玩樂背後挖掘出的新辭彙—「半偏遠教育」。當我們訪談了當地國小，南埔國小一位資歷兩年的陳彥淇老師時表示：政府將大南埔在行政區上劃為偏遠地區，所以在教育上多有補助，這樣一來，本來就不存在的教育資源不足問題在政府補助後反而讓學校資源比一般國小還要多，所以整個學校的設備反而非常新，品質也非常好。老師說：「大南埔是偏遠中的不偏遠」。
在老師的這番話後，意識報大南埔教育議題小組發現「偏遠中的不偏遠」成了當地整體教育現象一個很重要的解釋概念，並開始分析我們這兩天來觀察到小孩們的行為模式。當我們一剛接觸這一大群的小孩時，小朋友熱烈地玩著遊戲王卡、討論著神奇寶貝、蒐集著神奇寶貝卡；這和我印象中的都市小孩完全沒有兩樣，讓我非常失望並且覺得這次的教育議題必定無法在其中找到此地的特殊性與有普遍性的問題。但這群孩子就像呼嘯打轉的龍捲風，在我們刺探性地尋找鄉村的影子時馬上引領我們滿山遍野地跑，繞過一個個秘密基地，活抓起一隻隻甲蟲（獨角仙、鍬形蟲、叩頭蟲、大圓翅鍬形蟲……）、蟬蛻、青蛙、蜥蜴，輕易地辨別每隻生物的名稱與有毒與否的能力讓我們驚嘆又開心。簡單來說，這些小朋友在遊戲與活動模式中同時藏著都市和鄉村有的特色。在文章後面會詳細提出分析與論述。
成因
南埔國小任教十年的古花容老師在大南埔土生土長，並且留在當地任教職。熱情的她花了整個上午甚至直到中餐時間結束在跟我們分享並分析大南埔的整個教育狀況。從這份專刊的第一頁看到這裡，相信大南埔有趣的歷史演進讀者們還有些印象，大南埔那段過去興盛、熱鬧、機能發達的榮光變遷到遍地農田、人口稀少、寧靜無聲的今日，這個歷史的轉變在社會條件上或者在居民的心理狀態上都是許多問題的重大根源。大南埔在七八十年前是因為本身地理條件位於其南北要衝，所以成為物資集中、交換地，八十年前當地的商業盛極一時，店面、商品擠滿街道、人聲鼎沸。後來的經濟作物與礦業雖然是一級產業，卻因為搭上了當時國家經濟發展的路線而維持了當地的富饒一直到二三十年前。古老師表示，就是因為當地有著繁華的歷史，而人們好習慣不容易留下來，壞習氣卻很容易流傳久遠。當地因為繁華時多酒樓賭廳，在沒落後喝酒與賭博的風氣仍在當地有留存之處。
在地理上，一個曾因交通而繁華然後沒落的鄉鎮在地理上、交通上當然並非實質上的偏遠或者交通不便。然而所有曾經盛極一時的經濟作物都已不復存在，大南埔留在當地的老年人口主要還是以務農為主，而且因為人力不足與政府的推動休耕，連綿的農田常常大多處於休耕狀態，城鎮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機能。因為當地不存在任何一種產業可以支撐起一定份量的職業結構，產生不出足夠的工作來提供居民在當地工作以維持生活，造成人口大量外流並且老化，從前相對便利的道路反而成了目送外移者的儀杖。當地的歷史地位、地理條件和這個鄉鎮本身的城市機能變遷主導了半偏遠的形成，而這樣的半偏遠特性又為當地的教育帶來許多連帶的問題與特質，這些條件深深影響大南埔當地教育狀況與人地認同關係。
隔代教養與單親家庭
由於半偏遠的位置關係，使得以往因交通開發的路線同時造成了人口外流，大南埔社區中壯年人口在平常工作日，甚至假日，都不甚出現於大南埔地區。在我們駐於大南埔的數日中，老人及幼童竟構成了社區的主要分子。而幼童的年齡層，集中在小學學齡的階段。
因如此社區居民組合，據我們的觀察及當地人所述，相較於都市，當地小孩的撫養方式，隔代教養（即由祖父母擔任主要撫養者）及單親家庭特別多。構成當地特殊的家庭教育方式。
由於青年人口外出工作的關係，使青年父母無力在平時對子女時時加以照顧，使當地隔代教養特別的普遍。另一方面，在大南埔社區，單親家庭出現的數量也偏高（這亦可能與放任教養下，年輕學子對於生涯規劃的認知不足有關）。在大南埔，據在當地小學任教的古花容教師所言，有相當程度未婚懷孕的現象，且這些青年男女對於未來如何擔當扶養工作並沒有很深的認識。故發現有小孩之後拋棄子女及伴侶的現象，常伴隨未婚懷孕出現。在此情況之下，單親家庭有之，將小孩丟給父母扶養的隔代教養亦有之，構成當地的某部份的家庭型態。
隔代與單親的影響
在隔代教養的教育方式下，可觀察到，這些祖父母對幼童的教育方式較為放任，甚至寵溺。一方面是由於年老體力不比青年；更重要的是，據當地幾個老年人表示，隔代的關係，不若直接親子有那麼強的責任心及各方面的要求，故在教育方式上形成我們眼中的放任現象。單親家庭亦同，對於小孩較無餘力加以照顧，放任其行的現象同樣存在。
在我們大南埔觀察的數天中，可以發現許多與上述家庭特性相關的現象。
其一是小孩活動的範圍很大，整個社區巷弄間，甚至附近的山林，都是活動的範圍。對於小孩的行蹤，家長們似乎不很在意，常可見到一群小孩蜂擁到山中，到別人家中等等而不需向家長報備。
其二，因家長的餘力不足（如單親或老年），當地的小孩常常必須要幫忙處理家中的事務（如煮飯，帶小孩），且份量頗不輕。當地的陳彥淇老師指出，國小學齡的小孩負責整個家庭的晚餐是常有的事。當地小孩，尤其是女生，常常必須忙到傍晚才出來活動。我們也遇到了才國小就要負責照顧更小的弟弟妹妹的案例。
其三是當地小孩常常依賴其他方式獲得家庭原本應提供的照顧。在大南埔，從國小開始就補習的案例不少，平均約占總學生的兩到三成。但與一般補習不同的是，補習的性質多為安親，以代為照顧小孩為其主要目的。補習的時間彈性，從早到晚都有，可能一補就是好幾個小時，可彌補家長時間不足的缺憾。此外，學校老師也負擔了更多輔導與教育的責任。南埔國小陳彥淇老師提到，與他之前在都市任教的經驗相比，他感受到大南埔的學生對老師的依賴性特別的強。而古花容老師認為其擔任的照顧工作與一般的家長無異。上述種種的依賴性，即顯示當地小孩對老師照顧與關懷的需要。
多元化的娛樂型態
在我們數日的觀察中，可以發現半偏遠的位置，影響到小孩的娛樂型態。
在曾經繁榮過又沒落過，交通上便利但卻非必經之地的大南埔，小孩的娛樂模式可說是都市與山林的交會。因為以往曾經有都市繁華的經驗，以及以往已經建立的交通路線，使當地小孩與都市小孩一樣，資訊取得便利，商品化的娛樂活動也可進入。他們會玩神奇寶貝牌、電腦遊戲、桌上遊戲、也懂都市發明的團康活動，似與都市小孩的娛樂活動無別。但是，他們的娛樂，一定是成群結伴，鄰里小孩彼此相當熟識，總是集體行動，就算是都市的娛樂活動，也是以類似鄉村山林那種一群小孩玩在一起的方式來進行。因此，是以集體方式從事都市個體進行的活動。
活動也不僅限於上述，更有許多需要山林環境配合才可進行的活動，如集體登山玩耍，捕捉昆蟲，甚至是在野外經營自己的「秘密基地」，這些都是都市小孩無法從事的遊戲。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當地小孩會用電腦，但是電腦對他們的吸引力並不像都市來的強。甚至他們也不太玩線上遊戲，都是以單機的flash遊戲為主，可能表示電腦也只是他們多元的娛樂之一，替代娛樂有更多更多；亦有可能是線上遊戲無法以集體同樂的形式進行，故較不流行。
結語
從位置上的半偏遠，可窺當地幼童生活圈之一斑。無論是娛樂型態，抑或是小孩的日常生活，均受此因素之影響。歷史的轉折，構成當地位置上的遷移，進而影響到現在生活在這塊土地了人們，正是大南埔社區居民的寫照。
南富村的信仰中心——文武宮
◎劉書甫、李問
文武皆在，眾神雲集
南富村旁，巍峨的牌樓後，一片遼闊的水田與廣場。漸高的走勢直達略高的文武宮，石階鋪陳，龍柱聳立，凜凜坐落於山下。山頂，一座涼亭隱現於林間，孫悟空的雕像從樹頭間探出身子來，在屋頂上孤單遠眺。
文武宮創立於咸豐年間，作為南富村的信仰中心已有一百五十多年之久。文武宮之名來自於宮裡供奉的神明有恩主公（即關公）、呂洞賓、司命灶君、孔子、觀世音、媽祖、三山國王、城隍爺、義民爺、地藏王菩薩等……有文有武，因此稱作文武宮。
文武宮的舊址位於現在的牌樓前，民國二十四年發生了關刀山大地震，村中民房無一倖免，文武宮亦損壞不堪。光復後，地方人士四處募款五千多萬，由村民合力於現在的位置興建新廟，耗時六年完成。做土礱的師傅林裕祥伯公，便是當時興建工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正月十六迎龍 ：眾人參與的地方盛事
過去的大南埔最富盛名的一大祭祀活動是「迎龍」。每年農曆正月十六，為了迎接媽祖，村裡的人會組隊繞山而行，派出舞龍舞獅、敲鑼打鼓的陣頭，並且村與村之間會進行競賽。今天甲村出十組人馬，明天乙村就出二十組人馬，今天甲村出一百組，乙村就出一百二十組，以聲勢與人數彼此競賽。人數甚至曾經多到，隊首已在山的另一頭出山，隊尾才正要入山，可見隊伍的聲勢浩大。
迎龍期間，油燈綿延，鑼鼓喧天，村裡的「南街」和「北街」互相較勁，不同姓氏的家族還會趁機以打油詩彼此諷刺，熱鬧程度絕非今日可比擬。
轉達神旨的扶鸞
「扶鸞」是附近寺廟常見的請示活動。信徒可以向神民請教財運、感情、健康等等的問題，神明會操縱由扶乩拿著的「扶鸞」，在沙盤中畫出指示。「鸞」是一枝形狀像鳥，亦像彈弓的木筆，有時候是一個人用兩隻手拿，有時候是兩個人各抓著一個分支。拿的時候將「鸞」平行於沙盤，而筆桿如鳥的頭往下彎，在沙子上畫出特殊的符號後，由扶乩解讀其中所包含的意思，是為信徒所問之問題的解答，而這些解答通常是以詩（五言絕句）的方式呈現。
文武宮過去也有扶鸞的儀式。去年上任的文武宮主任委員劉文光先生說，上一任主任委員的任內，扶乩曾說出「神明認為廟裡亂用公款」的話，主任委員判定扶乩所言不真，有辱寺廟的形象，便把他解聘了。
村里輪班祭拜義民爺
客家聚落一般極為重視的義民爺，大南埔到也都有固定的祭拜。義民爺不是神，也不是特定的一個人，而是泛指過去戰亂之時表現忠義的「義民」。所以，義民爺在文武宮中沒有神像，而是祭拜牌位。接受我們訪問的理髮師傅黃叔公自己整理了一張表，標示出村裡各「鄰」負責「叩君」的輪班順序（比方說，假如正月初二是第一鄰來負責，正月十六由第二鄰來負責）。每個月的初二、十六，輪到的鄰里居民就要準備金香、姑衣、銀幣、飯、菜、湯、酒等供品。
產業與人口外移，祭祀圈逐漸淡化
隨著人口的外移，鄉村的沒落，迎龍盛事早已不再。現今迎媽祖直接在農曆十二月以幾台車將媽祖從北港載來，在文武宮坐鎮一個月，鄉民則自行前往祭拜。其實，不只是迎龍盛況不再，廟宇和村中的互動也大為減少。除了如神明聖誕等各種重要節日，宮裡會舉行儀式，而虔誠的信徒會自行前往參加之外，文武宮幾乎沒有其他可與村民共襄盛舉的活動。劉先生表示，甚至是村長也不見得理會廟裡的邀約。
近年來，文武宮和台灣的許多廟宇一樣，增加光明燈、光明斗的數量來穩定廟的金錢收入。以往廟的財務主要由村裡的人來支持；而像光明燈、光明斗這種針對個別信眾的服務，讓文武宮吸收了一些來自外地的信徒。
可是另一方面也代表說，廟務不再那麼地依賴地方金錢、地方政治來運作。隨著台灣的社會從傳統農村社會轉為工商業社會，廟宇也越來越無法凝聚地方上的居民來參與，更遑論提供經濟上的支援。於是，香客各自前來，又各自離去，廟宇跟地方「祭祀圈」的聯繫，也越來越薄弱。購買光明燈祈求平安的信眾，和龍柱上用金字所雕刻的捐款人姓名，也都不見得是當地人。現在鄉民還是會去文武宮廟裡拜拜，可是在公眾的活動方面，則往往由鄉長或是社區發展協會來推動。
信仰中心不再是社區中心
關於廟裡與村裡的關係，林伯公說，新廟建好後的第二年他就隱退了，不再擔任主任委員，只因為不希望別人認為他有利可圖。究其原因，他認為大家其實都是自私的，某種程度上的別有居心，都希望透過廟裡的人脈網絡圖點利益。林伯公走後，一批信徒與幹部也跟著離開，管理寺廟的組織系統自然換了一批人。
新廟落成，有一回村裡辦活動，大家在廟前的廣場辦桌，廟裡跟鄉民收取「水電費」，讓鄉民大為不悅，認為文武宮是大家合力興建的，跟大家收取高額費用太不合情理了。在這之後，廟跟鄉里間的互動也越來越少。
對於村長不理會廟裡的邀約一事，林伯公也稀鬆平常的說，廟和村里的管理本來就是分開不相關，並無異處。總之，一種惡性循環似乎正發生：廟方與村裡的公共生活越來越遠，於是專注於開發新的經濟收入，回過頭來說，廟方也不需要盡心投入村裡的事務。例如文武宮後面的山上，有一座兩層樓的涼亭，屋頂上有一個大型的孫悟空像。涼亭當初是文武工重建時一起蓋的。沿著登山步道一路漫步至涼亭，景觀非常好，可以瞭望整個大南埔地區。但現在步道雜草叢生，有些地方甚至寸步難行，涼亭內也一樣無人整理打掃。劉主任委員說，之前的委員想說反正也沒什麼人會去那座涼亭，就懶得整理了。而林伯公則是直嚷可惜，想當年他把步道整理的乾乾淨淨的，每天有人定期打掃，大家可以到那邊遊憩。「想法不一樣呀！」
文武宮的活動，反映了大南埔的歷史發展，也反映了當地社會的變遷。村民還是會定期到廟裡面上香，卻不再有拚陣頭之類的集體聚會。後山上，迎龍古道上的龍已經銷聲匿跡，而多了外地人以農舍名義建造的別墅。如何讓大南埔人找回社區的中心，或是尋找新的交集，則還需要大家進一步的努力。
文武皆在，眾神雲集
南富村旁，巍峨的牌樓後，一片遼闊的水田與廣場。漸高的走勢直達略高的文武宮，石階鋪陳，龍柱聳立，凜凜坐落於山下。山頂，一座涼亭隱現於林間，孫悟空的雕像從樹頭間探出身子來，在屋頂上孤單遠眺。
文武宮創立於咸豐年間，作為南富村的信仰中心已有一百五十多年之久。文武宮之名來自於宮裡供奉的神明有恩主公（即關公）、呂洞賓、司命灶君、孔子、觀世音、媽祖、三山國王、城隍爺、義民爺、地藏王菩薩等……有文有武，因此稱作文武宮。
文武宮的舊址位於現在的牌樓前，民國二十四年發生了關刀山大地震，村中民房無一倖免，文武宮亦損壞不堪。光復後，地方人士四處募款五千多萬，由村民合力於現在的位置興建新廟，耗時六年完成。做土礱的師傅林裕祥伯公，便是當時興建工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正月十六迎龍 ：眾人參與的地方盛事
過去的大南埔最富盛名的一大祭祀活動是「迎龍」。每年農曆正月十六，為了迎接媽祖，村裡的人會組隊繞山而行，派出舞龍舞獅、敲鑼打鼓的陣頭，並且村與村之間會進行競賽。今天甲村出十組人馬，明天乙村就出二十組人馬，今天甲村出一百組，乙村就出一百二十組，以聲勢與人數彼此競賽。人數甚至曾經多到，隊首已在山的另一頭出山，隊尾才正要入山，可見隊伍的聲勢浩大。
迎龍期間，油燈綿延，鑼鼓喧天，村裡的「南街」和「北街」互相較勁，不同姓氏的家族還會趁機以打油詩彼此諷刺，熱鬧程度絕非今日可比擬。
轉達神旨的扶鸞
「扶鸞」是附近寺廟常見的請示活動。信徒可以向神民請教財運、感情、健康等等的問題，神明會操縱由扶乩拿著的「扶鸞」，在沙盤中畫出指示。「鸞」是一枝形狀像鳥，亦像彈弓的木筆，有時候是一個人用兩隻手拿，有時候是兩個人各抓著一個分支。拿的時候將「鸞」平行於沙盤，而筆桿如鳥的頭往下彎，在沙子上畫出特殊的符號後，由扶乩解讀其中所包含的意思，是為信徒所問之問題的解答，而這些解答通常是以詩（五言絕句）的方式呈現。
文武宮過去也有扶鸞的儀式。去年上任的文武宮主任委員劉文光先生說，上一任主任委員的任內，扶乩曾說出「神明認為廟裡亂用公款」的話，主任委員判定扶乩所言不真，有辱寺廟的形象，便把他解聘了。
村里輪班祭拜義民爺
客家聚落一般極為重視的義民爺，大南埔到也都有固定的祭拜。義民爺不是神，也不是特定的一個人，而是泛指過去戰亂之時表現忠義的「義民」。所以，義民爺在文武宮中沒有神像，而是祭拜牌位。接受我們訪問的理髮師傅黃叔公自己整理了一張表，標示出村裡各「鄰」負責「叩君」的輪班順序（比方說，假如正月初二是第一鄰來負責，正月十六由第二鄰來負責）。每個月的初二、十六，輪到的鄰里居民就要準備金香、姑衣、銀幣、飯、菜、湯、酒等供品。
產業與人口外移，祭祀圈逐漸淡化
隨著人口的外移，鄉村的沒落，迎龍盛事早已不再。現今迎媽祖直接在農曆十二月以幾台車將媽祖從北港載來，在文武宮坐鎮一個月，鄉民則自行前往祭拜。其實，不只是迎龍盛況不再，廟宇和村中的互動也大為減少。除了如神明聖誕等各種重要節日，宮裡會舉行儀式，而虔誠的信徒會自行前往參加之外，文武宮幾乎沒有其他可與村民共襄盛舉的活動。劉先生表示，甚至是村長也不見得理會廟裡的邀約。
近年來，文武宮和台灣的許多廟宇一樣，增加光明燈、光明斗的數量來穩定廟的金錢收入。以往廟的財務主要由村裡的人來支持；而像光明燈、光明斗這種針對個別信眾的服務，讓文武宮吸收了一些來自外地的信徒。
可是另一方面也代表說，廟務不再那麼地依賴地方金錢、地方政治來運作。隨著台灣的社會從傳統農村社會轉為工商業社會，廟宇也越來越無法凝聚地方上的居民來參與，更遑論提供經濟上的支援。於是，香客各自前來，又各自離去，廟宇跟地方「祭祀圈」的聯繫，也越來越薄弱。購買光明燈祈求平安的信眾，和龍柱上用金字所雕刻的捐款人姓名，也都不見得是當地人。現在鄉民還是會去文武宮廟裡拜拜，可是在公眾的活動方面，則往往由鄉長或是社區發展協會來推動。
信仰中心不再是社區中心
關於廟裡與村裡的關係，林伯公說，新廟建好後的第二年他就隱退了，不再擔任主任委員，只因為不希望別人認為他有利可圖。究其原因，他認為大家其實都是自私的，某種程度上的別有居心，都希望透過廟裡的人脈網絡圖點利益。林伯公走後，一批信徒與幹部也跟著離開，管理寺廟的組織系統自然換了一批人。
新廟落成，有一回村裡辦活動，大家在廟前的廣場辦桌，廟裡跟鄉民收取「水電費」，讓鄉民大為不悅，認為文武宮是大家合力興建的，跟大家收取高額費用太不合情理了。在這之後，廟跟鄉里間的互動也越來越少。
