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具有 人物專訪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顯示具有 人物專訪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2021年3月22日 星期一

【人物專訪】作為文學少女?——許瞳、張嘉真專訪

 
柯采元、曹雅婷、李悅禾、羅聖詠、廖子皓、陳亮君 


    大片落地窗外,溫州街的夜晚浮映著張嘉真與許瞳兩人對談的身影,彷彿意圖透露眼前所見的人形之外,還有其他未知。在訪談開始之前,張嘉真分享自己的荒謬故事——前往家教的途中,她如何與直銷的婆婆互動中打破多維度的牆,聽見了同為系上學妹、意識報記者的名字——作為消解陌生的閒聊。在尷尬褪去以後,留下的是有血有肉的她,以及在場所有人滿地的問號,或許這才是我們未知的張嘉真,以及不解的許瞳。

    畢業於高雄女中,目前就讀台大歷史系的張嘉真,大一時出了自己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而高中就讀北一女,目前是台大外文系學生的許瞳,已有兩本散文集創作《裙長未及膝》與《刺蝟登門拜訪》。就讀女校、少女作家、台大在學中,兩人看似相仿的生命經驗,卻又各自透過小說與散文映照出個人的身份認同與幽微的思考。作為本次意識報專訪計畫的出發點,張嘉真與許瞳兩人歧異之間的偶相呼應,好比隨機連線而成的星座,夜空中意有所指地閃爍著。


Q:兩位同樣都是畢業於第一志願的女校、也同樣在台大就讀,想請問你們這樣在眾人眼裡看起來相當優秀的學經歷有沒有為生活或作家身份帶來什麼影響呢?

⬔張:一路在教育體制內的成功讓我幾乎沒有機會練習失敗,也是一直到了沒有任何標準可以評判自己的階段,我才發現失敗是需要練習的。我害怕嘗試未知的事物,或討厭去做自己無法表現出熟稔的事,像是我很討厭去高雄的三餘書店,因為覺得在店內的人看來都很自在,每次我都覺得自己的模樣很笨拙,所以我不敢一個人進去。

而成績好也讓我不敢與家庭分享真正的失敗,我想盡量去符合中產階級想像中好女兒的形象,不敢跟爸媽說我覺得他們會不喜歡的事。但或許因為考試成績好讓我太輕鬆就可以獲得認可與喜歡,我就懶得去嘗試更深刻、全面地交付自己。

習慣成功也讓我每一次都覺得再努力一下就好,就可以做到,但其實每一次預支都是消耗,累積到後來就會出現沒辦法再面對任何一點打擊的困境。
 
◪許:我也有類似的感覺(害怕失敗)。在高中出版《裙長未及膝》時,因為跟著朱天心老師的《擊壤歌》復刻版一同發行,加上親子天下那時的專訪,我常被貼上「朱天心接班人」的標籤,某種程度上讓我成為了北一女、第一志願的代言人,無形中好像侷限了自己的努力跟發展。而這樣的標籤有時候也讓我感覺好像獲得了「免責權」,在出席一些純文學論壇或與文壇前輩相處時,我的作品傾向被以「你還年輕」的方式評價,好像因為我是高中生就不用達到什麼程度,有陣子讓我有種無法進步的挫折感。


Q : 從你們的作品來看,高中生活經驗似乎都對你們自身或創作有著深刻的影響,那麼在台大的生活或學習經驗是否有帶給你們任何的成長或改變呢?對你們的作品有任何影響嗎?


⬔張:大學生活中最不同的感受是生活的密度變得很低,必須由自己來填滿一切,不像高中有豐滿的人際關係與課表,我必須花很多時間跟我自己相處,像是思考在沒有確切目標以後,自己究竟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所以在大學裡我也很常感到空虛,覺得所學與我想要成為的自己好像有一段距離,那我到底是為了什麼必須這麼努力交出每一份作業?我該怎麼填補這之間的落差?但又會一直想到高中時聽過「人文社會科學的高等教育不是職業培訓所」的說法,所以目前還是需要繼續靠自己去找到現在的努力與未來的迷惘之間的平衡。

大學目前我最喜歡的兩門課是陳東升老師的《都市社會學》與《社會學甲》,我覺得老師的課帶給我一種很樂觀的社會學想像,東升教會我要去相信知識的力量,我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正是銜接社會大眾、體制之間的橋樑,不能什麼就不做,就指望他人把社會變成我更喜歡的樣子。

而在《都市社會學》上則讀了很多理論,看到抽象的感受能被具體統整出來,並且把現象描述得很完整,有種「感性」被理論認可、詮釋的感受。因此在我準備下一本書的時候,我也多少參考了都市社會心理學的架構,雖然不一定完全相應,但作為一個指引的方向,我覺得是很有效的。
 
◪許:在台大的校園中我大概是比較孤僻的角色,因為我不是善於辦活動、社交的人,一開始總覺得較難融入台大生活。而最初也因為許多人在認識我之前就先讀過我的文字,我常會擔心他人對我是否有成見、覺得我與我的文字相當不同。但後來我也發現這是寫作之餘我必須面對的課題,我需要為自己所寫的東西負責,畢竟生活與寫作不一定完全綁在一起。

至於課程的部分,我對嘉真提到的《都市社會學》也相當有共鳴!另外印象最深刻的課程是外文系《二十世紀英國文學》中帶到的西洋美術史,這門課讓我意識到有時候藝術家創作的前提與後人對他們的解讀相當不同,也啟發我對美學的興趣。延伸我高中時對人文社會科學的興趣,也讓我在藝術領域有更多的啟發,未來有考慮深入這兩個方向學習。


Q:2019年底,〈畢業十年,女校教我的事〉一文,表示女校像個小型烏托邦,在網路上引起不小的討論。兩位在作品中對於女校生活皆有大量的刻畫描寫,會認為女校的環境或經驗對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產生了任何影響嗎?


◪許:我認為女校生活不像刻板印象裡「大家都很有心機或光鮮亮麗」的樣子。女校名副其實是個單一生理性別的環境,但這個限制反而更能呈現大家的特質和性格,我上了大學之後反而不太習慣有異性的校園。

⬔張:我覺得在單一性別的環境裡,反而有機會練習去性別化的行為模式。好像失去了需要與之「表演」、「互動」的他者(在此為生理男性),對人際關係的解釋就會變得簡單一點,更純粹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尺度拿捏。對於從前會被「女性化」詮釋的特質:像許瞳提到的「光鮮亮麗」、「很有心機」,拿掉二元對立的性別去理解它們,其實也就只是這個人的所思所想而已。也因此我覺得往往是發展出了與大家所想像的「純女性環境」很不一樣的樣態。然而這樣的環境也很輕易就會被破壞掉,例如在跟雄中有進行互動的大型活動(大露營或飲料日)裡,就可以感受到陰性特質重新落入「女性特質」,並且大量的反撲朝向終於出現的男生們(笑),大家會更急切的表現那些在單一性別環境裡不能顯著發揮的特質。


Q:兩位都畢業於女校,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寫到學姊學妹制或對學姊仰慕的情景等等像是「開花」一般的經驗。那在就讀女校的期間中,也曾經有過類似的情感嗎?這對你們的人生觀或寫作方面有什麼影響嗎?


⬔張:我覺得在女校中無論是同性戀或異性戀,大家都有練習開花的機會,使得這種情感變得更普遍,也給了我們很大的空間去認識不同性取向,透過開花看見自己的可能性。意識到自己可能喜歡女生的當下或許會很惶恐,但開花也讓自己可以在喜歡上女生的過程中比較有機會、餘裕探索跟練習。相反的,如果是在純男校中,似乎就不會有這樣對於同性之間介於崇拜與喜愛的模糊空間,反而可能會對同性戀抱持苛刻的態度。

但是也因為無論是「開花」、「女校」,都是在特定的時間、空間下才能成就的狀態,終究與外在世界有很大的差距。許多人離開女校之後,就放棄了對同性的愛慕,就像一旦脫離類似溫室的環境後,花朵很容易就枯萎。看著認識的人陸陸續續放棄,選擇像異性戀這樣更簡易的生活模式,雖然無可厚非,但還是會覺得有些遺憾。

◪許:在北一我們不會直接用開花這個詞,但會有仰慕學姊的行為,不過我自己不常有這個經驗。就像高中時我本來想加熱音社,但因為害怕這類社團的學姊學妹制過於嚴厲,最後便沒有加入。而我有一位非常仰慕學姊的朋友入社之後,受社團影響開始跟學姊出現距離;反而是沒有入社的我跟學姊關係比較近。

我想開花有一部份是因為學姊學妹間的距離感,高中時期每個年級之間好像有很大的差距。我也會喜歡學姊、會想要更靠近他,但我覺得這只是很正常的人類情感。如果回歸生理構造,女性和女性間比較沒有阻礙,知道我們有相似處的時候,我會揣測她是不是也這樣想。但如果對象是生理男性,我的心態會變得偏向攻略,雙方相處模式比較不同。我覺得無論性別,談戀愛給我的啟發是如何純粹的喜歡一個人。


Q:在《玻璃彈珠》中有看到嘉真多次用很直白的語言書寫關於情慾的情節,且描寫的方式並不是斬釘截鐵地置入女同志的框架,而往往是游移於友情與愛情之間,甚至同時夾雜異性戀情。你們認為這種情慾的流動性和直白的書寫方式是否和女校環境有關呢?如果有,你怎麼看待女校環境的這種開放對一個人的影響?


⬔張:在女校中出現很多看起來很女生樣的人也喜歡女生,異男會覺得這樣的女性可能只是一時走錯路,在回到混合性別的環境中會再重新喜歡異性。我會選擇這樣型態的書寫和女校經歷雖然有關係,但這本來就是在性向認同上一個正常的表現,大家怎麼能確定接下來不會有讓你驚喜的人出現?我覺得對於感情作出性別限制、明確地表示自己的性向,可能會屏除掉一部分的可能,或是失去一些機會。把自己歸類在單一性向,比較像是早期性別運動者為了要被社會看見而做出的選擇。然而現在比起過去多了一些對於性向認同模模糊糊的樣板,大家可以在其中找到更多更接近自己的狀態,而非勉強自己塞進既定的框架中,無論框架的先來後到。這是我覺得女校中的「情慾流動可能性」帶給我在往後很重要的影響──我想活得像我自己,或許不像大家,但也值得一個位置。

◪許:我在《裙長未及膝》裡比較少寫到同性互動的題材,但邱妙津和朱天心的作品都給了我很多啟發。我確實同意女同志之間的情感交流,特別是在我們十幾歲時,常在友情跟愛情間游移。我也覺得在親近時「想要碰觸對方」是很自然的,儘管我自己沒有具體喜歡女生的經驗。


Q:兩位在文學創作的初期為何會選擇小說/散文這個文體?是有意採取的寫作策略,抑或只是偶然的結果呢?


⬔張:會選小說是因為這是我最常接觸的文體,同時寫小說對我來說是一個安全的角度。雖然我認為有時讀者可能會過度投入在小說的情節裡面,並設想作者有可能真的身在這個處境,但大家其實也明白小說是虛構的,因此這個媒介終究是一個開脫的方式。對我來說虛構很安全,並且可以減少一些無所適從。

另一個部分是,因為小說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實經驗,我就可以在故事後面添加自己期待的結果。常常一件事情在我的經驗裡不見得是美好的,我沒有辦法操控它,讓它以我想要的方式發展,但在小說裡我可以給自己生命中的遺憾一個圓滿。透過不斷的虛構,我不覺得會讓我離真實更遙遠。我覺得每一次虛構都是讓我認知到最後也許只能停在這裡,但我可以慢慢地接受這些自己控制不住的事情。

寫小說也是一個幫助我釐清感受的方式。感受在事件當下是很激烈的,會想要逃離、想把這些情緒關掉。但關掉以後,寫小說就是透過一種比較慢的方式,把這些情緒重新倒出來。

◪許:以散文書寫是因為最早閱讀的剛好是散文,像是林海音、琦君。另一方面,對年輕的我們來說,寫自己的生活是比較容易的。像小學的時候寫遊記,就是我寫散文的開端。當時寫完感覺不錯,發現散文對我來說是整理情緒和自我療癒的方式。

然後講到虛構性,一開始寫散文的時候我其實沒有很意識到它,這點還滿值得詬病的。因為用簡單定義區分,散文應該要是非虛構的,但我常常在我的散文之中摻雜一些虛構的成分,甚至有一兩篇根本是純虛構的。至今我其實總在迴避這個問題。過去我會跟讀者說,雖然情節是虛構的,但情感或想法是真實的。近幾年則發現應該要用更謹慎的態度去面對虛構性。當我在寫散文的時候,就應該書寫實際發生在我身上的經驗。而如果這個東西是虛構的,我也會很明顯地標示出來,寫一些真的不可能發生的事,像是狗在哭很明顯就不是真的,而不是以一種模棱兩可的方式虛構。所以雖然近期我也有想要寫小說,但就會明確地把兩者區分開來。


Q:剛剛嘉真有提到她以虛構的書寫作為一種自我治療的方式。雖然小說和散文都容許某種程度的虛構,但相對而言散文還是以真實為主。想請問許瞳同樣在透過寫作自我療癒的過程中,會不會反而有一種療程被觀看、私密情緒被公開展示的感覺?


◪許:我覺得會,而且這件事情其實還滿重要的。之前我給鍾文音看第一本書的初稿時就被罵過,她很明確地點出你說的問題:她覺得寫作應該要分成兩個抽屜,一個給自己,一個給別人。如果寫散文的時候不區分這兩個抽屜,把所有的東西都放進給別人的那個抽屜的話,你可能會傷害到別人。但我那時候不聽勸,後來也確實受到一些衝擊。例如有些人不是很樂意被寫進去,或者覺得我們那麼親近,為甚麼不直接跟講,而是用這麼迂迴的方式。到了現在有些東西我就不太會給別人看,我知道它是一種治療,治療完我就會把它放進給自己的抽屜裡。而如果這個東西我覺得可以讓別人產生共鳴,或是想讓別人知道我也有這個經驗,那我就會把它放進另一個抽屜。當然一定要先和書寫對象達成共識和建立一定的信任,才會把它公開。


Q:前面的問題都比較感性、與情感面有關,接下來這題有點不一樣。許瞳曾在《裙長未及膝》裡提到北一短褲自由陣線,嘉真也在書中寫出了高中生對於世界的小小反叛。想問兩位覺得自己叛逆嗎?任何形式都可以,像對威權的集體行動,或單純日常生活中的小反抗。


⬔張:我是一個很俗辣的人,但我在體制中過得很順遂,所以不敢真的反叛,也無法想像大家眼中終極的反叛是什麼樣子。不過我也有小小的叛逆,就像高一下的時候剛開始可以穿運動服進出校門,但教官還沒完全照新規定走。當時我在旗隊,有很嚴格的服儀規定,我的小小反叛就是穿運動服進校門。教官發現了問我怎麼沒照服儀規定,還說要去跟學姊講,我就嚇壞了,用制服還沒乾當作理由搪塞過去。我想我始終都不會是站在最前面抗爭的那個人,反叛僅限於內心活動,所以想用比較柔軟的文字跟大家說——或許我們可以一起試試看,但不做也沒關係。我的做法比較折衷,讓大家有這個渴望、但不敢做出行動的時候,也有管道訴說。

◪許:我也是俗辣,我的叛逆滿侷限於個人生活。我國中就有幾個會讓大家覺得我「怎麼這樣」的瞬間:當時我也是司儀,訓導主任不准司儀穿耳洞,但我國一就打了,主任看到之後當場對我破口大罵。我做是因為好奇,不知道穿耳洞真正發生在自己身上是什麼樣子,不是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不正視這件事情才做的。


Q:未來你們會想嘗試以其他的文體寫作嗎?還有任何想寫的題材或方向嗎?


