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4日 星期日

學術自由,憑什麼?

◎孫有蓉

言論自由在七八零年代時曾經是熱血激盪的口號;大學,或者大學生,搖身變成了維護言論,抵抗政府霸權的象徵。在二三十年後的今日,言論自由已經打開大門迎接大眾,沒有報禁、刊物沒有審核制度,網路快速地將所有人的嬉笑怒罵傳到各個角落。除了在法庭上看到有人將言論自由當作「民事訴訟」中的擋箭牌,和在電影中當作警醒的題材,言論,原則上已經完全自由。

今天的大學,今天的社會,雖然處在言論完全開放的處境下,但我們對於語言的表達也隨便了。雖然我們擁有滿山遍野的部落格和網頁,我們擁有最便利且最普遍的媒介,我們擁有最即時的新聞媒體和眾多評論節目,但同時我們也發現能夠振振有聲的事實分析與侃侃而談的代表性論述變得屈指可數。漫遊部落格與論壇,甚至到充滿了專家學者名號的政治評論節目,我們會發現不管是市井小民還是名牌上寫著某某專家與某某學者的發言人/發表人,個人意見的闡述都還是壓倒性地多過了「專業的」、「學術的」與客觀的事實與論述。隨著知識不斷地商品化,大學漸漸從學術的殿堂變成職業訓練所,無法做為職業訓練的科系只好誇口著自己尚未變成學店。既然知識變成了商品,大學主要為了就業,那言論自由的意義到了現在是否只在於保障利益交換的順暢與可能性,或者,它還擁有其他意義?這要從社會講起。


進步、知識與語言

每個社會都必然追求安定和富足,或更籠統地說:追求進步。而求進步無疑要透過知識來追尋,所以在這之中,知識就變成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知識作為哲學討論了千年以來的熱門話題,在二十世紀時一些著名的哲學家,如佛列格、羅素、維根斯坦,將所有的哲學問題轉向到語言上,因為我們可以發現不僅藉由溝通,就連我們的思緒也是藉由語言的形式呈現,所以這些哲學家們認為在語言、思想和世界間有著相似的邏輯結構。如果知識的問題也回到了語言上,那我們就要問,為什麼語言能夠形成知識,或者語言如何使知識可能?現代哲學家弗朗索瓦˙李奧塔的《後現代狀況》一書中就援引了維根斯坦語言遊戲的概念來說明語言和知識間的關係。我們並沒有一套絕對、正確的規則來運用語言,所以話語的意義和話語的真實都不在於與世界事實的對應,若意義只在於與事實的對應,那所有漫談虛幻世界的奇幻故事、電動玩具的虛擬世界或者傳說神話都變成了不具意義的話語。這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

語言遊戲

維根斯坦提出「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的概念,讓我們了解語言(作為廣義的語言)的運用因為各種不同的環境和用途,語言就像是一套套不同的遊戲,而這其中的重點在於,每個遊戲有不同的規則,而這些規則來自於被運用的環境與社群。由此可見,就算我們所運用的是同一種語言(如中文),每個不同的群體還是會發展出不同運用語言的模式,在大家生活中最容易理解的也許是對於線上遊戲世界社群所用的語言。讓我們將語言遊戲的概念縮小變成一種社群所產生在語言上的剪影,也就是他認為在不同的社群中,會自己形成自己的語言遊戲,就像在科學中會有自己的語言遊戲、法律中有自己的語言遊戲…等等。而每個領域所產生的語言遊戲雖然自內形成了自己的體系,有自己運用語言的規則,但是同時因為知識的合法性,所以這些不同的語言遊戲必須想辦法用敘述而非表徵的方式來證成自己的知識合法性。

知識在各種不同的語言遊戲中被論述出來,但是否代表因為各自屬於不同的語言遊戲,讓我們一方面在一個語言遊戲的進入上因產生困難而知識和思想被某個語言遊戲限制或規範,另一方面在某個語言遊戲形成較有系統或較有權威時,也就是當某個語言遊戲可以壟斷那個領域的知識,那個領域的知識都必須用某語言遊戲當作語言時,在這個語言遊戲內就會產生傳統,而傳統所代表的即是:在這個已經在知識上具有權威的語言遊戲中有某些陳述、語言規則、價值是被固定下來,比如說法律的相關知識已經在法律社群中形成出一種具有權威的語言遊戲,所以某些用語一定要這般而非其他;在軍中當長官給予命令,下級只會說:「是的,長官」而不會說「可是我有什麼困難」。

這是否代表在這些語言遊戲之中已經不能夠擁有其他可能?或是我們必然得在進入這些語言遊戲或遵守這套語言遊戲的規則後,我們才可以宣稱獲取知識?或者這樣的狀態是無可改變更是不可改變的?