對於村長不理會廟裡的邀約一事，林伯公也稀鬆平常的說，廟和村里的管理本來就是分開不相關，並無異處。總之，一種惡性循環似乎正發生：廟方與村裡的公共生活越來越遠，於是專注於開發新的經濟收入，回過頭來說，廟方也不需要盡心投入村裡的事務。例如文武宮後面的山上，有一座兩層樓的涼亭，屋頂上有一個大型的孫悟空像。涼亭當初是文武工重建時一起蓋的。沿著登山步道一路漫步至涼亭，景觀非常好，可以瞭望整個大南埔地區。但現在步道雜草叢生，有些地方甚至寸步難行，涼亭內也一樣無人整理打掃。劉主任委員說，之前的委員想說反正也沒什麼人會去那座涼亭，就懶得整理了。而林伯公則是直嚷可惜，想當年他把步道整理的乾乾淨淨的，每天有人定期打掃，大家可以到那邊遊憩。「想法不一樣呀！」
文武宮的活動，反映了大南埔的歷史發展，也反映了當地社會的變遷。村民還是會定期到廟裡面上香，卻不再有拚陣頭之類的集體聚會。後山上，迎龍古道上的龍已經銷聲匿跡，而多了外地人以農舍名義建造的別墅。如何讓大南埔人找回社區的中心，或是尋找新的交集，則還需要大家進一步的努力。
誰害怕當華僑？
◎吳子文（台大外文所碩三，馬來西亞僑生）
r95122005#ntu.edu.tw（請將#號改為@即可e-mail給原作者）
時至今日，雖然僑委會已經在法規層次將華僑「正名」為台僑，但是台灣社會普遍仍然習慣將所有海外華人統稱為「華僑」或「僑胞」，我嘗試在這篇短文中紀錄一段實際發生過的「蘇格拉底式對話」，來具體的說明把海外華人視為華僑的荒謬性。
記得有一次，我問一位十分「愛台灣」的台灣同學，說：
「台灣號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假設這樣的說法能夠成立（或已經是既定的事實的話），那麼台灣人算不算是華僑呢？就是相對於祖國中國大陸的華僑。」
他愣了一下，回答說：
「這個…這要看你怎麼定義華僑啦，華僑通常指的是旅居或移民到國外的中國人，而台灣人是在台灣土生土長的，所以不能算是華僑。」
我很快抓住他的破綻，立刻說：
「對，你對華僑的定義十分明確，但是一般台灣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華僑一詞時，顯然不會那麼講究，而是很籠統的將所有海外華人通稱為華僑，不是嗎？」
他又愣了一下，緊接著說：
「嗯，華僑也牽涉到認同的問題，如果海外華人認同於祖國中國大陸，那麼我們可以稱他們為華僑，但是台灣人並不認同中國大陸，所以我們不能算是華僑。」
我即刻反駁說：
「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但是我們大部分東南亞華人也都是在當地土生土長的呀，也不可能認同台灣是我們的祖國，那你們為什麼經常將我們稱為華僑呢？」
他這時候開始有點啞口無言，我又進一步「逼問」說：
「日據時代，台灣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這時候的台灣人算是中華民國的華僑，這點準沒錯吧？因為香港和澳門在回歸中國大陸以前，屬於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港澳學生來到台灣就被稱為『港澳僑生』，按照這樣的邏輯，日據時代的台灣人毫無疑問是中國的華僑，不是嗎？」
他這時候已經有點招架不住，趕緊轉移話題去了。
如果按照台灣社會將所有海外華人皆視為華僑的邏輯來看的話，由於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台灣人統統都是相對於祖國中國大陸的華僑才對。因此，本身就是華僑的台灣人其實並沒有「資格」將海外華人視為華僑，因為我們實在很難以想像，華僑本身如何反過來指稱別人為他們的華僑（台僑則另當別論）。
因此，當台灣人本身都害怕當華僑的同時，卻不自覺的將華僑身份套用在其他所有海外華人身上，這豈非可笑？
台灣人應該如何破除華僑的迷思？很簡單，反問自己是不是華僑就不言自明了！
僑瞧台灣Blog：http://www.wretch.cc/blog/gohcheem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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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雖然僑委會已經在法規層次將華僑「正名」為台僑，但是台灣社會普遍仍然習慣將所有海外華人統稱為「華僑」或「僑胞」，我嘗試在這篇短文中紀錄一段實際發生過的「蘇格拉底式對話」，來具體的說明把海外華人視為華僑的荒謬性。
記得有一次，我問一位十分「愛台灣」的台灣同學，說：
「台灣號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假設這樣的說法能夠成立（或已經是既定的事實的話），那麼台灣人算不算是華僑呢？就是相對於祖國中國大陸的華僑。」
他愣了一下，回答說：
「這個…這要看你怎麼定義華僑啦，華僑通常指的是旅居或移民到國外的中國人，而台灣人是在台灣土生土長的，所以不能算是華僑。」
我很快抓住他的破綻，立刻說：
「對，你對華僑的定義十分明確，但是一般台灣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華僑一詞時，顯然不會那麼講究，而是很籠統的將所有海外華人通稱為華僑，不是嗎？」
他又愣了一下，緊接著說：
「嗯，華僑也牽涉到認同的問題，如果海外華人認同於祖國中國大陸，那麼我們可以稱他們為華僑，但是台灣人並不認同中國大陸，所以我們不能算是華僑。」
我即刻反駁說：
「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但是我們大部分東南亞華人也都是在當地土生土長的呀，也不可能認同台灣是我們的祖國，那你們為什麼經常將我們稱為華僑呢？」
他這時候開始有點啞口無言，我又進一步「逼問」說：
「日據時代，台灣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這時候的台灣人算是中華民國的華僑，這點準沒錯吧？因為香港和澳門在回歸中國大陸以前，屬於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港澳學生來到台灣就被稱為『港澳僑生』，按照這樣的邏輯，日據時代的台灣人毫無疑問是中國的華僑，不是嗎？」
他這時候已經有點招架不住，趕緊轉移話題去了。
如果按照台灣社會將所有海外華人皆視為華僑的邏輯來看的話，由於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台灣人統統都是相對於祖國中國大陸的華僑才對。因此，本身就是華僑的台灣人其實並沒有「資格」將海外華人視為華僑，因為我們實在很難以想像，華僑本身如何反過來指稱別人為他們的華僑（台僑則另當別論）。
因此，當台灣人本身都害怕當華僑的同時，卻不自覺的將華僑身份套用在其他所有海外華人身上，這豈非可笑？
台灣人應該如何破除華僑的迷思？很簡單，反問自己是不是華僑就不言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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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14日 星期日
緣山，一定的海
◎劉書甫
航向未定。雲——
自晨曦便高舉天地的信號——
是木訥的浪。而浪
是激昂的雲，追逐，撲向我敘事的眼在船頭的
佇立。緣這海，投身寧靜的迷途。
又一次，風試探地問我，關於未來的航向。
偏東而望，復又偏西而行。但，
不要用你撥弄船帆的手企圖竊取我的羅盤。
雖然，我遲遲不響的號角，
又能宣告多少踏實的訊息，
或關於遠方秘密埋藏的寶藏，甚或凱旋
而歸，在望見陸地以前，
你隨浪起落的語言遊戲間。
日光閃耀。發光的雲是踴躍的波峰，
折返的浪是遺忘的波谷。
天空以廓大張烈之姿，全然臨向我搜尋的眼，
墨鏡後的凜凜，看向航程裡
全部的空間—如果
天是圓滿的四個象限——而海便是時，
無盡而瞬息萬變。吞吐
受蠱的鯨豚，沿軸線往復回流，
從背上有精靈騎駕的神話便開始。
隱現的背鰭或三個手掌大，或如半張船身般的
山形——花背豚、熱帶斑、抹香鯨，
還有？——我兩軸間的浮標：
幾分鐘一次的換氣，捉摸不定的
動向，我全部空間裡的搜尋，
在這隨浪起落的符號遊戲間，
以墨鏡後，凜凜的眼。
而海便是時，受蠱而隱匿一切於滄桑。
或者，其實你就是世界的墨鏡——
微小的真理有清晰的言詞，如缸裡的水是透明，
而你的黝黑是偉大的
沉默—摘下過去、現在、未來的虛實分界後，
是不是永恆就在那裡，如
美、理想等等已久候多時，想像
深厚無語的洋流必然沒有疑懼，
循一定向。持續的波峰，波谷。
而我，必然也能摘下，收起。
循一定向的洋流，自踏上甲板的那一刻，
便是我的道路。而真理，生命
或在那隨浪起落間。
世界的墨鏡或許如你：而不，你是
我的眼，持續地搜尋，直至
那傲岸綿延的，在全部的空間裡，
一定的山形。
如浪，起落。
航向未定。雲——
自晨曦便高舉天地的信號——
是木訥的浪。而浪
是激昂的雲，追逐，撲向我敘事的眼在船頭的
佇立。緣這海，投身寧靜的迷途。
又一次，風試探地問我，關於未來的航向。
偏東而望，復又偏西而行。但，
不要用你撥弄船帆的手企圖竊取我的羅盤。
雖然，我遲遲不響的號角，
又能宣告多少踏實的訊息，
或關於遠方秘密埋藏的寶藏，甚或凱旋
而歸，在望見陸地以前，
你隨浪起落的語言遊戲間。
日光閃耀。發光的雲是踴躍的波峰，
折返的浪是遺忘的波谷。
天空以廓大張烈之姿，全然臨向我搜尋的眼，
墨鏡後的凜凜，看向航程裡
全部的空間—如果
天是圓滿的四個象限——而海便是時，
無盡而瞬息萬變。吞吐
受蠱的鯨豚，沿軸線往復回流，
從背上有精靈騎駕的神話便開始。
隱現的背鰭或三個手掌大，或如半張船身般的
山形——花背豚、熱帶斑、抹香鯨，
還有？——我兩軸間的浮標：
幾分鐘一次的換氣，捉摸不定的
動向，我全部空間裡的搜尋，
在這隨浪起落的符號遊戲間，
以墨鏡後，凜凜的眼。
而海便是時，受蠱而隱匿一切於滄桑。
或者，其實你就是世界的墨鏡——
微小的真理有清晰的言詞，如缸裡的水是透明，
而你的黝黑是偉大的
沉默—摘下過去、現在、未來的虛實分界後，
是不是永恆就在那裡，如
美、理想等等已久候多時，想像
深厚無語的洋流必然沒有疑懼，
循一定向。持續的波峰，波谷。
而我，必然也能摘下，收起。
循一定向的洋流，自踏上甲板的那一刻，
便是我的道路。而真理，生命
或在那隨浪起落間。
世界的墨鏡或許如你：而不，你是
我的眼，持續地搜尋，直至
那傲岸綿延的，在全部的空間裡，
一定的山形。
如浪，起落。
短暫的自主學園：談當年小草
◎李問
退學點燃導火線
「小草藝術學院」是秦政德的工作室，也是當年罷課的學生，在廣場上成立的學園。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是非常清楚他為什麼要把我退學。」1994年，秦政德在文化大學美術系讀大四，突如其來地被當掉四科，面臨二一退學的處境。系主任許坤成所批註的理由是「該生學習態度不佳，油畫水平低落。」這件事情，成了一連串事件的導火線，包括兩百多名美術系學生長達34天的罷課，還有「小草藝術學院」的成立：一般稱為「文大美術系事件」。
秦政德遭到退學的可能原因，是因為他和朋友組了一個叫「藝術法西斯」的團體。叫做「法西斯」，一方面表示自己對創作的執著，另一方面也是對時代的反諷。藝術法西斯一方面進行文藝創作，另一面也融入左翼的思潮，即是畫會也是讀書會。在秦政德遭到二一之後，「藝術法西斯」的成員發現自己陷入危險的處境，便開始向外求援，而聯絡上了美術系系學會以及文大的地下學運組織「草山學會」，這場抗爭就此展開（草山學會的成員來自當代思潮社、環境社、台灣研究社、學生議會等「合法」的社團）。
「其實我的事情只是一個引爆點，讓大家積怨已久的情緒可以出來。」秦政德表示，系主任在系內濫權、妨礙創作自由，甚至逼迫學生修改作品，在系內已經引起不少人的反彈。「他不知道為什麼，還喜歡在上課講一堆關於鬥爭的話，讓我們很不解。」幾年下來，系上一些老師相繼離職，學生遭退學抗爭未果，都埋下了「文大美術系事件」的種子。
自主成立小草 罷課上的課比平常還多
1994年四月起，文大學生開始在大義館前面的廣場靜坐抗議，由美術系系學會帶頭發起，而學運社團提供支援。由美術系學生所主導的抗議場合果然不一樣，處處表現充滿創意的道具和行動劇碼。然而文大校方卻在這時候，在報紙上登半版廣告譴責學生。這樣的觸動下，本來只是構想之一的「罷課」，成了實際的行動。
其中最特別的，是罷課期間學生自己成立的「小草藝術學院」。當年草山學會的成員，就讀哲學所的李重志說：「主要是希望針對校方粗暴的教學方式，自己提出一個理想中的民主學校」。於是，他們請來校外的藝術家、老師，還有畢業的學長姊在廣場上上課。課程內容除了美術的專業，也有剖析校園體制的演講。「當時罷課是不能蹺課的。罷課是要點名的！而且我們整天離不開廣場，所以課程是滿堂。」
小草藝術學院的重要性在於：學生在辦學的過程中，主動思索理想的教育方式，並集結了眾人一起來討論大學的辦學目的和學習指標。在抗爭學校的同時，以一個獨立的學院來凝聚美術系同學的認同，並確立自己的主體性。這個短暫的學院，也讓「文大美術系事件」能夠在「對抗系主任」之虞，多了另一個層次的意義。
李重志表示，小草面對即將來臨的暑假，以及內部因為畢業學長姊過度介入而畫下了句點。然而，自主成立的學園，讓這次學運變得非常特別。論述方面，也集中在教育學習理念上面，比較沒有提到國家層面的政治。小草藝術學院，充分展現了山間小草堅忍不拔的精神。
退學點燃導火線
「小草藝術學院」是秦政德的工作室，也是當年罷課的學生，在廣場上成立的學園。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是非常清楚他為什麼要把我退學。」1994年，秦政德在文化大學美術系讀大四，突如其來地被當掉四科，面臨二一退學的處境。系主任許坤成所批註的理由是「該生學習態度不佳，油畫水平低落。」這件事情，成了一連串事件的導火線，包括兩百多名美術系學生長達34天的罷課，還有「小草藝術學院」的成立：一般稱為「文大美術系事件」。
秦政德遭到退學的可能原因，是因為他和朋友組了一個叫「藝術法西斯」的團體。叫做「法西斯」，一方面表示自己對創作的執著，另一方面也是對時代的反諷。藝術法西斯一方面進行文藝創作，另一面也融入左翼的思潮，即是畫會也是讀書會。在秦政德遭到二一之後，「藝術法西斯」的成員發現自己陷入危險的處境，便開始向外求援，而聯絡上了美術系系學會以及文大的地下學運組織「草山學會」，這場抗爭就此展開（草山學會的成員來自當代思潮社、環境社、台灣研究社、學生議會等「合法」的社團）。
「其實我的事情只是一個引爆點，讓大家積怨已久的情緒可以出來。」秦政德表示，系主任在系內濫權、妨礙創作自由，甚至逼迫學生修改作品，在系內已經引起不少人的反彈。「他不知道為什麼，還喜歡在上課講一堆關於鬥爭的話，讓我們很不解。」幾年下來，系上一些老師相繼離職，學生遭退學抗爭未果，都埋下了「文大美術系事件」的種子。
自主成立小草 罷課上的課比平常還多
1994年四月起，文大學生開始在大義館前面的廣場靜坐抗議，由美術系系學會帶頭發起，而學運社團提供支援。由美術系學生所主導的抗議場合果然不一樣，處處表現充滿創意的道具和行動劇碼。然而文大校方卻在這時候，在報紙上登半版廣告譴責學生。這樣的觸動下，本來只是構想之一的「罷課」，成了實際的行動。
其中最特別的，是罷課期間學生自己成立的「小草藝術學院」。當年草山學會的成員，就讀哲學所的李重志說：「主要是希望針對校方粗暴的教學方式，自己提出一個理想中的民主學校」。於是，他們請來校外的藝術家、老師，還有畢業的學長姊在廣場上上課。課程內容除了美術的專業，也有剖析校園體制的演講。「當時罷課是不能蹺課的。罷課是要點名的！而且我們整天離不開廣場，所以課程是滿堂。」
小草藝術學院的重要性在於：學生在辦學的過程中，主動思索理想的教育方式，並集結了眾人一起來討論大學的辦學目的和學習指標。在抗爭學校的同時，以一個獨立的學院來凝聚美術系同學的認同，並確立自己的主體性。這個短暫的學院，也讓「文大美術系事件」能夠在「對抗系主任」之虞，多了另一個層次的意義。
李重志表示，小草面對即將來臨的暑假，以及內部因為畢業學長姊過度介入而畫下了句點。然而，自主成立的學園，讓這次學運變得非常特別。論述方面，也集中在教育學習理念上面，比較沒有提到國家層面的政治。小草藝術學院，充分展現了山間小草堅忍不拔的精神。
撿拾台灣的記憶
專訪「小草藝術學院」負責人 秦政德
◎簡惠茹、關恆安
小草藝術學院穿越時空，拉近人事物的距離。在訪問秦政德的過程中，桌上堆著滿滿的名信片與藏票皆是他精心設計的成果，貫徹著他對於回饋社會、記錄社會的理想，並希望藉其作品拉近人與人或人與物之間的距離，不論是直接或間接都能擦出火花、引起共鳴。
小草藝術學院出的明信片、筆記書、詩集還有藏書票╱藏衣票╱拍案票。
因為學運才有小草
在草木悠悠的陽明山上，一群為了對抗校方腐敗的教學態度的文化大學學生憤而展開學運，而我們那天訪問的小草志工N號秦政德正是這場反撲的導火線，原本隱諱在校園中的偏差價值觀也在秦政德遭退學處分時揭示於大眾。
