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1日 星期日

松菸巨蛋夢

文/陳誼珊、柯晨晧、鄭剛、黃瀚嶢

  台北東區人潮熙來攘往、馬路上車水馬龍,而在繁華街角的另一頭,一整圈突兀的綠色鐵皮圍繞住了一大片土地,除了突起的灰色煙囪、綠葉樹頂,自外幾乎只能見到雪白的芒花隨風搖曳,經過的路人往往也毫不留意,但這看似普通區隔工地的圍籬內,卻保存著台灣百年來的歷史記憶,也保存了台北市的一塊珍貴綠地,這裡是松山菸廠,同時也是台北大巨蛋的預定地。

文化與生態的交疊點─
─松山菸廠

  民國二十九年,日本人在當時還屬其殖民地的台灣建造了全島第一座專業的捲煙廠,松山菸廠的前身「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松山煙草工廠」不僅是台灣現代化工業廠房的先驅,更是當年東亞最大的現代化菸廠,生產的捲煙於二戰時熱銷島內外。台灣光復後,台灣省專賣局接收松山菸廠,並更名「台灣省專賣局松山菸草工廠」,專司捲煙、製菸。菸草從高雄、屏東運進了台北城,在松菸變成了一包包寫著樂園牌、雙喜牌、寶島牌、勝利牌、長壽牌的盒裝香煙,更在島內市場熱買,也為國家財政締造一時輝煌。民國八十七年,公賣制度改變、香煙銷售量下降,松山菸廠正式停工,也走出了歷史的舞台,就這樣從輝煌忙碌的工廠退休,靜靜的在台北的一角歇息,凝視著這個城市。

  民國九十年,台北市政府將松山菸廠指定為市定古蹟,其中辦公廳、製菸工場、鍋爐房、一至五號倉庫為古蹟本體,蓮花池、運輸軌道及光復後新建倉庫亦一併劃為古蹟保存範圍。松山菸廠在規劃建造時,除了現代外的特徵外,亦放入工業村之概念,整塊區域中不僅有廠房,亦包含了員工宿舍、盥洗浴池、福利社、醫護區域、托兒育嬰間…等,十分有保留價值。除古蹟蘊含的歷史價值外,松菸建築設計上的藝術價值也相當高,其風格屬於「日本初現代主義」,並揉合傳統與歐風,形式簡單素雅,且建材獨特、作工精細,就如面磚這樣小小的細節都相當講究。

  除了歷史上的意義外,松山菸廠位處東區的水泥地景中,是難得的樹木蘩蔭之地。承接東邊南港山系的四獸山,西邊是大安森林公園、植物園,南邊是蟾蜍山、仙跡岩,與松菸毗鄰的國父紀念館綠地面積約為松山菸廠的一半,兩者相連而成的綠地正處於都市生態跳島的樞紐位置,鳥類、昆蟲等生命得以暫時棲宿,而非在城市的水泥叢林中窒息。松菸正式停工後,除了日治時期與光復後所栽植的樹木植物外,台灣北部地區原生植物的小苗開始茁壯,半人工、半自然的林貌與生態環境不僅十分特殊,亦得以反映過去整個台北盆地自然史的遺跡。

大巨蛋開發案

  民國八十年初,行政院長郝柏村鑒於國內對發展棒球運動的需要,慨然允諾在北中南三大都會區各建一座巨蛋,由經建會撥款興建,而在北市的巨蛋,原定興建於關渡平原,當時市長黃大洲更發下豪語,要蓋一棟超越日本福岡巨蛋的巨蛋,後來因關渡平原遠離市區,交通不便,在幾經評估後,因為松山菸廠位於市中心,交通便利,而且腹地廣闊,土地取得容易,因此最後由松山菸廠出線,成為大巨蛋興建所在地。

  在巨蛋計畫浮出檯面後,各大勢力均極力爭取興建。自民國八十四年始,北市府成立了「巨蛋催生小組」,赴美、日、加等國考察巨蛋的興建。接著的三、四年內,市府不斷的修正計畫,邀請各界人士(如藝文界與體育界)參與座談,以期豐富巨蛋園區。而在這期間,巨蛋的興建場所,也屢生波折,民國九十年才正式定案於松山煙廠。到了民國九十一年,北市府完成先期規劃作業,並開始招商。於九十三年,開始移植老樹,拆除部份建築。直到九十五年,巨蛋經營團隊重組,提出新計畫,並正式與遠雄簽訂BOT計畫(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模式),一切才塵埃落定。並預計於民國一百年完工開館。

  遠雄的大巨蛋計畫,園區內可分為以下各部分第一部分是遠雄大巨蛋的本體,多功能體育館。投資額約八十二億元,佔園區三分之一大。遠雄在官網上,承諾大巨蛋會提供有利舉辦各職業運動、展示、大型演唱會等活動的空間與設備,如職棒與各類運動比賽所使用的高性能草皮,以及優良照明設備以供轉播之個優質的運動環境。

  第二部分則為巨蛋之肺,綠化廣場與林蔭大道。考量到大巨蛋坐落於原松山菸廠,為台北市重要古蹟與綠地,為兼顧生態保育與古蹟開發,遠雄將保留部分松山菸廠,讓古蹟與大巨蛋共存,營造都市新美學,也同時希望透過松菸原有的綠地,和植樹造林,在都市裡營造一個安詳的桃花源。

  最後一部份則為購物商場和觀光旅館。這部分佔巨蛋園區很大比例,因著巨蛋帶來的人潮,遠雄希望能以此打造一個巨蛋生活圈,內有購物商場,旅館,辦公大樓等設施,以滿足人們的需求。此外,大巨蛋所在地,附近已有京華城,信義計畫區等商圈,而巨蛋生活圈正居這些購物聖地之中,透過巨蛋商圈的串聯,一個超大型的消費天堂將於台北誕生,當地也可因此更加繁榮。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巨蛋開發案,除了體育與藝文的構想外,另一個更大的目的就是在東區打造一個新的商業天堂。這個看似能兼顧商業與體育和都市營造的計畫,真有如此完美嗎?

巨蛋爭議

  松菸巨蛋興建BOT案的爭議,最終可以回歸到環境保護與興建公共設施之間的拿捏上。總體而言,倘若興建大巨蛋,可以預期的正面效應最主要即其提供了一個足以容納四萬人的大型多功能體育館、更是台灣唯一的室內棒球場,對台灣的棒球迷來說實乃一大福音。其次乃大巨蛋周圍的附屬商圈可預期為當地帶來大量的商機,更由於其位置的優勢,可與東區的其他商圈如京華城、信義計畫區等做連結,發展成台北東區的新商業中心。

  就現實層面來看,大巨蛋倘若不靠周圍商圈的收入,巨蛋本體確實不足以支持其營運。以日本營運得極為成功的東京巨蛋而論,除了其優越的地理條件之外,其周遭的遊樂園、LaQua水療館、眾多商店、餐廳以及東京巨蛋飯店亦是造就其成功的主因。除此之外,巨蛋本身亦要擁有足夠的吸引力以吸引民眾,在事前亦須做好完善的估計與規劃,否則如英國倫敦的千禧巨蛋,當初預估每年可吸引一千兩百萬人次,事實上兩千年間總共只有約六百五十萬人次入場,逼得這座當初曾被視為英國最成功的收費觀光景點不得不慘澹收場,於營運一年後宣布關閉。

  提到大巨蛋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則可分為幾個方面來談。首先,是大巨蛋即將落成的地點,乃松山菸廠古蹟的原址。儘管遠雄企業宣稱將展現其對於文化古蹟與生態環境的尊重,然而大巨蛋的興建勢必破壞古蹟的完整原貌,卻是無庸置疑的事實。至於生態環境的部分,松山菸廠多年來的無人聞問使其因禍得福,使當地擁有了一個自然而然的多性生態景觀,這一切也將在大巨蛋的興建下消失殆盡。

  回到古蹟與生態以外的現實,大巨蛋與其周圍商圈的興建,將吸引大批的人潮湧入當地,其所造成的交通問題如何解決,以及如何顧及當地居民生活所受到的影響,同樣是興建大巨蛋所必須面對的挑戰。為了維護這台北東區最後一塊可能的綠地,許多反巨蛋的團體也應運而生,並提出替代方案,希望市政府能停止興建巨蛋的計畫。

松菸公園催生聯盟

  「我要森林公園,不要商業巨蛋;我要體育園區,不要商業特區。」這是台北東區森林運動公園催生聯盟部落格首頁的標語。松菸公園催生聯盟由松山菸廠附近的信義區新仁里、大安區華聲里里民組成,支持的其餘團體包含綠黨、荒野保護協會等,一路監督松菸巨蛋的開發計畫、環評報告,期許政府能將松菸規劃成真正適合台北的公共區域。除了出於在地情感、希望政府尊重人民的建議,他們亦相當重視松菸園區所蘊含的生態、文化價值,以及對整個台北市的意義。

  民國九十一年,由馬英九領導的市政府用兩百四十億取得松菸園區土地,並預訂為大巨蛋用地。大巨蛋的建造費用約八十億元,市政府選擇了BOT案招標,得標者卻不需支付任何開發權益金、營運權利金與租金(原權利金應超過十二億),市府等於賤租了這片土地,讓開發業者享有五十年的使用權。

