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中的金馬身影—訪金門同學李孟龍與馬祖同學林筱凡

◎ 許雋和、陳昭安、陳奕銘、蔡亦凡

　　聽到金門與馬祖，你會想到什麼？是金門的戰地風光、風獅爺、高粱酒？還是馬祖的寒冷冬天、藍眼淚、芹壁村？金門與馬祖因為她們的許多共同點，包括對台灣同屬離島，距離對岸極近，軍事前線的過去歷史等等，而被稱作「金馬地區」。不過實際上金馬兩地的學生又如何看待兩個地區彼此之間的關係呢？ 在台大當中，我們似乎很少聽到來自金馬地區同學的聲音，所以意識報特別請到金門的李孟龍同學、馬祖的林筱凡同學來聊聊他們的故鄉以及在台灣求學的所見所聞，希望能讓金馬與台灣島的學生能更了解彼此。

在浪花與金穗中搖曳──旅台學子的金門圖像

李孟龍，醫學系一年級，來台不到一年

　　「我家蓋在村庄外圍，前面是馬路，四周是高粱田和小麥田，所以蠻安靜的。」來自金門金沙鎮的李孟龍如此形容他的家。「小學如果騎腳踏車騎快一點的話不用五分鐘就到了。在金門，只要十分鐘(開車)就可到其他鄉鎮。」金門是個不算大的島，因此那裡的人，對於遠的定義也許就如他所說的：「我家已經離學校（金門高中）很遠，坐車要十五分鐘，對我來說已經算很遠；在金門開車十五分鐘已經算很遠了。」

在金門的日常

　　李孟龍的老家在古寧頭，因為戰爭而搬到金沙鎮。他的老家保留至今，並且以維持原樣為目的修建、維護 。他們並非為了文化而保留老家，而是因為神主牌在那的緣故。李孟龍補充金門有很多遺跡，被保留下來的很大部分是為了觀光。

　　隨處可見的風獅爺是金門的一大特色，每個村落都有一尊風獅爺，每一尊都不一樣，有些觀光客會特意去尋找。但李孟龍認為風獅爺和他的日常生活沒有太大相關，平時經過也不會留意。風獅爺前面常見到一些祭祀用品，也許有些在地人還是會去祭祀。不過當地主要祭祀的還是那些常見的神祇或者祖先，他提到：「我覺得我們拜拜特別多。而且聽老一輩的說，以前女生都不願意嫁來金門，就是因為拜拜很多。初一十五都要拜，忌日等等也很多。每個月都要拜，限制也很多，有一些祭祀不能拜餅乾；有些要早上五、六點起來煮，然後要三牲等等，真的滿麻煩的。」

　　值得注意的是，金門人閱讀報紙的習慣和台灣人不太一樣。李孟龍說金門人多半訂當地的金門日報。金門日報的絕大部分內容都在報導金門縣內的事，較少提及台灣本島以及國際新聞，所以他覺得如果只閱讀金門日報，視野會被侷限。但他提及了金門日報一個實用的功能：「長輩都有看報紙的習慣，尤其是訃聞。因為金門地方太小，很多人互相認識，所以都會注意訃聞，看有沒有需要幫忙。」

繁華與紊亂的台北

　　初來台北時，李孟龍不適應台北繁雜的交通以及交通號誌。他說：「我覺得差異很大的是馬路的車流量跟人數，還有紅綠燈；紅綠燈我真的看不太懂，因為這邊的很複雜，金門就都很簡單，就是三段跟十字路口而已。」還有對他而言，在台北通勤很耗費時間和金錢：「花很多時間在交通上，像去醫學院上課就半個小時。還有坐捷運我也覺得超貴，因為我們那邊坐公車都不用錢，就不太適應。」

         另外，李孟龍一開始也非常不適應台北秋冬多雨的氣候，他說金門的秋冬僅是風大較冷而已，不太常下雨。整體而言，他觀察到台北人的生活步調較快，從過馬路以及搭捷運時行人的行走速度及搭乘手扶梯的習慣，就可以明顯感覺出步調快慢的差異。

酒與金門

　　「金門人都會喝酒」是李孟龍認為台灣人對金門的一大刻板印象：「雖然（金門）有產酒，但不是每個人都會喝。」金門高粱與金門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他舉例：「通常金門家家戶戶都會有儲酒的習慣。即便不喝酒，因為金門很多酒商會大量收購，所以不用擔心家戶配酒賣不掉，一領完立刻就會有人跟你收購。這可以是一種投資，你可以選擇現在不賣，等酒價上升。不然送酒也可做人情。」為什麼會有配酒呢？李孟龍說：「其實我也不清楚，因為我一出生就有。應該是因為酒廠有賺錢吧，要回饋我們；真正的原因我也不知道，就到現在還是一直配。」

　　金酒公司也深深影響著當地的經濟，李孟龍舉例：「（生產高粱）應該是很早就有，可是量沒那麼多；金酒出來之後，有保證收購，種的人就變多。」「金門土地面積和台灣面積（來比）沒有很大，所以很多是小農種植（高粱），通常種的都是為了賣給金酒，這樣才有一份穩定收入。」另外，金酒公司的員工有一至兩千名，佔金門總人口的比例不低，算是地方選舉的大票倉，李孟龍認為某種程度而言金酒對地方政治的影響力頗大。

在地困境與身分認同

 　   觀察金門的地方政治，金門人在選舉時會有哪些關注的議題？「我覺得大家不會在意那麼多，眾所皆知政治人物的政見不一定很重要，選前選後差很多。」李孟龍解釋僅少數人會直接參與政治，他們藉由親戚等人際網絡一傳十，十傳百，影響整個金門的想法，例如選舉時到親朋好友家拜票等等，算是小地方會有的現象。言及中央政府時，他說：「我覺得中央政府有點忽視金門，因為很多事情都是金門縣政府在做。我們會開玩笑說如果有天我們獨立，我們有金酒所以不用擔心。我們不會去注意到中央政府的狀況，可能是報紙很少提及。就我自己的了解，中央政府對我們生活沒甚麼影響， 經濟上沒有太大的依賴關係。」

　　因李孟龍大學是透過衛福部在地醫療人才養成計畫考進醫學系就讀，他特別指出金門醫療人力不足的問題：「金門的醫療設備真的不太發達，醫生的人力也不太夠；比如這兩個月某個科的醫生來金門看診，兩個月完就換另外一批。病人如果是長期慢性病，今天他給一個醫生看，兩個月之後就要重新轉手給一位陌生的新醫生。所以我覺得保送制度就是希望改善離島醫療人力方面的問題。此外，我覺得還是需要醫療設備， 別到時候醫生夠了，卻因醫療設備不夠而仍要轉診到台灣。」

　

         最後李孟龍提及因為距離中國較近等原因，金門縣政府在政經方面較依賴中國；網路上也有些酸民會酸金門人是中國人，這讓我們不禁好奇作為一個金門出身的學生，李孟龍是怎麼看待自己的身分，他回答：「國家認同就是台灣，就是中華民國。我覺得很大部分導因於從小開始的學校教育，教育和社會制度的影響比較大 。」假設金門被台灣排除在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併。李孟龍認為金門的國高中生還是有台灣人民的意識，說他們是中國人他們會生氣。「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覺得一定會有反對聲浪。」這段話，多少呈現了金門年輕一代在新興的台灣認同中，被視為他者的焦慮。

馬祖海鮮，林筱凡提供。

林筱凡，土木系四年級，來台七年。

刻板印象之外──馬祖青年與兩個島嶼的對話

　　「他們第一句話都會講說，好酷喔你是我第一個認識的馬祖人耶，然後我就會跟他們說，你是我認識的第一千個這樣講的台灣人。」在馬祖長大，高中後就在台灣生活的林筱凡，說起馬祖，似乎總有說不完的故事。

好山好水的日子

　　馬祖主要的島嶼有南竿、北竿、東引、莒光，而林筱凡來自南竿——馬祖列島中最繁榮的島嶼。她住在馬港村附近的一個山丘上，因為南竿的地形主要是輻射狀散入海中的山脈，道路以蜿蜒的山路居多。她回憶小時候的禮拜三早上，全校會去附近的一座山跑步，有些同學會抄捷徑，而林筱凡她家正好在路上，不想跑的時候她就偷溜回家休息，時間到了再走去學校。

　　馬祖人主要信仰媽祖，許多人會參拜天后宮。每逢媽祖誕辰、元宵節等重要節日，就會有大型的祭祀活動。林筱凡的國中小都在天后宮旁，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號媽祖誕辰，學生們會穿上傳統服飾跳傳統舞蹈。村裡的人也多為天后宮的一份子，每年繞境時幫忙敲鑼打鼓，拜拜的時候幾戶人家為一組，輪流煮飯給所有人吃。

　　跟朋友介紹馬祖時，林筱凡總說馬祖是好山好水好無聊。她提到她家門口是南竿看夕陽很熱門的地方。以前國中的時候有一排觀光客在那邊拍照，並羨慕的對她說：「好好喔妳每天都可以看這麼美的夕陽！」，她便無奈的回答：「你看十五年你就沒什麼感覺了。」

「蠻荒之地」

　　林筱凡覺得一般人大多對馬祖沒有任何認識，所以其實很難有刻板印象，頂多就覺得馬祖是個蠻荒之地。面對各式各樣的疑問，她常常是又好氣又好笑：「大家就會一直很好奇馬祖有什麼，然後還有人問我馬祖有沒有捷運？我就想說有沒有常識呀？」她國中時到台灣參加科展，一個類似教育的官員就曾對她說：「妳長得這麼氣質，我看不出來妳是馬祖人。」她當時就想：「幹不然我臉上是要沾滿土嗎？」

　　即使來到台灣這麼久，林筱凡其實還是不明白一般人對馬祖人有什麼認知。她反問馬祖人到底長什麼樣子時，人們往往答不上來，只直覺認為她不「像」馬祖人，但又沒辦法清楚界定其間的區別或是追溯這種想法的來源。林筱凡覺得，既然這些生活圈多在台北的朋友們總如此斷定，不就代表馬祖和台北其實並無太大區別嗎？

離島無戰事

　　對一個曾為戰地，離中國大陸最近僅9.5公里的馬祖，我們能夠輕易想像出沙灘上的堡壘、地雷，彎彎曲曲的坑道，或者市街上走動的軍人等等形象。可是對林筱凡這一輩的馬祖人而言，那段戰地歷史在他們出生時就已經結束了。他們看那段歷史就跟一般台灣人一樣，沒什麼特別深刻的感覺。從那些時光裡留下的老建築，也早已無人居住，頂多有些刻意保留的閩東建築，因應觀光需要做為民宿或者餐廳。馬祖現在大部分的房子是現代式的鋼筋混凝土建築。

　　或許因為同為戒嚴時代的戰地，很多人對馬祖的第一印象容易連結至金門，甚至視兩者為一體。但林筱凡表示，金門對他們而言只是一個外縣市，就像雲林、苗栗之間的關係。金門頂多和馬祖一樣是一個島，實際上跟馬祖的人沒有交集。然而一直以來，在課本中，金門和馬祖都被歸作相同地區，可能令許多人誤解了金門和馬祖的位置關係，林筱凡也因此常被誤認為金門人，即使經過反覆澄清仍然無法避免。她覺得對很多台灣人來說，馬祖只是一個「離島」，和金門、澎湖、蘭嶼一樣，並不是一個特別的地方，所以不需要加以區辨。

島嶼和大陸的邊緣

        馬祖背負的一大刻板印象，是政治上作為藍營縣市拼圖堅固的一塊，馬祖人普遍被認定為國民黨的支持者。林筱凡認為這樣的說法並不正確，比起政黨，毋寧說馬祖人是支持地方派系。民進黨是一個以本土為號召的政黨，但「本土」是以「台灣」為出發點，無法和馬祖產生連結。相對的，國民黨在地的派系很認真在「經營」，他們更懂得「作秀」。比較起來，國民黨似乎比較在乎這塊土地。雖然在林筱凡看來都是選舉支票，但確實很多人會相信。而且馬祖不像台灣有很多報紙、各種論壇、PTT等資訊管道，馬祖的媒體就只有馬祖日報這家官營報紙，基本上是當地唯一的媒體，記者寥寥無幾，真正重要的消息都傳不出去。資訊流通的系統封閉，加上政治參與的方式少，所以人們感覺不到兩黨間的惡意，和在台灣生長的我們對政治的理解便不同。