⬔張:我有被出版社邀過散文,但我覺得目前自己沒辦法做到完全誠實。像是廖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 在寫弟弟有嚴重社交障礙與強迫症、跟家人相處封閉且疏離,其中廖瞇不斷寫到「希望弟弟變正常」與「希望弟弟變好」的意義,但我覺得很可怕,因為這些會是我不敢告訴別人的,而她在散文上竟能做到完全誠實——不只是對家人、家庭解剖的誠實,也是對自己書寫意圖的不斷剖析,我非常佩服同時自認即使嘗試散文也可能做不到這樣的誠實,而既然在誠實這件事上有人已經做了很好的示範,我也還沒到處理這件事的年紀,因此會想要過一段時間再來努力。雖然散文的真實性在某些時刻真的拯救了我,但是在準備好之前實在不敢貿然嘗試。如果要寫散文,我希望能等我對生活更有整體性的反思之後,目前在小說上我也有想嘗試的東西,像是長篇小說,但因為我有點懶惰所以遲遲沒有開始(笑)。

◪許:我有嘗試寫小說,但困境是無法從零開始,常常創造了角色好不知如何發展、或是擔心自己寫一寫又變成散文。而近期在閱讀王天寬《告別等於死去一點點》受到了很大的啟發,雖然整體而言是小說,但書中幾乎混用各種我能想到的文體,讓我開始能用挑戰的心態去面對文體的不同,也同意文體的界線是可以被模糊的,希望自己能夠在散文跟小說之間取得平衡。我不會寫詩,但我覺得不會寫詩沒關係,世界上有很多自己做不到、但一定有人會幫我們做的事情。




許瞳與嘉真

2021年1月21日 星期四

擁抱世代的未知與徬徨——專訪沒有才能

 
李奕慧、蔡岑珊、謝秉霖 



    沒有才能的團員裴拓、碩美、若欣,三人皆來自從教室一眼望出就能看見湛藍海洋的花蓮高中、花蓮女中,在2019考完學測的春天,合力寫出YouTube破百萬點閱、攻佔街聲排行榜12個月的〈還是要有長頸鹿才能〉,成為當年度最具代表性的畢業歌。

    三人或許也沒有想到,當初單純的想透過一首歌,記錄下高中三年所有歡笑、荒唐和努力,竟獲得熱烈迴響,也因而有了和華研簽約的機會。從無名到爆紅,僅是短短數個月的時間。在經紀公司的協助下,他們發行了第一張正式EP《烏鴉 烏鴉》,包含了一切故事的起源〈還是要有長頸鹿才能Bonus Track〉,以及兩首新作〈這世界吵得只剩白歌〉、〈晚點再想 晚點在想〉。

    「沒有才能」(Anti-Talent)這個看似負能量、厭世的團體名稱,源於碩美哥哥在三人創作〈長頸鹿〉時,一句半玩笑的「你們歌寫得這麼爛,就叫作沒有才能好了!」成名後回頭看,裴拓認為沒有才能同時也代表著沒有包袱、不需要承受社會的約束,而能夠安心地去追逐自己的夢、寫歌傳達信仰的價值;而碩美和若欣則謙虛的認為,在真正進入演藝圈後,跟許多同時在創作饒舌的前輩們相比,自己的能力則遠遠不足、對於創作還在摸索,「沒有才能」這個團名就好似一劑預防針,能夠給聽歌的人一些預備。

    人生點滴連成線,三人在還沒著手創作長頸鹿前,對於音樂和創作都各自承載著不同的嚮往,裴拓和碩美兩人國中時皆是管弦樂團,碩美雖然坦言自己對於大提琴並非特別熱愛,是所有接觸過的音樂類型中付出最多、收穫最小的,但學習古典樂卻也幫他打下堅穩的樂理、節奏基礎;裴拓高中已是嘻哈研究社的社員,從翻唱到現在自己創作,更能體會饒舌創作最著重的詞及Flow;若欣在簽約前即是在IG上擁有五萬名粉絲的翻唱網紅,過往大多透過翻唱流行抒情歌表達自己感受。



「平凡的歌曲,我怎麼可能唱」——〈晚點再想 晚點在想〉

    創作是對彼此訴說各自的故事,而我們也在他人的故事裡尋找己身的倒影。沒有才能的詞曲皆是由他們親手寫下的,是年輕世代對尋常日子細膩的體察,這個世代的歡快和疲憊蔓生在他們的字句之間。當談起Z世代的特質——像是時常被其他世代質疑的抗壓性低、太過厭世——他們相信每個世代有不同的難捱,只是在世代的轉換之間,壓力似乎「由外向內」了,現代人所要面對的更多是來自內心、情緒與人際的壓力。碩美也提及,在傳統觀念漸退、社群漸興的時期,人們有更多的空間去抒發自己,「現在的人自由了一點,也個人了一點。」也許這樣的抒發,就像他們把對世界的厭倦放進歌裡。對此碩美說:「我們的歌裡確實有那種厭世感,因為我們就是這樣的人。要寫太開心的歌,也顯得虛偽。」

    在視覺呈現、歌詞意境上獨樹一格的他們,不只有厭世感引人注目,他們敘事背後的概念,也時常令觀者好奇不已。然而,比起試圖拆解一層層的隱喻和修辭,沒有才能更希望聽眾能夠用感官去體會並經歷他們所呈現的一切。這樣的觀點也與裴拓的一次經驗有所連結:他們高三時創作的歌曲〈還是要有長頸鹿才能〉題名源自於詩人徐珮芬的作品〈還是要有傢俱才能活得不悲傷〉,當時裴拓亟欲得知自己與詩人原始的想法有無出入,於是透過社群平台連絡上徐珮芬。當時徐珮芬告訴他:每一個人對詩的解讀都是對的。而當這樣的觀點回歸到他己身的創作時,裴拓也相信歌曲和詩是一樣的,都是不被定義的、都是任人解讀的。

    「不管有沒有出道,創作都是我會做的事情。」碩美這樣描述他與創作的關係。對他來說,創作便是將自己的腦海裡的旋律、畫面傾瀉在樂譜、文字之上;若欣則提到,她過去並不相信自己能夠創作歌曲,但現在的她甚至已經有了創作者的眼睛,在日常生活之中目光炯炯地看見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並把她的所思所感放進日記裡、成為日後創作的養分;裴拓也同樣提及他在開始創作之後,「會更用力地體驗每一個過程」,並運用錄音的方式記下閃過他腦海的旋律或歌詞,讓片段的靈感拼湊出更大的概念。他也逐漸對自己的作品有了不同的忠貞,「過去會很容易因別人的意見,而懷疑自己並修改。但後來發覺,你要保留你最初創作的感覺,不需要被他人影響。」

    在往前走的同時,他們也向內探索、釐清自己。裴拓分享到,「我問過很多創作者,他們的想法是,當你過了那個感覺隨時都能往前衝的階段以後,你還是必須問自己為什麼創作。」他真誠地說:「因為有人想聽。」歌迷在他們的歌裡獲得能量,於是那些能量又再度重回他們身上,如此往復的迴圈,是歌手與聽眾之間最為迷人的關係,兩者都在聆聽與被聆聽的時間裡,成了更加飽滿的靈魂。



「如果還有夢,讓故事繼續走」—— 〈還是要有長頸鹿才能〉

    去年甫成為大學新鮮人的他們,同時間與華研國際簽約,經歷了成長上的劇變。似乎還沒有太多時間適應,就在眨眼間晉升為半個社會人士。而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台北,所有的事物都很陌生,不太熟悉的新環境、不太習慣的新校園、不太認識的新朋友,以及還不太了解的新身分—藝人。在訪問的過程中,就讀台大戲劇系的碩美便分享道,自己系上的同學都是全心全意在課程及專題上,但自己卻無法像他們一樣全心投入,因為自己同時還有樂團的事務需要兼顧。課業與事業之間的平衡,便成為了他們的共同必修課。

    關於長大,裴拓認為自己從過去喜歡逃避,到現在越發能透過創作抒發、在舞台上表現自我;碩美則認為自己仍是個當初那個長不大的男孩,還不想這麼早被世界的期待框住;若欣雖然有時會想回到過去純真、沒有壓力的時候,但同時也明白成長是進步的必經之路。

    儘管出道之後,時間總是不夠用、回家的機會寥寥無幾,但能夠繼續在自己喜歡的事物上耕耘、努力,就是件幸福的事。出道這件事,是肯定,但同時也是挑戰。就讀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的若欣分享道:「在創作的許多時候,會因為認定自己已進入業界,便會要求自己產出更高水準的作品。但有時並非自己的創作不夠好,而是自己定的標準太高。」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似乎都被規定只能越變越好,自然而然地,我們對自己也漸趨嚴苛,絲毫不容許一點偏差。然而,在「長大」的這門課中,沒有什麼是標準答案,也沒有什麼能夠定義真正的長大。

    這三位年約二十的青年,用著屬於他們的語言,譜著屬於他們的旋律,唱出屬於他們世代的心聲。或許迷茫、或許青澀,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已走出自己的夢想道路。未來可以晚點再想,但現在就是要在自己喜歡的道路上,義無反顧。



*專訪照片攝於城市草倉C-tea loft

*專訪照片攝於城市草倉C-tea loft





2020年10月1日 星期四

【人物專訪】沒有營養的生活智慧王

陳泓瑋、李奕慧、歐陽玥
  他總板著一本正經的表情,拿著稀鬆平常的道具,以嚴肅的口吻演繹著不著邊際的腳本。影片來到最後,觀眾才會發現他醞釀許久的雙關或諧音笑話,原來是呼應社會時事的弦外之音。2019年初,YouTuber「沒有營養的生活智慧王」憑著看似「無厘頭」,卻往往透露對社會議題關懷的短片,引起許多網友的關注。
  談到成為網紅的動機,智慧王說,他就讀大學的時候學到影像傳播的知識,希望未來可以從事新媒體相關的工作,「那是最早在心中埋下的種子」。後來他到台大念書,修了一門叫做「網路行銷」的課,課堂上有次出了「如何成為網紅」的作業,成為智慧王在網路上發布影片的契機。
  他把自己取名叫做「沒有營養的生活智慧王」,點子來自曹蘭與王月以前的節目〈生活智慧王〉。拍攝第一部短片的動機,源於當時他在路上看到有人拿著雨傘晾襪子,覺得新鮮有趣,便回家拍了一部教學大家如何透過雨傘晾襪子的「生活智慧」影片,而「沒有營養的生活智慧王」的名字便從此沿用至今。
  在初期嘗試了幾部「生活智慧」主題的影片之後,智慧王從〈全民大悶鍋〉獲得靈感,決定將自己平常關心、有興趣的社會時事融入影片題材,透過諧音雙關等幽默技巧,將影片主題轉向以針砭時事的「時事梗」為主,而逐漸獲得廣大的回響。
  作為頻道招牌類型,他在影片中將政治時事與諧音結合作為笑點,在各路創作者間有著獨樹一格的地位。智慧王用著尷尬的表情、密切直視鏡頭的眼神、平穩的語氣,去包裝對於政治時事的觀察,及其衍伸出的笑點。談及這樣的詮釋風格,他說:「因為我覺得政治是娛樂,政治就是他們在台上去做讓大家注目的事情,那是他們的目的。」在他眼中,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是能夠受大家公評、被創作者再造的。就我們的觀察,沒有營養的生活智慧王,藉由詼諧方式去詮釋的,不只是時下眾人認為好笑、有趣的時事,也蘊含著他個人堅持的價值及正義。舉例而言,在吳宗憲發表了「憂鬱症是不知足」的爭議言論之後,他創作了一部影片叫做〈如何製作令人快樂的巧克力〉,影片中他透過製作巧克力的過程帶出了:「看到無中餡(吳宗憲)才會憂鬱,而且會外孕(外遇)」去反駁吳宗憲對於心理疾病的錯誤認知。此外,當前行政院長江宜樺,在太陽花二審逆轉後,江表示:「正義經常遲來,但不會不來。」此番言論在當時亦造成了轟動。作為回應,智慧王錄製了〈要如何出聲喝止霸凌者呢〉,其中透過諧音表達了他的立場:「江一劃(宜樺),你最沒資格講話。為什麼要打同學呢?」對江宜樺在太陽花運動中的行徑表達了質疑與抗議。
  然而,以沒營養著稱的他,也有著決心正經處理的議題:身障議題。去年五月,智慧王在其頻道上傳了一部名為〈和愛共乘〉的影片。其中探討了身障者的處境,並向觀看者介紹了康復巴士為何、有何瓶頸。一反平常輕鬆的態度,他以相當嚴謹的面貌向大眾傳遞了對弱勢的關懷。智慧王表示,身障者與政治人物在社會上的角色、處境並不相同,從而他的表達方式自然也會改變。「他們就是處於弱勢,會讓人想要幫忙。這個議題是要大家認真去對待。」他更進一步提到,即便現實面上的執行門檻比其他類型的影片更高,若有機會他仍想繼續發展此類社會關懷的議題。
  智慧王的影片乍看之下,也許令人不知所謂,但實際上,他對於議題相當有主見。從最一開始與「生活的智慧」相關的影片,到最熱門、最廣為人知的「時事類」影片,以及他格外重視的弱勢(身障)關懷影片,全數都與他個人的創意、關懷議題緊密貼合。自腳本發想到影片剪輯皆獨立完成的智慧王,在YouTuber之中可以說是獨立性相當高的一位創作者,公司亦不大干涉他的創作,一切都任憑他行雲流水地產出。如此創意導向的他,甚至在接業配影片較為嚴肅的案子,也會以短短三行話帶過他的腳本,他笑說:「通常我不會把腳本打出來,就是只打標題,讓經紀人去苦惱要怎麼跟廠商溝通。」就連業配影片的腳本都極其有個性的他,其他類型的作品更加地有著鮮明的色彩。
  我們詢問智慧王,在成名之後他所獲得的最大的收穫是什麼,他說是成功圓夢:和小時候的偶像們拍片、認識、變成朋友。他語帶興奮地告訴我們,比如黃大謙、白癡公主、視網膜這幾位他眼中的知名YouTuber,都是他從很久以前就開始關注、一直有在追蹤的創作者,成為YouTuber後,能夠漸漸熟識這些人,接著成為朋友是他覺得最大的收穫。智慧王尤其強調了和白癡公主的合作,從最早期白癡公主所拍攝的配音影片開始,他就是忠實的觀眾,所以對於他而言,白癡公主真的是偶像一般的存在。得以和偶像合作,是因為偶像認可自己的作品,這樣的成就感對智慧王來說是很大的滿足與喜悅。
  然而,在正面的回饋之外,開始拍片已經過了一段時間,過程中仍不免遇到了一些困境。他告訴我們,「其實我覺得最困難的東西是,你要面對自己的沒落。」在頻道草創的前半年,影片都會有相當的流量,不過隨著時間拉長,由於個人的風格強烈、影片內容類似,雖然觀眾群仍維持一定的基本盤,流量還是未能達到以往的成績。因此,他也正嘗試創新的拍片方式,可以吸引新舊觀眾回流。
  儘管如此,智慧王對於現在所進行的創作生活富有熱情,問及日後是否計劃繼續當全職YouTuber,他也給予了我們肯定的答覆。至於未來打算再多以哪些主題進行影片的創作,他提到自己計劃將是有關罕見疾病以及流浪狗的議題,智慧王持著嚴肅的表情,眸中及語氣中透露著不同於他在「娛樂主題影片」中的態度,透露著對於這些弱勢的真情實意。
  在智慧王的身上,絲毫感受不到成名之後的包袱和距離,訪談時坐在我們對面的他,就是一位平實的大男孩,對於自己的創作侃侃而談。從決定踏入YouTuber產業開始,他跟上社會的脈動,用另類的手法將生活當中的所見所聞,轉化為吸睛的素材。我們似乎難以找到精確的用語替他目前為止的創作生涯做出總結,或許這正凸顯了他一路以來的特色——令人難以捉摸,卻有種特別的魅力,使得觀眾想持續關注他。在流量與關懷之間,他如何與自己對話,在延續初衷的基礎上持續創作,大家都拭目以待。