  民國九十二年,市府所做民意調查的詭異結果,被外界大力抨擊。這份讓開發案於數個月內通過的問卷,是市府透過蓋洛普公司所作的引導式民調,隱瞞巨蛋週邊商業設施的內容──十公頃的體育園區僅有約三成作為體育用途,其餘空間則以五星級旅館、辦公大樓、百貨公司為主。這分民調取得全市百分之六十九點四八、周邊十六個里百分之七十三點七六的高支持度。然而在環保團體於該年五月重新製作問卷後,民調結果則完全反轉。

  「台北文化體育園區(大巨蛋)開發計畫」是於民國九十三年正式對外招標,在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二號,由遠雄集團與市政府簽下合約,當時因為更換巨蛋配合廠商,開發範圍與原計劃大為不同,且原環評已超過3年,必須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但在環評尚未通過的隔年年初,園區便開始進行違法動工,以怪手強行推倒樹木。市議員與環保人士提出公民訴訟告知後,環保局立時開了兩張三十萬元罰單,並勒令停工。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重新環評之後,市府於隔年八月重新提出了施工計劃,民國九十七年九月十日環保局再次開放動工。

  但同年的九月十八號,環保團體卻因為園區內老樹的不當移植,再次提出抗議。正常移植的作法,須於三個月前為樹木修枝,然後分多次切斷過長根系,使樹木逐漸適應後,再行移植。但市府對帶松菸樹木的作法卻是直接挖掘。在松菸公園催生聯盟拍到的照片中,該地樹木的樹籍牌均寫上「不需斷根」,明顯違反環評書內容。根據調查,松菸園區內有一千五百六十八棵樹,其中八百四十五棵位於開發案範圍內,需要移植。然在這樣的移植做法下,已經移植的三百九十七棵樹中,已有一百零三棵死亡。事實上在環評之前,已經有不少樹木在九士林年初遭強行推倒。

  另外對於遠雄所提出的企劃,當地居民最不認同的部分事實上是其過於濃厚的商業色彩。遠雄集團提出的開發案內容中,雖然包含了保留八公頃的廠房文化園區,但巨蛋高達七十公尺,是松菸主體建築十二公尺的六倍,百貨公司、辦公大樓,以及兩棟九十公尺高的觀光旅館更遠高於文化園區,這樣的面積與高度比不僅對於古蹟景觀是相當大的壓迫,空間使用上比例的不平衡也隱約透露出經營重點的方向。

  另一方面,大巨蛋有四萬個座位,如球賽這種大型活動散場時的疏散規劃,有一萬五千人湧向菸廠位置,這樣的人潮在短時間內便可能造成周邊生活環境的破壞。當地居民認為,在維護古蹟之外,他們可以接受市民需要一個良好的運動競技或藝文表演場所;然而他們質疑遠雄計畫在巨蛋旁所建的購物中心、觀光旅館以及辦大樓,名雖為補足巨蛋營運經費之不足,實際上根本是掛羊頭賣狗肉之舉,最終目的仍然是其商業利益,而在此同時不但破壞了當地環境的清靜,更犧牲了古蹟與生態環境做為代價。

  面對官方隱瞞資訊、做題意偏頗的民調、不斷違反環評書決議,松菸公園催生聯盟替民眾表達不滿,亦提出四點訴求,前三點的大致內容是:
一、舉辦公正的民調,並讓社區居民直接參與審議。
二、反對以商業利益為考量的規劃。
三、要求社區品質,反對交通流量與噪音的衝擊。
而第四點,則是整個團體的核心訴求─
─創造一個東區的森林公園。

松菸未來如何去?

  東區曾有兩個公園預定地。一個是七號公園預定地,即二十年前建立的大安森林公園,現今樹木雖略見雛形,但對都市人在綠地與休閒方面的需求已無法滿足。六號公園預定地便是今天的國父紀念館,可惜的是目前的規劃幾乎有一半以上的面積是水泥地。另一方面,就都市機能而言,東區實已不缺百貨公司,而另一個大型活動場所也在松菸附近──小巨蛋。十八公頃的松菸,如果成為東區運動森林公園,或許是更能節省成本也同時滿足居民的作法。

  在聯盟的第四點訴求中,要求重新評估大巨蛋適合的興建地點,保留松山菸廠樹木資源,並直接營造低海拔亞熱帶森林公園。而若大巨蛋真要蓋在松菸園區內,巨蛋以外的空間「只能做為運動場、公園綠地使用」。

  另外在生態意義之外,保存古蹟文化亦是松菸區塊的重點之一。如今,產業文化遺跡的保存已是全球的潮流,國內外也有相當多產業園區改造成博物館的成功案例,如德國魯爾煤礦工業區的再造和轉型、台灣台北酒廠整理為現今的華山藝文特區。不僅得以將過去產業文化的歷史樣貌完整保存,同時也賦予民眾教育與休憩的功能,使城市中擁有更多提供給市民的放鬆舒展身心的大眾空間。松山菸廠無論是工業廠房抑或工業村遺址都擁有相當高的歷史意義,鄰近松菸的台北機廠同樣是存有老台北城記憶的古蹟之一,有潛力相互結合、並做更完善的保存規劃。

  已近百歲的松山菸廠,身負文化與生態上的多重價值,而遠雄大巨蛋的開發案表面上有利於大眾,但其真正考量與實際效益實有待討論。要巨蛋,還是生態公園?其選擇權理應回歸人民,而如何爭取這項權益,則是我們應該不斷關切的問題。

時時刻刻:三個女人的命運交響曲

◎哲學三 吳孟翰

一
. 前言

  2002年歲末,改編自麥可.康寧漢(Michael Cunningham)所著的同名小說,《時時刻刻》(The Hours)搬上電影舞台。以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及其所著之《戴洛維夫人》(Mrs. Dalloway)為發想,這部電影描述三名身處不同時空的女性,彼此的命運如何看似無關,卻在無形間交錯盤結,同時也描述三個人在不同的情況下,如何面對內心對生命之不滿足所帶來的掙扎與抉擇。整部戲雖然瀰漫著沈重與灰暗,但卻無時不刻指出其要旨:真誠地面對,並選擇你所要的人生。在以下的文章,我將透過對於戲中三名要角的分析,試圖指出電影中各個重要且深具意義的要素,以及他們如何呈現出電影的主題。

二
. 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

  在談維吉尼亞˙吳爾芙之前,我想先從雞蛋談起。

  電影裡與雞蛋相關的場景共出現兩次,一次是在吳爾芙家中的廚房,另外一次則在克勞麗莎(Clarissa Vaughan)家中。雖然時空不同,人物不同,但是雞蛋在這兩幕中卻代表了相同的意義──被包裹的恐懼。對於克勞麗莎被包裹的恐懼為何,將在其後陳述,此處不再贅言,而吳爾芙所恐懼者,則是喪失自主權。在這幕中,吳爾芙家中兩位僕人之一的娜麗抱怨她的主人不符合她的期待,不能夠適時的指引她、告訴她應該要做些什麼事情。吳爾芙帶著顫抖,以平和但帶著犀利的言詞完成她的願望,並要求她立刻行動。而此刻,另外的僕役則在一旁感覺到帶刺的寒意與劍拔弩張的氣氛,敲碎了第二顆劃破沈默的雞蛋。


  蛋殼是武裝,是包裹著內心深層恐懼的火焰,它勇猛地向外伸出它的觸手,以企圖證明自己擁有的自主的權力。而在蛋殼下,蛋黃則暗藏了自主權喪失的可能,是那樣的令人難以忍受,那樣的痛苦。所以在看到僕役要求過著有指引的生活時,吳爾芙感到惶恐;她害怕終有一日她會變成那樣的人,變成一個失去自我決斷而仰賴他人給予指引的人。所以她武裝自我,以高壓的主奴關係遮蓋那樣的恐懼和不安,以拒絕合作的方式迫使丈夫在用餐上與之妥協,以書寫所編織的世界去對抗現世的困境,彷彿唯有如此,她才能略微心安,才能感受到自我的主體性仍然存在。


  然而,蛋殼終究脆弱。當丈夫彷若建議,但暗藏指引地述說早晨散步所帶來的愉悅時,她的武裝破裂了;當醫生的建議使其被困在鄉村裡,不能與心愛的姊姊相聚首時,她選擇的權力被剝奪了;當她想知道自己有沒有能力逃離這困境,離開這充滿束縛而不能舒展自我本性的世界時,所得到的答案竟是一聲無力而遙遠的「有一天吧」,她的心碎了。


  是故,當面臨選擇留下或死亡時,她必須選擇死亡;當選擇離開或留下時,她必須選擇離開。唯有這樣,她才能真誠地面對自我的人生,作出屬於自己的選擇──即便前者所賦予的只是表象的祥和安寧,只是面對死亡的無知茫然,而不是真實的從失去自主的痛苦中解脫,又或者後者則相對地傷害了愛她至深的人。於是她只能大聲吶喊,只有如此才能控訴他人在不瞭解她的情況下替她作了決定;她只能瘋狂嘶吼,只有如此才能傳遞出那被剝奪自主選擇所帶來的痛苦。她的步步進逼終迫使她的丈夫妥協,卻也刺的他淚流滿面。