　　林筱凡認為，馬祖人在島上過著自己的生活，很多議題都離他們太遠，無法切身感受，產生具體連結。不過這並非馬祖獨有的現象，台灣的地方政治也是如此。像最近炒得沸沸揚揚的同性婚姻，馬祖人不會有感；政治意識也是，在馬祖人的認知裡，民進黨本來就與馬祖無關。再加上陳水扁總統貪污，島上新聞來源有限，所以人們對民進黨印象普遍都很差，更不用說當地的老榮民。當年國民黨撤退來台，當地確實有不少人是當時留下來的。可是對於過去的歷史，林筱凡覺得現在的馬祖人也沒有很了解。「台灣」的主權，與日本、中國錯綜複雜的關係等等，馬祖人都不清楚。

　　有些人會對馬祖人的認同產生好奇與疑問，因為軍眷身分或是地緣關係，想像他們是否對中國有特別的嚮往。不過林筱凡表示，大部分馬祖人，尤其是年輕一輩大多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不太會強調自己是中華民國人，更不認為自己屬於對岸的中國。她特別指出，雖然少數人如老榮民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可能因過往單打雙不打的戰爭記憶，他們如其他馬祖人有些排共，進而不認同中共的中國，不像在台灣自認是中國人的人強烈期待統一。大體而言，馬祖人的國家認同分布跟台灣無太大區別。然而在被問到自己是什麼人時，林筱凡說馬祖人會先回答自己是馬祖人，認同台灣是從國家層面來看。反映「台灣」這一概念在地域、國家認同的交織下，對於離島地區的人處理身分認同的複雜影響。面對台灣這邊對馬祖人認同的片面揣測，林筱凡感嘆：「每年選舉的時候，大家都會說金門跟馬祖可以送給中國，或者是馬祖金門自己獨立建國之類的，我們就會滿腦問號。」

　　她觀察馬祖人和對岸的互動，都還是國跟國的關係。並沒有真的往來非常方便，但確實較台灣便利。檯面下或許不少政治交流，但林筱凡感受不到太多影響。政府之間主要推行交通，搭船過去不需要太多時間，只需要台胞證。有些漁民會到中國去賣魚，時常可以賣得更高的價錢。她說：「有台灣人說我們過度依賴中國，但事實就是我們離台灣太遠了，而中央的補助不可能補助那麼多，所以我們還是要靠自己想辦法。」

受困的列嶼與居民

　　由於地理因素，即使人口稀少，馬祖仍然有資源不足的問題：例如馬祖氣候少雨多風，淡水資源有限。近年來除了興建海水淡化廠供水，也有人說可以從中國運水過去；醫療資源方面，診所不多，主要的幾座島嶼都各設有一間醫院，包含基本的專業分科，但若是放射科、腫瘤科等特殊的項目，便需要到臺灣本島處理。

　　也因為如此，中央對離島的補助項目各式各樣，小如營養午餐、公車免費搭乘，大者如林筱凡提到的離島高中生升學保送、師範體系公費生、醫事人員保送等等。她說自己不去依賴這些管道，怕會被人看不起，但後來覺得這些政策自有用意。比如醫事人員保送讓馬祖等離島學生不需與台灣學生競爭，只需與少數符合申請資格的學生競爭指定醫療科系保留的名額，但代價是畢業後需回家鄉服務。不僅資源弱勢的離島考生有更多機會進入理想的科系，林筱凡認為這樣的制度也能回饋家鄉，解決醫療人力不足的問題。一般人連到離島服四個月的兵役都不願意，真的願意去工作的應該也不多，所以這些制度還是有它存在的必要。

　　只是對林筱凡個人而言，她高中來到台灣受到很大的思想衝擊，認識了很多不一樣的人，對於社會的認知慢慢會跟馬祖的人們有些差距。她覺得自己不該只待在小島上，停留在「回饋家鄉」，有能力就應該做更多對整個臺灣社會有幫助的事情。

若即若離的家鄉

　　對於那個一度生息的地方，林筱凡感嘆：「我對於馬祖有點半放棄，馬祖就是一個政治很黑暗的地方，我不喜歡那樣的環境……我曾經有想要做一些改善的事情，然後被我爸斥責。」看似有些殘酷，林筱凡卻又時常透露出一股無奈，她總覺得他們這一輩跟馬祖的地方連結不強。他們這一代馬祖人會講馬祖話的不多了，多半是會聽。年輕一輩來到台灣求學、工作，當不處在那個環境中，馬祖話便逐漸生疏，甚至開始和台語搞混。其他地方特色，例如上一代馬祖的地方小吃，年輕人幾乎也都不會做了。看著老人逐漸凋零，曾有過的文化一點一滴流失，林筱凡也不知道能怎麼辦：「我覺得這樣好像不太好，可是也沒有什麼學習的管道。」

　　對於家鄉，對於那些分解不清楚的情感，林筱凡覺得自己好像是個很不會感受的人。她來到台灣後，除了空閒時間，感受不到太大的隔閡。有些馬祖的同學來台灣以後會很想家，相對的，她自己好像對於馬祖，並沒有很濃厚的情感。她覺得台灣和馬祖其實沒有差很多，會令人感到有差異存在，只是因為生活圈的不同。台灣充其量就是生活方便了一點，沒什麼關鍵的差別。但對林筱凡個人而言，如果有能力，就應該擁有更寬廣的視野。她要用那雙曾經看著馬祖夕照的雙眼，觀看更大世界的日出。

        聽林筱凡娓娓道來，我們看見一個既對家鄉沒有強烈依戀，卻又在意家鄉，對那裡的事物感到灰心、無奈，矛盾複雜的馬祖青年印象。最後她強調，馬祖和其他地方並無不同，只是因地緣或其他因素，長期不為人所了解。沒有人真的關心標籤底下的現實，那些東西便成為生活中稀鬆平常的風景，或許就如她所述：「就是只有在城市長大的小孩才會對這種東西感到稀奇而已。」

結語：台灣、金門、馬祖作為想像的共同體

         透過與李孟龍跟林筱凡的訪談，我們發現許多對於金馬兩地的想像建立在媒體,課本呈現的刻板印象，以及以台灣的生活經驗為本位的思考模式之上。甚至金馬地區這個稱呼本身，也是在台灣居民視角下想像的集合。金馬在某些方面實際上與台灣是無異的，不同之處則有自己的脈絡。當我們進一步了解金馬兩地的生活環境,歷史文化,資源缺乏,地方政治等問題，便更能理解為何金門及馬祖人會形成特定的價值觀、認同，而非將自己的生活經驗、立場擅自投射至他人之上，以理所當然的態度批判。正如林筱凡不斷強調，許多問題並非當地獨有，而是全台皆有，只是因為是離島，因為是他者，所以被放大檢視，甚至貼上標籤。

         另外這篇訪談也讓我們看到生於金馬的台大學生，無論是觀察、省思在地的政治文化，或者是對抗外界偏頗的認知及批評，都顯現了旅外地方青年用其所學，與在地的反覆對話。經由他們反覆的辯證，金馬以及這些青年的圖像更加清晰，更為我們所認識。透過他們的觀察，金馬、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也有與在台灣的我們不一樣的詮釋角度。

         或者，我們可以透過金馬學生的自我剖析，重新省思在我們認同、身處的台灣共同體中，哪些印象是代表台灣？這些印象又是如何產生的？我們如何以此界定與其他共同體，或是共同體內其他成員的關係？這除了讓我們避免本質主義的思考，也能讓台灣人在國家、族群、地區大大小小的認同問題上，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不再固守偏狹的成見，了解不同立場的侷限，而有對話的可能。

馬祖夕照，林筱凡提供。

校園意語：用藥者的獨白

＊本篇受訪者曾有用藥習慣，現已戒除；描述內容有虛構成分，若有雷同純屬巧合。「毒癮可怕要知曉，販毒違法要坐牢」，讀者切莫以身試法。

到目前為止的用藥體驗

　　我第一次接觸大麻[1]，是有一次一個朋友D問我「要不要去抽」，我想了很久才聽懂他的意思。因為一直很想試試看，就答應他。抽完一開始，覺得好像沒有甚麼效果，大概五到十分鐘後，突然有一股冷流流過血管，全身癱軟、腦中的思緒一直亂飄，完全無法專心。那時候有點嚇到，感覺思緒已經完全脫離自我能掌控的範圍。第一次抽的感覺太強烈了，我跟D抽完之後還去吃宵夜，隔天醒來就好像是做夢一樣，我上網google那家小吃的照片，發現圖片跟我腦海中的畫面一模一樣，才確定「嗯，我真的有去」。

　　大麻跟酒精有點像，會覺得很放鬆，抽完之後還是可以做正常的事；LSD[2]像是把你既有的認知框架摧毀，你必須要在空無的狀態下重組經驗，因此會看到幻覺，例如你看到毛巾，但毛巾上的紋路會開始形成一些很有趣的、像是波斯地毯的東西。LSD也會放大你的感官經驗，本來不會注意到的事情，在LSD的狀態下會變得很明顯，本來很小的情緒也會被放的很大——這有好有壞，我有一次使用LSD的經驗非常正面，那時我只是在想像自己的未來會變得怎樣，想像力竟變得非常飛馳、具體，好像我可以做到任何事情。後來我就在想，假如人類的自由意志可以到這樣的境界，那意志應該是很強大的。它跟外在世界的權力關係，可能不是如此不對等的，甚至比外在世界還要高。

　　MDMA[3]跟搖頭丸不太一樣，前者指的是單純的結晶或粉末，後者則會以藥丸的形式，通常會加一些奇奇怪怪、有的沒有的東西。我第一次用搖頭丸，吃完三十分鐘之後就吐了，但藥效開始生效後，我感受到這輩子沒體驗過的快樂，這樣的快樂沒有建構在任何的實體經驗上，是很純淨的快樂。相較於搖頭丸，MDMA比較沒有那麼ㄍㄧㄥ，不會覺得這麼不舒服。

　　用過一兩次安非他命[4]但沒有很喜歡。如果說其他藥物是讓你的思考偏離正常狀態，安非他命則是相反：你的思緒會變得很清晰、快速，聽得懂別人講的話，也會覺得自己說的話很有意義。你不太可能因為用藥，偏離正常的理性狀態，影響現實的生活；但卻可以一直施用安非他命，他會讓你很「正常」。我很害怕這件事情，之後就沒有再用。

用藥實踐與社群

　　用藥之後會很害怕面對別人，擔心自己被認出來「現在不太正常」；但我也很不喜歡自己稍微熱情一點，沒有用藥的時候，別人因為知道我有在用藥，就會說「你剛抽完喔」，大多數人對於用藥的認識相當淺薄，這樣的揣測與誤解，讓我感覺很不舒服。

　　我有過很悲傷的一段時間，那時候很想逃避，不是大麻，就是LSD或MDMA，身上剛好都沒有的話，就去買酒喝。但很快就脫離這樣的狀態，一方面是因為在課業或其他方面仍有責任，沒辦法讓用藥這件事佔用太多時間；另一方面也察覺到，用藥可能開始對正常生活帶來一些不好的影響，比方說：我用了LSD之後，會影響自己在團體任務中的表現，雖然別人可能看不出來，但心裡會因無法發揮平常的水準而感到很難過；或是可能要對身邊的人隱瞞。後來我決定戒除用藥，但大麻還是會上癮，後來是費了一點功夫才戒除。

　　校園裡抽大麻的人很多，絕對超乎大家想像。就我的觀察，大部分的人就算不是人文社會背景，也是比較關心社會的理工科。這些人比較了解歷史，知道西方60、70年代藥物文化的風起雲湧，也因為身邊的人有在抽，耳濡目染，在「同儕引力」之下更容易開始去抽。這些人比較怪咖，會讀很多文學、看很多電影，興趣較偏向比較藝文方面。開始用藥之後，會認識很多新朋友，但彼此之間唯一的共通點，可能也就只有用藥而已，這樣的友誼很膚淺，甚至不算是友誼。但到頭來想，這件事有什麼問題？好像也沒有，你也可能認識一個朋友，你們之間的共通點只有籃球，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還是沒辦法排除這種很膚淺的感覺。