2020年6月19日 星期五

【人物專訪】專訪《華康少女體內份子》楊舒雅

 
許悅、李奕慧、歐陽玥 

她穿著精緻的淺藍色古著襯衫,自在地坐在學開的椅子上侃侃而談,「就像跟朋友聊聊天呀」,她輕鬆地笑了笑。

楊舒雅與我們年齡相仿,目前就讀於台大政治系大二,身兼台大嘻研社幹部,也是2020總統大選前爆紅饒舌歌曲《華康少女體內份子》的作者。

2019年底,楊舒雅發布《華康少女體內份子》不久後,街聲、YouTube上播放次數隨即衝高,至今已有數十萬的點閱率。

談到接觸饒舌歌曲的原因,楊說大概是從高三,兄弟本色的FLY OUT很紅的那時期,開始聽起饒舌樂。自己又很喜歡在KTV秀,覺得唱饒舌很厲害。至於上大學後加入台大嘻研社的原因,楊笑道,原本只是想「精進在KTV唱的饒舌歌的技巧」,但沒想到台大嘻研社是創作導向而非翻唱,於是進入嘻研社意外成為楊開始創作的契機。

進入嘻研社不久,楊便發現饒舌圈內對女性已有既定的期待,這樣的期待已然為女性設下某些不可越過的界線,阻擋其發展出自己獨特的風格。楊回憶道,「當時在學寫Cypher(說唱接力),每個人要寫一小段。我那時候上去唱完之後下來,學長給的回饋就是『女生可以學唱比較Chill一點的。』然後我就很不爽啊,為什麼女生只能做Chill?女生也可以唱得很兇猛、很帥氣啊!」於是,突破饒舌圈的性別框架成為楊創作第一首歌的主題。楊在歌詞裡談及圈內對女性的壓抑,與自己身為女性饒舌歌手的期待。楊於2018年11月台大校慶時登台演唱這首歌,當天觀眾的反應非常好。楊說,這對初次嘗試創作的自己而言,是非常大的鼓勵。

在YouTube上以「楊舒雅」為關鍵字搜尋,可找到的歌曲並不多,一首是楊與其他嘻研社社員共同創作的宣傳曲《文藝復興》,另一首則是她獨自完成的《華康少女體內份子》。當然楊在進入嘻研社的一年半來的作品不只這兩首,不過她對自己的作品經常不滿意,她自認寫得不夠好,就連當我們詢問作品中的幾句歌詞時,她也笑著頻頻搖頭,覺得重聽歌或重看歌詞都極為尷尬。唯二對外發行的《華康少女體內份子》與《文藝復興》,各自帶有想傳達的主題,兩首歌的歌詞直指她最關注的議題:性別與政治。


饒舌圈的性別不平等現象

饒舌不僅讓楊成名,更引她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個全新的世界裡,有讓她傾心的創作、沉迷的音樂,同時也藏著歪斜的觀念——楊在這裡看見了性別不平等的現象。生長於平權觀念逐漸茁壯的台灣,過去的她與所謂「性別不平等」相當陌生。她也曾經不信任女性主義,認為它太過偏激。直到進入到嘻研社、接觸到一個男生比例極高的社群,她才發覺原先認知的平等仍有未及之處。爾後也開始接觸女性主義的書籍。初至嘻研社時,她總感覺哪裡「怪怪的」。舉例而言,楊曾遇過有人在台上發表創作時,對台下社員說:「我今天要發表一首歌,大家先不要笑我,因為這是一首『娘炮歌』。」而他口中指的「娘炮歌」指的其實是情歌。在場的女性只有楊一人,由於擔心會被認為「難搞」,她只能藏起慍怒的心,一言不發地旁觀著一切。那時她才感知到,原來在一個性別不均的圈子裡,男性如此自然地擁有開這類玩笑的資格。

我們好奇她面對充滿男性的群體,是否會感到有些不適應?楊輕鬆地說不會。因為台大嘻研社內許多男性前輩並沒有因為她是女生,就否定她的可能性。反而在她的第一場表演之後,毫不吝嗇地給予她許多的鼓勵、讚美。她感激地說,「我覺得那個鼓勵真的還蠻重要,如果沒有那個鼓勵,應該就走不下去。」即便台大嘻研社內仍有尊重她、重視她的男性,楊舒雅仍然留意到「女性」身分在嘻哈圈裡有許多未被點明的難處。

「女性」這個身分,讓她在嘻哈圈顯得特別。這樣的特別,讓優勢和困擾同時存在。身為少數的女性饒舌歌手,所以容易被看見,但楊卻也因此懷疑自己所獲的重視是否只因她的性別,而非她的實力。同時,也因為稀少所以容易被比較。楊認為沒有必要只因性別而提出兩個女歌手做比較,也提到沒有人會拿某校的某男和他校的某男做比較。楊也不滿許多人會用「台大那女的」這種說法稱呼她;或者只因為性別相同而被說像葛仲珊、呆寶靜、Vava、萬妮達,即使她們的音樂風格差距甚遠。許多時候,性別上的獨特性反而蓋過了她本人的姓名。

在接觸女性主義之後,楊舊有的認知開始鬆動。過去研讀國際關係時,她並不認為女性主義該跟國際政治掛勾,現在的她平靜溫和地和我們說:「以前覺得女性主義太偏激的部分其實都是自己看到的不夠。自己被舊有的價值觀影響太深,以至於覺得那些東西不重要,但其實那些都很重要,是該被同等的關注的事情。」此後楊也開始注意到日常間大大小小的不平等之處。她留心到饒舌歌詞裡的物化女性的意涵;發現圈內某些人認為只有那些書寫自己很帥、很猛的「大屌歌」,才叫做真饒舌;也察覺女饒舌歌手的長相比起男性更容易被討論⋯⋯難以細數的日常觀察,讓她覺察自己喜愛的圈子裡的不平等。對此她告訴我們,她想要用饒舌的力量去降低這些不平等發生的頻率。那麼改變的突破口為何呢?楊提到當她在嘻研社的招生宣傳曲《文藝復興》中提出「圈內的性別觀念少得可憐」後,許多人紛紛表示認同、支持。她認為這些觀念男女都有,她看見許多男性也支持她提出質疑,只是也許在這個氛圍之下,他們沒有辦法主動表達出來。所以如果有人願意大聲指出問題所在、讓人正視問題,也許能夠成為一個突破口、改變也能夠成真。

楊不僅關注己身,她也相當重視饒舌圈內其他女性的感受與體驗。她提出,「如果圈內的陽剛文化可以改變的話,在裡面的女生會覺得更舒服,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她同時也想特別照顧嘻研社裡的學妹,因為身為女生在饒舌圈裡確實比較特別、也有辛苦之處。楊在面對自己以一個「女性饒舌歌手」的身分壯大時,更貼心地想到其他女歌手的處境。她一方面希望可以打破「女歌手都很爛」的陳腐印象,另一方面也擔心著自己會成為其他女性歌手的壓力。她擔憂達不到某一個高度、總被拿來與之比較,或者她的成功會讓人忽視了性別上的不平等,「大家就會覺得女生不是不行啊,你如果不行就是你不夠努力。」楊溫柔地說:「雖然我現在短暫的取得一個成功,但是我不希望以後有女生成功的時候,大家就把我拿來跟那個女生比較。我如果站在她們前面,就會有影子壓在她們身上,我不想要發生這種事情。」


將政治融入音樂

「我記得和他相遇的一九四五年/那是我還穿著和服第五十個秋天/飄著雨的夜 流連在明星咖啡店/像異位性皮膚炎特別迷戀他背面的那些罪孽」

《華康少女體內份子》寫的是中國軍官與日本少女的戀情,隱喻國民政府統治台灣的粗暴過程,她戲謔地以習近平的照片、國民黨黨徽作為街聲的頭貼,以中華民國憲法所定的領土作為YouTube的頭貼。將政治融入音樂是楊最為人知的特色之一,楊一直在探索如何以「臺灣」為主題創作,後來逐漸覺得自己過去創作的方式都太過直接、生硬,便決定換個形式,將臺灣變成一個少女,去敘述一個軍官的愛情故事。以愛情作為敘述方式,就是為了讓政治變得更平易近人一些,想創作一首讓平常不關注相關議題、不聽這類型音樂的人都能接受的作品。

楊目前為止寫的歌都與政治有關,這讓我們不禁好奇,為什麼會想寫倡議型的歌?又或者說,為何會想關注社會議題、是何時開始的?對於楊而言,並沒有所謂關注議題的「啟蒙事件」,而是因為出生在深綠家庭,爸爸和姊姊有參加社會運動的習慣,也經常在飯桌上辯論社會議題,從小就接受這些價值觀,對社會議題一直以來都十分關心。

至於及崇拜的音樂界與政治界偶像,楊說,自己崇拜的歌手並不屬饒舌界,而是成軍十幾年、被視為台灣最具指標性的社運樂團「農村武裝青年」。楊從小就聽農村武裝青年的歌,也因而對他們所關注的農村、環保、土地等本土議題感到有興趣。或許是受到農村武裝青年的啟蒙,楊至今所創作的歌曲都與社會議題有關,她期待自己也能用音樂來倡議,藉由吸收不同背景的聽眾來突破同溫層。

除了寫政治歌,楊也曾經投身於政治實務工作,在2020大選前,她在朋友的牽線下,加入了吳思瑤的競選團隊。雖然工作多為掃街、發文宣等庶務,但楊仍學到不少在第一線面對選民時要注意的事情,對政治工作者也有不同於以往的想像。


創作過程

楊跟我們談到她創作的過程。當她要寫一首歌,是先從主題開始,平常在路上就會思考主題,有靈感就會記在手機裡,再慢慢思考這樣的主題適合什麼樣的類型,接著花一週左右的時間找beat(背景音樂),之後才開始寫歌詞。寫一次會花兩三個禮拜的時間,通常需要寫三次,但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會全部砍掉重寫,寫到第三次才是最終的版本。歌詞確定之後開始練習、背歌詞、錄音、做MV。完成一首歌大約需要三個月,金錢成本約是一千元,楊說自己直到現在成本跟收入才差不多持平而已,創作的政治主題使她的音樂不太能往中國發展,也因此很難找到公司,但對此楊不以為意,因為她並不打算靠音樂賺錢,對楊而言,做音樂已經是她唯一的自由。楊認為創作最大的收穫是可以感受自己,因為獨處的時間非常多,所以能察覺自己、對自己變得很敏感。對她來說,能寫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顯然更為重要。

而使楊爆紅的作品《華康少女體內份子》,在街聲、Youtube上皆極受矚目,我們對此感到好奇,這是在楊預料之內的嗎?「沒有,完全沒想過它會紅。」楊笑著說,在這首歌創作完成發布後,她曾將它拿給一家嘻哈媒體,得到的評價是這一首歌缺乏個人特色,同時主題又太過生硬,不容易得到迴響。然而這首歌出乎意料地在隔天突然爆紅。自己的作品成功讓更多人看見這樣的議題,對此,楊感到滿意,但她也同時感到畏懼。畏懼的心情源自於華康帶來的名氣。她擔心名氣帶來的矚目會將自己定型,大眾的眼光會認定自己寫歌一定是寫特定的議題、認定自己寫的歌就是會與政治相關,寫了其他類型的作品就會被以「你怎麼變了?」的評價對待。「但我覺得不見得是這樣,我其實還有做其他類型的,就只是剛好被看見的是這個類型而已。」楊並不希望自己被大眾的眼光限制。

未來規劃

雖然楊喜愛創作,也獲得了不少旁人的正向回饋,但她坦言,做音樂不是長久的規劃,自己應該只會再做兩年,也就是大四畢業後就不會再接觸創作,因為創作的過程壓力非常大。對楊而言,創作是自己一個人面對自己想傳達的事情,必須考慮很多、要非常真誠,也會擔心自己的表達好不好。「那段時間會覺得自己不夠好,會需要補足的東西還很多,那段時間壓力會很大,而且跟別人講別人也不懂,會說你很厲害、不用想太多。但其實真的就是要想那麼多,才對得起你想傳達的事情。」也因此,完成一首歌後,與其說是得到成就感,楊認為用「鬆一口氣」來形容更為貼切。

好像已經得到了些什麼,達到某個高度,又有一點名氣,卻也不敢貿然認定自己有才華。楊舒雅的創作之路看似平順,但沿途充滿了不確定的因子,能走到哪裡、想走到哪裡都還是未知,或許這就如同她對寫歌的自我要求,試圖追求更適切的表達方式,在思索中調整方向。






2020年1月25日 星期六

【人物專訪】黃脩閔:請看見我的任性、負責、貪心


◎翁庭誼


黃脩閔目前就讀台大法律系法學組三年級,曾經擔任系學會新聞部成員、系學會會長,於共生音樂節
擔任論述組組長,現為意識報主編學生法院書記長、轉型正義小組負責人。穿梭於多元身份,交織
文字與學生自治,當時間與外務交串時,難道不會疲累嗎?「每一個身分都是我歇息的避風港」,她
笑著說。