  但是吳爾芙的生命並不因此有了幸福的開展:她終其一生逃離不了社會給的規範,以及社會給予她身為一個人婦的期待。於是她在這之間衝撞打滾,最後傷痕累累,無力再承受更多苦痛。所以她選擇走向死亡,迎向虛偽的平和感;她無能完整地面對她的生命,從桎梏中逃離出來,以致於無法尋找到內心真正的安寧。但她希望最終希望用她的死,去提醒她的丈夫,「真誠地面對生命,一定要永遠真誠地面對生命,然後瞭解生命的本質後,才能熱愛它,然後才能放下。」

三
. 蘿拉.布朗(Laura Brown)

  蘿拉在這部戲中是一很特別的角色。雖說本戲中除維吉尼亞˙吳爾芙一線,其他角色亦是與吳爾芙息息相關、相扣,然而,這些角色若非明喻(如克勞麗莎的生命如同是戴洛維夫人的翻版),即是暗喻(如理查(Richard)所代表的是戴洛維夫人中的塞普提姆斯(Septimus Warren-Smith)所具有的先知形像),皆未與吳爾芙產生連結。但蘿拉卻是以一名讀者的身份,用心靈與吳爾芙產生了聯繫,因而直接地受到吳爾芙的鼓舞,踏出了自我選擇的步履。


  綜觀蘿拉的一生,雖言其係受到吳爾芙的鼓舞才了悟,但究其實,她便是吳爾芙在現世困境的翻版。但不同的是,吳爾芙並沒有從困境中解脫,而蘿拉則以堅定的步伐,揮別了社會規範給予她的牢籠,象徵了吳爾芙的靈魂在另一個世代的覺醒,完成了她未竟之志。也就是說,蘿拉無疑是再現了戴洛維夫人在男性社會中受到壓迫的靈魂,也同時繼承了吳爾芙在書中化作戴洛維夫人所展露的心志和恐懼。


  以此觀之,便不難明白蘿拉的恐懼和面臨的問題、痛苦為何。那雙澄澈的眼睛,無時不刻地關切著她的一舉一動,彷彿看穿了她的渴求和絕望,卻又狠心地將其拉回現實的殘酷中,以家庭、母親、人婦的繩索將之套牢。是的,理查,她的孩子,象徵了社會價值規範,綁住了她自覺意識的手腳。因此她必須為不是真愛的丈夫製作生日蛋糕,否則不能展現她的「愛」,不能符合社會給予人婦的期望;因此她開始憎惡兒子對自己的一再提醒,那彷彿是一條鞭子,鞭打在她的心靈上,給予她指令,要求往特定方向前進。每一次的提醒都是一次鞭刑,卻也一再地告訴她,她只是為了他人而活,只是為了符合他人的期待,而不是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


  然而,最致命的打擊卻來自於她的摯友、她的愛-凱蒂(Kitty)—即將步向死亡的可能。但是她所能作的那麼少,她不能陪伴她所真正關心的人,不能隨時在她身邊給予她慰藉。她所能做的,竟只有離別前的寥寥言語安慰,只有離別後假裝不是痛徹心扉的感傷以完成她的託付,只有在離別的剎那給出那渴望已久、情不自禁,卻象徵著著生離死別的一吻!更殘忍的是,當凱蒂離去後,她還必須面對兒子眼神的質問與拷打;他彷彿在說,「我原諒你的一時衝動,只要你回到你的社會崗位,我就不予責怪」。


  於是她崩潰了,當一個人的一生被困守在非自我、自願的選擇,當一個人一生的摯愛即將離自己遠去卻無能為力,當一個人的一生被限制在社會規範的家庭觀念,她又該何去何從?


  「對,她會死」。吳爾芙的嗓音宛若鬼魅般穿越時空,清楚地指出了黑暗的道路。死去的母鳥在黑暗中張開了雙翅,展現牠的平靜與安詳。


  她決定跨出自己的選擇;拋棄那用不安與痛苦烘焙而成的失敗品,她復仇般地留下一個絢麗的空殼給社會對她的期待;拋棄那形如枷鎖的孩子,她才能面對她所想要的死亡,從此遠離苦痛,即便離開自我骨肉終究令人不忍。疾駛的車子在街頭飛馳而去,吶喊的孩子在街上哭泣狂奔,玩具的房子剛搭起就被毀去。家,破滅了,崩毀了,如同吳爾芙刺傷丈夫雷納德(Leonard Woolf)一般,一個自主決定的靈魂崛起,竟無可選擇地造就另一個悲劇。


「或著值得安慰的是,死亡竟是完全的終結?」吳爾芙幽幽地說著,蘿拉讀著,而翻滾的溪水跨過了時空,淹沒了她,好比吳爾芙在另外一個時空,又一次死去。

  但如同吳爾夫改變了戴洛維夫人原有的命運,她終究沒有死去。因為她意識到,當她選擇死亡的時候,並沒有權力奪取未出生孩子的未來,而當她帶著這個孩子死去時,也未能真正丟棄外在世界的規範。死亡,竟不是真正的終點。

「當我面對死亡時,我選擇生命」,她蒼老的嗓音,在多年後,靜靜地訴說著。而她另外一個靈魂點點頭,彷如囈語地說到:「逃避生命時,便永遠得不到平靜。」

  所以,即便回到了家庭中,但蘿拉明確地知道過去的那個自己已經死了,即使兒子想用愛來挽留她,也未能再產生任何作用了。她可以愛他,卻再也不能留下;她明白自己的選擇,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道路。在擁有足夠的能力之前,他必須忍耐,最終才能狠心地、決然地走出自己的天空。但她不因此後悔,因為這是她唯一,也必須走向的道路。

四
. 克勞麗莎.范恩(Clarissa Vaughan)

  克勞麗莎作為戴洛維夫人的同名者,她的現實生活中不僅是戴洛維夫人的翻版,同時,她也扮演著吳爾芙在彼世的鏡象反轉:在吳爾芙的人生中,她與丈夫雷納德互相牽絆,且終生受到他照顧她的病情,而克勞麗莎與理查間亦存有這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但不同的是,照顧者的角色與性別轉變,成了克勞麗莎在照顧理查。

  是故,當順著這條糾葛的情索深入探究,不難明白,克勞麗莎的問題和困局並不如蘿拉或吳爾芙,是來自社會價值的期許禁錮,或者來自男性社會所背負的女性責任,或者自我權力的被剝奪;同樣具備了同性戀者的身份,克勞麗莎不必再擔心同性戀者的身份必須被埋葬,不必顧慮身為女性就非得相夫教子的義務,她所面對的,所恐懼的,在蛋殼下包裹的,其實是過去的經歷,和面對現實的殘酷。

愛國情操與藝術品之間的關係

◎哲研所碩三 李宜鴻

為何要談這兩種概念的關係

  因為我們內在的感覺是一種相當模糊的東西,在尚未釐清之前,我們很可能抱持著矛盾或混淆的感覺而不自知。例如:電影常常透過俊男美女帶給觀眾賞心悅目的感覺,但是這種賞心悅目的感覺本身並非藝術品之所以為藝術品的必要條件,否則寫實主義中有許多描繪讓人不舒服的社會邊緣人的作品,都不會是藝術品了。

  而把愛國情操視為是藝術品的必要條件或充分條件正是另一種常見的混淆,這種混淆不只在以共產之名行極權統治之實的國家非常常見,其實在以民主掛帥的國家也不例外。當然這並不是說:所以具有愛國情操的作品都不是藝術品;這兩個概念完全是兩回事。例如古典音樂中的匈牙利作曲家巴爾托克(Bela Bartok)寫了很多以民俗音樂為素材的作品,但是並未使得同時作為民俗音樂採集者的他,就被排除在藝術家的行列之外。

為何會有引起愛國情操的作品?例如科靈烏(R. G. Collingwood)認為:這種作品原則上可以視為是巫術(magic)的一種;而這些作品所引起的情緒,是為了將這些情緒帶入日常生活和活動之中,而且藉此影響這些日常生活和活動,以符合社會或政治上的利益考量。例如一些以前很常見的愛國文宣或軍教片,或是現在很常見的以主打「愛台灣」為訴求的歌曲或電影,就可以視為是這樣的作品。

  因此,我們有必要把這兩個概念區分開來,就像看電影時不應該受到俊男美女的誘惑而影響對該作品的優劣判斷一樣;當然,演員的長相也是電影的一個重要環節,因此必要時仍須服膺於該作品所想要表達的整體意義。然而,如果一個好的作品,判準在於是否表達了一個整體的意義,那麼這個意義為何不能是愛國情操?當然可以,而重點在於:該作品是否能夠明確地透過作品內的各個環節,去呈現出此一意義。所以,是不是好萊塢片、有沒有愛國情操、演出者長得好不好看,自始至尾都和一個作品是不是藝術品是兩回事。