　　MDMA曾被用作心理治療的藥物，但後來被禁止。有個組織叫MAPS（Multidisciplinary Association for Psychedelic Studies，迷幻藥研究協會）。這個組織在推廣MDMA、LSD等用在心理治療上。我有一個朋友在因緣際會下使用了MDMA，結果對他帶來非常正面的影響：他說，他在使用MDMA之後，把過去很多很深層的傷痛講出來，甚至隔天發生非常大的改變，例如他覺得自己過去很自我中心，傷害到很多人，於是一一向他覺得自己這些人道歉。完全變了一個人。這件事情之後，我就覺得「幹！不簡單」，對於身邊的很多朋友應該有幫助。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曾進行MDMA的試驗，某次試驗中有二十個人受試，受試者都有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他們可能是阿富汗戰爭回來的士兵，或是小時候被強暴過的女性，這些人進行過療程後，他們在PTSD的量表結果，有83%的人脫離PTSD。相較於過去任何藥物最多僅有約五分之一患者見效，是非常令人驚豔的結果。

用藥污名與國家角色

　　台灣社會對於藥物的污名非常深。我多少會覺得這樣的污名有點可悲，這些藥物對於人類社會可以有非常大幫助——只要在一些特定條件去使用。社會對於用藥的污名跟歧視，暗示著一種「正常的人的理性狀態」，這樣的理性不只是精神上，也是經濟理性計算的結果——覺得用藥的人沒有生產力、很浪費資源，「你既然對我們社會上造成這麼大的負擔跟成本，你就不是一個合格的人」。

　　但我比較算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吧，只要用藥不要傷害到別人，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事情。我還是希望會有所限制，但國家公權力不只應該管制，他同時也應該教育——用藥當然會有負面的效果，也會有成癮性，但到底有沒有必要把這件事情放到這麼大。我們吃抗憂鬱藥物也會有成癮性、感冒藥也有成癮性，但不會有人不探討感冒藥的好效果而只去探討壞效果。國家公權力應該做的事情，是把資訊攤在陽光下。我並不覺得開放大麻之後會造成什麼社會問題，它有很實際的好處：帶來經濟利益、工作機會——儘管這種說法我不是很認同；還有一系列醫療、產業的發展跟突破。大麻過往非常缺乏研究，但慢慢有一些證據指出，其可能對於治療癌症有一些幫助，雖然非常難想像。我記得有看過一項調查，將大麻納入正式經濟、去污名化之後，使用人口反而減少，因為大家不再會覺得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我真的很希望在有管制的情況之下，不論是大麻、MDMA、LSD或其他藥物，能成為對人類有非常大幫助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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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麻屬「中樞神經迷幻劑」，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被列為第二級毒品，依據同法第5至11條，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2] LSD學名為麥角二乙胺，與大麻同屬「中樞神經迷幻劑」，列為第二級毒品。

[3] MDMA屬「中樞神經興奮劑」，為第二級毒品。

[4] 安非他命屬「中樞神經興奮劑」，為第二級毒品。

校園意語：社會運動與學生自治間的焦慮遊走

◎林泓堉

張斐昕，台中人，人類學系四年級，現為文學院學生會長。曾任文學院學代、學生會選罷會委員、學生會福利部副部長、人文復興青年陣線總召等職。

大學時期的運動和自治經驗

　　就讀台中一中時，張斐昕便積極參與學生自治，因此結識不少投入異議性社團和社會運動的學長們。由於受到他們的啟蒙，進大學後，除了參加屬於台中在地組織的山海屯讀書會[1]之外，也選擇進入大新社。不論是綠盟、樂青和華隆工會的議題與活動，都會至現場幫忙、擔任糾察或發文宣等工作。

　　「大新社非常強調且希望每個社員都能夠投入一個組織」，然而，當看見大家都直接跳進某個組織，他不禁感到困惑，儘管聲援了各種議題，但他卻害怕決定將自己投入至哪一個場域與運動。「社運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和精力，自己沒有確定好方向不能隨便加入，總不能中途說我不想參加了，那會帶給其他夥伴極大的困擾。」他自己覺得或許是那時因為個性問題，不敢承擔如此重責去進入組織核心。以樂青為例，平時要常去樂生院與院民互動，幫忙他們處理許多庶務，還有組織內部的活動，如記者會、行動策略、找政府官員，這些都需要與組織同伴們一同分擔，假設自己未看清個人動向，貿然加入而後又因其他因素退出，他覺得這樣十分不妥，並擔心自己帶給他人麻煩。

　 「其實要投入哪裡都可以投入，是一個自身選擇的問題。」那時，張斐昕處於一個沒辦法下定決心的狀態，在中間位置上不斷游移，一方面繼續校外的社運活動，一方面將心思放在校內的學生自治工作上。直到大一下時，擔任文學院學代，在自己校內外事務夾擊之下，逐漸無法有時間經營每一個議題，考量後，決定將重心放回校內，全心投入學生自治事務。「一部分是因為高中時，也有參與學生自治。」大二的他，學代工作外也進入了學生會，並逐漸脫離大新社。此時他開始更加投入山海屯讀書會，帶領高中生關心家鄉的議題，定期回到台中舉辦在地文史相關的活動，他認為「關心家鄉、關心台中這件事讓自己滿有認同感的。」

高中自治經驗的養分

       談到高中的學生自治經驗，張斐昕認為「高中和大學自治活動最大的差異在於同學間的緊密度和對議題的認知差異。」高中時，大家生活相當緊密、教室也都在旁邊，有議題需推動時，聯署書較易收集；在大學時每個同學有各自的生活模式，連系上的同學都不常見面。再者，高中時所爭取的權益大多為學生最基本的權利與義務，很容易引起共鳴，不需跟同學做過多的解釋；可是在大學，同學間會有不同的看法，需要花時間去解釋所欲推動的議題意義何在。

      高中時身為學生會會長，張斐昕主要推動爭取一些基本的自由權，像是服儀自由、社團活動自由與開放學生參與校方決策等，並舉辦一些屬於聯誼性質的活動，如園遊會、社團聯展、跨校茶會等。實務面上，張斐昕認為「高中依舊是個人治大於法治的地方。」許多事情還是必須透過一些私下的手段或關係，才能夠與組長或者教官達成協定；而大學雖然說人治的部分依然存在，但法規條文比起高中精細許多，假設學校不尊重法規，可以找尋相應的管道來監督與對抗校方。

     

      討論到高中和大學的學生自治，張斐昕強調「不論是中一中或者是台大，他們的狀況都是非常特別的，相較於其他學校而言，我覺得大家要認知到我們的自治基礎是比較好的。」台大現在可以讓同學參與很多會議，但是如成大之前便曾發生校務會議禁止學生參與的案例，還有某些科技大學，學生根本沒有會議參與的管道。

召集人文復興青年陣線

　　大三時，張斐昕除了參與學生會福利部外，與一群共同關心台大文學院發展的學生們，成立了人文復興青年陣線（以下簡稱文青陣），主要訴求為推動人文大樓的興建，且希望實現文院各學科之間的分配正義，以一個較運動式的組織，來招集文學院內各系的學生，向外界表達文學院學生對於人文大樓的真實看法，讓大眾能聽見不同的聲音，有別於文學院學生會──體制內的角色，文青陣大都採取直接的行動來倡議與表態。在文青陣的努力與各界的支持、聲援下，如今人文大樓一案在今年十月的都審、文資聯合審議後，最終有條件修正通過，也意味著文青陣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

　　早於今年九月即退去人文復興青年陣線總召職位的張斐昕，認為此時人文大樓即使通過審查，但仍有許多尚未被探討到之議題，就人文大樓此事件上的轉型正義，仍需要做出一些比較批判性的回顧，思考台大校園規劃制度該如何更改，在高教擴張下，台大校舍之興建遠遠不足提供現今學生之使用；或者製作一本回顧人文大樓事件的書，將發生過的事情紀錄錄下來，讓以後的人知道當初這段團結與爭取學生權益的故事，同時避免最終建物設計又與先前之承諾有所不同。

社會運動與學生自治間的焦慮

    張斐昕參與過校內的許多自治組織，爭取權益的同時，他強調「其實台大相對其他學校來說，資源是非常豐富的，不管在教學上的或是制度上的開放。」有時他會覺得當處理校內議題時，是不是都在幫助特定階級的同學，而大家原本就已經過得很好，為何還要去爭取各種權益；反觀社會上，有多少人面臨家園要被拆遷、與政府訴訟中，更多需要大家重視和改善的問題。「好像還有更多更重要的議題在發生，但自己還在處理這些相較起來沒那麼重要的事。」對此，他感到非常焦慮，難以抉擇學生自治與社會運動間孰重孰輕，然他提到過去自己社會運動的經驗確實對其學生自治參與滿有幫助的，不論是動員、組織與行動的方面，大新社給予他的與草根群眾連結之精神，也讓他學會團結起學生們去面對每一個議題。最終，張斐昕表示「台大的學生應理解到我們的資源比別人豐富很多的事實」，並認知到與其他人立足點的不同，去反思現今所擁有的，儘管如此，當見到社會不公時還是要上街發聲，該爭取學生權益時還是要積極爭取，這是他始終堅持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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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山海屯讀書會 https://goo.gl/EpwECd

校園意語：「看不見」的美麗與哀愁

    ◎林羿萱

　　你可曾在台大遇見把著導盲杖杖徐行於校園中的同學呢？王培根也是其中一位，目前是台大社工系大二學生。今日的社會常常要我們包容、理解，然而我們現在的教育與社會討論中，針對身障議題的深入討論是幾乎缺乏的。究竟校園身障同學的生命故事為何？他們在校園生活中，對於學習環境又有甚麼感覺或想法呢？讓我們來聽培根分享。

問：可不可以跟我們聊聊你的故事？

答：宜蘭出生，一歲回到爸爸的故鄉基隆，爸爸有先天高度近視，家族也有這個病史，有一些成年以後會失明，有些停留在近視，我媽媽是白化症。出生後1-2歲被診斷出高度近視，視網膜發育不完全，兩歲半開始戴眼鏡，小三發生視網膜剝離，小三到小五兩年內動了大小十幾次手術，視網膜功能一直衰退，小六只剩下光覺跟一些很微弱的視覺，只有大件的東西看得到，一直退到國中，到現在大二只有強烈的光的對比才感覺得到，大約像室外室內的差別。    我們家對我的情形不驚訝，但是沒想到那麼小就開始這樣，我爸是三四十歲才開始。我當下不會太驚恐，也有很多接觸視障者的機會，但那個時候靠近青春期，比較容易跟同儕之間比較，容易造成比較多的誤解、過不去的點，反而是這樣的情形造成我比較多的壓力。

問：為什麼想念社工系？

答：國中預見的幾位特教老師，是蠻支持我、給我蠻多資源的老師，其中一位特教老師也是視障別的，我就覺得，視障者擔任特教領域相關工作好像比較能照顧到身障學生的需求，所以我想說以後可以朝他的模式發展，所以我國中到高中前期是比較朝特教方面方展。接觸越多、越靠近高三的時候覺得，照這個邏輯，心理諮商也不錯，因為有一個母校松山高中學姊也是視障生，也有心理師證照，所以學測我填了三、四的心理系所，最後有上師大教育心理輔導學系，同時，也因為身障生有身障特考，那個部分有固定名額，例如說視障生在台大只有1、2個名額，台大的名額在社工系，當時有參加然後就照著台大、政大、師大排序，最後特考上台大，考量一些交通方便性等因素，選擇這條路。

問：目前在台大針對無障礙環境這部分，跟你過去的就學經驗有甚麼差別呢？

答：小時候自己也比較沒有無障礙空間概念，比較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以前的小學沒收過視障生，從看得到走到看不到這條路上，多數老師也不知道如何應對，有時候也會發生一些讓我不舒服的事，像有些老師會覺得我可能比較沒有升學的優勢，會說：「你以後是不是要做按摩啊？」，顯露出很擔憂我未來的樣子，會覺得我可能沒什麼希望，同學會不經意地脫口而出「瞎子」或開玩笑，可能只是好玩，但是會讓我不舒服；環境和設備不友善的部分都要等到摔倒才會發現，像我們以前國中在山坡上，樓梯、斜坡很多，有一段斜坡兩邊是沒蓋子的水溝，摔過一次之後才發現，學校也才會做一些補足。　　國中到高中之間轉變較大，我到台北念松山高中，屬於比較新的校舍，看起來感覺有在注意無障礙設施、電梯，松山也收了很多身障生，有肢障、多重障礙等等，所以也需要很多輪椅、代步車之類的，我會覺得好像是城鄉差距的感覺，從基隆到台北，會覺得這裡的老師比較有經驗，是前會先溝通要怎麼樣進行教學，也會花比較多時間。　　台大的問題是校園太大交通可能比較麻煩，然後很多校舍是舊校舍或古蹟，所以無障礙建設會遇到很多障礙，古蹟有維護法規，無障礙空間也有維護法規，所以比較難修改，像我們社科院比較新的系館，就比較容易被揪出來改善，比較舊的像文學院、戲劇系館、校史館等。

