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日 星期三

次級團體衰亡的公共領域

台大學生公共論述為何走到這個地步
—次級團體衰亡的公共領域

許躍儒

不斷上演的劇碼

  2005年新生籃球場改網球場。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改制後,NTU版上出現大量抱怨籃球場不見的文章。2005年新生停車場收費,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改制後,NTUSA版上出現大量抱怨停車場收費的文章。2006網路加退選新制上路。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改制後,Course版上出新制很難使用的文章。2008實施提早一週退選。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改制後,Course版上出現不知道退選提早的文章。

  只要改掉議題內容,發生的模式永遠一模一樣。到底我們還要忍受多久這種爛劇碼?而且上述議題,雖然事後有所爭取,但大多學生權益已遭到傷害。該是時候讓我們思索,為什麼這種現象不斷地發生?

從集體性轉變為個人性

  對20年前的關心公共議題的學生來說,一個校園議題的大概有幾種處理策略:a.在報刊上大篇幅刊載討論 b.椰林大道示威、綁黃絲帶 c.舉辦座談會、街頭演講 d.透過學代會形成決議,向學校施壓。這裡面的主要行動者,就是議題性社團、學代、學生會等。在面對重大議題時,彼此串連、商討策略是常見的情況。

  我們不應該誤認所有台大都這麼熱血青年,事實上參與示威人數非常有限。我們不該對他們的行動有玫瑰色的憧憬,而應該體認「他們對於行動的想像與我們不同」。他們對於行動的想像是集體性的,是以一個個次級團體去參與公共事務的。

  相較來說,現在台大學生參與公眾事務的轉變為個人性的。如同前文的分析,我們發現BBS上,以次級團體身份發表的文章變少了,以個人發表的文章變多了。我們也發現,現在仍有在參與公眾事務的(廣義的)學代們,其得票數也非常低迷,換言之,他們代表性也越來越不足,跟一般積極的個人越來越無差別。而少數的熱烈公聽會上,也多是以個人身份的參與者。

媒介的轉變

  從集體性轉變為個人性的原因,跟信息流通方式的改變有重大關係。在過去,信息的流通必須透過次級團體來進行。不管是必須透過參加次級團體,才能夠取得一手的情報;或是發言必須透過次級團體的報刊才能夠表達。因此不僅次級團體的參與人很多,也是主要的行動單位。

  但在信息快速流通的時代,不僅取得資訊不必然要透過次級群體,甚至個人可能蒐集到比次級群體更多的資訊;發言也不用透過次級團體,可以直接把信息交給學生會或學生。媒介的轉變,造成了我們對於參與者想像的改變,從集體性的轉變為個人性的。

學生會的角色轉變

  當學生可以直接跟學生會直接溝通之後,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議題的零碎化。我們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瑣事,一些原本只是私下抱怨的事情,提到一個公開的場合討論。在NTUSA版上,討論「走樓梯要靠右邊」「球場照明不夠」等議題。這些議題的討論方式是很片面的,通常只侷限於少數個人的經驗。因為這樣程度的議題就可以被學生會處理,不必像以前透過次級群體而放大為一個整體性的層次來討論。這使得這些議題雖然得到處理,但會是「個別化的處理」,而鮮少被放大成制度性的改革。

  以新生停車場收費事件為例,這個問題被侷限於新生停車場,而不是探討整個學校公共設施的收費政策。而當問題被侷限時,接納一個「價格優惠政策」作為折衷是很合理的,因為單從個案來看損失並不大。但是當我們把整個過程放到學校的收費範圍一步步擴張時,就難以接受這樣的妥協。

  反過來說,當大量的校園議題變得零碎化時,學生會的自我認知也產生改變。他不願意、也無法再去處理廣泛性的校園議題,如科系間資源的分配等。因為當問題的範圍越大,就需要越高的處理層級,就越撼動學校的既有結構。不是說學校的既有結構不能撼動,而是它需要越大的學生能量。但是在次級團體消失時,學生的能量無法被有效集中,就越沒有辦法處理這類事情。