  筆者在此反覆地絮絮叨叨,乃是因為這樣的區分雖然簡單,但這兩者的混淆實在太常見了;而且不論是否為民主國家,這樣的混淆其實是很普遍的,差別只在於究竟是政府還是人民帶頭搞不清楚狀況而已。類似的混淆無所不在,把批判視為藝術品的必要條件也是另一種常見的混淆。當然有許多最重要的藝術品都相當具有創造性,但是並非每個藝術品都是如此;再者此一創新也是單就藝術概念或手法上,而非政治或其他非藝術相關概念上的。

「愛台灣」的好藝術品之例證

  那麼,有沒有什麼作品是可以表達出「愛台灣」的情操,同時又作為一個傑出的藝術品呢?筆者第一個想到的作品,就是侯孝賢導演最有名的作品之一《悲情城市》。以下將對這部作品做出一些澄清,其中包含一些鏡頭的分析,並指出為何這些鏡頭如何使得這部作品和侯導一貫的風格與理念環環相扣。

  在此我們必須回顧《悲情城市》的創作過程與政治立場,他曾經在訪談中談到:解嚴不久之後他立刻開始著手籌備拍攝《悲情城市》的準備工作,而《悲情城市》作為第一部探討二二八事件的電影,也使侯孝賢曾經受到新聞局的「關切」要求剪片。然而仔細注意他的政治立場,他一直站在批判的角度關心台灣政治,因而從未只支持或反對特定的政黨。其實早在他的自傳作品《童年往事》中,他便已經開始暗中但明確地安排一些懷疑執政當局的劇情與橋段。但由於他的拍攝手法比較不直接強烈表達他個人的情感,因此這些橋段並不容易被一般人或執政當局發現。

  而在《悲情城市》中,他一貫地透過鏡頭探討他最感興趣的主題-何謂生活;並且藉由探討九份林家的興衰對二二八事件做出指控。他在片中2:13:08~2:16:34這段時間裡,透過少少的幾個鏡頭便很明確地傳達了這個訊息。在這段時間中,他以兩個氣氛迥異的空鏡頭作為對照,並以這些空鏡頭作為承載劇情所醞釀的情緒的象徵。在第二個空鏡頭的前兩個鏡頭乃是林家大哥的喪事,而其嘈雜的喪樂聲一直延續到下一個鏡頭。但是仔細觀察聲音可以發現,由於這個空鏡頭有鞭炮聲,所以應該是喜事而非喪事;且畫面正透露著欣欣向榮的訊息,到了下一個畫面我們才知道原來是林家么子的婚禮。──然而活著不正就像是侯導在這幾個鏡頭裡所說的,有生老病死和悲歡離合?侯導便是這樣在一旁帶領觀眾靜靜地看著別人的生活;而透過此一靜謐的描述方式,更能讓意會到的觀眾反思自己的生命,讓一些生命中平凡的片刻,從此以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觀照;儘管這部片有些鏡頭稍嫌冗長,但依舊是瑕不掩瑜,並不影響那些悠遠的鏡頭。

  以上我們可以發現:即便是侯孝賢想要藉由電影探討二二八事件,《悲情城市》並非因為是探討二二八事件就因此成為一件藝術品;該電影成為藝術品的關鍵是由於他深刻地刻畫了九份林家因為二二八事件而導致家族的沒落。導演當然可以任意挑選他所要探討的主題,但是這不代表不論他如何恣意而為,都可以讓該作品變得深刻而使其成為藝術品。這個問題或許是值得許多熱愛藝術的人思考和討論的。

文化與力量

◎臺大濁水溪社 藍士博
(臺大中文系肄
現為政大臺文所碩士班學生)

  原載於《濁流》第五期:這篇文章是士博對於臺灣文化的一些省思;濁水溪社亦於12月18日(四)晚上七點邀請臺大臺文所柯慶明教授,分享在他生命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臺灣文化和中國文化的接觸、融合,為「中國文化在臺灣」下更深入的註解。濁水溪社的自我認定是本土的學術性社團,舉辦固定社課與不定期的活動;本社亦固定出版社刊「濁流」,若您想了解更多,也可以到我們的部落格http://blog.yam.com/dalawasao 查看更多內容。

臺灣文化的本質?

  「文化」,一個似乎人人都認得,卻又不太瞭解的名詞。將它與「臺灣」相結合時,第一個難題,便是所謂的「臺灣文化」,其中的本質與內涵究竟是什麼?

  或許我們可以嘗試先在網路找尋相關的解釋:「臺灣文化由於臺灣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多種族群組成以及不同時代背景而有多面向的呈現,同時兼具有最早的南島、漢族文化,以及後來的日本、歐美文化等的特色。」

  某百科的網頁上提供了這樣的解釋,相當程度的點明:關於「臺灣文化」的本質與內涵,是極為複雜的,而這樣的複雜性,是我們瞭解「臺灣文化」的概念基礎。

  這涉及了本質論的爭辯—
—倘若自外海襲來的文化潮流,它們自臺灣島形成以來便不停地沖襲著這塊島嶼,改變、同時也形塑了「臺灣文化」,那麼當我們將所謂「他者」的影響給去除時,我們的「臺灣文化」,將會呈現出什麼樣的情況呢?

  這或許就是許多倡言愛臺灣、愛鄉土的人所沒有意識到的一個問題吧!

是侵略?還是融合?


  早在全球化的潮流開始之前,臺灣文化的發展便有著一次又一次與外來文化交會的情況,然而在原住民、漢人、荷蘭人、西班牙人與日本人等不同文化間,卻也存在著關於文化優位的權力關係,以及強勢文化始終企圖抹殺其他文化的醜陋心態。

  我們經常可以見到的說法是:「這個地方除了我的文化之外,沒有其他的文化存在」,或者,「即便有別的文化存在,但我的文化最好,也最值得大家學習與效法」,又可能也會這樣子來包裝他們的謊言:「我們現在已經是多元民主開放的社會了,各個文化(族群)應該放開心胸,藉由團結與融合,共創更美好的明天。」

  從臺灣歷史的脈絡來看,這樣的言說層出不窮,而背後所代表的醜陋與霸權心態,也始終沒有改變。以上那些說辭所忽略的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而文化與文化之間是無法定義優劣的。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確必須經由瞭解去創造對話、減少誤解,但是尚未經過實際考察便倡言融合的文化政策,總忽略了真正帶來的是「同化」的事實,而並非是當初融合的理想。

  如同我們過去稱呼原住民為「番仔」,或者嘲弄別人講話「臺灣國語」,現在的我們仍然理所當然的使用「臺客」一詞來形容他人,甚至意圖建立言說,漂白「臺客」一詞背後所蘊藏的族群歷史偏見。

  只能說,那樣的概念無疑是霸權的,同時也是禁不住考驗的。

文化與抵抗當


  我們嘗試回想自己關於「臺灣文化」的認識,我們很容易發現一個真正全「島」性的「臺灣文化」,居然時至今日才似乎開始被建立完成——我們知道一年一度的媽祖繞境,也曉得象徵客家族群的桐花季節,我們都攜手參加過元宵燈節、看朱銘的雕塑,並同樣地以雲門的舞蹈為傲。

  於是我們也許可以如此地來形容:一個真正跨越族群與地域的臺灣共同體意識,正因為交通運輸的便捷,與資訊科技的流通,至今才真正開始的在臺灣這一塊場域中出現,在我們的內心裡萌芽。

  而也唯有我們實際的參與與實踐,才能保證我們的文化能夠新生不死—
—只有當我們確認了自身文化的存在實質與價值,我們才能夠在全球化下的潮流中扎根,在中國、日本、歐美等強勢文化之中立足。

  我們應該瞭解:文化的本質並不是鐵餅一塊。它並非隨著我們出生而來,同時也不是自宇宙既存之時便自然存在,文化縱然與過去的歷史文化有著縱向承繼的相關,但不能否認的是當我們正捍衛著所謂「文化傳統」的同時,也不斷地在改變它們,修整它們。

  所以重點還是在於:讓我們用心去觀察,瞭解我們周遭的各種文化。值得慶幸的是,以臺灣為研究對象的學術單位(臺灣史、臺灣語言與文學、客家文化等等),至今也一個一個的緊接著出現。瞭解臺灣絕不代表就是忽略世界;抵抗強勢文化的侵略,與體會知解其他文化的美感也並不相違。倘若文化真的有其不可質疑的力量,請相信:文化的力量絕非疲軟無力,但也並非憑空而來!