作為女性,對性別結構的觀察

作爲一個家庭的長女,脩閔下面還有兩個妹妹,或許是因為從小母親的保護、老師對於性別意識的重
視,小時候並未看見女性遭受的集體性劣勢,從現在回溯那個年代面對的很多現象、生活中不同女性
的樣貌,她才驚覺性別是結構性的網,框架了女性發展與可能性;父權社會是大型的蜘蛛,密閉地網
羅生活一切。從男性幾乎不做家事,到小孩幾乎都是女性照顧,還有掃墓等這類只有男性得參與的祭
祖活動。一切在脩閔的童年似乎是那麼理所當然,直到有了對照組、省思的能力,才看見這些不合
理,「很多事情,都要往回看,才能察覺女性共同面臨的困境。」

高中參加辯論社時,辯論比賽常常需要在外地夜宿。仔細觀察辯論中的性別現象,就會發現:父母對
於兒子夜宿相比女兒就會寬容許多;男性指導老師與女學生產生感情糾紛,最終離開社團都是女性,
而男性仍然屹立地站在原本的位子,而過去的緋聞是勳章,表揚他的雄性魅力。「或許也是因為這樣
子,辯論圈常常留不住女性,也造就裁判的性別數量差距,又進而強化男性的標準、性別的不平
等。」對脩閔而言,支配性的權力結構,仍緊緊地束縛女性。

然而,當我問她想不想體驗看看當一天男生的生活,脩閔卻果斷地說:「不要!」她真的怕當自己成
為男性後,會失去對事物的性別意識;怕當自己聽到「小小的一個女生也可以撐起一個百人組織
喔?」、「男生都喜歡可愛小隻馬」等歧視女性的言論時,會忘卻那個應該感到憤怒的自己。談笑之
間,脩閔還是投以理性的分析:「況且一日的男性太短,至少也要一年吧!」

身為女性,脩閔感到驕傲,是這個身份使她對於性別議題有反身性的思考、讓她察覺所謂女性優勢,
可能來自於貶低、施捨的心態,也讓她想要改變這個社會對女性的想法:「女性不是『也可以』,而
是『本來就可以』」。


身為法律系學生,在系學會中淺嚐人情冷暖

「如果用三個詞形容自己,我想會是任性、負責任、貪心。」脩閔隨後解釋,所謂的任性是指「率性
而為」,對於想完成的事情、表達的想法都會行動,但是人際互動時,有時候還是需要妥協,但為了
不因為圓滑而失去自己,脩閔會劃一條底線,確立自己應該堅持與自己可以圓融的部分,「我看起來
很隨性,但其實我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真正渴望的事情。」而「貪心」是指任何事情都想嘗試,但是也
會在心中暗暗地排序,哪些事情是第一順位、哪些事情完成標準可以稍低。也因此,她努力地對手上
的任務負責任,即使外務很多,當對一個身份感到厭煩或無力,就跳到另外一個身分,分段地耕耘,
最後的收穫也令她覺得興奮。

同樣地,這樣的她,希望家人、朋友或是長期合作的夥伴能夠看見這些特質,而不是只注重事情的結
果。即使每件她想完成的事情,最後都有很高的完成度,或是課業上拿了四學期的書卷獎,但這些成
就非一蹴而就,「我希望他們能看到我的努力,保持成就並不是理所當然地容易。」脩閔思索著。

雖然對於曾擔任法律系系學會會長,她從來沒有覺得後悔,但脩閔也認知到這是一份吃力不討好的工
作。「當妳有了權柄,人們開始需要借用妳的權力成全欲望」,讓她覺得自己彷彿提早進了社會,看
到了他人平常無法見到的那面,因此她現在也學會自我防衛,適時地抽離人際關係;但是,大二策辦
展覽、學術工作坊時,一群人描繪著夢想實現的藍圖,又讓她看見了眾人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的能量。
在時間的奔波、人事的煎熬、龐大工作量追趕之下,即使曾經覺得疲累、擔憂著想放棄,到最後見證
看似過於巨大的夢想一步步地實行的過程時,過去一年的努力都著生新的意義。


擔任意識報主編,情感與能力的培養

「我在意識報的角色是掌舵者,建立規則與制度」,對脩閔而言,意識報不只想要去關注社會有興趣
的議題,也希望成為他人深度探討時的重要參考資料。脩閔進入意識報的經歷起源於意外,在上完日
文課的晚上,跟同學去了意識報迎新,直到接了中國新歌聲的工作,開始頻繁地參與編會,與意識報
建立情感的羈絆,「所以我認為接任務是很重要的,唯有當記者寫稿、產出成果,才會對社團有向心
力」其實這也是培力的過程,從想專題、擬訪綱、訪談到最後寫專訪,階段或許崎嶇,卻是成長最快
的方式。

面對未來的意識報,脩閔在社團內,希望更瞭解大家的想法,害怕錯分「害羞不敢認領工作」與「不
想接工作」之間的差別,而忽略了新進社員的情緒;同時在社團外,她也期待越來越多人注意到意識
報採訪與論述的成果。在意識報的兩年多,脩閔溫柔而堅定地說:「我沒想到是意識報陪我走到大
三,而我也越來越習慣『變動』,即使有時會焦慮,但我內心深處總知道最後一定會完成的。因此,
漸漸地,我感覺到自己的成熟,外在的事物無法撼動到深層的自己。」


看到這篇的你:大家珍視的所有價值,都必須在自由民主的地方才可以落實

訪談走到尾聲,問脩閔有什麼想跟讀者說的話嗎?一開始脩閔手掩著嘴,直呼「好難喔!」並開玩笑
地說:「可以說『投資意識報,意識報不會讓你失望』嗎?」但隨後又回復冷靜,手擱在膝蓋上,細
細地思考,眼神沉霧地像是幽暗的森林,輕輕地,她說:「不要害怕,但是也不要害怕自己的害怕,
重點還是你要如何走自己的人生。」在走的過程中,我們常常會害怕很多事情,像是害怕不夠優秀、
害怕被別人討厭、害怕被拋棄,往往我們都會希望自己不要害怕,可是脩閔認為有時就是因為害怕,
才想為此做出一些成果。因此,「不要害怕」雖然是一種呼籲,但是你真的害怕了,也勇敢地接受自
己擁有的一切,與害怕的情緒好好共處。

最後脩閔誠摯地希望讓自己跟別人變得更好,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往這個方向邁進,不要讓一個人必須
因為自己的種族和性別等身份道歉,「我們在意的貧窮、移工、性別等等議題,延續下去的火種就是
『自由民主』,對於這個社會而言,大家珍視的所有價值,都必須在民主自由的地方才可以落實」,
「讓台灣繼續可以是台灣,裡面的人都可以快樂地生活著,不要互相欺負彼此。」脩閔溫暖地微笑。
以多重身份在不同領域體察生命、在別人眼裡多麽活躍而強大的她,背後支撐這些繁忙與熱情的能
量,一直都是那個任性、負責、貪心的脩閔。

2014年2月16日 星期日

請喝,回到舊好茶的人,煮了一杯舊好茶來的咖啡:專訪獼猴咖啡主人李瑞珍







◎曾子家

「我要求我的咖啡,不要苦、不要澀、不要酸。」
留下來,生活

  我在舊好茶出生,民國67年時,我十歲,從舊好茶遷到新好茶。國中畢業後,我就到台北的西餐廳工作,前半生的故事如同許多部落裡四十多歲的人一樣,為了生計遠離原鄉;算算一年頂多一兩次,因為婚喪喜慶返鄉,停留幾天又回台北了。

  三十歲時父親去世,我是長女,必須回部落守喪半年。十年不在這裡,山間父親墾地的遺物、父親在舊好茶重建的小小石板屋、播種的每一塊農作物……,他們都好像在說話,說著部落父母默默等候孩子回家的心情。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就……我就心裡沒有辦法離開……離開家裡……

  這次,我決定留下來。但馬上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不離開自己的地方,又可以生存?」就在地資源而言,魯凱接觸文明的時間晚於排灣,故傳統沒發展出青銅刀、琉璃等文創產業,加上永久屋區並無耕地,我想起舊好茶密密層層的咖啡叢,決定自己摸索,開始烘焙咖啡。

  按照書上的介紹,我從認識咖啡、處理咖啡豆到烘培,耐心地慢慢玩、慢慢做,時下流行手炒豆,我就來試試手炒豆,看書上介紹各式烘培機就自己DIY動手做烘培機,把空的奶粉鐵罐戳洞夾起來,放在火上搖啊搖,學著看色澤、聽爆炸聲、聞味道,居然發現烘出來的咖啡不苦、不澀、不酸。這種跟又酸又苦的espresso完全不一樣的咖啡,逐漸演變成為好茶特有的、會回甘的獼猴咖啡。

  不過你要知道,獼猴咖啡的產地舊好茶,從永久屋區跋涉六小時山路才到得了,供應很不穩定,所以我同時也從事其他部落傳統作物的加工研發,如紅藜餅乾、小米披薩,以及因著對花卉的興趣,與他人合作包一些園藝的小工程。未來,我夢想培育觀光百合花,將部落的代表花卉推銷出去。
「老人家給予一系列男人所要學的東西,是很深的,不是只有獵物而已;內心的,智慧的,都要有。所以我稱我們的男人叫sawalai,所謂有肩膀的男人,可以挑起部落的生死。所以,每一個出生的男孩,我們都期待他未來成為部落的sawalai。」
Sawalai,未來?

  我一直在跟我舅舅學習部落文化,「後遺症很大」,認為祖先創造的任何東西都是最完美的,有種使命感想要糾正任何不正統東西。

  豐年祭其實算是部落男孩的成年禮,從剛出生的男丁一直到將離開人世的男人都要參加,那是他們互相教育成為Sawalai的時刻。但像是去年(2013)盛大舉辦的豐年祭,很可惜啊,宗教與政府的都來「共襄盛舉」,真正傳統的部分只剩一半左右,那要做這些慶典的時候,得先禱告;要開始做活動的時候,主席啊、鄉長啊、縣長啊、代表啊上台致詞,弄得我們都肚子餓,都不想做事了。

  還有你看,舊好茶被列為二級古蹟我們就無法修復,政府不懂我們的文化,還限制一大堆,好像他比我們還懂我們的石板屋,我們寧願他把二級古蹟取消,讓我們可以重建保存這個文化。交通的問題也沒辦法解決,沒有高經濟作物,政府不願意開路,不出生在舊好茶的後輩沒有足夠的情感動機回到屬於他們祖先的土地,我怕他們不願意走路上山,會繼續變成一個文化的斷層。

被獼猴與其他小動物吃掉果肉的咖啡豆,曬乾去殼後就可以進入瑞珍阿姨自製的烘焙機了。
(攝影/吳璠)

2014年1月20日 星期一

我叛逆 我關懷 我改變──專訪社企人徐凡甘







◎黃意堯、羅盤針、張欣嘉

  為了晚上的採訪,記者較約定時間提前二十分鐘抵達公館一間咖啡廳,卻發現受訪人已正氣定神閒地吃著主餐。他是徐凡甘,二十二歲,NTU Net Impact 不同凡響社幹部,曾任台大證券研究社社長、活動「城市浪人」創辦人,此外也是禮物公民、Biz Pro、傑克魔豆青年社會創業工作團隊一員,是個兼具企業思維與社會關懷的「社企人」。

社會關心的萌芽

  國中開始,徐凡甘面臨大大小小的困難,從需要洗腎,到得知母親罹患癌症,好幾次他覺得輸在人生的起跑點上,而且是怎麼追趕都無法趕上其他人,為此他曾經感到痛苦沮喪。因為這些原因,徐凡甘的高中,多少有點自卑的陰影,但他選擇樂觀開朗的對這個世界展開微笑;加上每當生命遇到瓶頸時,總是遇到貴人,協助他度過難關,他也發現有許多洗腎的小朋友,了解到很多人比他需要受到幫助。因此想要嘗試看看:能不能透過自己堅強不放棄的故事,去鼓勵其他在生命中遇到困境的人,使他們對於人生和社會,能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高中時,徐凡甘參加校刊社────《建中青年》,在《建青》的一場慰安婦講座,看到許多二次大戰時被日本政府強迫送上戰線、受軍隊欺負的婦女,描述當時的種種不願與痛苦。當時在台下聆聽的徐凡甘,心想,「難道我不能為社會做些甚麼嗎?」。而這次的經驗,激發了他想從關心社會去幫助他人的想法。

認識社企及實踐

  因為過往的經驗中時常受到周遭的幫助,他一直有個理想:盡自己的一份力發揮影響,並能透過某些實際的行動帶來改變。就好像一般的青年一樣,他雖然懷抱理想卻不清楚能夠透過什麼的方式。從升上大三那一年的暑假過後,參加了台大的不同凡響社,慢慢認識社會企業這樣的概念:從反思自身的價值開始,也認識周遭的世界,了解這個環境需要什麼改變,結合商業模式,進而創造改變、實踐理想。「好像散發著刺眼的光芒一樣」,他如是形容當時自己認識社會企業時候的感覺,幾乎認定了這樣的事情會是自己一輩子的志業。一次在資源教室裡結識了社團裡面參與社企的同學胡庭碩,後來因緣際會下,又認識了AIESEC台大分會的活躍份子高瑋呈。三人因為志趣相同,就一同籌畫接下來寒假的柬埔寨之旅。

  他們在當地和許多婦女合作,運用廢棄的水泥袋製作各式商品,結合幾個柬埔寨設計師的巧思,回台之後成立「禮物公民」。「在宣傳上,我們本來以『柬埔寨單親媽媽』稱呼當地工作團隊裡的婦女們,但在後來刻意改稱為設計師,因為我們認為本質上這個名字才是符合他們工作的身分。」不同於其他社會企業常用的手法,希望不只能夠給當地的居民「魚竿」,更是教導他們如何經營一個「魚罐頭工廠」。透過實踐的過程,他更加確信這是他想要走的路,「雖然陳腔濫調,不過這大概就是『施比受更有福』的感覺吧」。

城市浪人:改變的開始

  城市浪人計畫,是期許人們找回城市失去的那種,人與人之間本來應該存有的感情,想透過結合獎金獵人的競賽模式讓學生發想創意並行動,來實踐這樣的價值。「其實這本來是領導學程教授所出的功課,剛好和我們本想做的事情可以結合,所以就開始了。」徐凡甘和幾個同學用極短的時間腦力激盪,在幾個月之內就招集了將近兩百個台大學生參賽,「最不一樣的地方大概是宣傳的方式吧,我們用空白的板子請周遭的同學寫上他們心裡認為的流浪是什麼,之後在社群網路一傳十、十傳百,加上本質上夠有趣,活動就辦起來了。」今年所辦的第二屆城市浪人範圍擴張到桃竹苗和宜蘭地區,人數更成長到將近三倍。

  「城市浪人其實只是一個開頭。」徐凡甘表示這是一種改變的開始,他希望能夠把影響的時間拉長,不只是競賽的期間,更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總統教育獎:肯定與改變

