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30日 星期三

甩開紛擾──檢視兩岸貿易主張

甩開紛擾──檢視兩岸貿易主張

沙雁(讀者投書,經濟系學生)

  中國崛起,對於世界無疑是重大衝擊,十三億人口代表著一個全新的經濟體,甦醒的巨龍帶給已開發世界前所未見的新局面。世界似乎還沒有準備好如何定位這位新夥伴,這位夥伴也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間徘徊,但就身處於這位仁兄身旁的台灣而言,我們比其他國家更急迫需要面對幾個重要的問題,而台灣之於中國爭議性的定位,也為這樣的紛擾帶來許多不必要的意識形態口水戰。究竟,我們該以怎樣的態度來與這位夥伴相處?

台灣與中國

  中國以每年超過10%的速度迅速成長,背後代表的不只是經濟體內實力的積累,更重要是這份成長帶給世界的深遠影響。捫心自問,假若我們週遭的生活必需品少了中國的加工,盡皆都是「made in USA」或「made in UK」,我們一天的開銷需要多少錢?中國的市場不只代表便宜的衣服、「made in China」的球鞋、或者是惡名昭彰的「黑心商品」而已,我們可以用現在的生活開銷過日子,而不用多支付兩、三倍的日常費用,都是開發中國家加入國際市場的功勞,而中國的成長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國的重要性無庸置疑,也因為中國之於世界的重要性,潛在於中國的巨大商機吸引了世界各國的資金迅速湧入。

  那台灣呢?

  台灣必須與這位夥伴相處,因為它就在你身旁。

  許多台商已經投入中國市場,台灣商人認為中國崛起是不可錯過的大好商機,如果能夠把握時機進入,必定能為目前遇到瓶頸的台灣產業開創新的可能。台灣之所以重要,也因為台灣離中國近,也因為語言相通。

  無論如何,經濟學家比較關注的是自由貿易,認為台灣身處世界之中,必得面對這個日趨開放的世界市場,鎖國無助於經濟,事實上限制商人去追求誘因(禁止廠商去國外找廉價勞工)只會讓國內的投資者開始尋求法律漏洞(所以陳水扁在選前才有台商可以「大赦」)。台灣必得面對開放的世界、開放的中國,尋求經濟新的出口。

「創造性破壞」

  雷根以其開放的經濟貿易主張聞名,80年代與英國的 柴契爾 夫人左右輝映,主張開放的國際經濟市場將帶給國內與世界最美好的未來。但無論雷根又或 柴契爾夫人,知悉的人應該很難忘記他們所共同面對的國內勞工反彈風浪。當時因為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正是亞洲四小龍起飛的歷史),導致美、英兩國的產業受到嚴峻挑戰,台灣、韓國便宜的出口品,讓已開發國家的許多產品頓失競爭力,於是產品賣不出去,廠商大量外移,也就導致了美、英國內的失業潮。

  雷根與柴契爾夫人面對世界經濟的困境,一如台灣現下面對中國的處境,假若堅持經濟體的貿易開放,廠商與資金幾乎必定外流,原本只能「檯面下」西進的台商們一旦能夠理直氣壯的勇敢在對岸設廠,台灣將頓失不少工作機會。但反過來說,在經濟學家眼中,也就是因為這樣的產業結構衝擊,才能夠帶給經濟體新的活力。

  我們現在不會懷疑雷根與柴契爾夫人的一意孤行,正如我們不會懷疑美、英在80年代之後的經濟活力一般。正是因為開放的經貿政策,勞力密集產業從已開發國家漸漸絕跡,取而代之的是資本密集產業、漸漸以品牌漸長的歐美企業。而失業,正是這個過程的陣痛期,一如熊彼得所堅信的「創造性破壞」,唯有產生破壞(失業所帶來的產業結構調整),才會產生新的契機。

  換句話說,台灣現階段面臨的抉擇或許正如當年的美、英一般。而開放或許會帶來諸如失業等副作用,但就長遠而言,或許也是唯一且必經的過程。

破壞得以和緩進行?

  如果有一位候選人膽敢大聲說:「失業是我們必經的過程,我們必須面對失業帶來的創造性破壞,人民經歷痛苦的調整與學習後,我們將向更為發達的已開發國家邁進!」那麼經濟學家大概絕大多數都會把票投給他,而預知失業將到來的候選人大概也絕不會當選。

  開放的代價非常巨大,失業與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是社會所極不願面對。領導人能如雷根、柴契爾夫人之流「一意孤行」是極少的,也因此,怎樣和緩這樣的過程,怎樣讓產業慢慢的轉型而在過程中讓副作用減到最低,成了大多數政府在面對國際經貿政策開放時的主張。台灣亦然,姑且不論政府在意識型態底下不遺餘力的經貿限制,但無可否認的是其對產業升級、品牌建立、非貿易財的建設等推廣亦盡不少心力,再再都是希望建立強勢的競爭力,在勞工密集產業終有一天不得不外移之時,讓台灣有能力經歷最短的陣痛期。

  而在台灣,對於大陸市場的開放似乎又沒有那麼單純,排除政治因素,最主要的顧慮來自於廠商太過單一的執著於大陸投資。2007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對大陸的投資佔所有對外投資(所有對外投資)中約61%,2006年為64%,2005年更高達71%(皆為世界諸國之冠!),而這份統計中若再考慮沒有報備就偷跑的台商,則比例將至少再成長20-30%(以大陸官方公佈之台商投資金額計算之)。

  「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是所有人知道的常理,但台灣卻把絕大部分的雞蛋都放在中國這個籃子中,縱使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還是對政府干預市場多有反感,但站在政府的立場,該如何「適度干預」、「調整市場」無疑成了一種必得面對的藝術了。

就事論事

  可惜的是,台灣近幾年來的調整卻總包裝在意識型態的口水戰之下,經濟的本質與政策的用意已不復見。政府政策的支持者認為開放貿易就不愛台灣,反對者亦對政府政策不敢苟同、多加杯葛,選民被反反覆覆的意識形態所掩蓋,卻很少能夠客觀檢視不同主張下所帶來的不同利弊。

  無可否認,現在兩組候選人對於兩岸市場開放的看法其實已沒有太大差異,最大的差別應該可以這麼說:馬蕭認為台灣應儘早開放市場,讓廠商追求最大利潤,台灣產業越早經歷創造性破壞的洗禮,也就越快能在國際競爭場合再創新的價值;長昌則認為台灣對外投資的管制依舊重要,但開放也是必走的路,先決條件則應妥善替國內產業找好出路(培植品牌、創造產品的高附加價值),如此一來才能避免台灣因貿易短期所帶來的劇烈副作用。

  兩組人馬的考量無疑都是替台灣著想,站在客觀的角度,主張其實各有利弊。但在意識型態的流言蜚語之下,我們真的知道各別主張的差別與利弊嗎?我們真的得到充分的資訊而能夠選擇自己較為認同的政策嗎?對於兩岸市場開放政策的主張,我們應該問的是:你想要早點經歷創造性破壞的蛻變?還是要等準備充足後再與國際競爭?

附註:本文寫於總統大選之前 因稿件調動延遲刊登 敬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