原本應該是充滿藝術氣息的校園，卻在老師有意無意的和政治官員攀關係、人與人之間的爭鬥現實而染上一層渾濁的色彩。秦政德不滿這種氛圍而和教授關係緊張，最後在大四畢業前夕遭到退學處分，此時一群文大學生也趁此時對校方提出抗議，為了有別於校方體制之外自己創立了獨立的學院，請來許多名人名師教學。也因為想要以小草孤立而強韌的個性作為象徵，而取名為小草藝術學院。而現在的小草便是沿用當時的精神而存在。「小草這個東西集結了眾人的精神。我那時候只是不希望這個精神隨著學運結束而消失……所以只要是需要集結大家的心力所完成的作品，我就用『小草』這個名字。」
憑這一股堅持，一定要把它做出來！
使用明信片為題材是因為它是最低門檻的負擔，憑這種從無到有克難式的經營方式，自己騎著機車四處收集題材，也經歷過大雨爆胎的刻苦經驗稅務困擾，小草持續為了收集這些老圖像而努力。「我想慢慢建立一個台灣老圖像的資料庫，這樣大家也可以知道說，喔！原來台灣以前曾經有這樣的東西。」
堅持大眾化的設計與價格，指引了他從平易近人的台灣近代中找尋創作靈感與題材，如黑貓劇團、騰雲號火車、本田機車等皆是我們陌生的台灣歷史，但在秦政德興趣的堅持下，記錄了台灣過去百年來的種種生活剪影，再加上小草親身體驗所寫成的詩句，更是拉近了時空的差距。
結合著設計題材，秦政德運用進口德國雲波紙來印製厚板明信片，給了人們別出心裁、溫馨的感覺，並在他不遺餘力的堅持與保留下，給了台灣後代能夠接觸過去歷史的機會。
至於收藏票，雖只是個名片般的票卷，但秦政德給了他一個新的意義，除了拉近了人與物品間的距離，還讓人重新思考與物品之間的關係與感情，增加物品價值與意義。從藏書到藏衣票皆有，他甚至說只要能想到的物品皆能有個藏票。在訪問中，秦給我們看了他的個人收藏票，不知他家中是不是佈滿了被貼收藏票的物品。不過加上他的設計圖案和銀色硬紙板，的確能使人更珍惜身旁的寶貝們！
有體會的人都能看得懂……權力與欲望的糾結
大學畢業後的小草到了很偏遠的地區當兵，平常沒有其他生活娛樂的他看到同袍用龍柏做的煙灰缸後，身為藝術人的他也技癢刻了一把刀。被同袍戲稱為陽具的刀，使他玩笑性質的真的又刻了一把結合陽具和刀的作品。當時從清大社會學研究所畢業的排長看到後說道：「這是權力的象徵。」更讓秦政德恍然大悟，此後也開始觀察生活中權力慾望的展現並融入作品之中。
起初秦政德會很直接、衝突性的把性器表現在作品的正面，但是越到後來他越發覺得這樣沒有層次性、也沒有藝術性，便轉而將性器藏在作品之後。比方說，作品「台北含具」的正面是一個光滑的面具，內面卻刻滿了紋路，嘴巴處則是呈現陽具的造型。秦政德感慨地提到，這些雖然只是從台北觀察到的經驗，卻其實是全世界通行的，而在作品前面冠上「台北」二字，則是希望為這個城市留下一點東西。「出社會以後有許多有關利益的事情便會使權力慾望糾結在一起。全世界對這個能有所體會的人都可以看得懂我的作品」。
和大自然做的對話
在陽明山中的生活讓秦政德可以常常有機會跟大自然接觸，在大自然中的他有一天突然覺得和這裡的一切有所感應，湧現出立石碑來和大自然做對話的想法。於是他便到八里的石材店，以五千塊的價錢取得一個人、一部機車可以運送大小的石碑，從此展開他沿著山徑立碑的目標。也因為這個舉動，而有趣地結識了一位國小老師。雖然未曾謀面，由於認同小草立碑的想法，老師還帶著一群小朋友來拓碑，也無形中支持小草自己這份興趣。小草也因為立碑認識了一些朋友：比方說幫北投的「虹燁工作室」在北投立碑；或是找一些朋友上陽明山立碑，並在碑上從每個人的名字取一個字做紀念。
讓更多人看到這些歷史老圖像
學生時代的秦政德受到作家茅盾作品改編的電影《春蠶》的影響，讓自己對左派思想有所涉獵並期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表現出對社會的關懷（秦政德的筆名，「諍札」正是與「茅盾」相呼應）。他自己對台灣歷史有一番見解，例如他認為台灣有三大對外關係，對美、對日加上兩岸關係，並以此為主題創作了三種筆記本，儘管銷路不是極佳，但是他還是為了自己的堅持而努力。
小草秉持著不採用殿堂式嚴謹的走向收集資料，而是慢慢的一個一個將老圖像湊成歷史資料庫，扎扎實實的為台灣歷史留下紀錄，這也是他關懷社會的一種方式。雖然沒有璀璨的煙花在天空綻放，但是小草選擇了細水長流，為台灣留住回憶。
小草藝術學院的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peter601017/
◎簡惠茹、關恆安
小草藝術學院穿越時空，拉近人事物的距離。在訪問秦政德的過程中，桌上堆著滿滿的名信片與藏票皆是他精心設計的成果，貫徹著他對於回饋社會、記錄社會的理想，並希望藉其作品拉近人與人或人與物之間的距離，不論是直接或間接都能擦出火花、引起共鳴。
小草藝術學院出的明信片、筆記書、詩集還有藏書票╱藏衣票╱拍案票。
因為學運才有小草
在草木悠悠的陽明山上，一群為了對抗校方腐敗的教學態度的文化大學學生憤而展開學運，而我們那天訪問的小草志工N號秦政德正是這場反撲的導火線，原本隱諱在校園中的偏差價值觀也在秦政德遭退學處分時揭示於大眾。
原本應該是充滿藝術氣息的校園，卻在老師有意無意的和政治官員攀關係、人與人之間的爭鬥現實而染上一層渾濁的色彩。秦政德不滿這種氛圍而和教授關係緊張，最後在大四畢業前夕遭到退學處分，此時一群文大學生也趁此時對校方提出抗議，為了有別於校方體制之外自己創立了獨立的學院，請來許多名人名師教學。也因為想要以小草孤立而強韌的個性作為象徵，而取名為小草藝術學院。而現在的小草便是沿用當時的精神而存在。「小草這個東西集結了眾人的精神。我那時候只是不希望這個精神隨著學運結束而消失……所以只要是需要集結大家的心力所完成的作品，我就用『小草』這個名字。」
憑這一股堅持，一定要把它做出來！
使用明信片為題材是因為它是最低門檻的負擔，憑這種從無到有克難式的經營方式，自己騎著機車四處收集題材，也經歷過大雨爆胎的刻苦經驗稅務困擾，小草持續為了收集這些老圖像而努力。「我想慢慢建立一個台灣老圖像的資料庫，這樣大家也可以知道說，喔！原來台灣以前曾經有這樣的東西。」
堅持大眾化的設計與價格，指引了他從平易近人的台灣近代中找尋創作靈感與題材，如黑貓劇團、騰雲號火車、本田機車等皆是我們陌生的台灣歷史，但在秦政德興趣的堅持下，記錄了台灣過去百年來的種種生活剪影，再加上小草親身體驗所寫成的詩句，更是拉近了時空的差距。
結合著設計題材，秦政德運用進口德國雲波紙來印製厚板明信片，給了人們別出心裁、溫馨的感覺，並在他不遺餘力的堅持與保留下，給了台灣後代能夠接觸過去歷史的機會。
至於收藏票，雖只是個名片般的票卷，但秦政德給了他一個新的意義，除了拉近了人與物品間的距離，還讓人重新思考與物品之間的關係與感情，增加物品價值與意義。從藏書到藏衣票皆有，他甚至說只要能想到的物品皆能有個藏票。在訪問中，秦給我們看了他的個人收藏票，不知他家中是不是佈滿了被貼收藏票的物品。不過加上他的設計圖案和銀色硬紙板，的確能使人更珍惜身旁的寶貝們！
有體會的人都能看得懂……權力與欲望的糾結
大學畢業後的小草到了很偏遠的地區當兵，平常沒有其他生活娛樂的他看到同袍用龍柏做的煙灰缸後，身為藝術人的他也技癢刻了一把刀。被同袍戲稱為陽具的刀，使他玩笑性質的真的又刻了一把結合陽具和刀的作品。當時從清大社會學研究所畢業的排長看到後說道：「這是權力的象徵。」更讓秦政德恍然大悟，此後也開始觀察生活中權力慾望的展現並融入作品之中。
起初秦政德會很直接、衝突性的把性器表現在作品的正面，但是越到後來他越發覺得這樣沒有層次性、也沒有藝術性，便轉而將性器藏在作品之後。比方說，作品「台北含具」的正面是一個光滑的面具，內面卻刻滿了紋路，嘴巴處則是呈現陽具的造型。秦政德感慨地提到，這些雖然只是從台北觀察到的經驗，卻其實是全世界通行的，而在作品前面冠上「台北」二字，則是希望為這個城市留下一點東西。「出社會以後有許多有關利益的事情便會使權力慾望糾結在一起。全世界對這個能有所體會的人都可以看得懂我的作品」。
和大自然做的對話
在陽明山中的生活讓秦政德可以常常有機會跟大自然接觸，在大自然中的他有一天突然覺得和這裡的一切有所感應，湧現出立石碑來和大自然做對話的想法。於是他便到八里的石材店，以五千塊的價錢取得一個人、一部機車可以運送大小的石碑，從此展開他沿著山徑立碑的目標。也因為這個舉動，而有趣地結識了一位國小老師。雖然未曾謀面，由於認同小草立碑的想法，老師還帶著一群小朋友來拓碑，也無形中支持小草自己這份興趣。小草也因為立碑認識了一些朋友：比方說幫北投的「虹燁工作室」在北投立碑；或是找一些朋友上陽明山立碑，並在碑上從每個人的名字取一個字做紀念。
讓更多人看到這些歷史老圖像
學生時代的秦政德受到作家茅盾作品改編的電影《春蠶》的影響，讓自己對左派思想有所涉獵並期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表現出對社會的關懷（秦政德的筆名，「諍札」正是與「茅盾」相呼應）。他自己對台灣歷史有一番見解，例如他認為台灣有三大對外關係，對美、對日加上兩岸關係，並以此為主題創作了三種筆記本，儘管銷路不是極佳，但是他還是為了自己的堅持而努力。
小草秉持著不採用殿堂式嚴謹的走向收集資料，而是慢慢的一個一個將老圖像湊成歷史資料庫，扎扎實實的為台灣歷史留下紀錄，這也是他關懷社會的一種方式。雖然沒有璀璨的煙花在天空綻放，但是小草選擇了細水長流，為台灣留住回憶。
小草藝術學院的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peter601017/
人道社會主義的文學實踐家——楊逵
◎劉書甫
作為一位文學家、社會運動家和思想家，楊逵始終是台灣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本名楊貴的楊逵先生，出生於1905年的大目降（今台南縣），正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為擺脫殖民地的桎梏，楊逵先生於1924年前往日本勤工儉學，就讀日本大學夜間部文學藝術科。求學期間接觸了社會科學，並參與了日本當時正興盛的勞工運動和學生運動，也曾因參與示威而被捕。1927年，楊逵先生應台灣農民工會的召喚而返台，並積極從事農工運動，後擔任台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會主席。
1932年，楊逵先生在台灣新文學創建者賴和先生的影響和支持下，以日文於《普羅文學》上發表了小說《送報伕》，成為楊逵先生的代表作，以及台灣新文學的重要作品。《送報伕》描述一個青年農民的困苦經歷，不但養家活口的土地被日本資本家搶去，父親也被打死。青年獨自漂流至東京，好不容易找到了送報伕的工作，卻依舊受人欺負，生活極端困苦。在家鄉的弟妹死了兩個，母親也上吊了。帶著母親遺囑裡的勉勵，青年勉強過活，並見證了團結起來的送報伕們向老闆的成功抗爭。而後，用功努力的青年，帶著階級覺悟回到了台灣，為家鄉窮苦人的尊嚴而努力。楊逵先生以寫實地描寫了資本主義對弱小的欺壓掠奪，以及那些敢於鬥爭，並取得抗爭勝利的人物。這篇小說獲得了東京進步文學雜誌<文學評論>的第二獎，並於1935年由胡風先生翻譯，刊登於<世界知識>，引起了廣大讀者對台灣同胞的關懷與同情。
楊逵先生參與了於1934年成立、網羅台灣作家的 「台灣文藝聯盟」，發行《台灣文藝》，雖倡導文藝活動，核心卻是政治性的結合。後因堅持的原則衝突，便於1935年末與妻子葉陶退出台灣文藝聯盟，並另起爐灶，組織了「台灣新文藝社」，發行《台灣新文學》。其作品包含濃厚的社會主義性格，敏感地反映了世界思想和文藝思想，積極而有意識地企圖創造新文學。<台灣新文學>後遭查禁，並被日本政府列為「思想要注意的人物」。
1945年日本投降後，楊逵先生並未沉醉於台灣光復的單純的民族解放感中。他認識到，台灣是未戰而勝，並非經過自己之手而革命解放，殖民與封建性依舊存在台灣社會，台灣需要建設，民族之外的民權、民生問題也都是待解決的問題。楊逵先生在這樣的先覺思想下，發行光復後的第一分刊物《一陽週報》，以宣揚孫文思想和三民主義為主要內容，並介紹五四以來的文學。
在重建台灣新文學的提倡中，楊逵先生深刻闡述了「台灣、台灣文學是中國、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提倡台灣文學不能自外於中國文學。而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為彌合內外同胞之間的衝突、克服民族反感，因而強調「台灣文學」，鼓吹作家與文化人深入台灣人民的生活，為人民創作。不遺餘力地團結文藝界和文化界人士，企圖達成民族理解與團結。1947年楊逵先生組織「文化界聯誼會」，並起草<和平宣言>，明確提出民主改革、保障公民權利、和平建國、地方自治、釋放政治犯等主張，內容切合當時的歷史時勢，政治洞見，更契合之後國共協定的綱領，以及民主運動中的共同語言，可見楊逵先生思想之進步及《和平宣言》的重要意義。但在當時肅殺的政治氛圍下，這篇《和平宣言》讓楊逵先生被捕入獄十二年。
1961年出獄後，楊逵先生在台中市東海大學附近開闢了東海花園，並定居於此。出獄後的楊逵先生依舊從事文藝創作，並曾擔任美麗島雜誌的顧問。楊逵先生於1985年過世，並與妻子同葬於東海花園。
楊逵先生以「人道社會主義者」自居，以批判和改造的實踐為其一生的革命事業。文學作為政治抗爭的另一種形式，其作品和評論，以寫實的手法揭發台灣人民的苦難與殖民生活的黑暗，也以描寫現實、平易近人和積極光明的文學觀表現著不屈不撓的抵抗與敢於抗爭的革命精神，並在政治的威脅下，依舊堅持著民族主義與愛國的精神。其在文學、政治和民族情感的堅持，以及敢於鬥爭、善於團結的精神，不但立下台灣史上的一只標竿，更是我們後生晚輩學習與自勉的對象。
參考書目
《學習楊逵精神》，陳映真總編輯，台北：人間，2007年
《文學和歷史》，人間出版社編委會主編，台北：人間，2006年
《八一五：記憶與歷史》，陳映真主編，台北：人間，2005年
《尋找台灣新座標：從苦悶的歷史建構現代視野》，許極燉編著，台北：自立晚報，1993年
「我決心走上文學道路，就是想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歷來的抗日事件自然對於我的文學發生了很大的影響。至於描寫台灣人民的辛酸血淚生活，而對殖民殘酷統治型態抗議，自然就成了我所最關心的主題。」
——楊逵
作為一位文學家、社會運動家和思想家，楊逵始終是台灣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本名楊貴的楊逵先生，出生於1905年的大目降（今台南縣），正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為擺脫殖民地的桎梏，楊逵先生於1924年前往日本勤工儉學，就讀日本大學夜間部文學藝術科。求學期間接觸了社會科學，並參與了日本當時正興盛的勞工運動和學生運動，也曾因參與示威而被捕。1927年，楊逵先生應台灣農民工會的召喚而返台，並積極從事農工運動，後擔任台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會主席。
1932年，楊逵先生在台灣新文學創建者賴和先生的影響和支持下，以日文於《普羅文學》上發表了小說《送報伕》，成為楊逵先生的代表作，以及台灣新文學的重要作品。《送報伕》描述一個青年農民的困苦經歷，不但養家活口的土地被日本資本家搶去，父親也被打死。青年獨自漂流至東京，好不容易找到了送報伕的工作，卻依舊受人欺負，生活極端困苦。在家鄉的弟妹死了兩個，母親也上吊了。帶著母親遺囑裡的勉勵，青年勉強過活，並見證了團結起來的送報伕們向老闆的成功抗爭。而後，用功努力的青年，帶著階級覺悟回到了台灣，為家鄉窮苦人的尊嚴而努力。楊逵先生以寫實地描寫了資本主義對弱小的欺壓掠奪，以及那些敢於鬥爭，並取得抗爭勝利的人物。這篇小說獲得了東京進步文學雜誌<文學評論>的第二獎，並於1935年由胡風先生翻譯，刊登於<世界知識>，引起了廣大讀者對台灣同胞的關懷與同情。
楊逵先生參與了於1934年成立、網羅台灣作家的 「台灣文藝聯盟」，發行《台灣文藝》，雖倡導文藝活動，核心卻是政治性的結合。後因堅持的原則衝突，便於1935年末與妻子葉陶退出台灣文藝聯盟，並另起爐灶，組織了「台灣新文藝社」，發行《台灣新文學》。其作品包含濃厚的社會主義性格，敏感地反映了世界思想和文藝思想，積極而有意識地企圖創造新文學。<台灣新文學>後遭查禁，並被日本政府列為「思想要注意的人物」。
1945年日本投降後，楊逵先生並未沉醉於台灣光復的單純的民族解放感中。他認識到，台灣是未戰而勝，並非經過自己之手而革命解放，殖民與封建性依舊存在台灣社會，台灣需要建設，民族之外的民權、民生問題也都是待解決的問題。楊逵先生在這樣的先覺思想下，發行光復後的第一分刊物《一陽週報》，以宣揚孫文思想和三民主義為主要內容，並介紹五四以來的文學。
「必須深刻地了解台灣的歷史、台灣人的生活、習慣、感情，與台灣民眾站在一起。」
——楊逵
在重建台灣新文學的提倡中，楊逵先生深刻闡述了「台灣、台灣文學是中國、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提倡台灣文學不能自外於中國文學。而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為彌合內外同胞之間的衝突、克服民族反感，因而強調「台灣文學」，鼓吹作家與文化人深入台灣人民的生活，為人民創作。不遺餘力地團結文藝界和文化界人士，企圖達成民族理解與團結。1947年楊逵先生組織「文化界聯誼會」，並起草<和平宣言>，明確提出民主改革、保障公民權利、和平建國、地方自治、釋放政治犯等主張，內容切合當時的歷史時勢，政治洞見，更契合之後國共協定的綱領，以及民主運動中的共同語言，可見楊逵先生思想之進步及《和平宣言》的重要意義。但在當時肅殺的政治氛圍下，這篇《和平宣言》讓楊逵先生被捕入獄十二年。