  因為身體狀況,他長期受惠於台大資源教室的服務,輔導老師從前年起就鼓勵他申請總統教育獎;然而,最初徐凡甘本人並不是特別願意報名。長久以來,由於自卑和好強,他總是用樂觀開朗的表面隱瞞病情,不願自己的故事為人所知,但在經過大學生活一連串新的刺激、遇見特別的人、參加意義重大的活動及企劃之後,他漸漸有了不同的想法。比起前兩次較為被動地參與,這次他自己也有想獲獎的積極念頭,期望藉這個肯定給予自己力量,進而感染更多的人。今年四月,徐凡甘獲獎。這件事為他打了一劑強心針,證明他無須以自己的疾病和人生自卑。

  不過肯定帶來的改變遠遠超乎想像。名單公布後一小時內,媒體迅速聯絡上他,爭相詢問著他的身世背景,往事翻箱倒櫃地被抖出來,除了病情,家人的狀況也被攤在放大鏡和鎂光燈下檢視,面對這些並不是容易的事;平日朝夕相處的人們十分震驚,一時不知如何看待他,而徐凡甘自己也還在適應這般赤裸裸的新生活。此外,獲獎後不少機構邀請他發表演講,使他一次又一次重新整理、分享自己的人生,他因而在過程中找到屬於那段酸苦日子的價值:成為別人樂觀與付出關懷的動力。

  他自覺在某種程度上已是公眾人物,也知道社會上有人狀況和他過去近似、甚至更糟,因而對自己有了更高的期許,希望能成為典範,讓人們能堅持、不放棄,把生命活得更好,並且為環境和群眾付出。他認為,這是那些苦難最大的意義,「不然,我真的找不到理由,為什麼老天要讓我生這個病。」

徐凡甘看「社企」

  擔任不同凡響社幹部的他,對「社企」抱有許多想法與堅持。在我們談到他如何看待社企時,他思索了一下,說他可能無法用文字來準確的形容現在他對社會企業的想法,因為在親身參與社會企業後,他認為社會企業是一種精神:不需拘泥於「企業」,是一種可以實踐於生活中的態度,只要願意親自嘗試,即能獲得滿足、改善社會環境的生活運動。

  徐凡甘還談到,大部分人在參與社會企業時,或許多多少少都會抱持了點榮譽的心情,但在某次參加了山口繪理子的演講中,聽到了些勉勵他自己的話,「從事社會企業的人不該自稱是社會企業,而是要等到作出一點點收穫時,有幸被別人稱讚「社會企業」時,才算是真正的『社會企業』。」訪問的最後他以這句話形容社會企業的精神,他說:「或許就是叛逆吧。叛逆,才會不同;不同,才會改變世界。」徐凡甘認為,不必為「社企」做太多敘述,因為在實踐的同時,已經做了最好的詮釋。

社企不是唯一的路

  別人眼中現正為設計企劃及經營社企忙碌的徐凡甘,對於關心社會的方式,想法很簡單——從自己出發,先去思考追求的價值為何,找到環境中哪個部分是自己感到不平而渴望改變的,因為每個人敏感的層面、領域皆不同,自然會發展出多樣的作法,例如社運、志工、媒體……,而這些都能對社會有所貢獻。社會企業最重要的不是執行模式,而是願意去關懷,以及富創意又實際地行動。

2013年12月11日 星期三

云菸枉/惘事──三個吸菸者的故事







◎潘雅琪、林羿萱、黃榆珊

李英仁,地理系念了兩年後重考,現為生工系一年級學生。

意:如果你覺得太過隱私、不想被寫出來,就直接跟我講。

就算把名字寫出來我也沒差。

相較於上個大一以前,我現在覺得無論如何,也沒辦法用抽不抽菸來評斷我人品的好壞,再來,如果你討厭抽菸,但我沒有讓你聞到煙味、我沒有在你面前抽菸,那我這個人跟不會抽菸的人,對你來說,有什麼兩樣嗎?

意:你為什麼抽菸?

我國三的時候被班上某些同學排擠,覺得很煩,想說我也去混、變「大尾」,看他們會不會比較不敢欺負我;後來發現我也不喜歡這種作風,就只有留下抽菸這個習慣。其實會抽菸也是巧合,那時候我要搬家,發現一根我爸的雪茄,我就把它藏起來,想說試試看抽菸。

意:你爸媽知道你抽菸嗎?

我爸不是管很嚴,但跟我很親,隨時會想找我在哪裡,或是會隨時想要看我在房間幹嘛。那時候他找不到我,覺得很奇怪,後來發現我跑到陽台抽菸,我爸超級生氣。之後我比較知道什麼時機、什麼地點可以抽,開始注意不要讓他們發現。

一到18歲,他們就完全轉變了。我媽跟我說:「你不要太常抽、不要抽太兇、不要成癮就好了。」我爸本來是一直不表示意見,直到有一次,我一個人開家裡的車出去,後來我爸聞到我在車裡留下的煙味,本來想說他是不是要怎樣,結果他只有跟我說:「開車的時候不要抽煙,如果燙到手很危險,方向盤打滑就很糟糕。」其實他就是認同了。

意:你在什麼情況下會抽菸?

看心情好壞還有忙碌與否,可能今天一整天都在忙,也沒空抽菸。心情差的時候就會抽特別多, 跟朋友抽的話也會一根接一根。因為很煩而抽菸是很常見的;或是喝酒之後,當你喝了很多酒可能有點暈,抽了菸會比較舒服;吃太飽的話,抽根菸也會覺得好多了。

抽菸對我來說就是放鬆吧。像我覺得白天坐在大門口那幾張椅子就很愜意,要是中午有時間的話我就可能去那邊坐著,然後抽根菸、看一下手機。但我也不算是上癮,隨時要不抽個多久也不會很痛苦。

還有個重點,我高中有交過兩個女朋友,期間就不抽菸,我覺得那是種責任,主要是為了避免爭端。現在如果交個會抽菸的女朋友,為了健康,我會要求她不抽,自己也不抽。

意:你最高紀錄一天抽多少?

我曾因氣胸住院,隔壁床位是年紀比我小的人,他很壯,但因為氣胸應該好發於體型瘦高的人,我就問他為什麼氣胸,他說很可能是因為他那時候的工作,他國中畢業就在當保全,工作的時候不知道要幹嘛,就一直抽菸、一直抽菸,所以一天可能就一、兩包。

有人習慣一天一包;我最多還是不到一包,可能頂多十幾支。平常的話,就今天好了,目前三根左右,跟當天做什麼事情對我來說很有關係,像去花蓮暑訓都在玩、都在打球,很開心,我根本也不會想到要去抽菸。

意:你會在台大校園內的哪裡抽菸?

只要時間夠晚,至少也要兩點以後,我就不覺得有什麼差。總圖前、地理系館頂樓或是宿舍頂樓,有一次在計中做報告做到很晚,出來後覺得很冷就點根菸;或是地理系館門口前,有一次隔天要比賽,我就先睡在系館,可是太興奮了睡不著覺,就直接在門口前抽根菸,反正也沒什麼人會經過,校警也不會在那邊晃。我晚上比較「肆無忌憚」,像現在(訪談當下)人很多的時候我就會跑到校外。

意:為什麼人多的時候要跑到校外?怕被人看到?

剛開始比較怕,以前大一的時候,我會盡量不要讓一些比較乖巧的人知道,怕他們可能因此討厭我,因為大家總是有這樣的印象和聽聞,像是提倡「不要抽菸」是一種主流作法。後來發現,人家認識一個人,又不是只知道你會抽菸這件事,他們可能不喜歡你抽菸,可是你沒有在他面前抽,他也不會覺得怎麼樣,尤其知道我交女朋友不抽菸,他們可能更覺得OK。

我敢「肆無忌憚」是因為我就是一個不亂丟菸蒂的人啊,要是菸蒂沒地方丟我就帶走。校園又不是一個密閉空間,我抽菸的那個時間又不是很多人的話,尤其我又不亂丟垃圾、不會有人被影響到,這時候強調我們校園是無菸的,到底有什麼意義?

意:你前面提到很多次亂丟菸蒂,為什麼?

很多人會把抽菸和一些既定的印象聯想在一起,有些事是絕對不好的,但有些事沒辦法那麼快下定論,把所有事情都概括在一起、把我會抽菸這件事聯想到我在路邊抽菸後隨手亂丟菸蒂的畫面,讓我覺得很苦惱。

我自己還蠻在意公德心,我也會提醒別人菸蒂不要亂丟,抽菸是一個情況,其他時候也會提醒別人。

意:你對於因二手菸的危害而反菸有什麼想法?

二手菸有害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像我們自己會抽菸,沒在抽的時候,有菸味飄過來我們還是會躲。我聽到比較多人說「菸很臭,你不要抽菸」,如果有人特別討厭菸味,我就不會在他面前抽,因為人家聞到臭可能就表示身上有二、三手菸。

有時候覺得,反菸的人宣傳的東西也是對的,可是過度放大菸的危害了。假如我現在在一個人旁邊抽根菸,他不特別討厭那個味道,可是他就會想說裡面有幾十種放射性物質和致癌物、二手菸傷害大、三手菸傷害更大。我會覺得傷害是有,可是沒有那麼誇張,為什麼需要反應那麼大?不過也有人跟我說:「我討厭抽菸,可是我不討厭你」,聽了覺得很溫馨。

有些人會跟我說他看過的例子,說「蝦!你可以控制喔?」說遇過什麼人、聽到抽幾包菸、要抽幾下不然就會受不了。人家就認為你是壞學生、你就是已經被別人控制住了,他們就覺得你有菸癮、你就是沒有它不行、你就是非得抽根菸,好像你是一個不完全的人,沒有辦法隨時都是自由意志,談話間就流露出這種觀念。有時候他們還不了解就反對,讓我蠻納悶的。

意:你對於台大無菸校園的看法?

我覺得他們有些立意良好,但不知道怎樣達成更周全的辦法,禁菸又是一個主流,也不會有太多人說些什麼。全面禁菸有些成果是看的到的,台大校園的確是少了很多髒亂,但在比例原則上,有沒有需要做到這樣?

我覺得很像是課堂上有人講話,不影響其他人的情形下做什麼事我當然不會理你,反對的人如果深受菸害影響我覺得可以理解,但有人只是純粹有那個觀念、接受那個觀念覺得抽菸不好,可是其實所處的環境完全沒有菸味。

我不會太明目張膽,主要還是違反規定的問題,要不是違反規定我也不會不太敢在學校抽菸。我不覺得抽菸是見不得人的事,但不想弄得大家很麻煩,有義務要制止我的人,可能覺得沒差但職責上還是要制止我。

我覺得應該是管理而不是一味限制,全面禁菸這個規定真的難以實施,而且並不是絕對的對或錯,如果頂樓設吸菸區、垃圾桶,大家抽完菸就把菸蒂丟垃圾桶,也不會影響到其他人。我在意的就是會不會影響到別人。

我會想,抽菸什麼時候漸漸變得不好的事?至少我爸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是個無論何處都可能有人抽菸、每個空間都有人抽菸而且是很普遍的,大家不會特別去介意也不會特別
去管理,我在電影裡看到會問我爸,他說「真的啊!大家隨時隨地想抽根菸都是很自在的。」怎麼會轉變這麼大?現在這樣跟以前差很多,那時候抽菸可以很有品味、很優雅,不像現在完全都是負面的形象。

另外,我小時候都覺得我爸談生意完回家,滿車的菸味很好聞,所以我很好奇,討厭菸味到底是真的不喜歡那味道?還是菸味引發二手菸有害健康照類的聯想?這是我長久以來的疑惑。

吸菸者的故事之二

S是位國企系學生,俏麗短髮、言談自然不矯作是她的代名詞。
她吸菸,不認為吸菸是罪惡之事,同時卻也不覺得校園禁菸嚴重侵害其自由。對這段描述感到困惑好奇嗎?我們一起看下去。

意:一開始為甚麼想抽菸?

我是一個會對感興趣的事做功課的人,在抽人生中第一根菸之前,其實就對菸感興趣,並已經查過一些關於菸的資料,像是品牌、價格方面的資訊。第一次抽菸,導火線是因為在討論自己是否可以搬出家住,跟爸爸起了一些爭執;並且當時好像又有一些煩心的事,所以起了抽菸的念頭。

意:家人知道你抽菸嗎?平常家人對吸菸的態度是如何?

我不確定家人知不知道。媽媽總說我們的一舉一動她都看在眼裡,不過我不曾在家抽過菸,家人也不曾與我討論過此事。爸爸年輕會抽,當初是為了追我媽戒掉的,因為媽媽非常不喜歡別人抽菸;她也常跟我們抱怨樓下別人家菸味傳上來之類的事,她認為菸味很臭也很不健康。

意:抽菸的量與平時抽菸的地點?

我抽不多,平均一天三到四根,並且可以忍受周末二天在家不抽菸;心情極度低落的時候才會抽比較多,像是去年平安夜我遭遇情傷,那次就抽到暈眩想吐。地點的話,我都是偏好在校外抽菸;學校裡面不是我會考慮的地點,除了不違反規定之類的理由,我個人不是很喜歡學校,尤其是總圖附近的那些地方,若不是有課我個人也不會想去,更別說在那抽菸。

意:會不會擔心吸菸可能影響別人並且造成自己健康方面的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我長得很兇或是身邊朋友群的關係,很少人會跟我談論這些問題;不過我在抽菸的時候都會注意是不是會影響別人,就算是熟人我也會禮貌性地詢問意見,盡量在不影響其他人的前提下做這件事。

健康方面,除了會有菸痰的問題,其他應該還好。因為我作息規律,也不會像其他人吃很多油炸類垃圾食品,我甚覺得自己是一個非常養生的人。我認為抽幾根菸對身體造成的傷害,應該比天天喝含糖飲料、吃垃圾食物、作息又顛三倒四的情形來得小吧!

意:對於校園禁菸的實施,以及社會上的反菸聲音,各有甚麼看法?

