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9日 星期四

在革命路上的革命夫妻卻不革命

◎台大政治所碩二 張迪皓

  瘋癲雖然表現為一派胡言亂語,但它並不是空幻;填充著它的是馬克白夫人的醫生所言的「超出我的醫術的疾病」;它已經是完全的死亡;一個瘋子不需要醫生,而只需要上帝的賜福。奧菲利亞最後重新嘗到了欣喜的甜蜜,這使得她忘卻一切的不幸;她在瘋癲中唱的歌,在實質上近似於馬克白城堡的通道中傳出的「婦人的呼喊」-宣告「王后死了」。…(中略)但是,死亡本身並不能帶來和平;生命的結束使生命擺脫了瘋癲,但是瘋癲仍將超越死亡而取得勝利。

  引自Foucault,瘋癲與文明


婚姻,我期待你能像我想地那樣

  當一個由平凡的事件構成,再日常生活不過的劇本,配上中世紀常見的警示橫言式角色安排,移挪到當代,組成的三個中產家庭彼此拖磨的故事,遇上了好的原著小說,好的編劇,好的劇本,好的導演,好的演員時會燃燒出什麼樣的火花呢?「革命之路」(英名Revolutionary Road,台譯「真愛旅程」)就是一個最好的範本。

  大體來說,革命之路是部用爭吵,來描繪中產夫妻困頓的電影。這特色就是每場爭吵,都起源於沒有意義的庸人自擾,總是在經濟無慮的前提下相互指責對方,懷疑,謾罵——但玩味的是,爭吵都幾乎沒有對焦在兩人確切的矛盾。那我們該把這些爭吵,算作是爭吵嗎?不,就讓我們把它當作某種碎嘴或謾罵吧。然而,唯一一次確切地切中兩人的矛盾,是片頭前半小時法蘭克對艾波的指責:「妳沒成為演員並不是我的錯」,他直指出兩人的矛盾,作為生命共同體的矛盾——即便是纏繞在一起的樹與藤,也必須找到自身存在的意義。

  之後的所有爭吵,甚至背叛,都是源於開頭前半小時的這場。艾波在確知自己沒有成為演員的天份之後,轉而寄託法蘭克能放下一切,成為「能感知的人」;法蘭克則在確知自己無法放下一切之後,轉而寄託艾波能成為賢淑的好妻子。於是一切就在沒有明說的相互期待與挫敗間拉扯,沒有人能滿足對方的期待,不得不放棄溝通,轉而要求,要求「你怎麼沒能做到」,而就在反覆挫敗所建構的折磨裡延染背叛的花朵,結實,種子裡盡是信任與不信任的相互考題。

  也許有人會將此歸結時代的悲哀,但除了墮胎術的進步與離婚率之外,現代與當代間沒有可以斷裂歷史的隔膜。發生在現代的怨偶也張大著眼等待爆發的機會,把兩造差異研磨成苦澀的咖啡,浸泡,從若即若離的洞房花燭夜開始,獨飲交杯酒,沒有浪漫。時代不過是託辭,推託面對自我與被期待的差距,而將小小的自尊埋葬在結婚契約的形式化與高離婚率裡。

  在一部人人相互欺騙,到頭來愚弄了自己的喜劇中,瘋人就是輔助的喜劇因素,是欺騙之欺騙。他用十足愚蠢的傻瓜語言說出理性的詞句,從而以滑稽的方式造成了喜劇效果,如他向戀人們談論愛情,向年輕人講生活的真理,向高傲者和說謊者講中庸之道。

引自Foucault,瘋癲與文明


瘋狂,我期待我能像我想地那樣

  那瘋狂呢?一齣平凡的敘事,就需要個瘋子來大放厥詞。革命之路裡的數學家,他作為人子,卻執著於茶几是否擊中偏執狂母親的腦袋,這是個象徵,象徵著夢想美好家庭的婦女,在中年後的破滅。而老伴的助聽器卻已經關上,不需要對談了,就彼此虛假地(自我欺騙)活著吧。

  數學家瘋子的存在,也象徵著絕對的理性,他看透中產夫妻的虛妄,沒有希望地照社會要求活著——上班、家事、孩子、作愛。所以他瘋了,但作為絕對理性的他被判定為「瘋了」,卻反諷地指出活在這體系下的我們才瘋了。法蘭克作為男人,艾波作為女人,兩人作為夫妻,出世與未出世的孩子們。疆界上的移動並不代表任何事,只代表著沒有希望後的逃避,也就是選擇,如同絕對理性的數學家般-選擇再瘋一點。

  因此艾波的死亡並非悲劇,而是近乎反諷的喜劇。唯有死亡才能在沒有希望的困境中真正逃離。因為生活就是一場瘋人院,看透的人反被視為瘋狂,除此之外,就只剩下死亡和按譜演出兩種選擇。但艾波腦袋中的瘋狂因子使她不願意,也不可能選擇後者,她只能在詭譎的早餐裡銜接二者,並用吻把世俗規範報復在墮胎器的吸取,這是最溫柔的復仇,卻也造就了最意外的理性覺醒。

  總結地說,革命之路並沒有演出了真實,但它讓人覺得好看,又會讓人步出電影院時停頓下來想一下的,就是因為它不真實。它在虛假的演劇裡填上看似真實的平凡,那是日常生活的困頓,也就是每個活在中產階級價值掛帥體系下的男男女女,每天吃喝拉撒睡,生產且生殖的日常生活處境。而最後導演與編劇的安排,似乎是想道出了我們一般人的怯弱,在我們並沒有艾波的勇氣與偏執(當然還有瘋狂)時,就只能如法蘭克般,開始奔跑,開始凝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