問：學校在軟硬體部分，有哪些是比較友善或不太友善的？

答：大學後發現教室要容納很多人，在教室裡穿梭比較容易碰撞，但如果把人家東西弄倒會比較麻煩，也沒有那裡特別友善；可以一提的是普通102或103教室中等大小，四個位置左右就能走到，不像博雅就八個位置連載一起，坐邊邊裡面有人要進出就很麻煩，普通有幾間就四個四個分隔的很方便，而且插座好找，我們需要用電腦上課。　　一些當在放一些影片時會注意我有沒有辦法理解，會在我旁邊提醒或是講解內容。幾乎所有老師都滿好溝通的，確定會選課之後，大部分老師也很願意每周的投影片或需要的資料都提供給我，讓我在自己的電腦上面閱讀。　　考試的部分，老師也願意提供電子檔然後讓我在我的電腦上作答，再傳答案給教授。當初有比較大阻力是在上普通心理學的時候，我不知道是因為考卷版權的問題，還是他比較沒有接觸過視障者的經驗，他很堅持使用報讀的方式，讓助教念題目給我並由我口述回答，並讓助教直接代筆寫答案。這樣我會比較不習慣，因為從高中開始就比較少遇到這個問題，大多都是用電子檔作答。那次還好只有選擇題和問答題，那假如是申論題的話可能就會無法適應，用說的方式很難修正答案且很難記得之前寫了什麼。

問：想再更近一步問你在台大生活的感受？在台大上課時有沒有什麼其他不方便的地方？主要就是想要問無障礙空間的建置有那些問題、如何改善等等。

答：我先講我的經驗，以修課來說，會因為空間的限制所以有些侷限，我之前對於人類哲學系的一些課有興趣，可是一看發現在水源校區，醫學院那邊有校車可以接送往返總區，可是水源校區就不知道如何過去，發現真的很麻煩，而且我們系上又比較少人會去那裏修課，沒有辦法幫忙我。學校在這方面其實是有管道可以申請小幫手的，跟資源教室申請一些人力，但有時會覺得程序很繁瑣，另一方面又覺得申請來的人力會被綁著，一堂課可能三個小時，時間上又要跟他配合，感覺雙方都會很麻煩。　　另外，有些教室需要經過很窄的通道，像博雅103教室外面的那個斜坡，斜坡一下來會到103的另一個後門，開的時候會擋到斜坡道，需要費力轉進去，後面又是一排桌椅，據說那個斜坡道的寬度也不夠，可能發生輪椅會卡住等問題。之前在總圖還有聽到書架間距比較窄的問題，拿書找書、動線安排等都會有問題，假如要下去地下室一樓，要先走到很後面搭電梯再繞到最前面、進到學習開放空間等地方，動線並非完善。 

問：圖書館有設置針對輪椅的學生拿書的安排嗎？我自己很少看到用輪椅的學生進到圖書館。通常是不是都叫人家借？

答：恩，通常會請別人幫忙。可是可能會有一種狀況，就是有些平常想看書但沒有明確目的，一般人可以在書架間走一走覺得不錯就拿起來看看，可是像身障學生就沒有這樣的機會，而且也可能會有學生希望可以在圖書館這樣的空間閱讀、學習等，身障學生也相對被剝奪這樣的權利。

問：台大的導盲磚是否做得不徹底？

答：第一是設置太過零碎，第二是使用率真的很低。因為像我們自己走會用其他的標的物，牆壁、人行道等作為判斷點，本來就很少使用導盲磚。國外有許多例子也開始嘗試不同的方式，在路線的邊緣做一些零點幾公分的落差、突起，因為在走的時候只要用手杖打到就可以走直了，不一定要鋪到整個導盲磚。說些題外話，有些導盲磚根本一無是處，以前滿有名的是在大安森林公園，做了一個圓形繞一圈的導盲磚，根本沒有無障礙的意義，只是為了搭配旁邊的景觀。而太過破碎的問題則是有些地方一小段有、突然不見之後又跑出來，或者導引到死路、牆壁等等，完全不堪使用。

問：學校或學生部門、團體有哪些部門是有在處理校園無障礙環境與空間的議題的呢？

答：通常，如果是以空間或環境來說，一個是總務處，一個是校規小組，總務處應該是要掌管這些的業務；如果是學生的話，我知道有幾個學長他們在弄，一些提倡身障權益的團體。　　然後我們資源教室那邊本身會有一個學生組織是「蟾蜍社」，原名應該是「身障學生權利促進」之類的名稱，他是由資源教室裡面的學生去主持的。可是他比較多的會是重視校內身障生的一些支持，所以他會辦滿多的自強活動、或是一些支持型的團體活動，目的是幫助新生比較好適應，讓舊生之間得到一些情感上的支持。比較少去做去倡議或是一些權利面的推動，就還是需要一些其他團體或老師的帶領才會出來。

問：你經過社工系的學習，對於身心障礙者的處境，或者是遇到的難題，有沒有跟以前有不一樣的想法？

答：以往的障礙經驗會讓我覺得，「障礙就是你自己發生」，你頂多就是追溯到你個人的家庭。但是進入大學、進入社工系以後，會發現它是一個...社會性、公共性的命題。因為你身體上的障礙只是一個源頭，但是這個源頭可能會被拉大，拉大的主因可能是來自於社會建構了一些觀點，或是一些偏見、歧視，或者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可能有一些人本身就帶有一些誤會，或是他對於身障群體的不了解，所以他沒有辦法、一時沒有辦法去接受你，因此造成很多衝突或者是誤會。　

問：你認為學校、學生還有身障者，三方的理想互動關係為何？

答：我會希望在這個學校裡面，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你不用去區分「學生」與「身障者」，就像我們有時候會去挑戰一些醫療體系，比如說一個身障者去就醫，醫生到底看到的是一個「身障者」還是一個「病人」？還是醫生看到的是一個「人」到他面前。就是，有點像前面講的「普同」，如果我們今天做的夠好的話，說不定這個身障的學生，可以跟一般人一樣，不會感受到什麼障礙，他想要有什麼樣的教育資源，他就可以得到；他想要滿足什麼樣的教育需求，他可以滿足到。不會因為自己身體的限制，或是校園空間的不友善，而造成障礙。因為我也相信，不是只有學生會面臨到身障的狀況，像是一些教職員工，他可能因為年老的關係，造成一些障礙經驗過。所以我覺得，這其實滿常態啦，障礙其實對每個人來說都算滿常態的，因為你可能換個角度想，你今天，左撇子的人，你在某個空間裡面，你也會覺得你是有障礙的，你在沒有左扶手的桌子時候會覺得是有障礙的。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尊重彼此的多元跟異質性，然後如果在公平的條件下，給予彼此應有的發展空間。

台大女研姚惠耀：走在性別探索的長路

◎曾聖雅

姚惠耀
彰化人，歷史系三年級，現為台大女研社長、台大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曾就讀成功大學歷史系，當時擔任成大性別社團「TO．拉酷社」社長。

與性別議題及台大女研的淵源
　　「最初會對性別議題感興趣主要源於個人身分與性別上的摸索與認同。」高中出櫃後被排擠、霸凌，且身邊沒有同志朋友，又因家住鄉下，很難北上參加同志活動，僅透過少許網路資源摸索，大學後開始參與同志遊行、認識多元性別族群的朋友，但直到大一下修習成大台文系的課程，才對性別及其他社會議題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探索。之後加入「TO．拉酷社」擔任社長，參與過許多性別議題討論與運動，但仍感覺受限於中南部、成大，較北部大學缺少性別資源：民間團體或學生社團皆不多（臺南當時只有成大有社團，其他學校一直未能成立)，課程也少（甚至稱「兩性」而非「性別」）。轉學進入台大時，得知性別相關社團非常多，性質內容各具特色，想以學術為主而選擇女研社；另外也由於修課認識系上同學——前任社長王郁婷，在人際面接觸到女研社。
　　TO．拉酷社跟台大女研雖然都以性別議題討論為目標，但前者是規模較大、面向較廣的綜合性同志社團（現在大學同志社團普遍由多元性別族群共同組成），並兼具各項性質；後者則較專注在議題討論，少有聯誼、活動。「女研社討論主題視社員興趣而定。可從不同學科、生命經驗來認識性別，是最吸引我入社的原因。」

談台大女研的誕生與組成
　　台大女研1988年成立，[1]一方面受當時臺灣婦運潮流影響，另一方面則因校園內常跑街頭的異議性社團如大陸社、大學新聞社裡女性聲音比較少，因此有一群想成立女性專屬社團、討論女性議題的同學在婦女新知[2]等社會團體協助下成立了「台大女研」。她們意識到整個大環境及社團中似乎都是男性在談論乃至主導社會、政治等議題，女性都是端茶的角色，甚至野百合學運也出現這樣的現象，引起性別關注人士的批判，於是不少大學如師大、東吳等皆陸續成立關注女性的社團，有說法稱台大女研也生於這波浪潮，但其實台大女研在之前就成立了，也就是更早意識到異議性社團內性別不平等的分工現象。
　　台大女研曾限定僅女同學能入社，拒絕男性。由於著重女權議題，希望塑造一個社內專屬女性的討論空間，或許認為有些事情男人在場較難開口；其實現在社內還有延續成員分享時會談自己人生經驗的傳統，因此可猜想當時為何對此有所顧慮。至於開始收男性入社的具體時間不太確定。目前社內有各種性傾向的人，也有社員具跨性別氣質，「但這種分類畢竟有侷限，就算身為異性戀也可能會想有新的嘗試。」會加入台大女研，不論自身性別為何，應該在生命歷程中多少都有受到一些性別的歧視、壓迫，或感知環境裡存在相關問題，像為什麼男生不能哭、男生要常常去搬東西等，「這些經驗或許會讓人理解性別議題是和自己切身相關，而不只是屬於同志或女性的議題。」

校園性別經驗與議題討論
　　在彰化鄉間讀書時，其實性別霸凌與歧視屢見不鮮，因為那邊的性別資源就是比城市少，到了成大或台大，這樣的情況就較少見，「我都有出櫃，在言論或肢體上都沒有遭受過明確的攻擊。」不過普遍而言，大學生的性別意識還是不足，許多異性戀或男性彼此對話之中仍會不經意透露出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與歧視，常常在宿舍或吃飯時聽見。
　　「或許，未遭受明確的攻擊與污名，原因可能來自潛在性別歧視者追求政治正確。」習於政治正確後，他們雖然不會刻意去歧視，不過其實對性別、性少數的瞭解可能層次較低，但也不會願意再更深入瞭解，恐怕反而減低他們對於性別議題的敏感度和接觸頻率，「討論度降低時其實是更危險的事，因為整體的性別文化並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關於『女性權益已經都沒什麼人在談』這件事，某種程度上來說的確如此。」[3]（同[1]）因為許多政策和法律已經制定相對完善，婦女運動在這方面比較沒有明顯的施力點，婦女新知或一些團體都轉型成關注受暴或離婚婦女，而不像過去直接上街頭抗爭，但這不代表婦女議題及那些迫害都真正消失了，只是現在比較多體制內可以走的路，所以給人的感覺較不活躍。校園也有類似的情況，像是現在仍然會發生校園性暴力案件，但因體制內管道處理，比較不會在校園引起討論與關注。但整體性別意識有逐漸提升，學生輩認為性別是可以並值得談論的，以前可能認為性別只是小題目，但現在的研究也越來越多，特別是女權方面的研究。
　　「如果要找到一個改變的方向與著力點，或許可以試著這樣理解：不同時空背景下都有不同的性別議題產生，規範、制度與法律都不斷和整體社會價值的改變在互動，當人們意識到有這個法律或規範之後便被動接受而不敢逾越，但還是會從其他比較幽微的路線去抵抗，在某些場合他們還是會從幾個層面去凸顯所處權力位階的立場。」性別問題始終存在著，只是以不同形式發生，應該要持續激發新議題或運動才能持續走向平權與開放的社會。