我個人對校園禁菸沒有甚麼太大的意見,就像是一個紅燈停綠燈行能促進公眾利益的概念,學校是一個具教育性與公共性的場合,無菸的推行符合公共利益與其合理性,並且我也不覺得有人會「迫切必須」在校內吸菸(因為沒有人說他不可以到校園外戶外區吸菸),所以我不反對校園禁菸。

至於社會上的反菸聲音,我是覺得健康與外部性確實應該被討論。但我覺得有一個很弔詭的地方。例如說酒類,它會造成很多具立即性且危險性的影響,喝多了會傷身,可是卻沒有立法加以取締它;垃圾食物也是,它造成慢性病的影響甚至比肺癌嚴重,卻仍然沒有法條禁止油炸食品的販賣。這讓我有時會覺得:我如果不在你旁邊抽菸,你不會被我影響;但如果你吃垃圾食物將來出現慢性疾病,社會大眾必須幫你分攤醫療費用,我不太能理解如此雙重標準。再者,社會常常將吸菸者貼上「壞、問題、不好」等等的標籤,加以抨擊,從未去了解「我們為甚麼吸菸」這類較深層的遠因。

吸菸者的故事之三

L,現為社科院四年級學生。
深夜,星巴克裡飄著淡淡的咖啡香,一看見我們,L露出了靦腆的笑容。彷彿回答過很多次相同的問題了,L面對我們的訪問,顯得從容不迫,她略偏著頭,回憶了起來。

第一根菸

去年暑假,我受邀擔任某個社團的幹部。面對全新的環境充滿熱情,許多事都很新鮮、很有挑戰性。但沒過多久,擔任負責人的學長突然表示因為一些因素必須離開,當時只有我有辦法接下這個職位。然而對職務尚未熟悉,也還依賴著學長的經驗,被告知的當下,彷彿一瞬間所有東西都要壓上來,讓人喘不過氣、很無助。

那一天,談著他的離開、談著團體內部的現狀與未來,直到陷入無話可說的沉默。已經抽菸抽了一下午的他突然問我想不想抽,我說:「這種時候不抽,還有甚麼時候可以抽呢?」於是接過人生中第一根菸。像是一種替代性的依靠,整個團體的狀態只有我最熟悉,因此當他遞菸給我時,我的腦中只有一個想法:「既然沒有人可以依靠,那我就依賴這個東西吧。」

幾天後事情有了轉圜,順利落幕。累積的壓力與情緒釋放後突然有一種劫後餘生的解脫感。隔天,清晨五點醒來後,面對商店中讓人眼花撩亂的菸種,依印象挑了和他同個牌子的菸,那是我的第一包菸。

沉澱的時刻

抽菸開始變成一個習慣是在工作忙碌、壓力大了以後。我的菸大部分都是獨處的時候抽的,有時候事情做到一半,會需要去透個氣,放慢腳步,在一根菸的時間裡面放鬆自己,沉澱一下。情緒也會影響抽菸的量,當我情緒很差的時候,菸量也會隨之上升,因為更需要時間去放空自己。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可以排解壓力的方式,吸菸原本就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就像有些人會選擇吃東西或是聽音樂來排解壓力,在接觸菸以後,我發現抽菸是一個能讓我逃走、專屬於我的私密小空間,因此它慢慢成為了習慣。

菸的交際性

我只會跟比較熟的朋友聊抽菸的事,像是抽菸的理由。因為抽菸涉及到很多情感層面的東西,對我來說是一種私密性的排解。但遇到其他會抽菸的人時,跟對方互相分享抽菸的理由,會是一個在我們互相不熟悉的情況下很容易聊開的話題。有些人的第一根菸只是好玩,也有些人是在自己最脆弱的時候才開始產生依賴。透過這種私密性的問答,是一個能拉近彼此關係的捷徑。

當身邊習慣抽菸的人漸多,對我來說抽菸才不再是件個人的事,那是一個很好的交朋友管道。跟不夠熟的朋友說:「我們來聊一下天吧」,是很奇怪的事。可是當你說:「欸,我們去抽根菸!」,就會理所當然地擁有幾根菸的時間聊聊天,進一步認識對方。

抽菸的性別不平等

在抽菸這件事情上,我可以感受到明顯的性別不平等。例如說在校門口抽菸時,比起男生,我的女性身分更容易讓路過的人轉頭看我一眼。或許因為主流會認為抽菸是一個男性的行為,是工作、交際時需要做的事情,因此對於男生抽菸,許多人都覺得沒甚麼大不了的。但女生就不同了,很多人對女性抽菸會有負面的連想,甚至認為是一種墮落,那是個很父權中心的想法,有一種把女生保護的很好、不希望她們在外面闖蕩的感覺。

也許是因為這種社會壓力的性別差異,在我的觀察裡,女性抽菸的理由似乎比較多樣,或是抽菸者的個人特質較為鮮明敢不顧外界眼光的嘗試;而男性嘗試的抽菸門檻和受汙名程度都相對的低。

能夠吞雲吐霧的空間

學校沒有設置吸菸區,我有時候會到建築物的頂樓或是校園的角落抽菸。曾經遇過有人遠遠看到,馬上小跑步過來說:「同學,這邊不可以吸菸。」但我會覺得「干你甚麼事,又不會影響到你。」很多人都有種理所當然的正義感,而不去想想現在允許吸菸的環境不斷地被剝奪,廣大的校園連一個讓人抽根菸的小小空間都不預留,我不過是在如此偏僻、如此角落的地方抽菸,會影響到任何人嗎?你這樣刻意的走過來質疑我,到底是懷著什麼樣的心態呢?

有些反菸的人,一看到菸就會全力撻伐,但他們沒有理解到這些汙名是怎麼形成的、環境是如何不友善,以及吸菸的人背後的故事。不曾嘗試理解,就以自己的價值觀來判斷,並把這些觀念強加在別人身上。

對於無菸校園這個政策,我認為制定政策的那些人只會一味的禁止、取締和剝奪抽菸環境,卻不先來了解我們,也從未想過制度化地建立起吸菸和無菸的環境,讓兩方互相不影響。若要增設吸菸區,我會希望能有完整的措施,像是在一定距離內就有,例如說各個建築物頂樓就是很適合的地點。但是我不希望在校園中央設立一個密閉的小空間,把吸菸者全部塞進去,進去和出來都會被貼個標籤,就像把吸菸者放在「動物園」裡供人觀賞。

對於反菸的看法

大部分的人反菸的理由都是菸對健康有害和二手菸的問題。或是像全民健保,有些人覺得全民要一起負擔由私人習慣所引起的肺癌或其他疾病的花費,所以吸菸不是個人的問題。這一點我不否認,但如果把它放大來看,很多行為其實都會影響個人健康,進而去影響到全民健保這個公共的政策,例如吃麥當勞、炒菜產生的油煙,或是像汽機車排廢氣,難道這些要全部禁止嗎?會危害健康的事情非常多,但只有它會被冠上這樣的汙名來放大檢視。我承認菸確實對健保有一定的影響,但我並不覺得需要到趕盡殺絕的地步。

有些人會說吸菸者常亂丟菸蒂,而菸蒂很難分解,會汙染環境。我比較希望社會在垃圾處理上有個好的制度或措施,像是增設菸灰缸、垃圾桶,讓垃圾可以到適當的回收地區。而不是一邊排除讓人吸菸的環境,一邊又批評別人的行為。

「先去了解每一個故事」

在還沒抽菸以前,雖然我並沒有反菸的想法,但我也從來不覺得自己會抽菸,或許大部分的台大學生都是這樣吧,生活一路順遂,從不覺得自己需要菸。但接觸了菸以後,我深深了解到「在你去批評或是反駁一件事之前,要先去了解它背後的環境脈絡以及那些活生生的人們。」

現在大家都是冷冰冰地去討論這些東西,才會理所當然地判斷什麼叫做「對」與「錯」。就像現在正反意見爭執不下的多元成家議題一樣,雖然和抽菸有先天因素和後天學習之別,但當你身邊有同志朋友時,你就更能夠用同理心去看待他們的情況。只有當你願意放下成見去傾聽、理解那些「個人」,才能夠以他們的角度為出發點去設想。我認為那些揮著正義的旗幟、談論是非對錯的人必須先做到這些,才有資格去評論這件事。

進步青年運動 性別如何平等──專訪范雲教授







◎ 王若帆、楊景堯、潘俞安

「分享運動中的性別例子?」
一一學生運動中的陽剛文化要會抽菸、喝酒、穿拖鞋、甚至要很骯髒。舉個例子,那時台大校方將異議性社團丟到一間辦公室,讓異議性社團不要擴散,女研社也被丟到那間社辦。那個社辦很髒亂,女研社的同學就問男同學:「你們為什麼不掃地?」男同學回應:「我們就是覺得髒好,妳覺得髒的話,就來掃啊!」再來就是抽菸文化,我其實很討厭抽菸,但是我那個時候必須要抽菸和喝酒,因為如果不抽菸和喝酒,會議產生僵局時,男生都跑去外面抽菸了,妳如果不抽菸,在裡面就沒人和妳協商、就沒有重要訊息;大家都假裝抽菸,其實是到外面做協商,大學時就必須跟著抽菸、喝酒。

「有些女性反應,在看〈廣場〉這部影片時感到十分疏離,運動中都是男性的吵架、叫囂聲。為何檯面上似乎是男性擔任主要的發號施令者,女性只是無聲的被動員者?」
一一為什麼社運都是吼叫或叫囂?也許真正的抗爭場合沒那麼多,很多時候是內部的開會,那為什麼會需要那麼多叫囂?這種陽剛的文化也排除了女性的參與。進步的青年文化如此陽剛的原因,一方面是女性在公共領域的參與太少,另一方面,我們沒有更強而有力的性別運動,可以逼迫這些進步性的青年文化去反思。

更深入地去瞭解這個問題,日常參與就出了問題,這是一個性別社會化長期的結果,女性都表現的謙虛、推讓,常常把機會讓給別人。對於女性而言,更要學習「奪權」,尤其當妳有更好的想法、說服力或是領導能力時,更應該積極參與。同時,我們也要鼓勵女性參與公共生活和進步運動,這樣女人才會有相對平等的參與機會和影響力和主體性,當然也是訓練其她人的性別敏感度。

另一方面,要有弱勢者反抗的公共,當主流者對妳不利的時候,一定要有自己的公共,在empower(賦權)自己後,再重回主流公共的時候,才有辦法把議題帶回去。如果沒有一個與女人為主的小眾的話,永遠也沒有辦法empower那些弱勢者,只能和男人說一樣的話,沒有辦法去反轉這種權利關係。如果能有一個全女人的空間去分享這在父權底下的經驗,受到挫折時,有一個bonding(連結),就像男人有個很強的brotherhood(男性友誼)那樣的bonding。當她們回到以男性為主的工作與生活,可以彼此奧援。


「現在校園中的女性性別運動,是否遇到了某些困境?」
一一1990年有一個教改運動,當時的女學生們做了一個很大的衛生棉,上面弄滿了紅色的顏料代表月經,下面做了一個「讓教育向月經學習」的口號,因為這是一個讓女人以自己身體為恥的教育。那時女學生把性別的議題帶到教育當中了,當年很radical(激進)、處處想要參與的精神,也許是今天我們可以思考和學習的。但是我也可以理解,今天LGBT可以更被容易看到、更被容易動員,因為LGBT還是一無所有,壓迫是直接的,相反地,女性運動的議題更交錯、難掌握、更難呈現。也許可以嘗試辦個座談會,把那些leader(領導者)邀來,至少要讓她們聽到這些聲音,如果青年運動的領導者自詡為進步的領導者,她更應該要看到這個現象,反思在社團裡,制度性的領導角色很重要,是個讓女性訓練的機會,不該集中在少數男性身上、集中在少數人身上。對於青年文化來說,我們希望它有一個inclusive(包容)的環境,女性可能就是在青年社團中一群精彩的人。

2013年12月10日 星期二

在「行動」與「認同」之間──專訪Giyav Salingaulj(魏奕杰)







◎陳亭瑄

Giyav Salingaulj(魏奕杰),來自屏東排灣族來義部落,為台灣原聲帶社前社長,目前為雙主修社工系與人類學系之大三生。

Giyav Salingaulj這個名字,有特別的故事嗎?

  Giyav是我上五代的曾祖父傳下來的。我們家其實不清楚這個字的含意,只聽別的部落說過和光明相關。

  我們那裏頭一胎生的兒子,由女方取名,所以我的名字是外公給的。我爸屬於平民家族,但Giyav是很有身分的一個名字,外公當初還和我們那裏的貴族溝通過,才能將這個好的名字傳給我。  

  來義部落算是封閉,但就語言上,我們受漢人影響很深。從我爸爸那一代──應該說,從有接受國民教育的那一代開始,雖然他們母語還是很好,但因出外工作,在家也習慣用中文對談。所以我自己在外念書時,會希望別人稱呼我Giyav,但回家反而是被「奕杰、奕杰」的喊,很有趣。即便奶奶平常講母語,在面對孫子時,也會自動換成國語,就像大家講閩南語的阿嬤一樣。

你在部落裡使用母語的機會也不多,那麼是在怎樣的契機下,你開始尋回自己的母語能力?

  是大學才有點練起來的。國小有耆老來跟我們上會話和童謠,但小孩子嘛,會調皮不想學,所以那時成效不彰。之後我去平地的潮州國中念書,他們也有母語班,用原民會的黃色大本子,教統一版本的排灣族語。但其實每個地方的口音都不一樣,有時回家跟我媽說族語,她就會說「ini a maitazua qivu nitjen(我們那裏不是這樣唸的)……。」升上屏東高中後,只有一次為了演講比賽和舅舅學,但也是硬寫出一份稿子,很制式化的練習。直到大學回部落鄉公所,幫忙開發獨居老人個案,須強迫自己用母語和長者們說話,那時才覺得自己在學的母語,是真實而生活化的。

想請問在莫拉克風災前後,來義部落所經歷的事。

  重建真如表面看來的快又好嗎?
  那時是父親節,所以我有回家,第一次感覺自己離天堂這麼近,我媽那時還說「沒關係,就算我們真的沒有被救出去,我們全家人都在一起。」所幸後來有人發現日本人留下的古道,我們便沿著古道從後山走下來。我記得我舅舅那時是沿著古道跑來抱著我媽大哭的。

  之後很混亂。本來我們擠在忠誠營區,沒想到又一個凡那比風災,部落下面又有一排的人沒房子住。我們正覺得不能這樣下去,開了很多次部落會議,這時有紅十字會和慈濟兩個團體,和政府的政策一起進來,我們便確定開始蓋永久屋了,在原部落下面的地方。

  原本規定被分配到永久屋,就必須放棄原本山上的房子。但他們其實還能住,我們不願離開那片土地,只是在汛期被迫下來接受安置而已。加上我們沒有永久屋的土地權狀,只擁有使用權,這對我們是沒有保障的。和政府僵持不下的結果,最後兩邊都可以住,這算是當時部落唯一自主發出的力量。

  整個過程其實嚴重忽略我們原住民……至少排灣部落,原本的精神。以前遇到集體遷移,是由頭目主持部落會議,讓大家看找到的地點是否適合,頭目大略安頓好一切後,我們才跟著一起過去。而不是那樣純政策性的指導,強制大家通通搬下去,誰有需求,就抽籤決定分配到哪一間,沒抽到的人就等候補。至今也有很多研究在討論,災後的重建和復原,真如表面看來的快又好嗎?或者有些癥結點,我們沒有發現,導致一切只能順應政策左右,我們無從選擇?

  之後大家漸漸疲於和政府溝通了。原本很大的反對聲音都慢慢褪去,大家傾向接受政府的處置,到新來義社區穩定下來。山上的舊來義,生活機能幾乎完全消失,只有老人堅持留在上面,所以獨居老人的個案,大多在舊來義那裡。他們生命和土地連結的那種感情,是我們無法想像的。凡那比風災時,來義全體強制撤村,但我爺爺自己躲在我們家三樓屋頂上。不管我們怎麼拉、怎麼帶,他都不要,他就是不肯下來。

  我們都不知道換來的代價是甚麼
  五十多年前,國民政府曾把我們遷下來,說要開採相思樹,還有要改善我們對外交通什麼的。後來有人發現,那波在風災後發生危險的部落,都是政府遷村後的地點,原鄉反而沒受到什麼影響。後來我vuvu(奶奶)用母語跟我說──我印象一直很深刻──ajlja pana,sengelit ta nimadju djalan a sicuwayan,那條河,會想念他原本的路。我才恍然大悟,我們遷來的地方原本是一條河,我們之後蓋工寮或種種的開發,其實是不斷往河道的方向逼近著。

  還有另一個故事。有些歌是祭典外的時間不能唱的,但那時原住民電視台來部落,拜訪頭目和耆老們,希望收集這些五年祭歌曲。當初部落非常反彈,但最後卻妥協了,我也不敢追問為什麼,總之老人家們錄了那些歌,然後就在那一年八八風災。這一直是他們心裡很深沉的痛。或許的確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因為我們都不知道,僭越文化的神聖性和禁忌之後,會換來的代價是什麼。

為什麼你會來臺大念書?又為何選擇了社工系?