凡是政治認同受到威脅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種抵抗滅絕和抹拭的方法。文化是「記憶」抵抗「遺忘」的一種方式。—
— 薩依德(1935~2003)

消散在迷霧中的身影─ 五零年代台大校園政治案件

◎Hetero

說到台大校園裡的「學生運動」或「政治案件」,許多朋友能回溯的上限,恐怕多是發生於八零、九零年代的自由之愛、野百合、或哲學系事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至少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間,在台大校園裡面,就有超過兩百名的師生,從教室或宿舍中被政府逮捕,經過秘密審判,仆倒在新店溪畔的槍決場,或囚禁在火燒島與軍人監獄的牢籠中。青春默然流逝。而這邊想說的,就是關於當年的一群學長姐,發生在她、他們身上的一點故事。這些故事靜靜的躺在寂寞而肅殺的檔案櫃中,至今也已經有五、六十年的時間了…。

想從今天這個年代,去再現那樣的一個年代,就彷彿要連結在地底下,兩疊在土色與質地上都截然不同的堆積層,彼此存在一目了然的斷裂。而我們能做的,就只是勉力將斷裂中消逝的時間縫隙給接合起來,一點一滴、一點一滴。這也是這系列文章,接下來想要嘗試的事情。

姑且,讓我先從「結論」說起,提供一個助於理解的初步脈絡:在一九四五到一九五五年間,台大之所以會有大批學生被逮捕,大致可分為兩種情形:第一條情形,是基於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因施政不當與省籍差別待遇,造成民心騷動,而導致好幾起街頭學運。這些運動,純粹由學生自發,參與者包括台大、師院、國防醫學院的學生,也包括鄰近的高中生。換言之,這些學生並沒有複雜的政黨背景,也真談不上有什麼嚴密的組織關係,運動發生時,幾乎就「曝露」在街頭上吶喊,是顯而易見的一股力量。

而第二條情形,則與戰後的台灣,捲入中國的國共鬥爭有關。就在一九四六年前後,中共派遣日治時期到中國參與共黨的彰化人蔡孝乾(原「農民組合」成員之

),回台灣發展地下組織,作為接應日後中共「解放台灣」的本地力量(這個組織名之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基於戰後的不安局勢,及左翼思想賦予的道德正當性,有不少台大師生,就在校園裡面,接受了邀請,參與了地下黨在台發展的不同系統。這些在台大裡發展的系統、支部,卻隨著五零年代初期,台灣地下黨領導班底先後向國民黨投誠,導致陸續破獲,進而促使校園裡的大逮捕與大槍決。

後面這一種情形,恐怕是時至今日,許多談論戰後學生運動史,或學生參與政治反抗運動的歷史時,始終模糊、空白的一塊了。從官方的檔案,還有現存者的見證可知,當年在台大校園裡,地下黨先後發展過好幾個不同的系統。首先,是大多由本省籍學生參與的「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學委會」)。這個組織,以單線領導方式,在當時台大的各學院裡,分別成立「支部」,並設有書記、幹事等職務。學委會的任務是什麼呢?一方面,固然是在學校裡頭,吸收適合、願意參與地下工作的學生,並在校園發展讀書會,或組織學運等任務。另一方面,許多畢業學生,也都在畢業後、甚至尚未畢業時,就指派回自己的故鄉發展「地方支部」,組織家鄉群眾,甚至發展地下武裝勢力。舉例來說,在一九五零年代,地下黨幾乎全面顛覆之前,在桃園、新竹、苗栗地區的武裝勢力,就有

台大肄業的學生參與發展工作。在台大,學委會的負責人先是由外省籍的徐懋德領導,後來徐懋德逃回中國,改由同樣在日治時期就前往中國的本省籍人士李水井帶領。

「學委會」在台大校園裡的發展,大多遵循著在台地下黨的基本規則,要求加入者要繳交自傳、秘密宣示、並且嚴守組織誡律。相對之下,當時台大校園裡的另一個系統,也就是由「中共中央社會部」直接領導的系統,則以不一樣的組織型態,專門吸收1945年後陸續就讀於台大的外省籍學生。或許,考量到來台的外省籍學生,大多沒有本地的人際網絡,因此這個系統的任務,並非在學校組織學運,而是從事策反國民黨官員、或收集軍事基地等情報工作。在與台大有關的案件中,最有名者,恐怕就是由化名「于非」的地下黨員,結合中文系臺靜農教授帶來台灣的助教蕭明華,所共同領導的間諜系統。當時,台大校園裡的工作,主要由日後判死刑的台大歷史系學生于凱、張慶等負責,同時也與國防醫學院內的地下組織有密切關係。

除了上述兩「大宗」外,當時在台大裡面,還有其他的地下黨系統,以規模不一的程度吸收學生。例如,日治時期著名的老台共成員謝雪紅,曾經在戰後創立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組織,而這個組織也曾經在台大吸收成員,例如前台北市長吳三連先生的公子吳逸民,就是在法學院時,宣誓加入這個組織。此外,還有一些規模較小,但也相當特殊的相關案件,例如工學院裡頭,原先由機械系學生羅吉月吸收的同學,後來又牽扯到新竹成立的「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並導致數人槍決。五零年代戒嚴時期的案件既多且雜,但倘若我們鎖定在戰後的頭幾年,那麼與台大有關的案件脈絡,則大抵如此。

在這一回,我姑且先將基本的脈絡理清。至於身為「人」的故事,則希望在搭建完這個基本舞台後,一點一滴的,透過文字而書寫出來。自然,無論做為敘事者或閱讀者,都很可能會對那個年代,由官方所書寫的檔案可信度,抱持著合理的懷疑。因此,我這邊將要寫下的故事,都是拜訪過事件親歷者,才試圖做出的一點詮釋。而這點詮釋,則希望能成為在互不聽聞的時空斷片中,引起一些些稀微之光的勉力嘗試。

2008年12月14日 星期日

意識報015刊 野草莓特刊 目錄 (12/5/2008)


封面印錯了!這是015刊,不是014
發刊日期:12/5
點選文章標題就可以閱讀!
[紀實] 野草莓運動紀實(孫有蓉)
[紀實] 自由廣場的生命力(郭芝榕)
[論述] 我們不譴責暴力嗎?(野草莓觀點)
[論述] 集會遊行何為惡法?(野草莓觀點)
[論述] 野草莓的正反意見(蕭遠)
[論述] 問題不在暴力,問題在正當性!(黃榮堅)
[檢討] 學運內外的行動者 (簡惠茹)
[檢討] 網路學運,我們做的還不夠(馬安奇、郭芝榕、許躍儒)
[檢討] 聲明稿之後 台大學生會與野草莓(李問)
[紀實] 台大學生代表會譴責案遭擱置(祝愷信)
[訪談] 野草莓人物訪談(陳誼珊)

意識廣場 長期徵稿

從校內到校外,種種議題需要我們一起來思考、討論、碰撞。在你所看見的視界中,有哪些行動值得大家一起來努力?意識報是一個開放的對話空間,不論你對我們刊登的文章有意見想要回應,或是自己有文章想要發表,都歡迎一起共襄盛舉。

稿件請寄至cpapercontribution@gmail.com個人文章限1500字以內,如果有團體(如社團)希望特別發表長篇的專題,或是系列文章,歡迎跟我們聯絡、討論。

意識副刊 長期徵稿

1.創作類
長期徵求散文、新詩、極短篇、短篇小說(2000字以內)

2.專題類
你對某些藝術領域情有獨鍾,卻苦於身旁無人能解,想將它介紹給旁人?你想告訴大家「現代主義小說」或「紅學」究竟有何引人入勝之處?歡迎您投稿,在意識報和大家分享您所鍾情的藝術領域。

3.評論類
若您對任一藝文類別、或是藝文界之生態有所觀察與感觸,歡迎提出自己的想法。

野草莓交響詩

◎孫有蓉

序曲 黑與白裡的躁動

十一月四日,隨著零星的快閃抗議行動,靜坐抗議政府濫用公權力的風聲便隨著某些同學的人際網絡不脛而走。十一月五日,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璁、范雲、輔仁大學心理系助理教授何東洪等學者,與台大濁水溪社等一群學生在范雲教授的研究室裡商策著能以什麼行動來表達對陳雲林來台期間政府箝制基本人權的憤怒。在這晚上,忙碌的社會系館燈火通明,同學們寫著巨大的白布條,李明璁教授在其bbs個人空間裡發了1106行動聲明號召學生連署。

晚間十一點,李明璁教授的個人空間瞬間擠滿了兩三百人,文章也在各個網路空間中快速地傳遞、擴張,連署名單也在短短一兩個小時之內累計了兩百多人。在這篇行動聲明中,李明璁教授針對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先生來台期間,國旗被強制取下、穿戴旗幟者被任意禁止通行、播放台灣之歌的上揚唱片行遭七八名警察闖入並要求關閉音樂…等等事件,譴責警察暴力、國家侵犯自由人權,號召大眾於十一月六日早上十一點,身穿黑衣並戴上口罩以和平、靜默的方式表達對政府沈痛與抗議。

第一樂章 染不上色的憤怒

十一月六日早晨九點多,公館捷運站充斥著熟面孔與黑上衣。隨著捷運的嗶嗶聲,這群黑衣人如螞蟻般湧入車廂,令人不禁聯想電影V怪客令人動容全民著裝上街遊行的場面。

十一點,行政院前已擠滿一兩百名學生,行政院門口迅速拉上了圍欄並緊密地站上警衛。烈日燒灼著皮膚,幾位老師與學生輪流拿著大聲公朝著迅速達到五百人的群眾用盡力氣鼓舞、打氣,一次次地,群眾像行政院大喊著「馬總統道歉!劉院長道歉!警政署長下台!國安局長下台!修改集遊惡法!」。