1961年出獄後，楊逵先生在台中市東海大學附近開闢了東海花園，並定居於此。出獄後的楊逵先生依舊從事文藝創作，並曾擔任美麗島雜誌的顧問。楊逵先生於1985年過世，並與妻子同葬於東海花園。
楊逵先生以「人道社會主義者」自居，以批判和改造的實踐為其一生的革命事業。文學作為政治抗爭的另一種形式，其作品和評論，以寫實的手法揭發台灣人民的苦難與殖民生活的黑暗，也以描寫現實、平易近人和積極光明的文學觀表現著不屈不撓的抵抗與敢於抗爭的革命精神，並在政治的威脅下，依舊堅持著民族主義與愛國的精神。其在文學、政治和民族情感的堅持，以及敢於鬥爭、善於團結的精神，不但立下台灣史上的一只標竿，更是我們後生晚輩學習與自勉的對象。
參考書目
《學習楊逵精神》，陳映真總編輯，台北：人間，2007年
《文學和歷史》，人間出版社編委會主編，台北：人間，2006年
《八一五：記憶與歷史》，陳映真主編，台北：人間，2005年
《尋找台灣新座標：從苦悶的歷史建構現代視野》，許極燉編著，台北：自立晚報，1993年
一首詩的完成——淺談楊牧
◎劉書甫
楊牧，本名王靖獻，十六開始以「葉珊」為筆名發表詩作，三十二歲時改筆名為「楊牧」。楊牧一生創作不輟，著作類型包括新詩、散文、評論、翻譯等。作品卓然成家，對後進影響甚鉅，可謂台灣最重要的詩人之一。
楊牧的詩擅長透露作者的精神和心靈探索，更展現了對世事的省思及人文關懷。在已出版的十三本詩集中，可見其每一階段的新嘗試，透過敏銳的心靈和自我辯證，觸探著不同的主題，成就一首首壯麗而深邃的詩作，可讀性極高。每一本詩集的後面皆有後記，抒發自己寫作期間的心理狀態和所思。讀者在細讀詩作、對詩作有了詮釋和註解後再看後記，彷彿楊牧現身說法，告訴讀者自己是在怎樣的介入與抽離間、怎樣的觀覽與閱讀中、怎樣的敏感與疏離中留下這些文字，讓讀者能夠真正讀「懂」他的詩，產生一些踏實而寶貴的共鳴；其散文亦優美如詩，行文之間，處處見其敏銳的觀察、易感卻節制的心思，運用的修辭和文法架勢皆準確而不落俗套。
楊牧的寫景、描物的功力深厚，然而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其在寫景中總能巧妙的連結至自我的意識狀態，而緩緩道出一種人生追尋或哲學。而楊牧博覽各種文學作品，除了翻譯葉慈等外國詩人的詩作，其散文內也常引用英詩，但此旁徵博引之作為並非為了炫耀其閱讀之壯，通常只是楊牧在一種情境或風景裡的長久凝視中，偶然臨現的感觸，而藉由幾行英詩默默誦出，而詩的意境與描繪，也安適的巧融於楊牧筆下的景緻中。以下的例子或許能略為感受楊牧的寫作風格：
在其散文《亭午之鷹》中寫到，一日亭午，楊牧在九龍暫居的濱海公寓裡看到一隻鷹，以剛毅、果決而凜然之姿呈現，
然而詩人的反省未完，一隻真實存在眼前的鷹，無論是否離宇宙造物主的意念尚有差距，一隻勢必要走的鷹已透過力與美，讓楊牧激起了強烈的感應，一顆悵惘的心，「試圖以文字的鋪陳，安頓，將那短暫的感應延長至無限，更想要把那鷹的實存恆化於我的篇幅結構，音韻，色彩，意象，比喻等修辭和文法的架勢裡5」。在從事這樣一件詩人的工作時，楊牧領悟到，透過感官直接的觸及，確實提供了不平凡的第一手資料，然而如同這隻鷹，凌厲、冷肅、繽紛而迷人，卻好像又只提供了一些表相，無法支撐起詩人的筆，以充分的情感與思想架構起文章，以及所有的工作。詩人還需要古典創作的啟發、詮釋、註解，
楊牧各階段的創作都可略見其創作觀，但值得一提的是，楊牧將讀者的來信一一思索，並提筆寫了幾封給年輕詩人的信，集結成冊，名為《一首詩的完成》。書中提出了作為詩人的抱負，對生存環境提出反省，對旅遊與閱讀的必要和古典文學、現代文學之於詩人的地位，以及詩與真實均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其中展現了楊牧心目中，詩與詩人的理想樣貌：
註釋：
1. 《亭午之鷹》，頁一七五。
2. 《亭午之鷹》，頁一七七。
3. 《亭午之鷹》，頁二○四。
4. 《時光命題》，頁八。
5. 《亭午之鷹》，頁二○五。
6. 《亭午之鷹》，頁二○六。
7. 《一首詩的完成》，頁六。
8. 《一首詩的完成》，頁四。
詩是我涉事的行為。--楊牧
楊牧，本名王靖獻，十六開始以「葉珊」為筆名發表詩作，三十二歲時改筆名為「楊牧」。楊牧一生創作不輟，著作類型包括新詩、散文、評論、翻譯等。作品卓然成家，對後進影響甚鉅，可謂台灣最重要的詩人之一。
楊牧的詩擅長透露作者的精神和心靈探索，更展現了對世事的省思及人文關懷。在已出版的十三本詩集中，可見其每一階段的新嘗試，透過敏銳的心靈和自我辯證，觸探著不同的主題，成就一首首壯麗而深邃的詩作，可讀性極高。每一本詩集的後面皆有後記，抒發自己寫作期間的心理狀態和所思。讀者在細讀詩作、對詩作有了詮釋和註解後再看後記，彷彿楊牧現身說法，告訴讀者自己是在怎樣的介入與抽離間、怎樣的觀覽與閱讀中、怎樣的敏感與疏離中留下這些文字，讓讀者能夠真正讀「懂」他的詩，產生一些踏實而寶貴的共鳴；其散文亦優美如詩，行文之間，處處見其敏銳的觀察、易感卻節制的心思，運用的修辭和文法架勢皆準確而不落俗套。
楊牧的寫景、描物的功力深厚，然而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其在寫景中總能巧妙的連結至自我的意識狀態，而緩緩道出一種人生追尋或哲學。而楊牧博覽各種文學作品，除了翻譯葉慈等外國詩人的詩作，其散文內也常引用英詩，但此旁徵博引之作為並非為了炫耀其閱讀之壯，通常只是楊牧在一種情境或風景裡的長久凝視中，偶然臨現的感觸，而藉由幾行英詩默默誦出，而詩的意境與描繪，也安適的巧融於楊牧筆下的景緻中。以下的例子或許能略為感受楊牧的寫作風格：
在其散文《亭午之鷹》中寫到，一日亭午，楊牧在九龍暫居的濱海公寓裡看到一隻鷹，以剛毅、果決而凜然之姿呈現，
「鷹久久立於欄杆上，對我炫耀它億載傳說的美姿。它的頭腦猛厲，顏色是青灰中略帶蒼黃；它雙眼疾速，凝視如星辰參與商。而堅定的勾喙似乎隨時可以俯襲蛇蝎於廣袤的平蕪。它的翮翼色澤鮮明，順著首頸的紋線散開，聚合，每一根羽毛都可能是調節，安置好了的，沒有一點糾纏，衝突，而平整休息地閤著，如此從容，完全沒有把我的存在，我的好奇放在心裡。1」許多形象與聲音在楊牧的心裡閃過，而以Alfred, Lord Tennyson的六行詩默誦於心。然而，鷹卻倏地而去，
「如此決絕，近乎悲壯地，捨我而去2」，而且不會再回來了，一隻勢必要走的鷹。楊牧決定以筆墨尺素留住此天地之色相，期待化瞬息為長久，變渺小於無窮，遂提筆寫亭午之鷹。而這隻具體造訪的小鷹卻讓楊牧想起了古人寫鷹的情況，提到杜甫寫鷹，其實寫的是畫布上的筆墨渲染、勾勒出的蒼鷹之像，非如自己此刻親眼觀察的鷹。因而思起詩人以語言展現事物，所從事的無非就是模擬事物具體、個別之行為，而那具體、個別之行為所服膺者正是宇宙造物主原始孕育的一般意念，所以詩人所作的屬兩度疏離於真理以外的模擬。杜甫的詩筆所展現的畫布之鷹，則可謂三度疏離於柏拉圖系統裡的真理。因此，楊牧自問，
「即使僅僅集中於古典文本的檢閱，於丹青設色的觀察，於人情和世故，這系統也大畧可以想像。詩何嘗不生生於它一自給自足的時空，具體設事，抽象提昇？3」同期寫下的詩作《心之鷹》也可見其思緒：
鷹往日照多處飛去
沒入大島向我的投影
陽台上幾片落葉窸窣
像去年秋天刪去的詩
而鷹現在朝南盤旋
漸遠。我站起來
面對著海
於是我失去了它
想像是鼓翼亡走了
或許折返山林
如我此刻竟對真理等等感到厭倦
但願低飛在人少，近水的臨界
且頻頻俯見自己以鴥然之姿
起落於廓大的寂靜，我丘壑凜凜的心4
然而詩人的反省未完，一隻真實存在眼前的鷹，無論是否離宇宙造物主的意念尚有差距，一隻勢必要走的鷹已透過力與美，讓楊牧激起了強烈的感應，一顆悵惘的心，「試圖以文字的鋪陳，安頓，將那短暫的感應延長至無限，更想要把那鷹的實存恆化於我的篇幅結構，音韻，色彩，意象，比喻等修辭和文法的架勢裡5」。在從事這樣一件詩人的工作時，楊牧領悟到，透過感官直接的觸及，確實提供了不平凡的第一手資料，然而如同這隻鷹，凌厲、冷肅、繽紛而迷人，卻好像又只提供了一些表相，無法支撐起詩人的筆，以充分的情感與思想架構起文章，以及所有的工作。詩人還需要古典創作的啟發、詮釋、註解，
「需要累積的文學知識來深化，廣化，問題化那工作；我更需要集中思想與情感，組織，磨礪，使之彰顯明快，庶幾能夠將那鷹定位在我的工作前景6」如同杜甫面對畫布上的蒼鷹時，已剎那通明，下筆如神。此「鷹」幾乎是可以指涉一切事物，一切客觀存在的世事與人情。而「詩」是泛稱，楊牧作為詩人的一生，就如同他的作品，從發端到成就的整個過程，就如同朝向藝術的臻極，其中一切心志堅持、勤奮節制，都在成就他的人生如同一首詩之完成的過程，如詩人自己所言：「詩是我涉事的行為。」
楊牧各階段的創作都可略見其創作觀，但值得一提的是，楊牧將讀者的來信一一思索，並提筆寫了幾封給年輕詩人的信，集結成冊，名為《一首詩的完成》。書中提出了作為詩人的抱負，對生存環境提出反省，對旅遊與閱讀的必要和古典文學、現代文學之於詩人的地位，以及詩與真實均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其中展現了楊牧心目中，詩與詩人的理想樣貌：
「詩人服膺美的嚮導，但美不只是山川大自然之美，也必須是人情之美。他創造美，不只創造藝術之美，更需創造人情之美。他和其他崇尚知識的人一樣，相信真理可以長存，敦厚善良乃是人類賴以延續生命的唯一憑藉。7」而詩對楊牧來說，
「似乎是沒有目的，游離於社會價值以外，漂浮於人間爭逐之外，但它尖銳如冷鋒之劍，往往落實在耳聞目睹的悲歡當下，澄清佹偽的謊言，力斬末流的巧辯，了斷一切愚昧枝節。詩以有限的篇幅作無窮的擴充，可以帶領你選擇真實。8」《一首詩的完成》對於有志於寫作的人來說，實為一本值得一讀的好書。
註釋：
1. 《亭午之鷹》，頁一七五。
2. 《亭午之鷹》，頁一七七。
3. 《亭午之鷹》，頁二○四。
4. 《時光命題》，頁八。
5. 《亭午之鷹》，頁二○五。
6. 《亭午之鷹》，頁二○六。
7. 《一首詩的完成》，頁六。
8. 《一首詩的完成》，頁四。
學術自由，憑什麼？
◎孫有蓉
言論自由在七八零年代時曾經是熱血激盪的口號；大學，或者大學生，搖身變成了維護言論，抵抗政府霸權的象徵。在二三十年後的今日，言論自由已經打開大門迎接大眾，沒有報禁、刊物沒有審核制度，網路快速地將所有人的嬉笑怒罵傳到各個角落。除了在法庭上看到有人將言論自由當作「民事訴訟」中的擋箭牌，和在電影中當作警醒的題材，言論，原則上已經完全自由。
今天的大學，今天的社會，雖然處在言論完全開放的處境下，但我們對於語言的表達也隨便了。雖然我們擁有滿山遍野的部落格和網頁，我們擁有最便利且最普遍的媒介，我們擁有最即時的新聞媒體和眾多評論節目，但同時我們也發現能夠振振有聲的事實分析與侃侃而談的代表性論述變得屈指可數。漫遊部落格與論壇，甚至到充滿了專家學者名號的政治評論節目，我們會發現不管是市井小民還是名牌上寫著某某專家與某某學者的發言人／發表人，個人意見的闡述都還是壓倒性地多過了「專業的」、「學術的」與客觀的事實與論述。隨著知識不斷地商品化，大學漸漸從學術的殿堂變成職業訓練所，無法做為職業訓練的科系只好誇口著自己尚未變成學店。既然知識變成了商品，大學主要為了就業，那言論自由的意義到了現在是否只在於保障利益交換的順暢與可能性，或者，它還擁有其他意義？這要從社會講起。
進步、知識與語言
每個社會都必然追求安定和富足，或更籠統地說：追求進步。而求進步無疑要透過知識來追尋，所以在這之中，知識就變成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知識作為哲學討論了千年以來的熱門話題，在二十世紀時一些著名的哲學家，如佛列格、羅素、維根斯坦，將所有的哲學問題轉向到語言上，因為我們可以發現不僅藉由溝通，就連我們的思緒也是藉由語言的形式呈現，所以這些哲學家們認為在語言、思想和世界間有著相似的邏輯結構。如果知識的問題也回到了語言上，那我們就要問，為什麼語言能夠形成知識，或者語言如何使知識可能？現代哲學家弗朗索瓦˙李奧塔的《後現代狀況》一書中就援引了維根斯坦語言遊戲的概念來說明語言和知識間的關係。我們並沒有一套絕對、正確的規則來運用語言，所以話語的意義和話語的真實都不在於與世界事實的對應，若意義只在於與事實的對應，那所有漫談虛幻世界的奇幻故事、電動玩具的虛擬世界或者傳說神話都變成了不具意義的話語。這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
語言遊戲
維根斯坦提出「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的概念，讓我們了解語言（作為廣義的語言）的運用因為各種不同的環境和用途，語言就像是一套套不同的遊戲，而這其中的重點在於，每個遊戲有不同的規則，而這些規則來自於被運用的環境與社群。由此可見，就算我們所運用的是同一種語言（如中文），每個不同的群體還是會發展出不同運用語言的模式，在大家生活中最容易理解的也許是對於線上遊戲世界社群所用的語言。讓我們將語言遊戲的概念縮小變成一種社群所產生在語言上的剪影，也就是他認為在不同的社群中，會自己形成自己的語言遊戲，就像在科學中會有自己的語言遊戲、法律中有自己的語言遊戲…等等。而每個領域所產生的語言遊戲雖然自內形成了自己的體系，有自己運用語言的規則，但是同時因為知識的合法性，所以這些不同的語言遊戲必須想辦法用敘述而非表徵的方式來證成自己的知識合法性。
知識在各種不同的語言遊戲中被論述出來，但是否代表因為各自屬於不同的語言遊戲，讓我們一方面在一個語言遊戲的進入上因產生困難而知識和思想被某個語言遊戲限制或規範，另一方面在某個語言遊戲形成較有系統或較有權威時，也就是當某個語言遊戲可以壟斷那個領域的知識，那個領域的知識都必須用某語言遊戲當作語言時，在這個語言遊戲內就會產生傳統，而傳統所代表的即是：在這個已經在知識上具有權威的語言遊戲中有某些陳述、語言規則、價值是被固定下來，比如說法律的相關知識已經在法律社群中形成出一種具有權威的語言遊戲，所以某些用語一定要這般而非其他；在軍中當長官給予命令，下級只會說：「是的，長官」而不會說「可是我有什麼困難」。
這是否代表在這些語言遊戲之中已經不能夠擁有其他可能？或是我們必然得在進入這些語言遊戲或遵守這套語言遊戲的規則後，我們才可以宣稱獲取知識？或者這樣的狀態是無可改變更是不可改變的？
語言遊戲vs.言論自由vs.社會進步
當我們無法對某個領域發言、提問、質疑，在軍隊中永遠不可以情相願、在教室中遠永不可以反駁老師…這樣對於思想或者言論的限制馬上就造成知識的停滯。因為知識是辨證、批判的，墨守成規就會變成教條，而教條是與知識對立的，所以如果我們無法在現存壟斷某個領域知識的語言遊戲之外用自己的語言遊戲對這個領域發表言論，代表這個領域的知識被認定擁有一個完全已經固定的內容，而這個內容是完全不能被質疑與被挑戰的。就算是當代的自然科學都無法宣稱自己的知識內容是絕對正確且不會有更動的，而有限的人類也不可能絕對地掌握宇宙的知識。如此一來就可以論證，人是無法宣稱哪一個領域的知識已經是固定而不可能有任何改變了，因為無法讓思想產生辯證，知識就不會進步。就像如果沒有第一個人打破某個領域的語言遊戲，例如反抗在軍隊中任何命令都要大聲答應，我們就無法發現更進一步的價值，比如說反抗權威的精神，而知識無法進步，整體社會就不可能提升甚至維持。
重新整理一遍這一個段落的論述，可以簡單地歸納為：一個社會要生存下去必然要追求進步，而社會整體的進步，不管是社會安定上的進步、社會經濟上的進步還是社會價值上的進步，都要透過知識才能夠提升；而知識的提升只有在辯證的場域中才可能發展，而任何的守舊、傳統都會是對於知識造成限制的因素，所以在每個時代中，言論自由的保護與爭取是必然的。因為只要社會成員發覺領導者無法讓社會進步，就會推翻具有權威的語言遊戲，辯證舊有的知識內容以求進步。
保守與進步間的弔詭
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弔詭之處，一個社會若永遠處在不斷地辯證與革命中，這個社會將動盪不安，反而無法追求社會進步。因為每一個人說的話和這些話語的力量和影響都完全相同，而沒有誰擁有權威，則社會無法有共同意志，而沒有共同意志一個社會就無法構成凝聚。但反過來，在一個社會有了權威，有了傳統，有了壟斷知識的語言遊戲後，知識和思想又受到限制而無法進步了。這樣的弔詭是如何產生的呢？
事實上，知識的革新與傳統的建立所維繫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面向，就單單從知識面來討論，任何的傳統或想當然耳的概念都是限制知識進步的阻力，因為無條件預設了一些前提作為假設。但由實踐（pragmatic）的角度來討論，一個社會要組成並且共同運作，那就會產生出社會中的權威（領導者），而這個社會中也必然要有「共同意志」來維繫一個社會的聯結；此外，因為一個社會不可能所有成員擁有相同的知識水準，但為了將知識運用以促進社會富足進步，在運用上就漸漸由經驗堆累出傳統，而傳統一方面保障既得知識者的權威，另一方面讓學習上、運作上也更加效率。