  其實我從沒想過自己會來這裡,從來沒有想過。小時我對音樂、舞蹈比較有興趣,那時報名了街舞班,後來某天下午我在洗澡,我媽突然在門外對我說,Giyav今天不用去跳舞了喔,我已經幫你報名補數學了。

  結果坐在教室裡整個傻眼,我完全不知道老師在說什麼,很挫折很挫折,好像到了另外一個空間裡,周圍聽得懂的同學都是外星人。

  後來我才慢慢理解,現在原住民的家長,大多從事勞力工作,所以會希望子女更融入整個教育的求生制度,將來不要過跟自己一樣的生活。我媽總說,「你要跟外面的孩子拚」,將來面對的人,絕對不會和部落的孩子一樣。那時我也不怨我媽,因為我自己也覺得,對,我要用功念書,才能得到好的工作,我不想像只跟爸爸一樣作鐵工,如果能像鄉公所的那些長輩、學校老師或警察一樣,那該有多好。

  八八風災時,我面臨很現實的升學問題,壓力很大,沒辦法投入部落。但我一直掛念部落的消息,知道有科大的社工系教授來參與我們的重建,希望我們能發展出災後博物館或生態觀光,像桃米村那樣子。我原本跟同學一起去高師大念心輔,是那時才認識社工這門專業。然後教授告訴我,如果對災變社工有興趣,可以去臺大找那個誰誰誰,「臺大」兩個字,才第一次出現在我生命裡。我開始查很多資料,想去臺大念書,看能否為部落帶什麼回來。

  也是那時才開始接觸到議題,發覺原來有這麼多的不公不義,自己卻一直渾然不知。其實部落的人,不會有要認識議題的認知,就是順應的過生活。直到看見外界的狀況,或是直到生活真的受到迫害,我們才會發現,自己跟別人一直是不一樣的。

雙主修人類學系的原因是?同時面對社工學與人類學,是否得到不同的發現?

  大一時我回姨丈村長的家,看見一張五十年前原來義的照片,翻到背面,發現是臺大人類系拍的。加上參加原聲帶社後,我開始思考一些文化認同的事,所以雙修了人類學,希望學到相關的東西。

  本來覺得社工和人類是相輔相成的,在做社福或救助工作時,也能讓田野調查、文化傳承同時進行。直到大三才發現兩者之間的衝突,比如失去雙親的孩子,社工會想先把他安置在機構,但人類學想討論的是,如果是當地人,會如何處理這個孩子。相較社工,人類更想尋找部落獨立自足的可能性。最近我就讀到一篇研究,提到達悟族老人之所以習慣出來獨居,是認為老人家的靈魂,會擠壓到孩子的靈魂。子女仍會盡到照顧老人的責任,只是彼此住的距離比較遠,反而當外界志工進入獨居老人家中,可能奪去子女或配偶的照顧功能。
不論八八風災的重建,或九二一的社區營造,都是外界專業的進入和指導。而人類學會質疑,這是否也使傳統文化被現代新自由主義不斷轉化與再結構?是否能讓部落自主發展出一套生存的方法,否則,為什麼從前發生災害,人們仍能繼續存活到現在?社工跟人類,在台灣會一直看到他們同時出現,我很慶幸自己雙修了這兩個系,能有這些反思,雖然這些反思也帶給我很多困擾。現在我只是累積知識,但我更期待知道,當我進入部落工作,實際面對這些衝突時,我將怎麼去權衡。

在求學過程中,原住民的身分是否曾帶來特別的影響?

  在平地國中時,有次和同學起爭執,他罵了句「你這個galea(魁儡仔)!」在排灣、魯凱那一帶叫原住民galea,是說「你們是被我們操控的那群人」。我聽了非常生氣,又無言以對,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因原住民的身分而「不一樣」。

  另外則是加分制度。考高中時老師會說:「唉呀,魏奕杰你不用讀什麼啦,反正你有加分,搞不好隨便就上雄中啦。」那時我就不服氣,心想「我就是要用原始分數上給你看!」然而考大學時,為完成理想,我還是借助了這個制度。然後就聽到有人說「靠加分就好啦,那我們這些人讀得要死要活是為什麼」。我很傷心,我不是沒有付出努力,而且我讀臺大,不是為了自己找好工作賺錢,而是想要知道我能夠為部落、為原住民做點什麼。我覺得自己想做的事,不該是你們簡簡單單一句「靠加分」就能論斷的。
幸運的是,我班上的同學都以我為榮。他們會說「我們知道你想讀社工系是為了什麼」,然後叫我要加油。考上臺大不論在屏中還是部落,都算是一件大事。我奶奶把紅色榜單貼在老家外面,貼滿滿的,現在已經變成桃色了,她都沒有拿下來。

  加分政策立意是好的,只是使用錯誤。政府希望讓孩子學習族語,卻讓母語教學變的很工具性,我甚至聽過有些高中開短期的母語惡補班,讓學生通過加分政策的母語考試,只為了衝升學率。此外,政府想藉加分促進階層流動,卻沒注意原住民內部也已經有階級差異了。現在很多都市原住民的第二代,其實就跟台北小孩一樣地長大,但仍享有普及式的加分福利,可能造成資源沒有留給最需要的人。原聲帶社也常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們是既得利益者,是靠加分政策上來這裡的,那我們能否打破制度所限,為那些沒能上來的人做點什麼?然而目前我們還沒有答案。

  不過,不論這個身分帶來的眼光好還是壞,如今我都慶幸自己是個原住民。我得以把自己放在一個獨特的位置,比別人有更明確的自我期許。我擁有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故事,這是我被賦予的定義,不是別人能夠評價的。或許這便是歸屬感──我在這個身分找到一個歸屬感,一個可以安歇的地方。

對於近年原住民電影或觀光的熱門現象,有怎樣的看法?

  先不談賽德克巴萊或九族文化村,媒體本身便是一種可怕的東西。它讓你從它界定的景框,去觀看一個族群、文化或歷史事件,它可以貼種種標籤,扭曲事實原有的樣貌,它握有那個再詮釋的霸權。莫那魯道和鐵木瓦力斯真的是對立的嗎?Tgdaya沒有幫日本人去打過其他泰雅族嗎?大家不會知道這些事實,因為它boring。在那些聲光效果之後,大家會「哇,我就了解了!」。但我們的歷史其實不是那樣,衣服跟歌舞不是那樣,甚至歌舞能否那樣商品化的演出,都是可以再討論的。

  我想該有個機會讓我們自己說話了,而非永遠讓別人去呈現我們的樣子。至於原民台,它過去的確沒能扮演好發聲的角色,因為它資源很有限,我不曉得換了台長之後會不會轉變,加上雖然慢慢成立很多原住民專班或語傳系,真正投入這一塊的人才並不多。而它的收視群,也集中在原住民本身,說他發聲了嗎,好像也是自己對自己人說話而已。

  或許要從基本的教育做起,如果孩子從小就會嘗試了解多元的文化,有了這個需求,少數族群電視台便有力量將收視群擴張。如果讓小孩子知道,對其他文化的認識,其實可以來自真實生活,像是班上的原住民或新移民同學,我們就不必讓第三方資訊取代我們的生命經驗,建構我們的認知。

請問原聲帶社目前主要的走向,以及之後的展望。

  後代和部落之間的媒介
  早期社團大多是法律或政治系學生,有一致而強烈的抗爭意識,那個年代的討論,都是「還我土地」、「我要正名」等等。但晚近幾年,原聲帶社的組成已經不同,它被賦予的任務也不再相同。我當社長的時候,曾一股腦地想帶社員走出討論室具體行動,弄個災後重建討論小組,甚至自治法小組,但是這些都做不起來。後來是學長告訴我,「大家來到社團的目的都不一樣。現在很多成員是都市原住民的第二代,還在想盡辦法找尋自己的認同,找回和部落間的聯結。在此同時,你怎麼讓他們去討論那些具體行動的東西?」或許我本身沒有認同上的問題,所以較難體會,對現階段的他們來說,這些壓力真的還太大了。

  現在原聲帶像一個媒介,後代和部落之間的媒介。很多人是到了原聲帶,才開始認識自己的文化,才第一次回到部落,貼近自己所源自的地方。

  在實際用途之外的潛在價值
  這一年磨合下來,我更明確知道自己將來想做的,是老人照護和文化傳承的工作。有時我會想,現在耆老看著現在的我們,當五十年後,我們也變成耆老,那時我們看見的原住民會是什麼樣子?其實一百年前的漢人,也不是現在的樣貌,他們也有自己原本生存的方式。我們都在現代化的浪潮裡,走在同一條路上。但若每個人都認為「我不認識母語也沒關係,文化消失沒關係,只要我能餵飽自己就好了」,那大家豈不都是複製人嗎?都是生存機器,在更大的社會機器裡,用相同的模式運轉,壞掉你一個也無所謂。我會希望大家看見,在實際用途之外,這些無形的人事物,其實有它潛在的價值。

p13-14 Giyav(魏奕杰)
(照片來源:受訪者臉書相簿)

2013年11月23日 星期六

轉「生」之後───專訪轉學生戴佑勳








◎林羿萱

  台大社會學系,是戴佑勳心目中的第一志願,追求知識的道路漫長且阻,他和很多社會學系的學生不一樣,考了兩次轉學考才從輔大中文系進入台大社會學系。進入台大之後,他加入台大轉學生聯會(以下稱轉聯會)擔任學術部部長,協助轉學生各項事務。轉學生雖然僅占台大學生總數的一小部份,但他們的聲音也不該被忽視。

為什麼會想轉學到台大?

  最主要的原因是這裡的資源比較多、學習環境是我比較喜歡的,因為我覺得大學校園必須要有積極的討論空間與自由風氣,而台大相當符合我的需求;此外,國立大學較便宜的學費和台大的名氣也是部份原因。

  至於為何決定要用轉學考方式進入社會學系。一方面是因為我數學不好,其他科目也並非突出,無法再藉由指考進入理想校系;再者,不論是我自己或是我的朋友都認為我在表達分析、邏輯思辨的表現比較好。這兩個原因讓我覺得自己比較適合以轉學考這個方式,達成目標──進入台大社會學系,因為轉學考的準備方向比較需要思考、論述與廣泛閱讀,並且該考試的科目較少,也都是我相當感興趣的專業科目,準備起來得心應手,並對未來學習有所助益,應不至於浪費時間,所以我選擇了轉學考這條路。

在準備轉學考期間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準備轉學考其實需要大量的考試資訊,我第一次用PTT就是為了蒐集前輩的經驗分享與資料,而開始學習瀏覽上面的Transfer版;然後我也有去專辦轉學考的補習班,畢竟那裡提供完整且詳細的資訊和紮實的訓練,而且台大轉聯會的活動訊息多半可以從那裡獲取。

  另外,社會系剛好在我準備的那一年更改考試科目,原本社會系是考社會學和普通心理學(普心),可是那一年改成社會學和社會統計。因為我數學比較不好,而且那時候到下學期,當時我已經念了一學期的普心,突然發現這科根本不考,要改念統計,所以公布考試科目時間點讓我有些措手不及。

準備轉學考的過程裡,家人和同儕的態度是什麼?

  家人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緒反應。我父母一直都沒有給我太多要求,他們只要求小孩健康快樂、品德優良,所以家裡不是壓力來源。我覺得準備轉學考的學生最主要的壓力來源是自己系上。首先,因為我的個性喜歡交友;但我知道自己交朋友之後,會有情感牽絆,最後必定不想離開。此外,系上同學若知道你準備轉學,通常都會有一些較情緒化的反應,他們會覺得:「已經很好了,為什麼你要離開這裡?」大家會非常希望我融入,而這也是壓力所在,所以我那時選擇不積極地交朋友;但這可能會是另一個壓力來源,因為沒有朋友,煩惱無人傾訴,像我準備第一年到後來就出現輕微的憂鬱和失眠。

轉學生在台大都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主要就是宿舍、行政作業系統、人際互動三方面的問題。宿舍方面,外縣市轉學生常抽不到校內宿舍或必須住離校總區較遠的宿舍;再者,行政系統與人員常無法明確定位轉學生身分,造成相關作業不便。例如:學分抵免出現問題,教師和學生常無所適從,導致修課受限;最後,轉學生較難和系上同學熟識,一些人也會有課業銜接與環境適應問題。

身為一個轉學生,面對上述問題有什麼建議?