這場運動中,平日的異議份子必不可少,但更可以見到許多平日溫順、不反動的同學來到現場,堅定地喊著口號。進入群眾中攀談便會理解到許多同學看到電視上怵目驚心、令人無法置信事發自己國家的那些畫面太過衝擊,他們單純地不願意看到自己國家政府如此對待人民,所以他們站出來,想用單純的行動來表述反抗。

不久,民進黨圍陳運動就在幾百公尺外與警方爆發衝突,而靜坐現場警察也開始舉牌。傍晚五點,圍陳民眾穿越馬路走來,為了維持秩序與同學安全,靜坐現場徵召了大量的同學作為糾察隊以人牆方式拉起糾察線,將非靜坐群眾隔離在外。隨著進入夜晚,民眾的物資與捐款蜂擁而至,幾百個包子與一千斤的橘子是民眾支持的方式。晚間,李明璁老師為了不讓自己主導這次行動,請現場同學進行分組,並推出二十二位代表,以一種代議制的形式組成決策討論小組。分組後,群眾馬上開始討論若被警方抬走後應在何處重新集結的問題,幾位同學激憤的發言,認為若回到學校學生就會失去力量,而野百合上次在中正紀念堂結束,大家要在自由廣場重新站起來。最後經過直接民主形式投票通過重新集結地點為自由廣場。

當晚,調度了大量的睡袋讓學生們直接睡在行政院門口,為了避免警方趁半夜人少進行驅離,糾察隊以輪班守夜的方式隨時注意著四方動靜。

十一月七日早晨六點,大家便紛紛醒來,老師與有被警察強制驅離經驗的同學不斷教導著全體同學當警方強制驅離時應該大家手臂挽著手臂躺下,被抬離時全身放鬆才不會受傷。

十一月七日下午五點,警方開始強制驅離,同學們口中不斷大聲喊著「和平!」,一邊以生命共同體般挽著對方。同學們都遵照老師們的交代,沒有反抗地被抬出現場,被一輛輛警備車載往台大後門。李明璁與吳睿人老師卻用力地掙扎,李明璁老師疑似被警察打傷,最後塞進警備車中。剩下同學留下來收拾善後,並把物資全部撤往自由廣場。

第二樂章 誤把野莓當百合種

十一月七日晚上,被抬上警備車的同學紛紛回到自由廣場,消息在網路上遊走,不久便吸引了大量學生來到自由廣場,雖然沒有確切數字,但學生人數在當天晚上看似超過了在行政院前的五百多人。

在自由廣場上,老師們講完鼓勵和打氣或道歉的話後順利從運動的主導地位退場。比起在行政院前,學生這時的能動性和主動性都提高了許多,除了延續本來的庶務組、活動組、醫療組、媒體組,更增加了論述組,並且由原本二十二人小組代表中再重新組成了決策小組。決策小組的操作模式完全取決於野百合學運的組織方法:找出幾位代表來共同決策。不同之處在於,野百合學生代表為各校代表,而1106行動在當時因為各校學生比例懸殊,所以由當場隨意分組的代表所組成。

當這場運動學生組成了各個分工小組準備長期抗戰,整體運行理應更加上軌道、更加順利,但在自由廣場上的第一天晚上決策小組就開始無法與群眾良好溝通、對話。廣場上整體運動像是少了腦袋的巨人,雖然每個小組各自運行順利,解決了廣場上學生食宿、禦寒問題,活動與論述文章也不斷地生產,整體來說卻缺乏統籌、領導,沒辦法帶領群眾擬出共同走向。

十一月八號開始,天氣驟降且不斷下著雨,廣場上呈現一片淒風苦雨,給了這次運動更大的挑戰。十一月十號那個星期,各大學紛紛

開始期中考,再加上天氣因素,廣場上學生銳減,只有在每天晚上還會重新聚集三到五十位學生。期間又發生了劉老先生在廣場自焚的消息,讓某些學生慌張地想為這次運動找出路,卻發現現有組織形成了非常笨重的體制,讓許多運作非常沒有效率。舉例而言,論述組花大量時間開會討論文章,文章生產出來後要通過媒體組審稿,或者送回決策小組再議,過程消耗了許多時間不論,更常因為溝通不良而稿件必須退回重寫。決策小組本來被期待順利做出決策,給予運動選擇與方向,在這時卻逐漸突顯出時空條件差異下問題尖端。

第三樂章 浮上檯面的時代問題

十一月十三日,廣場上召開了第一次全員大會,當晚超過一百五十位學生又重新回到現場參與這次大會。大會以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六所打算舉辦的全國大會師為討論主軸,要群眾們發想當天活動如何安排。討論間不時引發爭辯和小衝突,主要圍繞著”直接表決提案”或者”先討論去留問題再表決提案”等程序問題。最後十四個提案並存,由十四個負責人同時進行;而去留問題在表決145:27下壓倒性決定繼續靜坐。

十一月十三日這天開會作為下一個階段的開始,主要突顯了決策小組在運作上脫離野百合時期的運作模式,在無法承擔決策責任之下,轉而將權力下放到群眾當中,由所謂直接的審議式民主做出群眾決策。這樣的組織運作模式不僅僅限於十一月十三日當天的會議,之後的重大決策都還是通過長達三四小時以上的全體會議決定。

若廣場上學生已組成團體,以凝聚出夠穩健的共識,這樣審議式民主的決策方式也許不會產生太多問題。但廣場上學生流動性極高,今日決議必須套用在沒有決策權的明日群眾,而提案也因為缺乏責任政治的態度而往往延宕甚至不了了之。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六,從早上十點就開始準備野草莓全國大會師的活動,下午一點開始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等靜坐地區學生代表紛紛來到自由廣場,NGO(非政府組織)如人本教育基金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會、人民火大聯盟、樂生青年聯盟…等團體一一上台發言,一再強調國家暴力在社會各個角落長久以來的陰影。整體學運至此又顯的氣勢高昂,大家大喊著「不達成三點訴求,絕不撤退!」晚上七八點左右,出現兩位抗議野草莓用捐款購買便當的學生以靜默舉標語的方式出現在廣場,在主持人一再邀請他們拿下面具和大家溝通被拒絕下,由眾多學生護送出場,在途中還是讓憤怒的圍觀群眾找到縫隙打傷其中一位同學。

晚上九點左右,當整日形成結束後,行政人員希望當場進一百名學生分成三組討論此活動之去留問題。決策小組提案:在運動人數減少的情況下,希望行政縮編、白天不安排活動、晚上活動照常,要廣場群眾討論並表決。又在三個小時的討論後,廣場上學生語言衝突不斷,並且對於行政人員處理問題的方式多有不滿,現場學生情緒躁動、討論紛雜。最後在凌晨一點決策小組與行政人員強力要求群眾直接先對於行政小組的提案作表決,對於運動後續發展問題隔日早晨九點再討論。最後,以壓倒性比例通過行政縮編、白天沒有活動、夜間活動照常舉辦的提案。

經過一個星期不斷漫長的大會,十一月十五日晚間這場會議完全顯現了廣場上學生並沒有形成”團體”,而沒有團體根本無法做出團體決策。許多學生對於此種運作模式非常失望,星期日之後的學生人數就減少至剩下幾十個學生,運動動力的消沈一目了然。

第四樂章 務實組織的開端

雖然既有體制非常笨重,無法有效組織廣場群眾又無法在大會中形成有效力的決議,但還是有許多學生想以自己的力量耕耘,不願就此放棄。

廣場上,漸漸可以發現有本來就已是組織或曾並肩工作的學生開始務實地組織廣場學生,並且以具體行動取代無限的會議。十一月二十日,台北校際串連小組成立,號召廣場上各學校同學一同討論如何在各個學校拉進更多同學,並且讓更多學生關懷。在串連的過程,有形無形地便將各個學校的某些學生組織起來,至少讓彼此變成了工作伙伴,並肩努力在各校舉辦說明會等活動。

廣場上可以看見文宣品在靜坐場內外被閱讀,而一小群同學也組成了「野草莓治喪委員會」,在
廣場上搭起了人權靈堂,祭悼台灣人權已死。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六,「野草莓治喪委員會」舉辦了守夜活動,用溫暖的燭火讓煩躁、失望的群眾再一次安靜下來重新確定這場運動的初衷與自己參與這場運動的原因,許多同學在歌聲與影片中掉淚,呵護著手中的蠟燭如同呵護著支持自己參與運動至今的念頭。

十一月二十三日早上十點,治喪委員會為人權舉辦了公祭追思典禮,一方面哀悼著被踐踏的人權,另一方面和眾多前來的群眾一同宣讀一份宣言,共同立下約定不再忍受政府對於人民的傲慢與對於基本人權的侵害。整場活動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朋友,而所有參與典禮者都非常肅穆且認真地看待這場公祭儀式,結束後排成長長的隊伍每個人輪流上香,營造出的氣氛非常莊嚴隆重。
這個星期相對前兩個星期來說體制底下出現的務實組織力發揮了相當的作用,讓廣場漸漸形成彼此有感情的團體,而會議氣氛也隨著議事規則的訂定而逐漸安穩下來。