談女性主義發展與瓶頸

姚惠耀女裝參加同志遊行
（來源／台大女研）

「女性主義並不是一個很明確的概念，它跟後殖民、後現代主義等不一樣，它是複數的概念：自由女性主義、馬克思女性主義、烏托邦女性主義、女同志女性主義……有非常多的流派和分歧的聲音。」儘管不同的女性主義各有其主張與方向，但我們仍可試圖理解某些部分。首先，女性主義不以本質論、生物學的說法，認為男女兩性有天生的差異。但並不代表女性主義認為男女是一模一樣的，只是社會太強調男女「大」不同了，例如是否男性一定喜歡穿褲子、一定喜歡理科等，這些都是對「男女二分的性別」加以社會化的結果。因此，女性主義者會思考如何破除性別二分、去性別化。然而，男女仍舊有些差異，特別是女性的月經、懷孕等，但社會以負面去看待女性身體：認為月經汙穢，女人不能進廟；認為懷孕造成麻煩，而解除孕婦的工作職位等等。
　　女性主義內部仍有分岐，諸如對性的相關議題，以台灣來看，性工作爭議不休，如今中央政府將爭議丟給地方，讓地方政府成立專區，但地方政府往往為了選舉，而不敢成立專區，讓性工作者必須躲躲藏藏，且不受保障。「我對女性主義理解有限，尚在學習，而酷兒理論也是另一個性別研究重要理論，若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一起來女研社討論。」

體認差異、衝撞主流才能促進平等
　　「我們常以男、女，同性戀、異性戀，等二元區分理解，但以情慾流動的說法，我們的性別特質與性傾向是可能改變的。」然而，異性戀和同性戀等不同社群，因為面對的社會處境不同，而發展出相異的文化，以男同性戀社群和異性戀社群為例，兩者的愛不一樣，「這樣的差異可能源自於個體上，比如我跟A的性慾對象不同；或者是在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下我們會遇到的問題不一樣，像A可能可以公開尋找伴侶，而我可能就只能透過網路上或比較私密的平台去形成交友圈，所以我們會有的互動相較於他們會產生許多差異。」
　　很多人宣稱男同性戀和異性戀的愛是一樣的，婚姻平權運動的主要論述也如此強調，但此講法有過於簡單的嫌疑，大部分人對「性」、「愛」與「關係」的態度其實是非常異性戀式、父權式的想像，而忽略主文化與次文化依舊存在的差異。異性戀與男同性戀不只是愛的對象不一樣，連愛的方式也是，異性戀的愛是比較可以公開談論的，發展形式也是公開化的牽手逛街、在大庭廣眾下告白等等，男同性戀的愛可能會被批評說比較偏重性、比較肉慾等，在圈內形成一套文化，而此文化脈絡與個人認同及社會結構有密切關係而互相影響著。「處於社會體制與架構中的我會受到影響，而我又試圖去衝撞或反抗，所以我去尋找其他價值存在的過程中可能就會形成另外一個次文化圈，試圖推動、衝撞整個主流性別文化，促進多元性別平等。」
　　另外，親身的差異體驗與學術討論並非毫無關聯，而是相呼應的實踐或嘗試。今年10月的同志大遊行，戴假奶、穿女校制服上街，試圖體會跨性別者的處境，「走在路上，一堆人目光投向我，試圖在一個穿著女裝、有胸部、短髮、微陽剛、鬍渣的身體，尋找我的真實性別。」嚴格來說，透過這種扮演能達到的「體驗」微乎其微，不過顯示出所關懷的議題不僅是女性、同性戀。跨性別雖然長期被與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並稱LGBT作為多元性別族群的集合名詞（現在有更多種說法），但特質、面向與其他三者不大相同，常遭誤解，甚至受同性戀及異性戀歧視、排拒，處境更加邊緣。「男同性戀社群為撕除娘娘腔之刻板印象，使其性別特質符合主流要求的陽剛，對陰柔特質的同志或跨性別族群往往更不友善，有些跨性別者其實更不喜歡出現在同性戀的場域。」
　　「只要有壓迫與歧視存在，運動就不應該結束。」正視這些差異，去理解並將之於陽光下攤開，在公開場合展示、討論，才能真正朝平等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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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9年台大女研社長柏豪曾提到相關的說法。〈台大女研社　尋找男定位〉，《生命力新聞》。2009年5月24日。
[2]婦女新知基金會

真正的故事都是誤打誤撞──從柬埔寨到坪林金瓜三號的胡庭碩

胡庭碩，臺大法律系，社會企業思考者、專業講者，出生就帶有脊髓性肌肉萎縮症，認為它是人生最好的導師，現在是坪林金瓜三號創意空間合夥人，致力推動坪林田野創意設計服務。

（攝影／洪姿宇）

◎洪姿宇

麥克風交到我手上了
　　我們很常聽人分享他們完成某件事的過程，但那些有趣、有意義的事其實都不是出於自己突然閃過的念頭。真正的故事都是誤打誤撞，剛好發生、遇到，動手做了以後，一點一點往某個方向走，最後慢慢地到了那條路上。
　　我會了解社會企業、去各地演講社會企業的概念，到後來創辦社會創新巴士，就是這樣一件事引發後一件事完成的。師大教育系大三時，我重考到了台大，加入臺大不同凡響社（Net Impact），大一暑假，朋友想去柬埔寨做志工，就找我當教育長；那時的想法很簡單，反正給自己一個經驗，就加入團隊，去了柬埔寨。
　　我們在柬埔寨做社會創新的教學，希望能推廣具社會家精神的活動。兩個月來帶專案、上課、討論，學生包括高中生、大學生，甚至僧侶、計程車司機，希望柬埔寨人能發現社會問題、而後能動手改變，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簡單的行動，自己都不知道能達成什麼，但最後卻出現非常感動我、甚至成為我生命轉捩點的成果。
　　課堂上一個十七歲的柬埔寨男孩，有一天竟然在臉書上寫道： “Now I want to change Cambodia.” 「我想改變柬埔寨。」然後在課程結束後，動手做了一個「改變人生的大富翁」遊戲，遊戲中每個格子裡都有一個問題，玩家要回答這些問題；其實那些都是「你是誰？」、「你想過什麼樣的生活？」、「你想去哪裡？」或「今天喚醒你的不是夢想，那是什麼？」這樣類似勵志小語的問題，因為他覺得在柬埔寨，大家都沒有仔細思考過自己想要怎樣的人生，假如每個人都能在年輕時好好想過這些問題，柬埔寨就有希望。
　　聽起來有些八股吧？如果你來玩這樣的遊戲，你會認真回答這些問題嗎？
　　但這個孩子自己找老師借時間，在6個班級上玩了這個遊戲，大家的反應非常熱烈，每個人都非常認真，還彼此交流想法；那裡一個班有60個學生，也就是說至少有360個人因為他，被逼迫思考過自己人生的意義，就算只是一瞬間的思考，都是個開始。
　　我自己都沒想過竟然可以這樣玩遊戲。
　　或許那些在柬埔寨的日子裡，我們沒帶來多少具體的改變，但至少課堂上有19個人因為我們而改變想法，那才是重要的。
　　回台灣後，有人找我們演講分享在柬埔寨的經驗。事實上我很心虛，去了趟柬埔寨，才明白自己什麼都沒有，根本不值得我來講；但今天老天爺將麥克風交到我手上，與其讓這些東西跑掉，不如把它接下來，讓更多人知道社會企業的內涵。為了讓自己成為更好的講者，所以那段時間我遍讀遍社會企業相關書籍，重新裝備自己，因為這樣，才有了後來數十場的講座和創業經驗。
　　故事就是這樣慢慢形成的，一直以來，我都是藉著別人給的幫助、機會，從台大不同凡響社、專案、柬埔寨、到後來和「尋找一個公平的夢」團隊合作、帶創業工作坊，一個牽著一個，一路走過來。

社會創新巴士之後
　　社會創新巴士是種旅行式學習，每天一個議題，環島到各地參訪、田野調查、小組討論，我把它當作社會企業的精神，而不是個計劃，因為計劃結束就結束了，但精神是可以延續的。
　　比如說，社會創新巴士中，有個社會企業家論壇，但觀眾、學員想在論壇聽到什麼？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學員自己來問問題。所以我們辦了「社企家來早餐」的活動，學員以十人為一組，到社企家平常工作的辦公室，和社企家一起吃他平常吃的早餐；構想很簡單，一旦讓社企家脫離平日工作的場域，站在講台上，某種程度上他就再也不是社企家了，只有讓學員在現場親眼看工作的環境、實況，才能第一手掌握、感受社會企業真實的情況和運作的概念。
　　現在我在坪林的金瓜三號民宿，就想延續「社企家來早餐」的活動，在金瓜三號辦「社企家來晚餐」，讓每個人用坪林在地的食材煮一道菜、帶一個問題來，和社企家面對面交流。
　　坪林是產茶的地方，我在那裡推動服務設計思考，希望把年輕人帶到田野，進到農村裡真實工作、觀察，特別要向坪林人學習、訪調。MBA有實習，做公益、做服務也該有實習，只有先了解地方真實的情況，才可能認識問題，然後才有解決問題的機會。到了發表提案的時候，再邀請在地的茶商參加，可能第一次聽，覺得提案莫名其妙，不過如果第二、第三次都聽到同一個概念，也許會開始思考改變和轉型可不可行。除此之外，活動對下一代的影響也很重要，當孩子看到不斷有人來向父母、長輩請教，是不是就有可能看到、重新思考上一代工作的價值？
　　社會創新巴士計劃已經結束了，可是它的核心理念一直還在，我一樣用這樣的精神繼續做我想做的事。

別當只排十分鐘隊的人
　　很多時候，我還是忍不住惋惜沒多花時間在學校裡。
　　看著臉書上的同學們揪團吃飯、出遊、畢業旅行的時候、想到以後畢業辦桌會不會有人邀我的時候、提到穿學士服拍畢業照的時候、看到大部分大學生生活樣子的時候，說我不覺得可惜，那都是騙人的。
　　但我就是在忙著辦培育計劃、辦工作坊、工作營，我真的沒有時間。
　　我不會後悔，只是要學著排解這些情緒。不管做任何事都有犧牲，我犧牲的是學生生活。人生的選擇不是那麼理所當然，一定充滿各種複雜的情緒、爭執、衝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但在追求這些前先問問自己，我的犧牲何在？如果不願意付出、選擇、犧牲，當然不可能完成想做的事，沒有一樣都不少，卻什麼都得到的道理。
　　我覺得，不知道想做什麼，就代表嘗試得還不夠多。比如逛遊樂園，排隊的時候，其實你不一定真的想玩這項遊樂設施，可能因為陪朋友，或是排隊的人很多，所以跟著排，也可能是因為網路上很多人推薦——什麼時候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心想玩？要等到排著排著，到了隊伍的中間，看見遊樂機器的時候，才會明白「哇！看起來很好玩！」或「好無聊我們快走吧！」，而決定留下還是離開。
　　最怕的是，你一直都在排隊。如果只排了十分鐘就覺得好煩、好無聊，不想排了，最後離開去找其他項遊樂設施，那麼你就會不斷在排那短短的十分鐘，到最後什麼都沒玩到，什麼都沒得到。
　　所以，一定要至少把事情做到五十分，到那時才能判斷這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真正的自己
　　因為身體不太方便的關係，遇過許多熱情想幫助我的人，但有時我們真的太慣於用自己想像的方法幫忙別人。有次我應某社團邀請，到一棟大樓演講，演講地點在六樓，但社團的同學忘記請警衛開電梯，一發現這個情況，馬上有人說：「沒關係，胡老師，我們有很多男生，我們抱你上樓。」但我回答：「可以請警衛開電梯嗎？」
　　最後電梯沒開成，那堂社課從六樓移到一樓，我在草地上演講，過了愉快的一晚。當然，相較於讓同學抱我上六樓，到最後大家氣喘吁吁，我寧可和同學一起坐電梯，過程還可以從容聊上幾句。大家的立意絕對是好的，也都非常熱情，只是若能在幫助別人之前，多停頓一下，想想對方需要什麼，或者，先問問對方希望你怎麼做，找到一個讓彼此都舒服的方式，那才是體貼、有意義的好意。
　　大家都很容易對站在台上的人投以不可思議的眼光，但這只是個人選擇的工作而已，沒有什麼樣的工作就特別了不起，幸福或成功的可能性也不是只有一種。其實真正的我是更軟弱的。因為害怕失去，所以努力做著這些事。其實人本來就是複雜、不完整的個體，有勇敢堅強的一面、不願人知的一面，也有柔軟需要依靠的一面，到底能不能認清自己，然後接受自己原本的樣子，才是大家該思考的。我不是超人，每個人都一樣，在脆弱的時候，所有面具都會瓦解、掉下來，這都像在提醒我，自己本質上就是一個需要幫助的人，但就是因為一路上受過這麼多人幫忙，所以我才這麼希望能在自己沒有跌倒的時候，為社會多做一點事。