語言遊戲vs.言論自由vs.社會進步

當我們無法對某個領域發言、提問、質疑,在軍隊中永遠不可以情相願、在教室中遠永不可以反駁老師…這樣對於思想或者言論的限制馬上就造成知識的停滯。因為知識是辨證、批判的,墨守成規就會變成教條,而教條是與知識對立的,所以如果我們無法在現存壟斷某個領域知識的語言遊戲之外用自己的語言遊戲對這個領域發表言論,代表這個領域的知識被認定擁有一個完全已經固定的內容,而這個內容是完全不能被質疑與被挑戰的。就算是當代的自然科學都無法宣稱自己的知識內容是絕對正確且不會有更動的,而有限的人類也不可能絕對地掌握宇宙的知識。如此一來就可以論證,人是無法宣稱哪一個領域的知識已經是固定而不可能有任何改變了,因為無法讓思想產生辯證,知識就不會進步。就像如果沒有第一個人打破某個領域的語言遊戲,例如反抗在軍隊中任何命令都要大聲答應,我們就無法發現更進一步的價值,比如說反抗權威的精神,而知識無法進步,整體社會就不可能提升甚至維持。

重新整理一遍這一個段落的論述,可以簡單地歸納為:一個社會要生存下去必然要追求進步,而社會整體的進步,不管是社會安定上的進步、社會經濟上的進步還是社會價值上的進步,都要透過知識才能夠提升;而知識的提升只有在辯證的場域中才可能發展,而任何的守舊、傳統都會是對於知識造成限制的因素,所以在每個時代中,言論自由的保護與爭取是必然的。因為只要社會成員發覺領導者無法讓社會進步,就會推翻具有權威的語言遊戲,辯證舊有的知識內容以求進步。


保守與進步間的弔詭

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弔詭之處,一個社會若永遠處在不斷地辯證與革命中,這個社會將動盪不安,反而無法追求社會進步。因為每一個人說的話和這些話語的力量和影響都完全相同,而沒有誰擁有權威,則社會無法有共同意志,而沒有共同意志一個社會就無法構成凝聚。但反過來,在一個社會有了權威,有了傳統,有了壟斷知識的語言遊戲後,知識和思想又受到限制而無法進步了。這樣的弔詭是如何產生的呢?

事實上,知識的革新與傳統的建立所維繫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面向,就單單從知識面來討論,任何的傳統或想當然耳的概念都是限制知識進步的阻力,因為無條件預設了一些前提作為假設。但由實踐(pragmatic)的角度來討論,一個社會要組成並且共同運作,那就會產生出社會中的權威(領導者),而這個社會中也必然要有「共同意志」來維繫一個社會的聯結;此外,因為一個社會不可能所有成員擁有相同的知識水準,但為了將知識運用以促進社會富足進步,在運用上就漸漸由經驗堆累出傳統,而傳統一方面保障既得知識者的權威,另一方面讓學習上、運作上也更加效率。



言論自由,憑什麼?

重新回到最初的問題,既然在這個時代言論自由已經開放了,雖然看似流言遍行而積極論述被掩蓋,但一再地提起言論自由是否已經多此一舉?雖然論述了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但言論自由已經全面開放了,有什麼好擔心的呢?上述引用了維根斯坦語言遊戲的概念,我們可以發覺語言在使用的傳統中就會產生潛在的規則與限制,所以對於言論自由的限制問題不再是來自公權力或者外力,而是來自社群所產生的潛規則。在哲學家,李奧塔的論述中,大學是唯一一個每一個語言遊戲都平起平坐的場域,因為只有這個場域知識不是單項地灌輸,因為不存在利益交換,而只有對於求真上的辯證,所以在這個地方沒有一套小群體玩的語言遊戲能夠不被辯證地產生無法動搖的權威,雖然今日的大學看似充滿了利益交換,但我們仍應該保留求真的辯證態度,不讓傳統、習慣、規範在語言中所形成的潛在規則禁錮了知識的脈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