言論自由，憑什麼？
重新回到最初的問題，既然在這個時代言論自由已經開放了，雖然看似流言遍行而積極論述被掩蓋，但一再地提起言論自由是否已經多此一舉？雖然論述了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但言論自由已經全面開放了，有什麼好擔心的呢？上述引用了維根斯坦語言遊戲的概念，我們可以發覺語言在使用的傳統中就會產生潛在的規則與限制，所以對於言論自由的限制問題不再是來自公權力或者外力，而是來自社群所產生的潛規則。在哲學家，李奧塔的論述中，大學是唯一一個每一個語言遊戲都平起平坐的場域，因為只有這個場域知識不是單項地灌輸，因為不存在利益交換，而只有對於求真上的辯證，所以在這個地方沒有一套小群體玩的語言遊戲能夠不被辯證地產生無法動搖的權威，雖然今日的大學看似充滿了利益交換，但我們仍應該保留求真的辯證態度，不讓傳統、習慣、規範在語言中所形成的潛在規則禁錮了知識的脈動。
言論自由在七八零年代時曾經是熱血激盪的口號；大學，或者大學生，搖身變成了維護言論，抵抗政府霸權的象徵。在二三十年後的今日，言論自由已經打開大門迎接大眾，沒有報禁、刊物沒有審核制度，網路快速地將所有人的嬉笑怒罵傳到各個角落。除了在法庭上看到有人將言論自由當作「民事訴訟」中的擋箭牌，和在電影中當作警醒的題材，言論，原則上已經完全自由。
今天的大學，今天的社會，雖然處在言論完全開放的處境下，但我們對於語言的表達也隨便了。雖然我們擁有滿山遍野的部落格和網頁，我們擁有最便利且最普遍的媒介，我們擁有最即時的新聞媒體和眾多評論節目，但同時我們也發現能夠振振有聲的事實分析與侃侃而談的代表性論述變得屈指可數。漫遊部落格與論壇，甚至到充滿了專家學者名號的政治評論節目，我們會發現不管是市井小民還是名牌上寫著某某專家與某某學者的發言人／發表人，個人意見的闡述都還是壓倒性地多過了「專業的」、「學術的」與客觀的事實與論述。隨著知識不斷地商品化，大學漸漸從學術的殿堂變成職業訓練所，無法做為職業訓練的科系只好誇口著自己尚未變成學店。既然知識變成了商品，大學主要為了就業，那言論自由的意義到了現在是否只在於保障利益交換的順暢與可能性，或者，它還擁有其他意義？這要從社會講起。
進步、知識與語言
每個社會都必然追求安定和富足，或更籠統地說：追求進步。而求進步無疑要透過知識來追尋，所以在這之中，知識就變成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知識作為哲學討論了千年以來的熱門話題，在二十世紀時一些著名的哲學家，如佛列格、羅素、維根斯坦，將所有的哲學問題轉向到語言上，因為我們可以發現不僅藉由溝通，就連我們的思緒也是藉由語言的形式呈現，所以這些哲學家們認為在語言、思想和世界間有著相似的邏輯結構。如果知識的問題也回到了語言上，那我們就要問，為什麼語言能夠形成知識，或者語言如何使知識可能？現代哲學家弗朗索瓦˙李奧塔的《後現代狀況》一書中就援引了維根斯坦語言遊戲的概念來說明語言和知識間的關係。我們並沒有一套絕對、正確的規則來運用語言，所以話語的意義和話語的真實都不在於與世界事實的對應，若意義只在於與事實的對應，那所有漫談虛幻世界的奇幻故事、電動玩具的虛擬世界或者傳說神話都變成了不具意義的話語。這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
語言遊戲
維根斯坦提出「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的概念，讓我們了解語言（作為廣義的語言）的運用因為各種不同的環境和用途，語言就像是一套套不同的遊戲，而這其中的重點在於，每個遊戲有不同的規則，而這些規則來自於被運用的環境與社群。由此可見，就算我們所運用的是同一種語言（如中文），每個不同的群體還是會發展出不同運用語言的模式，在大家生活中最容易理解的也許是對於線上遊戲世界社群所用的語言。讓我們將語言遊戲的概念縮小變成一種社群所產生在語言上的剪影，也就是他認為在不同的社群中，會自己形成自己的語言遊戲，就像在科學中會有自己的語言遊戲、法律中有自己的語言遊戲…等等。而每個領域所產生的語言遊戲雖然自內形成了自己的體系，有自己運用語言的規則，但是同時因為知識的合法性，所以這些不同的語言遊戲必須想辦法用敘述而非表徵的方式來證成自己的知識合法性。
知識在各種不同的語言遊戲中被論述出來，但是否代表因為各自屬於不同的語言遊戲，讓我們一方面在一個語言遊戲的進入上因產生困難而知識和思想被某個語言遊戲限制或規範，另一方面在某個語言遊戲形成較有系統或較有權威時，也就是當某個語言遊戲可以壟斷那個領域的知識，那個領域的知識都必須用某語言遊戲當作語言時，在這個語言遊戲內就會產生傳統，而傳統所代表的即是：在這個已經在知識上具有權威的語言遊戲中有某些陳述、語言規則、價值是被固定下來，比如說法律的相關知識已經在法律社群中形成出一種具有權威的語言遊戲，所以某些用語一定要這般而非其他；在軍中當長官給予命令，下級只會說：「是的，長官」而不會說「可是我有什麼困難」。
這是否代表在這些語言遊戲之中已經不能夠擁有其他可能？或是我們必然得在進入這些語言遊戲或遵守這套語言遊戲的規則後，我們才可以宣稱獲取知識？或者這樣的狀態是無可改變更是不可改變的？
語言遊戲vs.言論自由vs.社會進步
當我們無法對某個領域發言、提問、質疑，在軍隊中永遠不可以情相願、在教室中遠永不可以反駁老師…這樣對於思想或者言論的限制馬上就造成知識的停滯。因為知識是辨證、批判的，墨守成規就會變成教條，而教條是與知識對立的，所以如果我們無法在現存壟斷某個領域知識的語言遊戲之外用自己的語言遊戲對這個領域發表言論，代表這個領域的知識被認定擁有一個完全已經固定的內容，而這個內容是完全不能被質疑與被挑戰的。就算是當代的自然科學都無法宣稱自己的知識內容是絕對正確且不會有更動的，而有限的人類也不可能絕對地掌握宇宙的知識。如此一來就可以論證，人是無法宣稱哪一個領域的知識已經是固定而不可能有任何改變了，因為無法讓思想產生辯證，知識就不會進步。就像如果沒有第一個人打破某個領域的語言遊戲，例如反抗在軍隊中任何命令都要大聲答應，我們就無法發現更進一步的價值，比如說反抗權威的精神，而知識無法進步，整體社會就不可能提升甚至維持。
重新整理一遍這一個段落的論述，可以簡單地歸納為：一個社會要生存下去必然要追求進步，而社會整體的進步，不管是社會安定上的進步、社會經濟上的進步還是社會價值上的進步，都要透過知識才能夠提升；而知識的提升只有在辯證的場域中才可能發展，而任何的守舊、傳統都會是對於知識造成限制的因素，所以在每個時代中，言論自由的保護與爭取是必然的。因為只要社會成員發覺領導者無法讓社會進步，就會推翻具有權威的語言遊戲，辯證舊有的知識內容以求進步。
保守與進步間的弔詭
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弔詭之處，一個社會若永遠處在不斷地辯證與革命中，這個社會將動盪不安，反而無法追求社會進步。因為每一個人說的話和這些話語的力量和影響都完全相同，而沒有誰擁有權威，則社會無法有共同意志，而沒有共同意志一個社會就無法構成凝聚。但反過來，在一個社會有了權威，有了傳統，有了壟斷知識的語言遊戲後，知識和思想又受到限制而無法進步了。這樣的弔詭是如何產生的呢？
事實上，知識的革新與傳統的建立所維繫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面向，就單單從知識面來討論，任何的傳統或想當然耳的概念都是限制知識進步的阻力，因為無條件預設了一些前提作為假設。但由實踐（pragmatic）的角度來討論，一個社會要組成並且共同運作，那就會產生出社會中的權威（領導者），而這個社會中也必然要有「共同意志」來維繫一個社會的聯結；此外，因為一個社會不可能所有成員擁有相同的知識水準，但為了將知識運用以促進社會富足進步，在運用上就漸漸由經驗堆累出傳統，而傳統一方面保障既得知識者的權威，另一方面讓學習上、運作上也更加效率。
言論自由，憑什麼？
重新回到最初的問題，既然在這個時代言論自由已經開放了，雖然看似流言遍行而積極論述被掩蓋，但一再地提起言論自由是否已經多此一舉？雖然論述了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但言論自由已經全面開放了，有什麼好擔心的呢？上述引用了維根斯坦語言遊戲的概念，我們可以發覺語言在使用的傳統中就會產生潛在的規則與限制，所以對於言論自由的限制問題不再是來自公權力或者外力，而是來自社群所產生的潛規則。在哲學家，李奧塔的論述中，大學是唯一一個每一個語言遊戲都平起平坐的場域，因為只有這個場域知識不是單項地灌輸，因為不存在利益交換，而只有對於求真上的辯證，所以在這個地方沒有一套小群體玩的語言遊戲能夠不被辯證地產生無法動搖的權威，雖然今日的大學看似充滿了利益交換，但我們仍應該保留求真的辯證態度，不讓傳統、習慣、規範在語言中所形成的潛在規則禁錮了知識的脈動。
好書閱讀——《從搖籃到搖籃》
從搖籃到搖籃──下一波工業革命
◎陳韋廷
導讀
我們關於環境的觀感，透露出我們對於自身存在的想法。
近年來隨著溫室效應、能源危機、物種銳減等問題的檯面化，所謂的「環保意識」就這樣滲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或許你開始帶著額外的考量打開冷氣開關、學會端詳手上的產品包裝搜尋回收標誌、……，甚至在每次外出時無意識地攜帶著餐具及購物袋。然而在這些看來微不足道的細碎養成緩慢積累的同時，龐雜的汙染物仍然正在我們的週遭繁衍、大量的能源依舊被我們的文明消費。
顯然，你並不認為那些環保人士對現狀的解讀進而對未來的描摩只是危言聳聽，你一面以知性與感性認同著，一面「大概有些節制地」繼續過著必須用水、用電、閱讀與購買的每日生活。不然還能怎麼辦？就連那些環保人士也無法回答自己。你所聽到的建議不外乎就是減量再減量，當然還夾雜著回收再利用的嘗試，然後是減量再減量──就好像這些環保宣導所能提供的最大效應，僅止於培養我們因小小的節約舉動而產生的微小道德勝利感，同時以未言明的方式將存在的罪惡感深植人心。
有什麼根本性地失敗了。依循著這樣的思惟到最後，你發現自己相對於自然成了可憎的異物，舉手投足都將為大自然帶來傷害。當人類的發展企圖看來與自然環境產生衝突時，我們所採取的應對策略竟是禁慾主義式地代入罪與罰的象徵，彷彿纏繞在生命慾望與存在事實之間的永劫回歸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人們潛意識裡的圖像。我們想像自己如失序的能量與熱，沿著從搖籃到墳墓的線性思維，或許還期望著能夠沉寂在涅盤的解脫之中。
曾幾何時，我們的文明發展教導我們對自身的主體性產生認同，這樣深度具焦在自身力量上的趨勢，使我們在追求人類理性的偉大層面時與自然分了開來，因為大自然所象徵的未開化與紛雜性在當時看來，是如此地與對平等秩序與公式化真理的推崇相悖。在這層意義上，人們與自然的正當關聯逐漸演變成征服與掠奪的關係，抱持著知性的自信與對理想世界的單一想像企圖馴化每處荒蕪。我想我們都忘了，更有一段時期，人類做為多樣物種的一份子和諧地與環境相互取予，崇敬自然仿若取之不竭的母性泉源並從中學習。環保概念的檯面化意味著我們文明的主流意識終於不得不停下腳步，重新省視自己得以建構於其上的更大的架構，而這卻不代表我們必須對延續至今的物質文明做出重大讓步，從而回歸對我們來說同樣不合時宜的生活型態。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出在這兩者，以及尚且摸索著環保意義的今日中，同樣都作為人類行為主導的創造性意圖與表達──而這正是我們的存在得以勝利之處。
問題出在設計
你或許發現自己有喜新厭舊的習性，每過一段時間就感到週遭的器物有汰舊換新的需求，又或者你沉迷於奢侈的名牌文化，嘗試追逐著迅速汰換的商品週期，所謂流行就是如此，你這樣想；站在設計師的觀點也是一樣的，已然蔚為風潮的元素便不值得青睞，他們必須設法突破慣有的形式，為下一波的風潮做準備。所有的這些（撇開虛榮心等伴隨因素），都相當自然地根植於我們求新求變的創造性本能上，然而為什麼你仍不覺得自己能夠理所當然地去滿足這些想望，取而代之的卻是抑制與責難？
我想任何人都不難察覺，幾乎每件產品的終結便是淪為廢棄物。環顧你的週遭，你正在使用的桌子、電器、一旁的寶特瓶與數不清的包裝、……，還有你手上的這幾張紙，沒有一件人工製造物不是註定要被廢棄的。甚至可以說，任何產品甫一出廠，就產生了一份垃圾。而我們從不質疑，就像我們彷彿不該為自己抗辯生命之必然終結的道德正當性一般。然而發人深省的是，這才是一切道德問題得以介入的地方──只因為我們信仰死亡勝過於誕生，這些創造性衝動所做出的多數表達被彰顯為某種罪過。我們在自己所設下的道德框架裡質問自己必然因而顯得動輒得咎的行為意圖，而不是之外。
從搖籃到搖籃。顧名思義，意指一份真正的設計，其所代表的思維、與所帶來的產品是不會走向墳墓的。它或許會在形式上被終結，然而它的各部份卻能夠完全地重回製造體系的材料庫裡。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認知自己與產品的設計為文明與經濟系統之外，一個更大系統的一部份。我們向來想像多數的人需要怎樣的一塊肥皂，而不過問任何一條河流希望怎麼樣的一塊肥皂；我們研發任何能達成當下高經濟效益的通則，卻不在一個綜合當地的文化、生態等系統的條件下進行具永續意義的效益評估。然而只要在一開始，給予這在許多意義上都不能算是一種革新思維「真正」的關注，而不是重複地致力於事後的挽救，我們想像中的奇蹟就會發生──從上游至末端的工業體系會展開全面性的革新，人們不再為那些從製作過程就已產生的汙染與購買後的廢棄消費，因為從原料開始就明確區分出各自不相混雜的循環系統，並且排除了使排放物有害的物質的使用；進而是經濟體系的革命，在無廢棄物的新環境下，人們不再花錢購買產品的所有權而是其組成材料的使用權，各項的租貸法規相映而生；最後，與物質文明相互依存的層層價值觀都會隨著這樣的意識轉變起舞，邁入歷史上嶄新的次元。
永續性都有在地性
本書明確地指出我們必須學會尊重自然的多樣性，同時這無論在文化層面上乃至種種群體，甚至對個人性來說都同樣重要。正因為我們意識自己為這多樣性中的一環，屬於我們的那一份獨特發展才更顯出其意義，當我們如此地考量人類工業時，就會明白人類的活動將致力於和所處的空間有更充分的關聯，並且生態多樣性只是多樣性的一個層面，我們還要培養一種足以綜觀在地風俗與能源、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視野。
這樣的思維在全球化的反動風潮裡也展現出其生命力，關於文化侵略的遏止聲浪、重新尋求國家定位或發展地方特色的傳媒操作、相應於對跨國連鎖文化的疲乏，地方風味小舖的品味象徵也不斷提升……種種證據都顯示我們本性中對於創造性層面的需求。然而，若要達成如書中所展示的、具永續意義的畫面，便不只要求了我們與生俱來的創造能力，同時也作為一種愛的能力的表達。
這並非否定了以往發展過程中的創造性與愛，而是在一種缺乏全面關聯的意義下那成了一種暴力並製造了對立。事實上，多樣性所展現的分歧與我們所崇尚的對平等、秩序的追求並不衝突，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存在本身並沒有平等的問題，真正在尋求著平等的是表達的企圖而非形式，文化所賦予的個人角色則必須由之而生，而非其反面。各種形式上所採取的劃一都將阻礙個人創造性的表達，就好比現今這樣注重效能與獲益的量產架構下，我想我們對於產品價值的概念是膚淺的，而以一種嚴苛的說法，你不能要求人們去愛那樣不斷自我複製的形象。
在書中你將會看見作者是如何地藉西方的歷史思維剖析工業革命的特徵，與延續至今的弊端（如生態效率【註一】、降級回收【註二】），然後以淺顯的方式向你展示他們的理論架構與鼓舞人心的實務成果。在這些之後，或許你仍然要問：「我究竟能做些什麼？」而我想，這本書的珍貴之處就在於，它並不以學術性的言詞來向某些族群發聲，相反地作者嘗試了儘可能貼近群眾的陳述，推翻了我們一直以來模棱兩可的環保概念，進而革新了人們關於世界的想像。重點不在於我們技術上能有什麼作為，而是我們有責任與義務去認出這本書所試圖傳達的「奇蹟式」思維與寓意，從而準備好，在各自的領域中開拓不失整體性的創造性視角。
我們還可以做很多。
註一
註二
根據書中所述，我們所熟知的大多數的回收，事實上都是一種降級回收，材料品質隨著有限的回收次數而每下愈況，於是必須在過程中添加額外的成分導致了二次汙染，並且在最後仍然逃不過廢棄的命運。而這只是因為在最初設計生產十從未考慮過「真正」的回收問題。
◎陳韋廷
導讀
我們關於環境的觀感，透露出我們對於自身存在的想法。
近年來隨著溫室效應、能源危機、物種銳減等問題的檯面化，所謂的「環保意識」就這樣滲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或許你開始帶著額外的考量打開冷氣開關、學會端詳手上的產品包裝搜尋回收標誌、……，甚至在每次外出時無意識地攜帶著餐具及購物袋。然而在這些看來微不足道的細碎養成緩慢積累的同時，龐雜的汙染物仍然正在我們的週遭繁衍、大量的能源依舊被我們的文明消費。