第五樂章 走出野莓風格

十一月二十七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舉辦集遊法公聽會,而在集遊法公聽會後這場運動的角色將變的非常尷尬且進退兩難,但隱隱約約可以發現整體學生對於廣場運動的遠景已經有所改變,活動的轉型隱然完成。

相應著樂生院的拆遷告急,許多同學對於野草苺運動的想像轉變為偏向組織、訓練群眾和偏向公民教育的廣場。這場運動不需要有一個適切的時間點退場,而是在群眾組織好以後,廣場隨時都可以結束,因為彼此將在任何運動場合再度相見。

十一月三十日,廣場上舉辦了大型的音樂會,請來了眾多獨立樂團演奏,以一種嘉年華式的公民教育,這場運動將繼續延燒,也許到下週末,也許到國際人權日。它的可能性被這個世代的活利與熱情點燃,而這近一個月以來的公民教育也許對於台灣民眾來說,才真的是認識人權、民主、法治精神的開始。

自由廣場的生命力——野草莓的空間配置

◎郭芝榕

(本文為現場採訪後編寫而成,部分受訪者不願具名,特此說明)

野草莓學運在自由廣場製造了一些「物件」,例如:帳篷、詢問處、人權靈堂、草莓雙塔、種菜的小田圃、四個行動小屋,隨著物件舉辦的活動,都圍繞在11月23日:在靈堂舉辦人權公祭;廣場上進行人權哀悼藝術行動;立塔、種田儀式,展現重建新樂園的決心。
這些物件的配置有其意義,以具體的物件呈現抽象的人權概念,用藝術的形式取代傳統學運的單一活動,多元的活動聚集在廣場,是新生代創意的展現。

帳篷的主體

以帳篷的位置而言,設置在廣場中間,成為聚焦的焦點,帳篷用透明片圍著,讓民眾可以看見學生們的決策,象徵活動全程公開、可被檢驗;詢問處擺放在最外圍,讓所有經過自由廣場,想關心、了解野草莓的群眾,能夠獲得解答,表達贊同或反對的聲音。

11/23 AM10:00 人權公祭
以人權公祭來哀悼人權已死,表達最沈重的哀痛。
人權靈堂是對於人權受到侵害的反諷,當我們把人權擬人化之後,它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彷彿是活生生的、有歷史、有脈絡、有故事的一個人。人權從戒嚴之後出生,跟人們一起長大,他其實就活在我們身旁,但是它現在受到了很大的傷害。靈堂背後的象徵是很飽滿的:不僅人權受到了傷害,而且還是人們的冷漠傷害了他,這些象徵,有相當多的儀式在背後支撐著他:訃文、祭文、守夜、公祭、甚至出殯,每一次的儀式舉辦,人權靈堂就會充滿著能量。

人權靈堂特別設置在中間偏右的小門,人權靈堂彷照後面中正紀念堂的形狀和藍白相間的屋頂,一旁囚籠設計出的動線讓視線恰好在靈堂的正中央,看到靈堂和中正紀念堂的屋頂形成呼應。


靈堂的對聯以毛筆書寫,右是「人眾警軍共淌血 權力操弄誰手?」左為「已無民主在人世 死盡歸去來兮」,合起來恰好是「人權已死」,仿照蔣公紀念室外的對聯形式;而靈堂的外部左側貼的是「警察有權能管制」,右側貼的是「民眾無處可發聲」,靈堂的內部右側,則貼滿人權侵害的黑白照片。



11/23 PM1:45 人權哀悼藝術行動

以躺在廣場上的形式,哀悼人權的傷亡。

行動藝術家Lily Wei原本受邀來做裝置藝術,改造草莓塔,爾後設計人權哀悼活動,在自由廣場用粉筆畫上不同姿勢的人形,或伸展或縮起的身體形狀,在躺下的同一中,尋求個別差異。讓廣場上的人們參與,一同躺在自由廣場上,表達人權傷亡的肅穆,地上的人形對比草莓立塔的高,形成視覺上的映襯。

為什麼要躺在地上?因為躺下的姿勢是人身體最脆弱的時候,表示人放下武裝,雖然是分散的個體,但不表示沒有力量,讓人能把心中的聲音說出來。野草莓官方行動宣傳:「公民的人權被粗暴的剝奪了,美好的歌聲被粗魯的喝止,人們的聲音不但將就此被消音,心靈與軀體即都將一再被欺凌,直至遍體鱗傷,剩下的只是一具畏縮、無法言語的軀殼。」外在已有太多紛雜的聲音,靜靜地躺下,在自己躺的那個人形裡寫下想說的話,用和平的方式傳達意見,所有的情緒在這個場域裡得到抒解,安靜看著天空的人們,是否也正自由翱翔?

照片中有位坐著的婦人,不知是否想到記憶中的裂痕而難過掉淚。左下角手指天空的小弟,只是看到大家都躺下來,也跟著躺下,而他,看到的是更寬廣的天空。

Lily Wei談到這個行動希望達到的影響力為:一、凝聚社群,藝術不只是在室內創作或舉辦展覽,行動藝術家Lily Wei喜歡跟人互動,在廣場舉辦活動,影響力是直接的,能夠接觸不同年齡層的人們,不論人孩、中年人或老人,激發民眾與學生的參與及互動。二,引起國際注意,以創意、和平的方式,將野草莓運動推廣至國際。

11/23 PM2:30 立塔、種田儀式

以種田、立草莓塔儀式,以及行動小屋建立野草莓樂園。

種田儀式:定居的決心

大腳丫劇團以行動劇呈現先民來台,在台灣共同打拼的過程,「吃瓜子拜樹頭,吃米飯拜田頭」以呵護土地的種田儀式展現,謹慎地拜天、謝天,用天賜的水來灌溉土地,出土的蕃薯象徵台灣人的精神,並將泥土分散給現場的民眾,賦予傳承的意涵,「蕃薯不怕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傳」土地是咱的母親,母親的名叫做台灣,不要讓母親受苦難,不要讓人權、民主、自由消失。

在小田圃裡種菜,小田圃被擺放在主棚的外圍,人們對田的印象是在鄉下、農村,而這個「田」不只是作為種菜之用,它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一塊都市中抗議的田,從鄉下轉換到都市,這個抗爭的綠地象徵公共空間,田在都市中顯得突兀,是人民賴以為生的生產工具,以生產工具作為抗爭的手段,展現野草莓定居的決心。

草莓雙塔:人民的聲音

野草莓官方行動宣傳:「我們在這裡將建立一個理想世界的野草莓樂園,沒有國家暴力,沒有行政濫權,沒有傲慢的官僚!在野草莓樂園裡,享有絕對的人權和自由。」以草莓立塔將決心具體化,象徵要被看見的權力,草莓雙塔,一個是民主精神的象徵,(請放草莓塔精神1張)註解:草莓塔一:民主的精神象徵一個是人民聲音的展現,塔上貼著兩個明顯的白布條「集遊法違憲 人權變不見」「總統壞壞院長不乖 說我草莓野給您看」,中間還有許多不同顏色的標語,是多元聲音的展現。

中正紀念堂的建築,以皇帝的規格打造,尼采曾說:「建築是一種權力的雄辯術。」中正紀念堂過去代表著君王的權力,而今在它腳下建立的草莓塔,代表民主的權力,塔的高度代表人民的聲音,威權和民主形成強烈的對比。

行動小屋
四個行動小屋別為主播台、廚房、討論室、資料室,由台藝大和北藝大的若干學生佈置而成。一開始小屋的位置是,主播台放在主棚旁邊,而三個小屋則放在草莓立塔附近,和民眾的距離較近,而目前主播台和廚房放在面對中正紀念堂的左側,而資料室和討論室放在右側,在主棚和小屋之間形成一道民眾可參觀的通道。

小屋是資料產生的物件,廚房裡有洗手台和烹飪用具,這是定居的意象,是人們每天必須接受的生活的意義。廚房資料室掛滿照片,右邊設置留言處,也放上野草莓學運至今的照片,左邊的牆上畫了革命領袖切‧格瓦拉,連結人權的意義。資料室討論室中間的電視隨時放映著記錄片,各行政小組可以圍在裡頭討論,牆上貼滿「你沒人權/你不是擁有人權/人擁有人權」等等字句,呈現公共場域能容納各種聲音的可能。

撤去封鎖線之後,和民眾的界線漸趨模糊,不再把群眾隔離在學生之外,以各種物件呈現學運,邀請民眾了解、參與、聆聽,分隔線的消失,讓自由廣場上的形式從公民抗爭轉為公民參與,使群眾之間更為親近。物件的空間配置展現學運的生命力,物件是藝術,而藝術不只是參與野草莓學運,是野草莓參與了它,為它留下美好的紀念。

我們不譴責暴力嗎?