  當然還是希望學校能健全轉學生相關處理機制,讓轉學生能和一般新生享有同等權利;而轉聯會也會繼續扮演著服務轉學生、提供情感支持的角色。

p.10圖
戴佑勳接受訪問時,專注答覆。(圖/李佳穎)

社會參與的「反」與「思」──專訪洪崇晏







◎蕭米棋

  洪崇晏,哲學系五年級,現任學代會秘書長,曾連任三屆文學院學代(2010-2013),關心社會議題及學生自治。曾參與過樂生院保留、反媒體壟斷、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反大埔拆遷等運動。

意識到社會的運轉和動盪

  我高中的時候參與校刊社──中一中青刊社,藉由青刊社瀏覽很多其他學校的校刊,然後知道一些社會議題,也在高中開始明確的感覺到:學生其實有學生的權利和自由,因為我們國一的時候剛好髮禁解除,但是到高中,服裝儀容還是會被質疑、被要求。這些校內的學生權利,結合校外的社會議題,隱隱約約有聽到像是寶藏巖、樂生、美濃反水庫,一直到高三就很明確了。高三其實算是人生的一個分水嶺,成績也盪到谷底,然後轉去社會組,社團經驗也累積到一定程度,又剛好發生野草莓,開始知道這個社會的運轉、改變、動盪,其實離我非常接近,並不是在課本裡面看到的。

哲學提供社會參與的反思

  高三的時候,對議題或是對自己生涯累積到一定程度,填志願前花了整整三個月在想,然後決定念哲學系,因為我覺得我以後要做行動層面的社會參與,需要有一些理論基礎,哲學系的純粹思辨提供我理論能力的基礎,做為在社會參與實踐的補充,讓我的參與不至於說是莽撞的、或是盲目的。哲學是一種高度反身性、仰賴純粹理性思辨工具的思維方式,比如說今天行動完,我已經在考慮,宏觀來講,我們這個運動到底被擺在哪裡,就個人而言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就整體的公民參與而言,這個行動是不是開展出另外一個可能性;比如說拆政府跟白衫軍,有非黑即白的爭論,但既然有兩種意見,就並陳兩種意見給大家看,也可以有中間的模糊地帶。所以我真的很慶幸自己念了哲學,讓我想到不一樣的事情,更可以去面對衝突的理次。

社會參與的啟蒙

  我高中的時候也有參與校內的學生自治運作,主要是學生議會,有做一些研究、在網路上跟別人討論,很像現在的鄉民、公民那種概念,會在網路論壇跟鄉民筆戰,討論一些學生自治的觀念、學生權利的議題,也會討論一些社會議題,校內學生自治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我也確定以後可能會一路做下去,一路關注校園學生自治、學生權利的問題。我想,跟別人筆戰自己懂的議題是一個開始,然後想要更進一步了解、跟別人接觸、蒐集更多資料、到現場去看,我覺得網路時代之後不見得會被侷限在網路,網路的交流和資訊衝擊也會激發大家到現場參與或行動。

  大新社的學長姐有參與社會議題的傳統,他們持續在關注、參與包括工運、土地、性別、環境議題。我第一次就是在大一下跟著大新社參與樂生的保留運動,那個時候是第一次看到警察、官方其實對民間非常不友善,即使民間是再需要、再怎麼正當。官方其實有權力跟權限去做很多事情,但是它們都受限於各種利益、各種考量、各種的保守心態,對於民眾或我們這些團體很不友善。

  大陸社比較是後勤的位置跟觀念,譬如說大陸社的社訓就是學術優於政治,那這一點跟我選擇哲學系蠻接近的,在政治行動之前──所有行動都是政治的──有學術認識上的準備。

學生自治是社會參與很重要的環節

  校園民主指的不是只有行政層級,或所謂的學生自治層級,而是包括校內每個成員學生、校工、校友、社區,一個宏觀的校園民主,是整個國家社會民主發展的一個基礎。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在大學的時候就可以投票,但是國小、國中、高中、大學,都不見得有學過怎麼投票,都是課本上很教條的、很膚淺的刻板知識,怎麼樣轉化成實際上的認知、了解,甚至政治行動?民主政治不是只有投票而已,需要監督、對資訊的了解判讀、對代議士施加壓力。我覺得學生自治是風險比較小、參與門檻比較低,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一個具體而微的民主縮影。我陸續到現在才明確查覺到,如果我以後要參與社會議題,學生自治同樣是很不可缺少的一塊。

「看到資源分配的現實、侷限和可能性」

  我的確在擔任學代的時候學到很多事情,很重要的是開會技巧,但是大家並不擅長開會,其實會議很重要,會議是訓練一個人怎麼樣去統整意見、決定事情、資源分配。會議通常是為了要解決問題,那問題有幾種,一種是現在資源分配不均,或是我們現在要分配資源。另外一種是有衝突發生,我們要調解衝突,而衝突通常也是因為資源;有可能是權利,而權利其實也是跟資源有關係。

  我擔任學代之後,就發現自己的經驗值在上漲,因為擔任學代會接觸到學校很多層面的事情,總務、教務、學務、對外事務,或者是基本的學生福利、校園環境、校園空間、歷史,然後看到很多資源分配的現實、侷限和可能性。這五年下來,我大概跟了超過一半的校務會議,了解它的世界、即時轉播,讓更多人知道。我發現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溝通的能力、說話、談判和開會的技巧,如何清楚的表達你的意見、說服別人,如何利用議事的制度跟程序來讓大家得到共識、排解糾紛,或者是取得一個比較好的妥協結果。

在學代生活中學習政治

  我很努力地在做資訊同步,讓彼此能夠理解對方的意見,這其實也算是參與學生自治或社會議題的前跟後,我最在乎的事情。我希望能夠調解糾紛,讓意見衝突的雙方能夠互相理解,比如說1985跟所謂傳統社運分子,所謂新型態公民運動跟傳統社運份子之間的落差,我也很努力地在了解兩方的想法,希望能夠有建設性的存異求同。我擔任學代做的工作也是這個,我有意識地在學習真正的民意代表,譬如說看到問題會舉發、會反映、會讓大家知道、會規劃一些解決方案給執行單位,還有選民服務。參與社會議題的時候,我看到做得比較好的民意代表就是在做這些事,他們也關注很多的社會議題,然後轉化成政治、制度的改革,或是行政措施的轉變,轉換成法律,然後阻止不正義的行動去執行,他們關注社會的做法是我所學習的對象。

作為學代:處理折衝和矛盾

  興建人文大樓的部分,其實我很為難,這是我遭遇到第一個重大的困難。我覺得有趣的是──社會議題裡面也會遭遇到──它其實是很根本的政治學甚至倫理學的問題,就一個代議士,有什麼樣的做法、侷限、衝突跟矛盾。系上大概也理解我並不是所謂的傀儡代表,只純粹反映系上意見,我有我自己的政治判斷,我考量的理據也都很清楚跟大家說明,也會如實的陳述系上的意見、我的判斷、實際情況,綜合起來,我們期待的未來方向是如何。這也是三年下來,參與社會議題、學生自治,給我的一個初次報告,各方都顧及,我不希望排除或是遺漏哪一方。在人文大樓這個議題上,很遺憾看到一些衝突或是不諒解,但是很多都可以避免,太急躁的或是太衝突性的做法,也讓我覺得蠻遺憾的。

社運的想像

  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比較多元的社會,民主就是求同存異,我們要確保每一個少數意見、少數族群都不會被侵害,學校、學生、青年,在社會、校園、家庭,在政治制度裡面擔任的是這個位置,我們包袱比較少,因為社會開放比較多的可能性給我們這些青年,讓我們有機會去做各種嘗試、發表各種言論、做各種實踐;我們如何回應這樣子的開放和廣泛的可能性呢?就是盡可能地去做,盡可能地把我們觀察到的事情落實,反映出他們有包袱而沒辦法去說、去做的事,這些就是我們的空間以及責任。我們也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的學習怎麼樣作為一個公民,公民不是投票而已,還有很多的實踐和行動。

  我自己是覺得台灣人對於社運的認識基本上是空白的,尤其是學生,他們可能片段的知道一些事件,但不會了解這是整個社會一個很重要的層面,社會運動、社會議題、學生自治、經濟、環保……,這些其實都貫穿我們的生活,只是台灣人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科目、科目、科目。

  社運比我想像中的艱難很多,有很多一定是要進去才會知道的,譬如說後勤,麥克風哪裡來,哪裡有電、網路在哪裡,怎麼把訊息傳出去,怎麼跟媒體聯絡,吃的喝的哪裡來,怎麼善後,這些都是不會在檯面上看到的事情,但是我發現這些是都很重要的,台上、台下跟台後都是不可或缺的。每個人其實都在自己的崗位上面,付出了很多,這些是很珍貴的,但是我們有的時候就會只看到表面的風光。

民主社會不是只有一個面向

  關注社會議題一直都是兩個面向,學代跟社運、體制內跟體制外,但是黃長玲老師說得好,打破我一個迷障,就是「民主社會不是只有一個面向」,所謂的抗爭、社會運動、非暴力不合作、公民不服從,本來就是民主社會的環節,不是有了制度,制度以外的其他環節都不要,也不是制度就可以規範出一切,在制度以外本來就會有各式各樣的公民參與,所以社會運動絕對不是跟體制內是對抗的,那我帶著學代身分參與其實也是一個大學社會責任的嘗試,就像民意代表關注議題,我關注校內議題,也關注校外的議題,我有責任義務把他們的意見帶出去、把外面的事情帶回來,他們如果沒有時間做的話,沒關係我的志業在此,我可以再做,議題、社會參與、政治,本來就是生活的一部份,不應該被切割的那麼開。

  在政治這一塊,我的能力很大部分就來自擔任學代時期的訓練,我也就是在社會參與跟校內自治的過程當中,了解到兩者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因為要解決問題,通常也不是在外面衝撞推擠、呼喊口號或靜坐絕食,還是需要仰賴社會制度、民主制度或是政治。只有任何一邊都會很容易造成偏頗,或者是歪斜,沒有那麼完整的照顧到每個人的意見或是可能性。

沒有歧視的理想社會

  我覺得理想的社會,其實是所謂的歧視性言論,也應該可以就一個言論被發表,然後不會造成任何人的傷害。他再怎麼講都沒有人會去理他,因為那個直接牽涉到人的權益侵害,然後也不再會有任何人單純因為他人的言論造成傷害,我理想中的社會應該要是這個樣子。在那個情況下,人的思維、情感、缺陷或是可能性,才有可能被充分的面對、發表或是應對。我們其實不能夠判斷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所以我們需要有各式各樣的生態多樣性,因為我相信這樣的社會比較不容易被擊垮。

「所有的情感都會被回歸到非常純粹的層次」
  
  對於人、事件跟議題的了解,目前為止,我認為最好的做法還是要在現場。有很多不是透過描述或是語言,而是面對面的時候才會感覺到,你才能夠真正了解對方。所以我們才很強調能夠來到現場盡量是能來,你才會知道到底大埔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張家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家人,這個土地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一片土地。
  
  在議題現場,你的肉身跟國家暴力在對抗的當下是很珍貴的,因為所有的情感、所有的當下、所有的存在狀態,都會被剝除表面的掩蓋,回歸到非常純粹的層次。社運跟學生自治的人際網絡不太一樣,所謂肉體戰爭跟文明戰爭的不同的關係。所謂的患難見真情,在打仗的時候,才會知道有誰是你的背後可以真正交給他,他的背後可以交給你。你知道每個人的底限在哪裡,每個人在危急狀況做的第一選擇是什麼,這是非常純粹的根本人性湧現。

2013年5月2日 星期四

人物特寫:孫震校長專訪

◎人物特寫專訪:政碩一 李芃萱/大氣四 陳梁政




圖說:「在法學院時期我最懷念的就是課間倚靠在前後排教室享受陽光灑落的日子,以及夜半在行政大樓二樓念書的寧靜時光,每天無愧於心地寫下日記。」


  孫震校長是山東人,大江大海的年代和父親一起來到臺灣,如同許多流亡學生,還有家人及民族的情感寄託在海的那一端。孫校長高中就讀臺中裝甲兵子弟學校[1],1952年考大學時,同時考取了師範學院中文系和臺大經濟系,在學費及未來穩定生活的考量之下,多數人絕對會選擇師範學院就讀,但孫校長卻與父親意見相左,一來是學科的現實考量,他認為經濟系比較能夠找到工作,二來是師範學院在工作取向受到限制,因此選擇進入經濟系。

  光復初期,臺大一屆學生不到一千人,經濟系足足佔了一百多名,當時校門口左手邊的臨時教室為法學院大一同學少數對於總區的回憶,孫校長印象深刻的是和一代美女、文學大家林文月老師國文課同班,但與仙女的互動僅止於遠觀。除了上課之外,法學院學生就只能漂泊在校園各地,當時孫校長兼有校內工讀生的工作,下課後都在總圖幫忙整理圖書及建檔資料,但這裡也不是法學院人的家。

  如同現在的學生,大二的孫校長生活空間轉移到了徐州路法學院校區。高年級的進階課程開始進入經濟學的精隨,孫震校長自認為不是個聰明的學生,他表示在當時即便加倍的努力,對經濟學的精深尚無法完全領會。孫校長的家就在旁邊的齊東街上,所以就連短暫的課間也可以回家休息。直到念碩士班後,才由同學邀約進入住宿生活,住宿管理沒那麼嚴謹,因此掌管住宿的幹員管他住進去就罷了。

  早些年林森南路叫做上海路,路寬只有現在的一半不到,宿舍到馬路中間布滿違章建築,宿舍的圍牆上開了個小洞,就是外面違建小吃攤與宿舍學生做生意的密道,小本生意可是恕不賒帳呢!宿舍附近還有間租書店,是當時住宿學生的精神糧食,金庸新出版的小說都會被搶購一空,所幸宿舍學長善於與店小妹眉來眼去,才能先私藏一本下來供大家傳閱。

  對深愛中國文學的孫校長而言,一直以來最感到惋惜的即是社科院還能未遷回總區,無論是總區開闊的環境,抑或多元的人文素養,皆可增加社科院學生的人生維度,他期盼社科院學生在未來可以享受總區深厚的學習土壤,拓展更開闊胸懷、培養更謙卑的待人態度。



註[1] 現為私立宜寧中學

人物特寫:施建生老師專訪

◎人物特寫專訪:大氣四 陳梁政/政碩一 李芃萱


圖說:身體仍非常硬朗的施建生教授,每天都會到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室持續著作。

  走進施建生教授位於長興街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室,放眼望去是整落整落的書籍。提起他的名字,他所撰寫的《經濟學原理》教科書,想必是許多人的共同回憶。已屆九十六高齡的老師,退而不休,仍然悠遊於自己一方學問的小天地。見我們走來,他精神抖擻地站起來迎接大家。

輾轉至經濟系
  施建生教授出生於1917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經濟系與哈佛大學。他於1952年進入臺大經濟系任教,並曾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1954.51958.7)、法學院院長(1959.8—1967.7)等職。
  老師初來臺灣時,並沒有直接進入臺大任教,而是先落腳於臺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今國立臺北大學),擔任兼任教授,後轉任專任教授兼科主任。1952年,他在因緣際會之下,進入臺大經濟系任教,教授的第一門課則是「經濟政策」。有趣的是在施教授的學生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孫震校長了。老師笑稱,他和孫震校長一同進入臺大,只是一個是professor(教授)、另一個則是freshman(新生)。提起他,施教授的印象是「本本分分、規規矩矩」的好學生,也當過施教授的課堂助教;他也從來沒有想到,這個學生未來會有這樣一番事業。
擔任法學院院長
  由於老師在哈佛求學期間,曾與來臺後的教育部長張其昀因宿舍相鄰而熟識;因此在張其昀部長任內,便曾借調至教育部,擔任高教司司長約一年。在任期結束後,當時的錢思亮校長便任命其為法學院院長。
  施教授於院長任內勵精圖治,推動許多措施。例如,他認為商學系規模過大,應獨立為一學院;但由於當時學校經費不足,無法籌建學院,因此便退而求其次,改為在系內分組。最後,將管理學院獨立的任務,則是遲至學生孫震擔任校長的任內,方告完成。另外,社會學系也在此時成立,成為法學院第五個科系。目前除了日治時期的建築之外,最具歷史的法社分圖(當時的法學院圖書館)建築,也是在老師擔任院長任內動土興建。
對社科院的想像
  自施教授進臺大任教以來已屆六十年。回憶起社科院的環境,他認為,日治時期臺灣省立法商學院所興建的前、後排教室以及行政大樓都是很好的建築,建築形式規矩工整,建物堅固耐久。相較於美援時代所建立的法圖,後者對前者而言,仍然差了一截。
  談到即將落成的新社科院,施教授則認為,因為新社科院屈居校園一角而覺得不好的想法,是不健康的。臺大做為一個校園,本來就該有其整體計畫與政策,這不是臺灣大學哪一小部分的人可以主張的。

圖說:施建生老師1952年始於臺大經濟系任教時的英姿煥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