顯然，你並不認為那些環保人士對現狀的解讀進而對未來的描摩只是危言聳聽，你一面以知性與感性認同著，一面「大概有些節制地」繼續過著必須用水、用電、閱讀與購買的每日生活。不然還能怎麼辦？就連那些環保人士也無法回答自己。你所聽到的建議不外乎就是減量再減量，當然還夾雜著回收再利用的嘗試，然後是減量再減量──就好像這些環保宣導所能提供的最大效應，僅止於培養我們因小小的節約舉動而產生的微小道德勝利感，同時以未言明的方式將存在的罪惡感深植人心。
有什麼根本性地失敗了。依循著這樣的思惟到最後，你發現自己相對於自然成了可憎的異物，舉手投足都將為大自然帶來傷害。當人類的發展企圖看來與自然環境產生衝突時，我們所採取的應對策略竟是禁慾主義式地代入罪與罰的象徵，彷彿纏繞在生命慾望與存在事實之間的永劫回歸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人們潛意識裡的圖像。我們想像自己如失序的能量與熱，沿著從搖籃到墳墓的線性思維，或許還期望著能夠沉寂在涅盤的解脫之中。
曾幾何時，我們的文明發展教導我們對自身的主體性產生認同，這樣深度具焦在自身力量上的趨勢，使我們在追求人類理性的偉大層面時與自然分了開來，因為大自然所象徵的未開化與紛雜性在當時看來，是如此地與對平等秩序與公式化真理的推崇相悖。在這層意義上，人們與自然的正當關聯逐漸演變成征服與掠奪的關係，抱持著知性的自信與對理想世界的單一想像企圖馴化每處荒蕪。我想我們都忘了，更有一段時期，人類做為多樣物種的一份子和諧地與環境相互取予，崇敬自然仿若取之不竭的母性泉源並從中學習。環保概念的檯面化意味著我們文明的主流意識終於不得不停下腳步，重新省視自己得以建構於其上的更大的架構，而這卻不代表我們必須對延續至今的物質文明做出重大讓步，從而回歸對我們來說同樣不合時宜的生活型態。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出在這兩者，以及尚且摸索著環保意義的今日中，同樣都作為人類行為主導的創造性意圖與表達──而這正是我們的存在得以勝利之處。
只要人類被認為是「具有破壞性的」，那麼。零目標不啻是個好目標。但是，「減少破壞」的思維意味著接受現實，相信那些設計拙劣、不公允、具有破壞性的系統，就是人類所能做到最好的。這正是「減少破壞」這個解決方案之所以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想像力的失敗。 ──頁90
問題出在設計
你或許發現自己有喜新厭舊的習性，每過一段時間就感到週遭的器物有汰舊換新的需求，又或者你沉迷於奢侈的名牌文化，嘗試追逐著迅速汰換的商品週期，所謂流行就是如此，你這樣想；站在設計師的觀點也是一樣的，已然蔚為風潮的元素便不值得青睞，他們必須設法突破慣有的形式，為下一波的風潮做準備。所有的這些（撇開虛榮心等伴隨因素），都相當自然地根植於我們求新求變的創造性本能上，然而為什麼你仍不覺得自己能夠理所當然地去滿足這些想望，取而代之的卻是抑制與責難？
我想任何人都不難察覺，幾乎每件產品的終結便是淪為廢棄物。環顧你的週遭，你正在使用的桌子、電器、一旁的寶特瓶與數不清的包裝、……，還有你手上的這幾張紙，沒有一件人工製造物不是註定要被廢棄的。甚至可以說，任何產品甫一出廠，就產生了一份垃圾。而我們從不質疑，就像我們彷彿不該為自己抗辯生命之必然終結的道德正當性一般。然而發人深省的是，這才是一切道德問題得以介入的地方──只因為我們信仰死亡勝過於誕生，這些創造性衝動所做出的多數表達被彰顯為某種罪過。我們在自己所設下的道德框架裡質問自己必然因而顯得動輒得咎的行為意圖，而不是之外。
從搖籃到搖籃。顧名思義，意指一份真正的設計，其所代表的思維、與所帶來的產品是不會走向墳墓的。它或許會在形式上被終結，然而它的各部份卻能夠完全地重回製造體系的材料庫裡。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認知自己與產品的設計為文明與經濟系統之外，一個更大系統的一部份。我們向來想像多數的人需要怎樣的一塊肥皂，而不過問任何一條河流希望怎麼樣的一塊肥皂；我們研發任何能達成當下高經濟效益的通則，卻不在一個綜合當地的文化、生態等系統的條件下進行具永續意義的效益評估。然而只要在一開始，給予這在許多意義上都不能算是一種革新思維「真正」的關注，而不是重複地致力於事後的挽救，我們想像中的奇蹟就會發生──從上游至末端的工業體系會展開全面性的革新，人們不再為那些從製作過程就已產生的汙染與購買後的廢棄消費，因為從原料開始就明確區分出各自不相混雜的循環系統，並且排除了使排放物有害的物質的使用；進而是經濟體系的革命，在無廢棄物的新環境下，人們不再花錢購買產品的所有權而是其組成材料的使用權，各項的租貸法規相映而生；最後，與物質文明相互依存的層層價值觀都會隨著這樣的意識轉變起舞，邁入歷史上嶄新的次元。
如果人類要實現真正的繁榮，我們必須模仿自然界的高度效益、含有養分流和新陳代謝的從搖籃到搖籃系統，這個系統不存在廢棄物的概念。根除廢棄物的概念意味著，產品、包裝和系統從設計開始，就體認到沒有廢棄物這回事。由包含在物質中有價值的養分流決定和形塑設計：形式不僅是服從功能，還要不斷進化。 ──頁128
永續性都有在地性
本書明確地指出我們必須學會尊重自然的多樣性，同時這無論在文化層面上乃至種種群體，甚至對個人性來說都同樣重要。正因為我們意識自己為這多樣性中的一環，屬於我們的那一份獨特發展才更顯出其意義，當我們如此地考量人類工業時，就會明白人類的活動將致力於和所處的空間有更充分的關聯，並且生態多樣性只是多樣性的一個層面，我們還要培養一種足以綜觀在地風俗與能源、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視野。
這樣的思維在全球化的反動風潮裡也展現出其生命力，關於文化侵略的遏止聲浪、重新尋求國家定位或發展地方特色的傳媒操作、相應於對跨國連鎖文化的疲乏，地方風味小舖的品味象徵也不斷提升……種種證據都顯示我們本性中對於創造性層面的需求。然而，若要達成如書中所展示的、具永續意義的畫面，便不只要求了我們與生俱來的創造能力，同時也作為一種愛的能力的表達。
這並非否定了以往發展過程中的創造性與愛，而是在一種缺乏全面關聯的意義下那成了一種暴力並製造了對立。事實上，多樣性所展現的分歧與我們所崇尚的對平等、秩序的追求並不衝突，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存在本身並沒有平等的問題，真正在尋求著平等的是表達的企圖而非形式，文化所賦予的個人角色則必須由之而生，而非其反面。各種形式上所採取的劃一都將阻礙個人創造性的表達，就好比現今這樣注重效能與獲益的量產架構下，我想我們對於產品價值的概念是膚淺的，而以一種嚴苛的說法，你不能要求人們去愛那樣不斷自我複製的形象。
在書中你將會看見作者是如何地藉西方的歷史思維剖析工業革命的特徵，與延續至今的弊端（如生態效率【註一】、降級回收【註二】），然後以淺顯的方式向你展示他們的理論架構與鼓舞人心的實務成果。在這些之後，或許你仍然要問：「我究竟能做些什麼？」而我想，這本書的珍貴之處就在於，它並不以學術性的言詞來向某些族群發聲，相反地作者嘗試了儘可能貼近群眾的陳述，推翻了我們一直以來模棱兩可的環保概念，進而革新了人們關於世界的想像。重點不在於我們技術上能有什麼作為，而是我們有責任與義務去認出這本書所試圖傳達的「奇蹟式」思維與寓意，從而準備好，在各自的領域中開拓不失整體性的創造性視角。
我們還可以做很多。
因為構成工業革命的這種從搖籃到墳墓設計模式一直沒有受到質疑，即便是一些表面反對那個時代的運動，本身也顯示出它的缺陷。例如人們希望設計出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解決方案…… ──頁52
到了我們致力於製造真正多樣性的時候了。只使用單一的準則都將會在大的範圍內導致不穩定，並且成為我們所說的「主義」。即一個脫離整體結構的極端立場。 ──頁171
註一
說穿了，生態效率只是使工業這個古老的破壞性系統減少一些破壞而已。在某些情況下，它甚至危害更大，因為它對環境的影響是微妙而長期的。因為對生態系統而言，經歷一次迅速的、幾無倖存的崩潰，比經歷緩慢的、處心積慮的有效破壞，更有希望重新恢復健康和完整。 ──頁86
註二
根據書中所述，我們所熟知的大多數的回收，事實上都是一種降級回收，材料品質隨著有限的回收次數而每下愈況，於是必須在過程中添加額外的成分導致了二次汙染，並且在最後仍然逃不過廢棄的命運。而這只是因為在最初設計生產十從未考慮過「真正」的回收問題。
拆解「性／別」的柏林圍牆
◎陳伯豪
由畢恆達老師所主持的台大城鄉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自一九九五年創立以來，經歷過了各種對於空間中所建構出的性別意識形態的研究與解構運動，其中包括了大中小學校園規劃、公共空間中女性安全議題、社區婦女參與、爭取男女廁所數量平等運動、男女同志的友善空間等等，更在2005年的十週年慶之時，試圖推動「大學校園男女合宿」。
當時各大媒體相繼報導，社會上無論是反對或是贊成的聲浪雜然沓至，於「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擔任委員的社會系的孫中興老師亦為此與有興趣的學生們一起籌組了公聽會，並且舉辦了「西班牙公寓」一片的電影座談會，希望能夠引起校園間熱烈的討論與迴響，然而，校方高層最終卻以「有違社會觀感」和「家長反彈強烈」為由，粗糙的關閉了對話的空間以及改變的可能性。
時至今日，無論是男宿女宿，都開始了計畫性的改建或是整修，而由太子建設所承包下來的BOT建案，部分已然完工，部分則準備開始大興土木，距離當時無寂而終的運動已近三年之久，然而，在這樣一個能夠有所轉變的新契機之上，或許正適合校方好好去重視目前宿舍在空間規劃上的盲點，以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性別意識形態。
住在性別意識形態中的我們
所謂的「性別意識形態」簡單來說，就是鞏固與再製性別刻板印象以及性別不平等現象的說法與做法背後所的一套思考方式，舉例而言，諸如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男外女內之流的說法都是如此。而就目前宿舍形式上的設計以及相關的規定看來，校方無疑是操持著這樣的一套思考邏輯。
還記得剛踏入校園之時，最令我感到震驚的莫過於騎著腳踏車經過台大女生宿舍時所見到的奇觀：高聳的丙冷水泥牆上，纏繞著一圈又一圈的鐵絲網，牆緣之上，還綴了一排銳利的碎玻璃，明明就是具備了電子鎖設計的建築物，竟如此大費周章地在外圍設置了如此「盡善盡美」的「安全（監禁？）」設施，更甚地，還設置了一座小小警衛庭對於出入人員作嚴格的掌握以及控管。
如此冷酷而具有強烈排他、封性閉宣示的設計，卻是離鄉背井的學子們在外求學之時，最「溫暖」的專屬私人空間；若不是斗大的宿舍招牌就這麼大剌剌掛在牆上，還真讓人錯覺自己來到了「台大女子監」。相較之下，位於長興街區的男生宿舍在規劃上面就顯得人性化許多，低矮的磚牆配上永遠敞開而方便進出的鐵門，男一社甚至連進入宿舍需要磁卡感應的限制都不存在。
這樣一種兩極化的差異對比，在搭配上「女性可以自由出入男宿公共空間，男性必須經由登記並在限定的時間內才得以入女宿」的規範，不難想像學校是如何拙劣地去弱化女性本身的主體性：她們是天生的弱者，所以她們必須向溫馴沒有抵抗能力的綿羊一樣乖乖地被圈起來，並且加派一隻牧羊犬來保護。而在這樣的空間與規範設計，也不難看出社會對於男性的污名化：他們是慾望高漲且具有強烈攻擊性的生物，就像是危險的狼一般，最好是被隔離開來。他們之所以接近女宿都是別有企圖的，所以在進入之前都必須經過嚴格的檢視與監控。
打破性別意識形態的空間規範
如果女性果真這麼軟弱無能，為何許多位於人口組成與流動更為複雜的市區內，專門出租給女性的學生公寓，在沒有這樣設計的情況之下，亦不會引來居住者的焦慮與反彈？更何況，台灣當前的許多大學，女生宿舍的規劃也都是採取直接融入校園環境的方式，就某種程度而言，台大目前所行使的隔離措施，反而有將其標誌孤立之疑慮，造成更大的潛在危機。
在進出宿舍方面，如果同樣都是對於「公共空間」的規範，為何會因所屬社群性別的不同而出現如此荒謬的差異？而且單就邏輯上的推論而言，究竟是讓少數女性進入以男性為多數的空間較為危險，還是讓少數男性進入以女性為主體的空間帶來較大威脅？倘若校方都不認為一位女性在一群男性之中會遭受傷害，那麼當一位男性出現在一群女性之中就真的那麼窮凶惡極嗎？
另一方面，就學校目前宿舍內部的空間規劃看來，它其實是具有「公/私」雜處的高度不確定性：房間門一打開面對的就是公共走廊，想要完成上廁所或是洗澡這些肌膚相親的極私密事務，就非得透過在公共場域的行蹤暴露才能夠完成。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使得整個女生宿社都必須搖身一便成為一個不足為外人見的秘密花園：校方不願意多花心力在空間的重新分配設計，反而因噎廢食的選擇直接將其封閉起來。但是，對於同樣有「個人空間」與「公共空間」混雜的男生宿舍，校方卻又反過來採取放任的態度，這樣的一種矛盾，不也顯現出了另一層的性別意識形態：相較於女人，男人比較不會那麼在乎細節（私密）的東西，對他們而言，別人的眼光並不會帶來太多的影響。
重塑一個性別友善的宿舍
社會原本便是兩性共存共處，在強調「性/別平等」的今天，我們應該要去除任何對於「性/別」的汙名化，並顛覆男強女弱的刻板印象與奠基於此的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宿舍」作為學生基本的居住空間 ，它就應該要讓不同性別、性取向的人能夠有良好的相處互動環境，而這樣的環境需求，在究竟該如何劃分空間的公/私上是極為必要的。學校方面，不能一味地避重就輕，直接用視而不見的方式來宣稱一切都沒有問題，它有義務去考量學生的不同需求，來提供一個適合他們、使其感到自在、舒服的生活空間。早在1989年的時候，有28年歷史之久柏林圍牆就已經拆除，然而在台灣歷經二十幾年的性別運動之後，女宿圍牆依然能夠堅挺不搖地毅立於此著時令人嘖嘖稱奇。
由畢恆達老師所主持的台大城鄉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自一九九五年創立以來，經歷過了各種對於空間中所建構出的性別意識形態的研究與解構運動，其中包括了大中小學校園規劃、公共空間中女性安全議題、社區婦女參與、爭取男女廁所數量平等運動、男女同志的友善空間等等，更在2005年的十週年慶之時，試圖推動「大學校園男女合宿」。
當時各大媒體相繼報導，社會上無論是反對或是贊成的聲浪雜然沓至，於「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擔任委員的社會系的孫中興老師亦為此與有興趣的學生們一起籌組了公聽會，並且舉辦了「西班牙公寓」一片的電影座談會，希望能夠引起校園間熱烈的討論與迴響，然而，校方高層最終卻以「有違社會觀感」和「家長反彈強烈」為由，粗糙的關閉了對話的空間以及改變的可能性。
時至今日，無論是男宿女宿，都開始了計畫性的改建或是整修，而由太子建設所承包下來的BOT建案，部分已然完工，部分則準備開始大興土木，距離當時無寂而終的運動已近三年之久，然而，在這樣一個能夠有所轉變的新契機之上，或許正適合校方好好去重視目前宿舍在空間規劃上的盲點，以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性別意識形態。
住在性別意識形態中的我們
所謂的「性別意識形態」簡單來說，就是鞏固與再製性別刻板印象以及性別不平等現象的說法與做法背後所的一套思考方式，舉例而言，諸如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男外女內之流的說法都是如此。而就目前宿舍形式上的設計以及相關的規定看來，校方無疑是操持著這樣的一套思考邏輯。
還記得剛踏入校園之時，最令我感到震驚的莫過於騎著腳踏車經過台大女生宿舍時所見到的奇觀：高聳的丙冷水泥牆上，纏繞著一圈又一圈的鐵絲網，牆緣之上，還綴了一排銳利的碎玻璃，明明就是具備了電子鎖設計的建築物，竟如此大費周章地在外圍設置了如此「盡善盡美」的「安全（監禁？）」設施，更甚地，還設置了一座小小警衛庭對於出入人員作嚴格的掌握以及控管。
如此冷酷而具有強烈排他、封性閉宣示的設計，卻是離鄉背井的學子們在外求學之時，最「溫暖」的專屬私人空間；若不是斗大的宿舍招牌就這麼大剌剌掛在牆上，還真讓人錯覺自己來到了「台大女子監」。相較之下，位於長興街區的男生宿舍在規劃上面就顯得人性化許多，低矮的磚牆配上永遠敞開而方便進出的鐵門，男一社甚至連進入宿舍需要磁卡感應的限制都不存在。
這樣一種兩極化的差異對比，在搭配上「女性可以自由出入男宿公共空間，男性必須經由登記並在限定的時間內才得以入女宿」的規範，不難想像學校是如何拙劣地去弱化女性本身的主體性：她們是天生的弱者，所以她們必須向溫馴沒有抵抗能力的綿羊一樣乖乖地被圈起來，並且加派一隻牧羊犬來保護。而在這樣的空間與規範設計，也不難看出社會對於男性的污名化：他們是慾望高漲且具有強烈攻擊性的生物，就像是危險的狼一般，最好是被隔離開來。他們之所以接近女宿都是別有企圖的，所以在進入之前都必須經過嚴格的檢視與監控。