我叛逆 我關懷 我改變──專訪社企人徐凡甘

◎黃意堯、羅盤針、張欣嘉

　　為了晚上的採訪，記者較約定時間提前二十分鐘抵達公館一間咖啡廳，卻發現受訪人已正氣定神閒地吃著主餐。他是徐凡甘，二十二歲，NTU Net Impact 不同凡響社幹部，曾任台大證券研究社社長、活動「城市浪人」創辦人，此外也是禮物公民、Biz Pro、傑克魔豆青年社會創業工作團隊一員，是個兼具企業思維與社會關懷的「社企人」。

社會關心的萌芽

　　國中開始，徐凡甘面臨大大小小的困難，從需要洗腎，到得知母親罹患癌症，好幾次他覺得輸在人生的起跑點上，而且是怎麼追趕都無法趕上其他人，為此他曾經感到痛苦沮喪。因為這些原因，徐凡甘的高中，多少有點自卑的陰影，但他選擇樂觀開朗的對這個世界展開微笑；加上每當生命遇到瓶頸時，總是遇到貴人，協助他度過難關，他也發現有許多洗腎的小朋友，了解到很多人比他需要受到幫助。因此想要嘗試看看：能不能透過自己堅強不放棄的故事，去鼓勵其他在生命中遇到困境的人，使他們對於人生和社會，能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高中時，徐凡甘參加校刊社────《建中青年》，在《建青》的一場慰安婦講座，看到許多二次大戰時被日本政府強迫送上戰線、受軍隊欺負的婦女，描述當時的種種不願與痛苦。當時在台下聆聽的徐凡甘，心想，「難道我不能為社會做些甚麼嗎？」。而這次的經驗，激發了他想從關心社會去幫助他人的想法。

認識社企及實踐

　　因為過往的經驗中時常受到周遭的幫助，他一直有個理想：盡自己的一份力發揮影響，並能透過某些實際的行動帶來改變。就好像一般的青年一樣，他雖然懷抱理想卻不清楚能夠透過什麼的方式。從升上大三那一年的暑假過後，參加了台大的不同凡響社，慢慢認識社會企業這樣的概念：從反思自身的價值開始，也認識周遭的世界，了解這個環境需要什麼改變，結合商業模式，進而創造改變、實踐理想。「好像散發著刺眼的光芒一樣」，他如是形容當時自己認識社會企業時候的感覺，幾乎認定了這樣的事情會是自己一輩子的志業。一次在資源教室裡結識了社團裡面參與社企的同學胡庭碩，後來因緣際會下，又認識了AIESEC台大分會的活躍份子高瑋呈。三人因為志趣相同，就一同籌畫接下來寒假的柬埔寨之旅。

　　他們在當地和許多婦女合作，運用廢棄的水泥袋製作各式商品，結合幾個柬埔寨設計師的巧思，回台之後成立「禮物公民」。「在宣傳上，我們本來以『柬埔寨單親媽媽』稱呼當地工作團隊裡的婦女們，但在後來刻意改稱為設計師，因為我們認為本質上這個名字才是符合他們工作的身分。」不同於其他社會企業常用的手法，希望不只能夠給當地的居民「魚竿」，更是教導他們如何經營一個「魚罐頭工廠」。透過實踐的過程，他更加確信這是他想要走的路，「雖然陳腔濫調，不過這大概就是『施比受更有福』的感覺吧」。

城市浪人：改變的開始

　　城市浪人計畫，是期許人們找回城市失去的那種，人與人之間本來應該存有的感情，想透過結合獎金獵人的競賽模式讓學生發想創意並行動，來實踐這樣的價值。「其實這本來是領導學程教授所出的功課，剛好和我們本想做的事情可以結合，所以就開始了。」徐凡甘和幾個同學用極短的時間腦力激盪，在幾個月之內就招集了將近兩百個台大學生參賽，「最不一樣的地方大概是宣傳的方式吧，我們用空白的板子請周遭的同學寫上他們心裡認為的流浪是什麼，之後在社群網路一傳十、十傳百，加上本質上夠有趣，活動就辦起來了。」今年所辦的第二屆城市浪人範圍擴張到桃竹苗和宜蘭地區，人數更成長到將近三倍。

　　「城市浪人其實只是一個開頭。」徐凡甘表示這是一種改變的開始，他希望能夠把影響的時間拉長，不只是競賽的期間，更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總統教育獎：肯定與改變

　　因為身體狀況，他長期受惠於台大資源教室的服務，輔導老師從前年起就鼓勵他申請總統教育獎；然而，最初徐凡甘本人並不是特別願意報名。長久以來，由於自卑和好強，他總是用樂觀開朗的表面隱瞞病情，不願自己的故事為人所知，但在經過大學生活一連串新的刺激、遇見特別的人、參加意義重大的活動及企劃之後，他漸漸有了不同的想法。比起前兩次較為被動地參與，這次他自己也有想獲獎的積極念頭，期望藉這個肯定給予自己力量，進而感染更多的人。今年四月，徐凡甘獲獎。這件事為他打了一劑強心針，證明他無須以自己的疾病和人生自卑。

　　不過肯定帶來的改變遠遠超乎想像。名單公布後一小時內，媒體迅速聯絡上他，爭相詢問著他的身世背景，往事翻箱倒櫃地被抖出來，除了病情，家人的狀況也被攤在放大鏡和鎂光燈下檢視，面對這些並不是容易的事；平日朝夕相處的人們十分震驚，一時不知如何看待他，而徐凡甘自己也還在適應這般赤裸裸的新生活。此外，獲獎後不少機構邀請他發表演講，使他一次又一次重新整理、分享自己的人生，他因而在過程中找到屬於那段酸苦日子的價值：成為別人樂觀與付出關懷的動力。

　　他自覺在某種程度上已是公眾人物，也知道社會上有人狀況和他過去近似、甚至更糟，因而對自己有了更高的期許，希望能成為典範，讓人們能堅持、不放棄，把生命活得更好，並且為環境和群眾付出。他認為，這是那些苦難最大的意義，「不然，我真的找不到理由，為什麼老天要讓我生這個病。」

徐凡甘看「社企」

　　擔任不同凡響社幹部的他，對「社企」抱有許多想法與堅持。在我們談到他如何看待社企時，他思索了一下，說他可能無法用文字來準確的形容現在他對社會企業的想法，因為在親身參與社會企業後，他認為社會企業是一種精神：不需拘泥於「企業」，是一種可以實踐於生活中的態度，只要願意親自嘗試，即能獲得滿足、改善社會環境的生活運動。

　　徐凡甘還談到，大部分人在參與社會企業時，或許多多少少都會抱持了點榮譽的心情，但在某次參加了山口繪理子的演講中，聽到了些勉勵他自己的話，「從事社會企業的人不該自稱是社會企業，而是要等到作出一點點收穫時，有幸被別人稱讚「社會企業」時，才算是真正的『社會企業』。」訪問的最後他以這句話形容社會企業的精神，他說：「或許就是叛逆吧。叛逆，才會不同；不同，才會改變世界。」徐凡甘認為，不必為「社企」做太多敘述，因為在實踐的同時，已經做了最好的詮釋。

社企不是唯一的路

　　別人眼中現正為設計企劃及經營社企忙碌的徐凡甘，對於關心社會的方式，想法很簡單——從自己出發，先去思考追求的價值為何，找到環境中哪個部分是自己感到不平而渴望改變的，因為每個人敏感的層面、領域皆不同，自然會發展出多樣的作法，例如社運、志工、媒體……，而這些都能對社會有所貢獻。社會企業最重要的不是執行模式，而是願意去關懷，以及富創意又實際地行動。

在「行動」與「認同」之間──專訪Giyav Salingaulj（魏奕杰）

◎陳亭瑄

Giyav Salingaulj（魏奕杰），來自屏東排灣族來義部落，為台灣原聲帶社前社長，目前為雙主修社工系與人類學系之大三生。

Giyav Salingaulj這個名字，有特別的故事嗎？

　　Giyav是我上五代的曾祖父傳下來的。我們家其實不清楚這個字的含意，只聽別的部落說過和光明相關。

　　我們那裏頭一胎生的兒子，由女方取名，所以我的名字是外公給的。我爸屬於平民家族，但Giyav是很有身分的一個名字，外公當初還和我們那裏的貴族溝通過，才能將這個好的名字傳給我。　　

　　來義部落算是封閉，但就語言上，我們受漢人影響很深。從我爸爸那一代──應該說，從有接受國民教育的那一代開始，雖然他們母語還是很好，但因出外工作，在家也習慣用中文對談。所以我自己在外念書時，會希望別人稱呼我Giyav，但回家反而是被「奕杰、奕杰」的喊，很有趣。即便奶奶平常講母語，在面對孫子時，也會自動換成國語，就像大家講閩南語的阿嬤一樣。

你在部落裡使用母語的機會也不多，那麼是在怎樣的契機下，你開始尋回自己的母語能力？

　　是大學才有點練起來的。國小有耆老來跟我們上會話和童謠，但小孩子嘛，會調皮不想學，所以那時成效不彰。之後我去平地的潮州國中念書，他們也有母語班，用原民會的黃色大本子，教統一版本的排灣族語。但其實每個地方的口音都不一樣，有時回家跟我媽說族語，她就會說「ini a maitazua qivu nitjen（我們那裏不是這樣唸的）……。」升上屏東高中後，只有一次為了演講比賽和舅舅學，但也是硬寫出一份稿子，很制式化的練習。直到大學回部落鄉公所，幫忙開發獨居老人個案，須強迫自己用母語和長者們說話，那時才覺得自己在學的母語，是真實而生活化的。

想請問在莫拉克風災前後，來義部落所經歷的事。

　　重建真如表面看來的快又好嗎？
　　那時是父親節，所以我有回家，第一次感覺自己離天堂這麼近，我媽那時還說「沒關係，就算我們真的沒有被救出去，我們全家人都在一起。」所幸後來有人發現日本人留下的古道，我們便沿著古道從後山走下來。我記得我舅舅那時是沿著古道跑來抱著我媽大哭的。

　　之後很混亂。本來我們擠在忠誠營區，沒想到又一個凡那比風災，部落下面又有一排的人沒房子住。我們正覺得不能這樣下去，開了很多次部落會議，這時有紅十字會和慈濟兩個團體，和政府的政策一起進來，我們便確定開始蓋永久屋了，在原部落下面的地方。

　　原本規定被分配到永久屋，就必須放棄原本山上的房子。但他們其實還能住，我們不願離開那片土地，只是在汛期被迫下來接受安置而已。加上我們沒有永久屋的土地權狀，只擁有使用權，這對我們是沒有保障的。和政府僵持不下的結果，最後兩邊都可以住，這算是當時部落唯一自主發出的力量。

　　整個過程其實嚴重忽略我們原住民……至少排灣部落，原本的精神。以前遇到集體遷移，是由頭目主持部落會議，讓大家看找到的地點是否適合，頭目大略安頓好一切後，我們才跟著一起過去。而不是那樣純政策性的指導，強制大家通通搬下去，誰有需求，就抽籤決定分配到哪一間，沒抽到的人就等候補。至今也有很多研究在討論，災後的重建和復原，真如表面看來的快又好嗎？或者有些癥結點，我們沒有發現，導致一切只能順應政策左右，我們無從選擇？

　　之後大家漸漸疲於和政府溝通了。原本很大的反對聲音都慢慢褪去，大家傾向接受政府的處置，到新來義社區穩定下來。山上的舊來義，生活機能幾乎完全消失，只有老人堅持留在上面，所以獨居老人的個案，大多在舊來義那裡。他們生命和土地連結的那種感情，是我們無法想像的。凡那比風災時，來義全體強制撤村，但我爺爺自己躲在我們家三樓屋頂上。不管我們怎麼拉、怎麼帶，他都不要，他就是不肯下來。