議題性社團的出走

  學生會、學代會、院學生會等廣義的學生代表因為制度而不斷在範圍內自我再製時,原本校園內的議題性社團卻正在出走。以大學新聞社為例,自2000年之後出刊頻率不斷下降,探討的議題也越來越跟校園議題無關。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台大校園民主日漸成熟後,過去「校方是萬惡大魔頭」的二元對立思考已逐漸無法使用。很多時候我們討論必須更細緻,爭取的部份可能很細微。但是這樣的思考對於一般個人來說是有進入障礙,難以讓一般人容易瞭解的。又時值野百合後的校際網路逐漸成型,這些議題性社團的討論範圍逐漸從台大撤退,而進入到「政府是萬惡大魔頭」邏輯依然很有用的社會中。他們的支持對象主要來源,也從台大校內逐漸轉向校外。

  過去這些議題社團藉由刊物所創造的公共領域,隨著這些社團的出走而逐漸崩解。一方面是網路的興起,新的信息流通模式取代了原本的報刊;另一方面是校園民主化的影響,使得議題性社團的戰場發生了轉變,也越來越無在台大發行大量刊物的必要。同時,校園民主化也造成了公聽會、校務建言系統的興起,使得個人能直接的與學校溝通,促成殘留的學生會、學代虛級化。

個人身份參與的公聽會

  首先,公聽會與說明會不同,公聽會是事情尚未決定,各方意見都有被參考的可能。我並不認為公聽會是給一般人參加的,因為校園議題的複雜性,需要事先情搜、討論、研擬提案,而不是給一個毫無準備的個人參加。但是因為公聽會不限制任何人參加,給予了大家「每個人都有參加公聽會的義務」的奇怪想像。如果我們不去參加公聽會而權利受損,我們會被指責「事先不關心事後才抱怨」。藉由著這種罪惡感,在發生重大議題時,因殘存次級群體的渲染,可以促使大家踴躍參與公聽會。

  譬如94學年下學期的網路加退選公聽會、96學年下學期社科院遷院說明會,因為事先的廣泛討論,使得這些公聽會是少數爆滿的幾場。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這些公聽會來的人都是個人,就像在網路上發言的絕大多數,都是以個人的身份參加。這些個人們沒有事先協調,哪些是主要訴求,哪些是底線,都沒有共識。事實上,這些公聽會都亂哄哄的,很難達到什麼結論。

  問題的關鍵在於,公聽會所需要的長期追蹤與情搜,絕不是一般的個人能夠負荷。只有次級團體才能夠辦到這件事情。因此這些公聽會雖然有少數幾次可能爆滿,但是絕大部分僅存次級群體的代表參加。但如之前所述,這些次級群體逐漸虛極化,代表性日益減弱時。那麼他們能發揮的作用,自然就非常有限。

次級團體消失的公共領域

  現在我們能夠明白,為何會不斷發生:「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學校開始實行,學生再來抱怨」這樣的劇碼。公聽會本來就不是給一般的個人參加,而是給事先有準備的次級團體參與的。參與人數寥寥可數並不用訝異,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結果並沒有在學生之間充分的討論。這是因為由於信息的快速流通與校園民主化,使得次級團體要嘛出走,要嘛代表性越來越微弱。他們跟學生越來越疏離,讓他們不知道要找誰討論,不知道怎麼把消息散佈出去。特別在BBS公共領域使得議題變得零碎化時,更沒有一個合適空間可以討論這些議題。

  不要指責學生們都不去參加公聽會,問題不是在那裡。唯有讓關心校園議題的次級團體再度活躍,讓次級團體去參加公聽會,讓次級團體把資訊整理後告訴大家,讓次級群體研擬策略。讓我們,重建台大的公共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