打破性別意識形態的空間規範
如果女性果真這麼軟弱無能，為何許多位於人口組成與流動更為複雜的市區內，專門出租給女性的學生公寓，在沒有這樣設計的情況之下，亦不會引來居住者的焦慮與反彈？更何況，台灣當前的許多大學，女生宿舍的規劃也都是採取直接融入校園環境的方式，就某種程度而言，台大目前所行使的隔離措施，反而有將其標誌孤立之疑慮，造成更大的潛在危機。
在進出宿舍方面，如果同樣都是對於「公共空間」的規範，為何會因所屬社群性別的不同而出現如此荒謬的差異？而且單就邏輯上的推論而言，究竟是讓少數女性進入以男性為多數的空間較為危險，還是讓少數男性進入以女性為主體的空間帶來較大威脅？倘若校方都不認為一位女性在一群男性之中會遭受傷害，那麼當一位男性出現在一群女性之中就真的那麼窮凶惡極嗎？
另一方面，就學校目前宿舍內部的空間規劃看來，它其實是具有「公/私」雜處的高度不確定性：房間門一打開面對的就是公共走廊，想要完成上廁所或是洗澡這些肌膚相親的極私密事務，就非得透過在公共場域的行蹤暴露才能夠完成。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使得整個女生宿社都必須搖身一便成為一個不足為外人見的秘密花園：校方不願意多花心力在空間的重新分配設計，反而因噎廢食的選擇直接將其封閉起來。但是，對於同樣有「個人空間」與「公共空間」混雜的男生宿舍，校方卻又反過來採取放任的態度，這樣的一種矛盾，不也顯現出了另一層的性別意識形態：相較於女人，男人比較不會那麼在乎細節（私密）的東西，對他們而言，別人的眼光並不會帶來太多的影響。
重塑一個性別友善的宿舍
社會原本便是兩性共存共處，在強調「性/別平等」的今天，我們應該要去除任何對於「性/別」的汙名化，並顛覆男強女弱的刻板印象與奠基於此的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宿舍」作為學生基本的居住空間 ，它就應該要讓不同性別、性取向的人能夠有良好的相處互動環境，而這樣的環境需求，在究竟該如何劃分空間的公/私上是極為必要的。學校方面，不能一味地避重就輕，直接用視而不見的方式來宣稱一切都沒有問題，它有義務去考量學生的不同需求，來提供一個適合他們、使其感到自在、舒服的生活空間。早在1989年的時候，有28年歷史之久柏林圍牆就已經拆除，然而在台灣歷經二十幾年的性別運動之後，女宿圍牆依然能夠堅挺不搖地毅立於此著時令人嘖嘖稱奇。
台大的老報紙們
台大的老報紙們
◎許躍儒
在沒有網路的時代，台大學生的訊息流通就是仰賴紙本的報紙，也創造了報紙最為輝煌的80年代。數以百計的各種刊物，每次發行量數千以上的學生自辦報紙塞滿活大，據說多到「拿來比較哪種刊物容易包便當」。就讓我們來看看那報紙輝煌年代中，哪些報紙鋒頭最健吧！
歷史最悠久的—大學新聞
大學新聞創立於1957，直到2005都還有報刊發行，是目前台大報刊中歷史最為悠久的非官方報紙。最早的大學新聞一個月一刊，固定有一整個版面是台大的校園新聞報導。除了校園新聞之外，也有一些評論、專文、散文，不過內容頗為紛雜就是了。
當時的大學新聞是台大唯一固定出版的非官方刊物（代聯會訊那時都還沒出現），在訊息流通依然仰賴紙本的時代下，大學新聞的重要性可想而之。樹大易招風，當時大學新聞雖然也跟審稿人員有所爭執，但立場也較為平和，遠非今日激進。
1972的保釣運動讓大新注入了一股活力：保衛釣魚台、退出聯合國、中央民意代表改選辯論、民族主義論戰等等接二連三發生。當時台大的各式報刊：法言、大學論壇、代聯會訊、畢訊等，針對各種議題展開激烈的辯論，大學新聞自然也投入了戰場之中。不過相較為激進的法言、大論，大學新聞的立場就顯得保守了。
台大校園在70年代初燃起的星星之火，很快的就被官方以「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台大哲學系事件」加以鎮壓，旋即熄滅。大學新聞也繼續恢復報導的色彩。一直等到1982年，當時台大五人小組之一的賴勁麟接任大新主編，陳裕鑫接任大新社長，展開了大新80年代的戰鬥序曲。當時大論、法言、大新、醫訊聯手推動代聯會主席普選運動，報紙上自然出現不少討論文章。同時大學新聞也出現了專題報導的文章，如環境保護、勞工運動、政治局勢等，將當時外頭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帶入相對保守的校園之中。
當年的普選運動換來大論社停社半年的處分，但這並不能折損這些議題性社團的銳氣。以普選運動為基調，「台大意見自由座談會」「吳㪫人辭職事件」「黨團介入學生選舉」「李文忠絕食退學」接二連三衝擊著台大校園，大學新聞的立場與行動也日趨激進，最終在1987大新遭到停社一年的處分。
大新停社就像一顆震撼彈，把已經騷動不安的校園秩序徹底崩解。大新聯合其他社團轉入地下，展開「自由之愛」運動，抗議審稿制度與推動大學法修改。當時校園遊行不斷、街頭演講隨處可見、未經核准的地下刊物滿天飛舞。這場運動最後以審稿制度改為事後審核收場，大學法修改則另成立「大學法行動聯盟」繼續推展。但是這股狂熱的氣氛並未因此稍歇，一直要延燒到1990年的三月學運（也就是野百合運動）。
大學新聞在90年代的刊物發行較不穩定，從兩個禮拜一刊改回一個月一刊。此時大新也推派代表參與學生會長選舉數次，譬如1993年當選第六屆學生會長的黃國昌就是大新社成員。在1994大學新聞宣佈不再參與學生自治選舉，改以發行選舉特刊的方式參與（但也只出了兩年）。1998年大學新聞發行頻率銳降為一個學期或一年一次，張數也從雙面對折改為單張，新聞的色彩也日趨淡薄。到了2005年的那刊，完全只剩下評論而沒有任何「新聞」了。
90年代女性主義的抬頭—《新女聲》
台大女研社成立於1988年，並開始發行刊物《新女聲》。就筆者所蒐集的資料而言，最晚可追溯到1995年，一共發行13刊。就這個發行量而言，似乎不顯得特別突出，就跟當年風起雲湧又逐漸枯萎的其他刊物一般。但是如果關注到90年代台大性別運動的發展，就不得不注意到這僅僅十三刊所發揮的力量。
那些年，年年都有性別議題發生。1990小紅帽事件，台大校門口有女學生遭到性騷擾，引發呼籲校方重視女性安全的訴求；1992反對課堂性騷擾事件，社會系女生譴責某位教師在課堂發表不當言論，引發女性不適；1993新生大會舞事件，抗議校方強迫女同學在冬天穿短裙跳大會舞；1993女宿門禁事件，要求校方取消女生的夜間11點門禁；1995女宿A片事件，女研社在女宿放A片，一方面強調重視女生自己的情慾，也藉此譴責A片中不正常的男尊女卑意象；1996發動攻佔男廁行動，要求校方增加女廁以及其空間。
一期期的《新女聲》，紀錄下90年代初的一樁樁的性別運動。其中1995年的女宿放A片可謂其中的高潮，也是大多數人對於女研社的唯一映像。當時這件事情引發極大的討論，毀譽參半。女研社趁勢推出學生會長候選人王慶寧，並順利當選為第八屆學生會長。
據某90年代末期的女研社成員指出，女宿A片事件後之後女研社逐漸走下坡，直到王慶寧會長任內的女廁運動劃下休止符。目前女研社除了迎新之外，已經不再發行特別刊物。順道一提，女研自身的刊物頻率、排版方式一直不很固定，這也是台大大部分短命刊物的通病。
持續到最後一刻—《台大學生報》
《台大學生報》的前身是代聯會訊，是代聯會的機關報。由於是學生最高代表組織所發行的報紙，在立場上也比較沒有議題性社團尖銳。1988年，代聯會改組為學生會，《代聯會訊》也改為《台大學生報》，首任發行人是第一屆學生會長羅文嘉。
《台大學生報》的頭兩年，附屬在台大學生會下。由於前後兩屆的學生會長都屬於改革色彩濃厚者（羅文嘉、范雲），因此《台大學生報》的立場也趨於尖銳，甚至出現許多國內的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的報導或評論。台大學生會的報紙出現這些「敏感」文章，是今日的我們所無法想像的。
1990年，學生會的章程修訂完成，《台大學生報》從學生會中獨立出來。就此之後，學生會失去專屬自己的媒體。分家之後的《台大學生報》與學生會的關係不再密切，常常因如何報導學生會的新聞而產生衝突。學生會試圖成立自己的報刊，譬如第三屆林奕華的《學生時報》、第十二張榮法的《台大學生會訊》、第十九屆高閔琳的《學生會幹嘛》，但這些報刊每換一位會長就重新開始，壽命都不長。
相較於「抗爭是主業，副業才是辦報紙」的大學新聞，《台大學生報》則像是真正的校園記者。諸如普通教室完工、法學院遷院、女宿驚傳炸彈、男宿大便王，都在《台大學生報》的報導範圍。如果說《大學新聞》是對於有爭議的議題做出深入的分析，那麼《台大學生報》則是包含包羅萬象的議題。雖然台大學生報早期也不乏頗為精彩甚至尖銳的評論。
大致從1995年開始，《台大學生報》的批判色彩就逐漸轉弱。各種新奇的「介紹」逐漸增多，「評論」則越來越少。他的出刊頻率也逐漸降低，從每年約莫10期驟降至每年4到5期。
然而《台大學生報》依然持續出刊，在《大學新聞》、《台大法言》等這些老字號刊物都逐漸停刊或減產之際，《台大學生報》一年可發行5到10刊—雖然內容已經不若以往深刻。筆者追溯到的最近一次的台大學生報，發行於2005年5月，在那學年他們仍發行了將近10刊。
◎許躍儒
在沒有網路的時代，台大學生的訊息流通就是仰賴紙本的報紙，也創造了報紙最為輝煌的80年代。數以百計的各種刊物，每次發行量數千以上的學生自辦報紙塞滿活大，據說多到「拿來比較哪種刊物容易包便當」。就讓我們來看看那報紙輝煌年代中，哪些報紙鋒頭最健吧！
歷史最悠久的—大學新聞
大學新聞創立於1957，直到2005都還有報刊發行，是目前台大報刊中歷史最為悠久的非官方報紙。最早的大學新聞一個月一刊，固定有一整個版面是台大的校園新聞報導。除了校園新聞之外，也有一些評論、專文、散文，不過內容頗為紛雜就是了。
當時的大學新聞是台大唯一固定出版的非官方刊物（代聯會訊那時都還沒出現），在訊息流通依然仰賴紙本的時代下，大學新聞的重要性可想而之。樹大易招風，當時大學新聞雖然也跟審稿人員有所爭執，但立場也較為平和，遠非今日激進。
1972的保釣運動讓大新注入了一股活力：保衛釣魚台、退出聯合國、中央民意代表改選辯論、民族主義論戰等等接二連三發生。當時台大的各式報刊：法言、大學論壇、代聯會訊、畢訊等，針對各種議題展開激烈的辯論，大學新聞自然也投入了戰場之中。不過相較為激進的法言、大論，大學新聞的立場就顯得保守了。
台大校園在70年代初燃起的星星之火，很快的就被官方以「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台大哲學系事件」加以鎮壓，旋即熄滅。大學新聞也繼續恢復報導的色彩。一直等到1982年，當時台大五人小組之一的賴勁麟接任大新主編，陳裕鑫接任大新社長，展開了大新80年代的戰鬥序曲。當時大論、法言、大新、醫訊聯手推動代聯會主席普選運動，報紙上自然出現不少討論文章。同時大學新聞也出現了專題報導的文章，如環境保護、勞工運動、政治局勢等，將當時外頭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帶入相對保守的校園之中。
當年的普選運動換來大論社停社半年的處分，但這並不能折損這些議題性社團的銳氣。以普選運動為基調，「台大意見自由座談會」「吳㪫人辭職事件」「黨團介入學生選舉」「李文忠絕食退學」接二連三衝擊著台大校園，大學新聞的立場與行動也日趨激進，最終在1987大新遭到停社一年的處分。
大新停社就像一顆震撼彈，把已經騷動不安的校園秩序徹底崩解。大新聯合其他社團轉入地下，展開「自由之愛」運動，抗議審稿制度與推動大學法修改。當時校園遊行不斷、街頭演講隨處可見、未經核准的地下刊物滿天飛舞。這場運動最後以審稿制度改為事後審核收場，大學法修改則另成立「大學法行動聯盟」繼續推展。但是這股狂熱的氣氛並未因此稍歇，一直要延燒到1990年的三月學運（也就是野百合運動）。
大學新聞在90年代的刊物發行較不穩定，從兩個禮拜一刊改回一個月一刊。此時大新也推派代表參與學生會長選舉數次，譬如1993年當選第六屆學生會長的黃國昌就是大新社成員。在1994大學新聞宣佈不再參與學生自治選舉，改以發行選舉特刊的方式參與（但也只出了兩年）。1998年大學新聞發行頻率銳降為一個學期或一年一次，張數也從雙面對折改為單張，新聞的色彩也日趨淡薄。到了2005年的那刊，完全只剩下評論而沒有任何「新聞」了。
90年代女性主義的抬頭—《新女聲》
台大女研社成立於1988年，並開始發行刊物《新女聲》。就筆者所蒐集的資料而言，最晚可追溯到1995年，一共發行13刊。就這個發行量而言，似乎不顯得特別突出，就跟當年風起雲湧又逐漸枯萎的其他刊物一般。但是如果關注到90年代台大性別運動的發展，就不得不注意到這僅僅十三刊所發揮的力量。
那些年，年年都有性別議題發生。1990小紅帽事件，台大校門口有女學生遭到性騷擾，引發呼籲校方重視女性安全的訴求；1992反對課堂性騷擾事件，社會系女生譴責某位教師在課堂發表不當言論，引發女性不適；1993新生大會舞事件，抗議校方強迫女同學在冬天穿短裙跳大會舞；1993女宿門禁事件，要求校方取消女生的夜間11點門禁；1995女宿A片事件，女研社在女宿放A片，一方面強調重視女生自己的情慾，也藉此譴責A片中不正常的男尊女卑意象；1996發動攻佔男廁行動，要求校方增加女廁以及其空間。
一期期的《新女聲》，紀錄下90年代初的一樁樁的性別運動。其中1995年的女宿放A片可謂其中的高潮，也是大多數人對於女研社的唯一映像。當時這件事情引發極大的討論，毀譽參半。女研社趁勢推出學生會長候選人王慶寧，並順利當選為第八屆學生會長。
據某90年代末期的女研社成員指出，女宿A片事件後之後女研社逐漸走下坡，直到王慶寧會長任內的女廁運動劃下休止符。目前女研社除了迎新之外，已經不再發行特別刊物。順道一提，女研自身的刊物頻率、排版方式一直不很固定，這也是台大大部分短命刊物的通病。
持續到最後一刻—《台大學生報》
《台大學生報》的前身是代聯會訊，是代聯會的機關報。由於是學生最高代表組織所發行的報紙，在立場上也比較沒有議題性社團尖銳。1988年，代聯會改組為學生會，《代聯會訊》也改為《台大學生報》，首任發行人是第一屆學生會長羅文嘉。
《台大學生報》的頭兩年，附屬在台大學生會下。由於前後兩屆的學生會長都屬於改革色彩濃厚者（羅文嘉、范雲），因此《台大學生報》的立場也趨於尖銳，甚至出現許多國內的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的報導或評論。台大學生會的報紙出現這些「敏感」文章，是今日的我們所無法想像的。
1990年，學生會的章程修訂完成，《台大學生報》從學生會中獨立出來。就此之後，學生會失去專屬自己的媒體。分家之後的《台大學生報》與學生會的關係不再密切，常常因如何報導學生會的新聞而產生衝突。學生會試圖成立自己的報刊，譬如第三屆林奕華的《學生時報》、第十二張榮法的《台大學生會訊》、第十九屆高閔琳的《學生會幹嘛》，但這些報刊每換一位會長就重新開始，壽命都不長。
相較於「抗爭是主業，副業才是辦報紙」的大學新聞，《台大學生報》則像是真正的校園記者。諸如普通教室完工、法學院遷院、女宿驚傳炸彈、男宿大便王，都在《台大學生報》的報導範圍。如果說《大學新聞》是對於有爭議的議題做出深入的分析，那麼《台大學生報》則是包含包羅萬象的議題。雖然台大學生報早期也不乏頗為精彩甚至尖銳的評論。
大致從1995年開始，《台大學生報》的批判色彩就逐漸轉弱。各種新奇的「介紹」逐漸增多，「評論」則越來越少。他的出刊頻率也逐漸降低，從每年約莫10期驟降至每年4到5期。
然而《台大學生報》依然持續出刊，在《大學新聞》、《台大法言》等這些老字號刊物都逐漸停刊或減產之際，《台大學生報》一年可發行5到10刊—雖然內容已經不若以往深刻。筆者追溯到的最近一次的台大學生報，發行於2005年5月，在那學年他們仍發行了將近10刊。
學生權利的爭取：小福利社、學生活動中心
學生權利的爭取：小福利社、學生活動中心
台大的老記憶 系列報導之一
◎蕭彗岑
小福與小小福的變身：
7-11或是全家便利商店常常會推出集點換贈品的活動，其實，學校裡面的「小小福」和「小福」也有這種集點換獎品的活動，那要怎樣集點，而這種集點換獎品的方式又是怎樣出現的呢？
其實學生可以參加小福小小福的集點換獎品，可是經過一番抗爭的呢！
大約是二十年前，當時台大雖然已經有小小福和小福，但卻叫做「教職員工福利社」，這個名稱裡，有教師、職員，就是沒有學生。雖然學生是最大的消費族群，卻無法分配到小小福和小福經營的盈餘分配，同時，也無法管理這兩小福利社。（附帶一提，最早是有「大福」的，位於現在的行政大樓的中央，也就是現在的第一會議室。主要是學生食堂，也販賣一些民生物品。）
為了消除這個不公平的現象，學生會發起了福利社的改組：在1989/5/1~5/5舉辦短期抵制福利社的活動，在福利社門前另外擺攤，販賣比福利社更為便宜的商品，藉以宣傳將福利社改組的理想；同時，也和當時的總務長溝通，希望總務長可以接納學生對於改組的訴求。
短期抵制福利社的活動獲得了成功，使得福利社在五天之內的營收短少了十五萬元；但是，與總務長的溝通就沒有這麼順利，總務長以官僚的作風迴避了學生改革的建議，而無視於當時學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事實。