　　我們都不知道換來的代價是甚麼
　　五十多年前，國民政府曾把我們遷下來，說要開採相思樹，還有要改善我們對外交通什麼的。後來有人發現，那波在風災後發生危險的部落，都是政府遷村後的地點，原鄉反而沒受到什麼影響。後來我vuvu（奶奶）用母語跟我說──我印象一直很深刻──ajlja pana，sengelit ta nimadju djalan a sicuwayan，那條河，會想念他原本的路。我才恍然大悟，我們遷來的地方原本是一條河，我們之後蓋工寮或種種的開發，其實是不斷往河道的方向逼近著。

　　還有另一個故事。有些歌是祭典外的時間不能唱的，但那時原住民電視台來部落，拜訪頭目和耆老們，希望收集這些五年祭歌曲。當初部落非常反彈，但最後卻妥協了，我也不敢追問為什麼，總之老人家們錄了那些歌，然後就在那一年八八風災。這一直是他們心裡很深沉的痛。或許的確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因為我們都不知道，僭越文化的神聖性和禁忌之後，會換來的代價是什麼。

為什麼你會來臺大念書？又為何選擇了社工系？

　　其實我從沒想過自己會來這裡，從來沒有想過。小時我對音樂、舞蹈比較有興趣，那時報名了街舞班，後來某天下午我在洗澡，我媽突然在門外對我說，Giyav今天不用去跳舞了喔，我已經幫你報名補數學了。

　　結果坐在教室裡整個傻眼，我完全不知道老師在說什麼，很挫折很挫折，好像到了另外一個空間裡，周圍聽得懂的同學都是外星人。

　　後來我才慢慢理解，現在原住民的家長，大多從事勞力工作，所以會希望子女更融入整個教育的求生制度，將來不要過跟自己一樣的生活。我媽總說，「你要跟外面的孩子拚」，將來面對的人，絕對不會和部落的孩子一樣。那時我也不怨我媽，因為我自己也覺得，對，我要用功念書，才能得到好的工作，我不想像只跟爸爸一樣作鐵工，如果能像鄉公所的那些長輩、學校老師或警察一樣，那該有多好。

　　八八風災時，我面臨很現實的升學問題，壓力很大，沒辦法投入部落。但我一直掛念部落的消息，知道有科大的社工系教授來參與我們的重建，希望我們能發展出災後博物館或生態觀光，像桃米村那樣子。我原本跟同學一起去高師大念心輔，是那時才認識社工這門專業。然後教授告訴我，如果對災變社工有興趣，可以去臺大找那個誰誰誰，「臺大」兩個字，才第一次出現在我生命裡。我開始查很多資料，想去臺大念書，看能否為部落帶什麼回來。

　　也是那時才開始接觸到議題，發覺原來有這麼多的不公不義，自己卻一直渾然不知。其實部落的人，不會有要認識議題的認知，就是順應的過生活。直到看見外界的狀況，或是直到生活真的受到迫害，我們才會發現，自己跟別人一直是不一樣的。

雙主修人類學系的原因是？同時面對社工學與人類學，是否得到不同的發現？

　　大一時我回姨丈村長的家，看見一張五十年前原來義的照片，翻到背面，發現是臺大人類系拍的。加上參加原聲帶社後，我開始思考一些文化認同的事，所以雙修了人類學，希望學到相關的東西。

　　本來覺得社工和人類是相輔相成的，在做社福或救助工作時，也能讓田野調查、文化傳承同時進行。直到大三才發現兩者之間的衝突，比如失去雙親的孩子，社工會想先把他安置在機構，但人類學想討論的是，如果是當地人，會如何處理這個孩子。相較社工，人類更想尋找部落獨立自足的可能性。最近我就讀到一篇研究，提到達悟族老人之所以習慣出來獨居，是認為老人家的靈魂，會擠壓到孩子的靈魂。子女仍會盡到照顧老人的責任，只是彼此住的距離比較遠，反而當外界志工進入獨居老人家中，可能奪去子女或配偶的照顧功能。
不論八八風災的重建，或九二一的社區營造，都是外界專業的進入和指導。而人類學會質疑，這是否也使傳統文化被現代新自由主義不斷轉化與再結構？是否能讓部落自主發展出一套生存的方法，否則，為什麼從前發生災害，人們仍能繼續存活到現在？社工跟人類，在台灣會一直看到他們同時出現，我很慶幸自己雙修了這兩個系，能有這些反思，雖然這些反思也帶給我很多困擾。現在我只是累積知識，但我更期待知道，當我進入部落工作，實際面對這些衝突時，我將怎麼去權衡。

在求學過程中，原住民的身分是否曾帶來特別的影響？

　　在平地國中時，有次和同學起爭執，他罵了句「你這個galea（魁儡仔）！」在排灣、魯凱那一帶叫原住民galea，是說「你們是被我們操控的那群人」。我聽了非常生氣，又無言以對，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因原住民的身分而「不一樣」。

　　另外則是加分制度。考高中時老師會說：「唉呀，魏奕杰你不用讀什麼啦，反正你有加分，搞不好隨便就上雄中啦。」那時我就不服氣，心想「我就是要用原始分數上給你看！」然而考大學時，為完成理想，我還是借助了這個制度。然後就聽到有人說「靠加分就好啦，那我們這些人讀得要死要活是為什麼」。我很傷心，我不是沒有付出努力，而且我讀臺大，不是為了自己找好工作賺錢，而是想要知道我能夠為部落、為原住民做點什麼。我覺得自己想做的事，不該是你們簡簡單單一句「靠加分」就能論斷的。
幸運的是，我班上的同學都以我為榮。他們會說「我們知道你想讀社工系是為了什麼」，然後叫我要加油。考上臺大不論在屏中還是部落，都算是一件大事。我奶奶把紅色榜單貼在老家外面，貼滿滿的，現在已經變成桃色了，她都沒有拿下來。

　　加分政策立意是好的，只是使用錯誤。政府希望讓孩子學習族語，卻讓母語教學變的很工具性，我甚至聽過有些高中開短期的母語惡補班，讓學生通過加分政策的母語考試，只為了衝升學率。此外，政府想藉加分促進階層流動，卻沒注意原住民內部也已經有階級差異了。現在很多都市原住民的第二代，其實就跟台北小孩一樣地長大，但仍享有普及式的加分福利，可能造成資源沒有留給最需要的人。原聲帶社也常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們是既得利益者，是靠加分政策上來這裡的，那我們能否打破制度所限，為那些沒能上來的人做點什麼？然而目前我們還沒有答案。

　　不過，不論這個身分帶來的眼光好還是壞，如今我都慶幸自己是個原住民。我得以把自己放在一個獨特的位置，比別人有更明確的自我期許。我擁有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故事，這是我被賦予的定義，不是別人能夠評價的。或許這便是歸屬感──我在這個身分找到一個歸屬感，一個可以安歇的地方。

對於近年原住民電影或觀光的熱門現象，有怎樣的看法？

　　先不談賽德克巴萊或九族文化村，媒體本身便是一種可怕的東西。它讓你從它界定的景框，去觀看一個族群、文化或歷史事件，它可以貼種種標籤，扭曲事實原有的樣貌，它握有那個再詮釋的霸權。莫那魯道和鐵木瓦力斯真的是對立的嗎？Tgdaya沒有幫日本人去打過其他泰雅族嗎？大家不會知道這些事實，因為它boring。在那些聲光效果之後，大家會「哇，我就了解了！」。但我們的歷史其實不是那樣，衣服跟歌舞不是那樣，甚至歌舞能否那樣商品化的演出，都是可以再討論的。

　　我想該有個機會讓我們自己說話了，而非永遠讓別人去呈現我們的樣子。至於原民台，它過去的確沒能扮演好發聲的角色，因為它資源很有限，我不曉得換了台長之後會不會轉變，加上雖然慢慢成立很多原住民專班或語傳系，真正投入這一塊的人才並不多。而它的收視群，也集中在原住民本身，說他發聲了嗎，好像也是自己對自己人說話而已。

　　或許要從基本的教育做起，如果孩子從小就會嘗試了解多元的文化，有了這個需求，少數族群電視台便有力量將收視群擴張。如果讓小孩子知道，對其他文化的認識，其實可以來自真實生活，像是班上的原住民或新移民同學，我們就不必讓第三方資訊取代我們的生命經驗，建構我們的認知。

請問原聲帶社目前主要的走向，以及之後的展望。

　　後代和部落之間的媒介
　　早期社團大多是法律或政治系學生，有一致而強烈的抗爭意識，那個年代的討論，都是「還我土地」、「我要正名」等等。但晚近幾年，原聲帶社的組成已經不同，它被賦予的任務也不再相同。我當社長的時候，曾一股腦地想帶社員走出討論室具體行動，弄個災後重建討論小組，甚至自治法小組，但是這些都做不起來。後來是學長告訴我，「大家來到社團的目的都不一樣。現在很多成員是都市原住民的第二代，還在想盡辦法找尋自己的認同，找回和部落間的聯結。在此同時，你怎麼讓他們去討論那些具體行動的東西？」或許我本身沒有認同上的問題，所以較難體會，對現階段的他們來說，這些壓力真的還太大了。

　　現在原聲帶像一個媒介，後代和部落之間的媒介。很多人是到了原聲帶，才開始認識自己的文化，才第一次回到部落，貼近自己所源自的地方。

　　在實際用途之外的潛在價值
　　這一年磨合下來，我更明確知道自己將來想做的，是老人照護和文化傳承的工作。有時我會想，現在耆老看著現在的我們，當五十年後，我們也變成耆老，那時我們看見的原住民會是什麼樣子？其實一百年前的漢人，也不是現在的樣貌，他們也有自己原本生存的方式。我們都在現代化的浪潮裡，走在同一條路上。但若每個人都認為「我不認識母語也沒關係，文化消失沒關係，只要我能餵飽自己就好了」，那大家豈不都是複製人嗎？都是生存機器，在更大的社會機器裡，用相同的模式運轉，壞掉你一個也無所謂。我會希望大家看見，在實際用途之外，這些無形的人事物，其實有它潛在的價值。

（照片來源：受訪者臉書相簿）

社會參與的「反」與「思」──專訪洪崇晏

◎蕭米棋

　　洪崇晏，哲學系五年級，現任學代會秘書長，曾連任三屆文學院學代（2010-2013），關心社會議題及學生自治。曾參與過樂生院保留、反媒體壟斷、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反大埔拆遷等運動。

意識到社會的運轉和動盪

　　我高中的時候參與校刊社──中一中青刊社，藉由青刊社瀏覽很多其他學校的校刊，然後知道一些社會議題，也在高中開始明確的感覺到：學生其實有學生的權利和自由，因為我們國一的時候剛好髮禁解除，但是到高中，服裝儀容還是會被質疑、被要求。這些校內的學生權利，結合校外的社會議題，隱隱約約有聽到像是寶藏巖、樂生、美濃反水庫，一直到高三就很明確了。高三其實算是人生的一個分水嶺，成績也盪到谷底，然後轉去社會組，社團經驗也累積到一定程度，又剛好發生野草莓，開始知道這個社會的運轉、改變、動盪，其實離我非常接近，並不是在課本裡面看到的。

哲學提供社會參與的反思

　　高三的時候，對議題或是對自己生涯累積到一定程度，填志願前花了整整三個月在想，然後決定念哲學系，因為我覺得我以後要做行動層面的社會參與，需要有一些理論基礎，哲學系的純粹思辨提供我理論能力的基礎，做為在社會參與實踐的補充，讓我的參與不至於說是莽撞的、或是盲目的。哲學是一種高度反身性、仰賴純粹理性思辨工具的思維方式，比如說今天行動完，我已經在考慮，宏觀來講，我們這個運動到底被擺在哪裡，就個人而言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就整體的公民參與而言，這個行動是不是開展出另外一個可能性；比如說拆政府跟白衫軍，有非黑即白的爭論，但既然有兩種意見，就並陳兩種意見給大家看，也可以有中間的模糊地帶。所以我真的很慶幸自己念了哲學，讓我想到不一樣的事情，更可以去面對衝突的理次。