文/野草莓論述組

十一月六日,民進黨發起「嗆馬圍陳」遊行,暴力衝突在遊行結束後急遽升高,有民眾以糞便、汽油彈攻擊警察,警方隨後執行強制驅離,現場爆發大規模衝突。最後,圓山衝突以數十位警民受傷收場。

對於暴力衝突,我們深感遺憾與痛心,也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近日,有些關心我們的朋友提出疑義,認為野草莓在運動訴求中不譴責暴力,就是支持「圓山衝突」中的暴力。對於這種嚴厲且沒有道理的指控,我們認為有必要鄭重澄清。

首先,我們懇請民眾注意到,野草莓運動以行動貫徹「和平、非暴力抗爭」,這是我們對暴力最堅定的否定。這幾天來,暴力的確受到大量的關注。朝野政黨、媒體、輿論一致譴責。社會果決自制地處理暴力問題,對此,我們深感驕傲。然而,當社會全心全力地處理個別的暴力之時,我們卻感到極度的憂慮,因此必須做出沉痛的提醒。

有另一種看似合法的,但實質上危害更鉅的「暴力」,卻未獲得足夠的關注。國賓陳雲林先生來台期間,治安單位侵害人權、違法濫權的「維安」行動,嚴重地侵害了台灣公民社會的價值,讓尚在襁褓中的自由民主深受威脅。

我們認為,違法濫權的「維安」行動,之所以需要我們全力發聲譴責,是因為「維安」工作有著三項特質。第一,治安人員配戴的證件、身著的制服, 賦予了他們表面的正當性。於是,他們任何違法濫權的行為,若沒有人立即制止譴責,都將被認定為合法的,遑論進行任何司法追訴。第二,縱使違法濫權的事實已經受社會關注,治安人員可以用寬鬆的行政裁量掩護非法的人權侵害。若無人持續監督,恐怕難以有效追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旦治安人員違法濫權沒有受到任何明確的糾正懲治,侵害人權得到「默認」,執政者將更加有恃無恐地以民主之名行侵害人權之實!這才是放任違法濫權的「維安」行動的最大危害,也是推動我們站出來的深層恐懼。

表面合法、難以追訴,以及放任其蔓延所可能造成的後果,說明了第一時間制止治安單位侵害人權、違法濫權的必要與急迫。野草莓站出來了,我們需要全民的支持與參與,讓相關首長為違法濫權認錯道歉、懲處失職官員。

總結來說,個別的暴力可以在法律得到適當的處置,行政單位的違法濫權卻急需社會立即的關注處理。這是我們以行動的方式「譴責暴力」,具體訴求行政單位負責的理由。台灣公民社會目前最急迫的課題就是,制止行政單位違法濫權,不再侵害自由人權。同時,我們也再次強調野草莓運動不支持暴力,更不可能聲援暴力。我們沉痛的呼籲:請政府不要再模糊焦點,試圖藉由「圓山衝突」,將「維安」工作中侵害人權的行為合理化、正當化;請政府不要再推卸責任,將侵害人權歸咎於個別維安人員的判斷失當。

承認錯誤需要道德勇氣,也是進步與謙卑的象徵。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懇請政府重建人民正在崩解的信賴,記取教訓,釐清相關責任歸屬,並許諾不再重蹈覆轍。

集會遊行何為惡法?

文/野苺論述

1. 「集會」及「遊行」的定義應嚴格限縮

在擴大維安期間,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本質上並非集會遊行的事件,卻遭到警方以集會遊行法管制,例如騎機車卻被認為是遊行,集體上下遊覽車也被認為是集會。我們主張集會遊行的範圍應嚴格限縮,一方面可以避免遭政府不當利用,另一方面也可對於容易被政府打壓的言論(如政治性言論)給予明確的高度保障。例如,加入「有政治性訴求、有請願性質者,應受本集會遊行法保障等語」。

2. 「許可制」改為「自願報備制」

抗議政府要先經過政府同意,就和工會罷工需要先經過公司同意,是一樣荒謬的;真正會出現嚴重失序或者社會秩序惡意破壞者的情況,是許可制也無法預先避免的。現行許可制的規定使人民的基本集會遊行權利必須先申請才能有效發動,已經明顯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有關於人權保障的「原則-例外」關係。集會遊行權利的保障,不應允許事前審查的存在,因為事前審查的存在就等於留給政府一個進行思想內容審查的空間。現行法第11條第2、3款雖然號稱「時間、地點與方式」(TMP)審查,但實際上就是政府介入人民思想內容的最佳途徑,例如這次民眾抗議陳雲林過程中,即便沒有「明顯而立即的危險」,卻仍然被執法機關一律禁止而以解散命令驅趕,已經突顯主管機關以進行事前TMP審查之名行內容(思想)審查之實的可怕,因此我們主張應積極消除給政府有任何思想內容審查的機會,以避免創造集權政府的可能,特別是集會遊行總伴隨著政治性言論或政治性訴求,此類政治性言論最容易被政府打壓,本應受到最高程度的保障,以健全民主程序,協助追求真理,並使公民能夠自由的實現自我。此外,自願報備制的最主要精神在於:給予集會遊行積極的保障;將未報備的集會遊行與自願報備的集會遊行在合法性的判斷上給予同等支持,使自願報備的集會遊行隊伍可以主動向警方要求支援以維護集會遊行者與非集會遊行者的安全,而未報備的集會遊行也可避免被貼上有違法疑慮的標籤,也避免警方在裁量的過程中主動以違法的眼光對待。大法官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早已指出國家有著「積極給付場地」之義務,街頭本來就不應該事前限制任何表達言論的可能,為什麼一定要先申請許可?在集會遊行過程中進行管制才是比事前管制更適當的方法;交通秩序(路權)部分也可以由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做技術性解決,不應僅因可能擾亂交通秩序而給予集會遊行者太大的敵意就予以過度的限制。

3. 刪除大部分與其他法律重疊的管制秩序規定,使集會遊行的管制回歸其他基礎法律規範

在現行可以進行管制、維護公共秩序的法律之外,現行集會遊行法又加上更嚴格的管制規定,且以相對更重的行政罰及刑罰作為手段箝制人民的集會遊行權利,不僅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刑罰同時也造成寒蟬效應,使得人民不敢發聲,使得政府能夠公然迴避許多挑戰。表現自由的珍貴之處在於可以健全民主制度,協助追求真理,並使公民能夠自由的實現自我,如果沒有表現自由的高度保障,民主制度也無法健全、合憲地運作,真理將被埋沒,而人性尊嚴也無法得到充分實現。因此我們要求集會遊行法中的相關以與其他法律重疊的部分管制規定應廢除,使管制回歸其他基礎法律規範,如刑法、刑事訴訟法、警察職權行使法、行政執行法、社會秩序維護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法律。

4. 明文規定相關配套管制集會遊行法律下警察執法的界線

由於集會遊行的訴求通常包含政治性言論,大法官解釋已經明確表達政治性言論應該受到最高度的保障,因為這類言論不僅與健全民主程序最密切相關,也最容易被政府打壓,除非有極重要的政府優勢利益,且限制目的與手段必須緊密契合,才能對於集會遊行予以限制。我們要求在相關配套可用做管制集會遊行的法律(如刑法、刑事訴訟法、警察職權行使法、行政執行法、社會秩序維護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法律)中,修改出一個充分合乎憲法保障集會遊行要求的規範體系,我們也要求針對表現自由的基本人權特性作非常高度的法律規範保留,以避免警察能夠因為裁量空間的存在而濫用裁量權;警察執法的界限也應嚴格遵守相關大法官解釋的意旨。我們也希望將來警察執法的訓練過程中,能夠真正被教育如何在公共秩序的維護以及基本人權的保障之間作適當的權衡。

5. 廢除禁制區之規定

集會遊行是大多是無權無勢者陳情抗議,要求政府改善他們處境的方法,現行的禁制區規定卻不容人民挑戰行政機關;集會遊行的訴求內容與場所往往密切相關,根據不同的訴求內容,就一定會有相應的集會遊行場所。例如要求立法院通過某法案,就會到立法院集會遊行;抗議行政機關在行政過程中有瑕疵,自然會到行政機關集會遊行……等等。如果我們承認訴求的聲音就是要傳達給訴求內容相應的政府機關才有意義,那麼禁制區的規定無疑使人民噤聲,連帶也使得集會遊行也沒意義了。因此,現行法有關禁制區的規定沒有考慮到更適合的執法手段,而一律先原則禁止,已經嚴重的侵害的人民的集會遊行權利,關於禁制區的規定應該廢除,預防失序狀況的執法細節部分不應該影響立法原則。

6. 解散命令應該刪除

就實際的集會遊行管制情形來看,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解散命令,因為所有的失序狀況都可以循其他基礎法規如刑法、刑事訴訟法、警察職權行使法、行政執行法、社會秩序維護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法律處理,因此應刪除緊急命令的規定,以避免主管機關有更多濫用解散命令的機會。

7. 集會遊行負責人、代理人或糾察員限於滿二十歲且無前科的我國國民規定應刪除

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條:「人人有權享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因此集會遊行權利是普世的人權。集會遊行過程中所表達的內容有助於深化民主,現行規定卻限制非國民、有前科者、未滿二十歲者集會遊行擔任負責人、代理人或糾察員的權利,無疑在社會上剝奪了許許多多可能的公共議題與社會關懷的形成可能。每個人都應有平等的表達意見機會。提前剝奪這些群體的權利,不僅目的完全不合理,手段也完全不正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