到了1989年底，福利社改組的行動獲得巨大跳躍：由校方成立了福利社改組的籌備會。雖然可以看作是學生會爭取學生權益的一大突破，但其中更為重要的因素是行政院發布了一項命令：各地區無法律根據的「軍公教福利社」改組為以機關學校為單位的合作社。並統一合作社的供貨及售價，使得其中商品的價格低於市價。
同年十一月底，合作社章程草案通過，順利的話，在1990年的三月就可以完成改組，沒想到，卻因某兩位學生理監事未至人事室蓋私章，以致於改組的案子無法送到台北市社會局登記。從這個小關節影響大動作的事件來看，當時「台大學生報」認為這是校方拖延改組的心態的表現─因為校方並未主動請這兩名學生蓋章確認，利用官僚系統的層層關卡暗地裡反對福利社的改組。
雖然很多人為了福利社的改組做了許多努力，但抱持冷漠態度的學生也不在少數。福利社進行改組之後，1990年台大一萬九千名學生中，只有一千八百人交入股金加入學校的福利社。這對改組之後的福利社來說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改組後，福利社成為一個獨立於校方的法人，再也沒有台大的補助經費，營運所需的經費將完全來自於每人入股所交一百元的累積。所以，若是入社的人太少，福利社的營運就可能遇到困難。
故事說到這裡，你現在知道自己在入學時繳交一百元而換取一張社員證的意義了吧！這表示，你也是小福和小小福的股東之一，可以分配到盈餘，同時也有資格參與小福與小小福的決策。
但是，要怎麼分配盈餘呢？這就要先回到了一開頭的集點問題，要如何集點呢？有兩個方法：第一、每一次去小小福或是小福買東西結帳之前，先拿出自己的社員證，請櫃檯阿姨或姊姊幫你刷卡，這樣你消費的金額就會被記錄下來；第二、如果你忘記帶社員證，或是遇到無法刷卡的情形，就可以跟阿姨或姊姊拿點數卡，上面的數字就是你購買的金額，同樣，也是用來記錄你消費的金額。到了學期末，就會依照每一個人消費的金額分配盈餘。所以，以後大家去小福或小小福買東西要記得刷卡或拿點數卡喔！
滄桑的第一活動中心：
相較於小福與小小福，第一活動中心（簡稱活大）的命運就更為曲折。
在民國六十年以前，活大是由訓導處管理，但到了民國六十年，由於代聯會的爭取，學校將活大交給代聯會試辦。但是在一年之後，學校以試辦成效不彰為由，又將活大的管理權收回校方，除了學校所組成的管理委員會之外，又成立了一個幹事會，由這兩個組織共同管理活大。
管理委員會中的成員多是學校的教職員，而幹事會中的成員是由全校性學生社團互相選舉出十三人組成的。在當時，總幹事的競爭相當激烈，其中也牽涉到國民黨對於校園的控制：由於幹事會的選舉是特殊的「連記法」，因此，在民國78年之前活動中心的總幹事多為國民黨黨部所推出的人當選。但卻在78學年度總幹事的選舉中，國民黨的輔選失敗，顯示出由下而上的改革理念已然形成，這一事件使得活大幹事會脫離政黨色彩，並醞釀著解散政黨色彩強烈的幹事會，另組社團公會。
在79學年度，由於參選幹事的人選不足，選務會未經投票就宣佈參選人當選，因而引起其他社團負責人的抗議，因而該次選舉無效。沒有了接班人，活大的幹事會面臨了即將「自然解散」的命運，因而出現了組成「社團公會」取代幹事會的可能。該年六月，校方提出將由「學生社團委員會」取代幹事會，而委員會成員是由各社團代表所組成，將與校方的管理委員會共同管理活大事務。
時至今日，活大由「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負責，其組織成員中已完全由學校的教職員所組成。而學生社團委員會雖然仍有學生代表，但是缺席率極高，根本沒有發揮作用。從民國六十年到今日，活大經歷了學生自治、幹事會、社團委員會、學生活動管理中心的變遷，和小小福及小福的改變一樣，這些變遷皆源自學生對於自身權利的爭取，小小福和小福算是成功了，而活大卻像是又回到原點，只是多了幾條飽經風霜的皺紋。
名詞解釋：
代聯會：自從光復以後，台大就一直有學生選舉學生代表的傳統。但在當時，是由各班選舉班代，由班代組成「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聯合會」，簡稱代聯會。代聯會推選出代聯會主席，其地位類似現在的學生會長。後來代聯會幾經變革，但是代聯會主席仍維持間接選舉。
附帶一提，為了爭取代聯會主席普選，從1982年就開始有激烈的學生抗爭，其中較為著名的事件包括：511普選大遊行、李文忠退學絕食、自由之愛運動等。最後終於在1988年由代聯會通過普選法並獲得學校承認，並在該年五月選出首任學生會長羅文嘉。
台大的老記憶 系列報導之一
◎蕭彗岑
小福與小小福的變身：
7-11或是全家便利商店常常會推出集點換贈品的活動，其實，學校裡面的「小小福」和「小福」也有這種集點換獎品的活動，那要怎樣集點，而這種集點換獎品的方式又是怎樣出現的呢？
其實學生可以參加小福小小福的集點換獎品，可是經過一番抗爭的呢！
大約是二十年前，當時台大雖然已經有小小福和小福，但卻叫做「教職員工福利社」，這個名稱裡，有教師、職員，就是沒有學生。雖然學生是最大的消費族群，卻無法分配到小小福和小福經營的盈餘分配，同時，也無法管理這兩小福利社。（附帶一提，最早是有「大福」的，位於現在的行政大樓的中央，也就是現在的第一會議室。主要是學生食堂，也販賣一些民生物品。）
為了消除這個不公平的現象，學生會發起了福利社的改組：在1989/5/1~5/5舉辦短期抵制福利社的活動，在福利社門前另外擺攤，販賣比福利社更為便宜的商品，藉以宣傳將福利社改組的理想；同時，也和當時的總務長溝通，希望總務長可以接納學生對於改組的訴求。
短期抵制福利社的活動獲得了成功，使得福利社在五天之內的營收短少了十五萬元；但是，與總務長的溝通就沒有這麼順利，總務長以官僚的作風迴避了學生改革的建議，而無視於當時學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事實。
到了1989年底，福利社改組的行動獲得巨大跳躍：由校方成立了福利社改組的籌備會。雖然可以看作是學生會爭取學生權益的一大突破，但其中更為重要的因素是行政院發布了一項命令：各地區無法律根據的「軍公教福利社」改組為以機關學校為單位的合作社。並統一合作社的供貨及售價，使得其中商品的價格低於市價。
同年十一月底，合作社章程草案通過，順利的話，在1990年的三月就可以完成改組，沒想到，卻因某兩位學生理監事未至人事室蓋私章，以致於改組的案子無法送到台北市社會局登記。從這個小關節影響大動作的事件來看，當時「台大學生報」認為這是校方拖延改組的心態的表現─因為校方並未主動請這兩名學生蓋章確認，利用官僚系統的層層關卡暗地裡反對福利社的改組。
雖然很多人為了福利社的改組做了許多努力，但抱持冷漠態度的學生也不在少數。福利社進行改組之後，1990年台大一萬九千名學生中，只有一千八百人交入股金加入學校的福利社。這對改組之後的福利社來說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改組後，福利社成為一個獨立於校方的法人，再也沒有台大的補助經費，營運所需的經費將完全來自於每人入股所交一百元的累積。所以，若是入社的人太少，福利社的營運就可能遇到困難。
故事說到這裡，你現在知道自己在入學時繳交一百元而換取一張社員證的意義了吧！這表示，你也是小福和小小福的股東之一，可以分配到盈餘，同時也有資格參與小福與小小福的決策。
但是，要怎麼分配盈餘呢？這就要先回到了一開頭的集點問題，要如何集點呢？有兩個方法：第一、每一次去小小福或是小福買東西結帳之前，先拿出自己的社員證，請櫃檯阿姨或姊姊幫你刷卡，這樣你消費的金額就會被記錄下來；第二、如果你忘記帶社員證，或是遇到無法刷卡的情形，就可以跟阿姨或姊姊拿點數卡，上面的數字就是你購買的金額，同樣，也是用來記錄你消費的金額。到了學期末，就會依照每一個人消費的金額分配盈餘。所以，以後大家去小福或小小福買東西要記得刷卡或拿點數卡喔！
滄桑的第一活動中心：
相較於小福與小小福，第一活動中心（簡稱活大）的命運就更為曲折。
在民國六十年以前，活大是由訓導處管理，但到了民國六十年，由於代聯會的爭取，學校將活大交給代聯會試辦。但是在一年之後，學校以試辦成效不彰為由，又將活大的管理權收回校方，除了學校所組成的管理委員會之外，又成立了一個幹事會，由這兩個組織共同管理活大。
管理委員會中的成員多是學校的教職員，而幹事會中的成員是由全校性學生社團互相選舉出十三人組成的。在當時，總幹事的競爭相當激烈，其中也牽涉到國民黨對於校園的控制：由於幹事會的選舉是特殊的「連記法」，因此，在民國78年之前活動中心的總幹事多為國民黨黨部所推出的人當選。但卻在78學年度總幹事的選舉中，國民黨的輔選失敗，顯示出由下而上的改革理念已然形成，這一事件使得活大幹事會脫離政黨色彩，並醞釀著解散政黨色彩強烈的幹事會，另組社團公會。
在79學年度，由於參選幹事的人選不足，選務會未經投票就宣佈參選人當選，因而引起其他社團負責人的抗議，因而該次選舉無效。沒有了接班人，活大的幹事會面臨了即將「自然解散」的命運，因而出現了組成「社團公會」取代幹事會的可能。該年六月，校方提出將由「學生社團委員會」取代幹事會，而委員會成員是由各社團代表所組成，將與校方的管理委員會共同管理活大事務。
時至今日，活大由「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負責，其組織成員中已完全由學校的教職員所組成。而學生社團委員會雖然仍有學生代表，但是缺席率極高，根本沒有發揮作用。從民國六十年到今日，活大經歷了學生自治、幹事會、社團委員會、學生活動管理中心的變遷，和小小福及小福的改變一樣，這些變遷皆源自學生對於自身權利的爭取，小小福和小福算是成功了，而活大卻像是又回到原點，只是多了幾條飽經風霜的皺紋。
名詞解釋：
代聯會：自從光復以後，台大就一直有學生選舉學生代表的傳統。但在當時，是由各班選舉班代，由班代組成「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聯合會」，簡稱代聯會。代聯會推選出代聯會主席，其地位類似現在的學生會長。後來代聯會幾經變革，但是代聯會主席仍維持間接選舉。
附帶一提，為了爭取代聯會主席普選，從1982年就開始有激烈的學生抗爭，其中較為著名的事件包括：511普選大遊行、李文忠退學絕食、自由之愛運動等。最後終於在1988年由代聯會通過普選法並獲得學校承認，並在該年五月選出首任學生會長羅文嘉。
主編的話
主編的話
◎孫有蓉
九月，又到了新生的季節，而時間在傅鐘一次次地敲響和新生典禮上一次次地期勉中飛逝。
在上一次春雷打響時，是意識報誕生的時刻。這個暑假，意識報社剛剛審核通過成為社團，也是台大現在唯一一個專職辦報，並且出刊頻率最高的一個社團。從未成立社團的跨校學生團體到現在，經過了一寒一暑，我們因為讀者的熱情與期許而茁壯，因為對事物變遷下的脈動好奇而成長。這並非一份如高中校刊般的刊物，不單純刊載同學的文學作品或者對於師長或主題的採訪；這份刊物中包含著校園中等待被談論的議題、時事評論、文藝介紹、純文學和文藝評論。這份刊物擁有寬闊的發揮空間與可能性，更同時要求每個成員隨著作品成長。
生活全面的網路化，大部分的人愈來愈少資訊來源是來自閱讀報章雜誌，我們隨手就可以進入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獲得大量以至於我們無法處理的龐大資訊。對每個領域來說，我們資訊的獲得與參與的條件都變低了，但正因為所有人進入網路世界的條件太低，在網路上發表言論、意見、思想太過容易，所以導致資訊變的零碎、零散。對於學校中、社會上所發生的事件，愈主動積極與我們接觸的訊息愈容易被我們接收，當我們想要了解學校與社會中所發生的問題時，龐大而未整理、零散而過於隨便的資訊讓我們必須花很大的心力分析、整理，從而獲得資訊。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報紙，我們還是需要一個將事實報導、議題論述……等等當作正式對大眾發表看法、論述的媒介，而這就是這份報紙誕生的原因。
我們團隊的運作不會像一般社團有既有的系統或工作分配，我們需要真正對於文字有興趣的同學來加入我們。我們的工作分成以下幾種，每一種我們也成立了小組來運作，希望每個夥伴可以將自己所長且自己所有興趣的事物在專注的調查、研究、準備後寫成文章。我們分成：校園議題小組、論壇小組、採訪小組、藝文介紹/研究專題小組、藝文評論專題小組。
校園議題小組的工作在於針對學校的一些議題，比如說五年五百億用在哪裡、校園環保、校園事件歷史、學生自治……等等，對這些問題做研究報導。這些報導重點不在於呈現一個事件的單一事實，而是用研究、調查、分析資料的方式將問題的前因後果都呈現出來。
論壇小組的工作主要在於社會評論，但我們通常不做價值判斷，而是希望釐清現象還有釐清觀念。我們討論過台灣社會福利的問題、性別問題、選制問題……等等，以幾個小組輪流針對時事或時弊做討論，開學將有一系列關於台灣教育與現在知識狀態的討論。討論將會配合閱讀和訪談專業人員進行。
藝文介紹專題小組所負責的是副刊的部份，除了蒐集不錯的學生文學創作，更希望藉由對文學和藝術的介紹來增進大家的人文素養，像這學期將出現的有楊逵的介紹、莎士比亞文學的介紹……等等。會稱作專題小組因為每個人的專長有限，但文學與藝術的範圍卻非常廣泛，所以我們徵召有興趣做我們公告主題的同學來介紹文藝。
藝文評論小組也就是藝文版，主要專注於電影、劇場藝術、展覽……所有形式文學、藝術的評論，也是以專題的方式運作。
這個社團，這份報紙希望作為一個多元、豐富的平台，讓許多人在上面做出各式各樣的表現與研究，更同時希望將議題、事件帶入大眾中來討論，所以我們需要大家的幫助，需要有熱忱於文字、藝術、討論、研究、美術編輯甚至攝影的同學加入我們。
歡迎你。
◎孫有蓉
九月，又到了新生的季節，而時間在傅鐘一次次地敲響和新生典禮上一次次地期勉中飛逝。
在上一次春雷打響時，是意識報誕生的時刻。這個暑假，意識報社剛剛審核通過成為社團，也是台大現在唯一一個專職辦報，並且出刊頻率最高的一個社團。從未成立社團的跨校學生團體到現在，經過了一寒一暑，我們因為讀者的熱情與期許而茁壯，因為對事物變遷下的脈動好奇而成長。這並非一份如高中校刊般的刊物，不單純刊載同學的文學作品或者對於師長或主題的採訪；這份刊物中包含著校園中等待被談論的議題、時事評論、文藝介紹、純文學和文藝評論。這份刊物擁有寬闊的發揮空間與可能性，更同時要求每個成員隨著作品成長。
生活全面的網路化，大部分的人愈來愈少資訊來源是來自閱讀報章雜誌，我們隨手就可以進入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獲得大量以至於我們無法處理的龐大資訊。對每個領域來說，我們資訊的獲得與參與的條件都變低了，但正因為所有人進入網路世界的條件太低，在網路上發表言論、意見、思想太過容易，所以導致資訊變的零碎、零散。對於學校中、社會上所發生的事件，愈主動積極與我們接觸的訊息愈容易被我們接收，當我們想要了解學校與社會中所發生的問題時，龐大而未整理、零散而過於隨便的資訊讓我們必須花很大的心力分析、整理，從而獲得資訊。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報紙，我們還是需要一個將事實報導、議題論述……等等當作正式對大眾發表看法、論述的媒介，而這就是這份報紙誕生的原因。
我們團隊的運作不會像一般社團有既有的系統或工作分配，我們需要真正對於文字有興趣的同學來加入我們。我們的工作分成以下幾種，每一種我們也成立了小組來運作，希望每個夥伴可以將自己所長且自己所有興趣的事物在專注的調查、研究、準備後寫成文章。我們分成：校園議題小組、論壇小組、採訪小組、藝文介紹/研究專題小組、藝文評論專題小組。
校園議題小組的工作在於針對學校的一些議題，比如說五年五百億用在哪裡、校園環保、校園事件歷史、學生自治……等等，對這些問題做研究報導。這些報導重點不在於呈現一個事件的單一事實，而是用研究、調查、分析資料的方式將問題的前因後果都呈現出來。
論壇小組的工作主要在於社會評論，但我們通常不做價值判斷，而是希望釐清現象還有釐清觀念。我們討論過台灣社會福利的問題、性別問題、選制問題……等等，以幾個小組輪流針對時事或時弊做討論，開學將有一系列關於台灣教育與現在知識狀態的討論。討論將會配合閱讀和訪談專業人員進行。
藝文介紹專題小組所負責的是副刊的部份，除了蒐集不錯的學生文學創作，更希望藉由對文學和藝術的介紹來增進大家的人文素養，像這學期將出現的有楊逵的介紹、莎士比亞文學的介紹……等等。會稱作專題小組因為每個人的專長有限，但文學與藝術的範圍卻非常廣泛，所以我們徵召有興趣做我們公告主題的同學來介紹文藝。
藝文評論小組也就是藝文版，主要專注於電影、劇場藝術、展覽……所有形式文學、藝術的評論，也是以專題的方式運作。
這個社團，這份報紙希望作為一個多元、豐富的平台，讓許多人在上面做出各式各樣的表現與研究，更同時希望將議題、事件帶入大眾中來討論，所以我們需要大家的幫助，需要有熱忱於文字、藝術、討論、研究、美術編輯甚至攝影的同學加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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