社會參與的啟蒙

　　我高中的時候也有參與校內的學生自治運作，主要是學生議會，有做一些研究、在網路上跟別人討論，很像現在的鄉民、公民那種概念，會在網路論壇跟鄉民筆戰，討論一些學生自治的觀念、學生權利的議題，也會討論一些社會議題，校內學生自治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我也確定以後可能會一路做下去，一路關注校園學生自治、學生權利的問題。我想，跟別人筆戰自己懂的議題是一個開始，然後想要更進一步了解、跟別人接觸、蒐集更多資料、到現場去看，我覺得網路時代之後不見得會被侷限在網路，網路的交流和資訊衝擊也會激發大家到現場參與或行動。

　　大新社的學長姐有參與社會議題的傳統，他們持續在關注、參與包括工運、土地、性別、環境議題。我第一次就是在大一下跟著大新社參與樂生的保留運動，那個時候是第一次看到警察、官方其實對民間非常不友善，即使民間是再需要、再怎麼正當。官方其實有權力跟權限去做很多事情，但是它們都受限於各種利益、各種考量、各種的保守心態，對於民眾或我們這些團體很不友善。

　　大陸社比較是後勤的位置跟觀念，譬如說大陸社的社訓就是學術優於政治，那這一點跟我選擇哲學系蠻接近的，在政治行動之前──所有行動都是政治的──有學術認識上的準備。

學生自治是社會參與很重要的環節

　　校園民主指的不是只有行政層級，或所謂的學生自治層級，而是包括校內每個成員學生、校工、校友、社區，一個宏觀的校園民主，是整個國家社會民主發展的一個基礎。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在大學的時候就可以投票，但是國小、國中、高中、大學，都不見得有學過怎麼投票，都是課本上很教條的、很膚淺的刻板知識，怎麼樣轉化成實際上的認知、了解，甚至政治行動？民主政治不是只有投票而已，需要監督、對資訊的了解判讀、對代議士施加壓力。我覺得學生自治是風險比較小、參與門檻比較低，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一個具體而微的民主縮影。我陸續到現在才明確查覺到，如果我以後要參與社會議題，學生自治同樣是很不可缺少的一塊。

「看到資源分配的現實、侷限和可能性」

　　我的確在擔任學代的時候學到很多事情，很重要的是開會技巧，但是大家並不擅長開會，其實會議很重要，會議是訓練一個人怎麼樣去統整意見、決定事情、資源分配。會議通常是為了要解決問題，那問題有幾種，一種是現在資源分配不均，或是我們現在要分配資源。另外一種是有衝突發生，我們要調解衝突，而衝突通常也是因為資源；有可能是權利，而權利其實也是跟資源有關係。

　　我擔任學代之後，就發現自己的經驗值在上漲，因為擔任學代會接觸到學校很多層面的事情，總務、教務、學務、對外事務，或者是基本的學生福利、校園環境、校園空間、歷史，然後看到很多資源分配的現實、侷限和可能性。這五年下來，我大概跟了超過一半的校務會議，了解它的世界、即時轉播，讓更多人知道。我發現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溝通的能力、說話、談判和開會的技巧，如何清楚的表達你的意見、說服別人，如何利用議事的制度跟程序來讓大家得到共識、排解糾紛，或者是取得一個比較好的妥協結果。

在學代生活中學習政治

　　我很努力地在做資訊同步，讓彼此能夠理解對方的意見，這其實也算是參與學生自治或社會議題的前跟後，我最在乎的事情。我希望能夠調解糾紛，讓意見衝突的雙方能夠互相理解，比如說1985跟所謂傳統社運分子，所謂新型態公民運動跟傳統社運份子之間的落差，我也很努力地在了解兩方的想法，希望能夠有建設性的存異求同。我擔任學代做的工作也是這個，我有意識地在學習真正的民意代表，譬如說看到問題會舉發、會反映、會讓大家知道、會規劃一些解決方案給執行單位，還有選民服務。參與社會議題的時候，我看到做得比較好的民意代表就是在做這些事，他們也關注很多的社會議題，然後轉化成政治、制度的改革，或是行政措施的轉變，轉換成法律，然後阻止不正義的行動去執行，他們關注社會的做法是我所學習的對象。

作為學代：處理折衝和矛盾

　　興建人文大樓的部分，其實我很為難，這是我遭遇到第一個重大的困難。我覺得有趣的是──社會議題裡面也會遭遇到──它其實是很根本的政治學甚至倫理學的問題，就一個代議士，有什麼樣的做法、侷限、衝突跟矛盾。系上大概也理解我並不是所謂的傀儡代表，只純粹反映系上意見，我有我自己的政治判斷，我考量的理據也都很清楚跟大家說明，也會如實的陳述系上的意見、我的判斷、實際情況，綜合起來，我們期待的未來方向是如何。這也是三年下來，參與社會議題、學生自治，給我的一個初次報告，各方都顧及，我不希望排除或是遺漏哪一方。在人文大樓這個議題上，很遺憾看到一些衝突或是不諒解，但是很多都可以避免，太急躁的或是太衝突性的做法，也讓我覺得蠻遺憾的。

社運的想像

　　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比較多元的社會，民主就是求同存異，我們要確保每一個少數意見、少數族群都不會被侵害，學校、學生、青年，在社會、校園、家庭，在政治制度裡面擔任的是這個位置，我們包袱比較少，因為社會開放比較多的可能性給我們這些青年，讓我們有機會去做各種嘗試、發表各種言論、做各種實踐；我們如何回應這樣子的開放和廣泛的可能性呢？就是盡可能地去做，盡可能地把我們觀察到的事情落實，反映出他們有包袱而沒辦法去說、去做的事，這些就是我們的空間以及責任。我們也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的學習怎麼樣作為一個公民，公民不是投票而已，還有很多的實踐和行動。

　　我自己是覺得台灣人對於社運的認識基本上是空白的，尤其是學生，他們可能片段的知道一些事件，但不會了解這是整個社會一個很重要的層面，社會運動、社會議題、學生自治、經濟、環保……，這些其實都貫穿我們的生活，只是台灣人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科目、科目、科目。

　　社運比我想像中的艱難很多，有很多一定是要進去才會知道的，譬如說後勤，麥克風哪裡來，哪裡有電、網路在哪裡，怎麼把訊息傳出去，怎麼跟媒體聯絡，吃的喝的哪裡來，怎麼善後，這些都是不會在檯面上看到的事情，但是我發現這些是都很重要的，台上、台下跟台後都是不可或缺的。每個人其實都在自己的崗位上面，付出了很多，這些是很珍貴的，但是我們有的時候就會只看到表面的風光。

民主社會不是只有一個面向

　　關注社會議題一直都是兩個面向，學代跟社運、體制內跟體制外，但是黃長玲老師說得好，打破我一個迷障，就是「民主社會不是只有一個面向」，所謂的抗爭、社會運動、非暴力不合作、公民不服從，本來就是民主社會的環節，不是有了制度，制度以外的其他環節都不要，也不是制度就可以規範出一切，在制度以外本來就會有各式各樣的公民參與，所以社會運動絕對不是跟體制內是對抗的，那我帶著學代身分參與其實也是一個大學社會責任的嘗試，就像民意代表關注議題，我關注校內議題，也關注校外的議題，我有責任義務把他們的意見帶出去、把外面的事情帶回來，他們如果沒有時間做的話，沒關係我的志業在此，我可以再做，議題、社會參與、政治，本來就是生活的一部份，不應該被切割的那麼開。

　　在政治這一塊，我的能力很大部分就來自擔任學代時期的訓練，我也就是在社會參與跟校內自治的過程當中，了解到兩者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因為要解決問題，通常也不是在外面衝撞推擠、呼喊口號或靜坐絕食，還是需要仰賴社會制度、民主制度或是政治。只有任何一邊都會很容易造成偏頗，或者是歪斜，沒有那麼完整的照顧到每個人的意見或是可能性。

沒有歧視的理想社會

　　我覺得理想的社會，其實是所謂的歧視性言論，也應該可以就一個言論被發表，然後不會造成任何人的傷害。他再怎麼講都沒有人會去理他，因為那個直接牽涉到人的權益侵害，然後也不再會有任何人單純因為他人的言論造成傷害，我理想中的社會應該要是這個樣子。在那個情況下，人的思維、情感、缺陷或是可能性，才有可能被充分的面對、發表或是應對。我們其實不能夠判斷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所以我們需要有各式各樣的生態多樣性，因為我相信這樣的社會比較不容易被擊垮。

「所有的情感都會被回歸到非常純粹的層次」
　　
　　對於人、事件跟議題的了解，目前為止，我認為最好的做法還是要在現場。有很多不是透過描述或是語言，而是面對面的時候才會感覺到，你才能夠真正了解對方。所以我們才很強調能夠來到現場盡量是能來，你才會知道到底大埔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張家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家人，這個土地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一片土地。
　　
　　在議題現場，你的肉身跟國家暴力在對抗的當下是很珍貴的，因為所有的情感、所有的當下、所有的存在狀態，都會被剝除表面的掩蓋，回歸到非常純粹的層次。社運跟學生自治的人際網絡不太一樣，所謂肉體戰爭跟文明戰爭的不同的關係。所謂的患難見真情，在打仗的時候，才會知道有誰是你的背後可以真正交給他，他的背後可以交給你。你知道每個人的底限在哪裡，每個人在危急狀況做的第一選擇是什麼，這是非常純粹的根本人性湧現。

我因契合而愛 而非性別

◎森林五 王若帆


大學之前的性別經驗?

　　高一時補習班有學長追我，我也答應了，但是和學長交往的經驗，也許受限於高中生能自由活動的時間很有限，反而很多互動是刻板的，他放學來門口等我、補習完再送我回宿舍，有太多可預想的互動，感覺從小電影小說熟悉的情節，理所當然地發生在自己身上。

　　當時的男友曾經問我，那個跟你很熟的某某是不是喜歡妳啊！她看起來好像同性戀耶！我把他罵了一頓，不要隨便說人是同性戀！

　　我唯一想過「同性戀關係」是有次晚自習學姊跟我在頂樓聊天，她講自己的志向和父母的期待不合，聊到激動處，突然將我抱住。那時候我很慌，心臟跳很快，腦袋不停盤旋等下會發生什麼事？我該怎麼做？心中隱約想到「這該不會就是同性戀！」但學姊沒有進一步動作，只摟著我哭，因此那些念頭也就僅只於短暫的念頭，沒有繼續深入或擴散。

　　高中就算發生那些事，我還是說自己異性戀，因為那是最理所當然的，而且我有男友啊！現在回想起，當時自己沒有認識也沒有意識，我看很多同志的經驗分享，有些說自己在國中就清楚知道自己是同性戀，我都覺得很厲害，那時候我對這些字眼沒感覺、沒有認同、也不會討論。


大學後有何改變？ 

　　上大學後，其實日常生活圈對同性戀沒有特別感覺，要我講差別應該是多了一群願意宣告「自己是同性戀」的人，印象深刻的是分組課時有同學直接跟組員出櫃「我是同性戀」，因為他想做性別議題。 

　　前年有學代說要參加同志大遊行，同學對同志需不需要學代「支持」，提出各種質疑。那時我才驚覺原來這個問題這麼細緻，不是妳愛這個人而已，而有許多社會意義在裡面，我們還要問別人支不支持妳？可不可以「不支持」妳？如果你低調交往是不是因為被壓迫？如果妳高調交往但又沒有被攻擊，是不是因為妳本身是個有優勢地位的人？ 

　　我不是說這些問題不重要，但它很細緻、很本質，因為太細緻了所以有點遠離日常生活的思考慣性，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很本能地去選擇講或不講、愛或不愛，但當有人說：妳不會講自己是和同性交往，是因為同性戀受壓迫，這種論述跟日常生活的習慣差蠻多的。我有想過大概是因為我不愛放閃，也不會跟父母分享自己的交往對象，不管我的交往對象是什麼性別，因此一般人最容易遭遇壓力的地方我都沒有遇上。 


現在的自我認同？

　　我現在還是不會說自己是同性戀，我會認為我愛的是這個人，而這個人是女的；要從長期來論就是我喜歡這類型的人，而這類型的人多半是女性。我也不太參與同志議題，我相信同志議題是重要的，但現在我還不太知道除了寫一篇「你這樣就是歧視同性戀」的文章之外，這個議題跟我的實際關係是什麼，我在生活中還感受不到。

　　八卦的是當年在頂樓摟我的學姐現在交男友了，我卻還是只和女友交往，那時要說她是同性戀有意義嗎？要說她是假同性戀真異性戀有意義嗎？我還有很多疑惑需要時間去檢驗、去解答。

半甲子讀冊人：專訪社科院書店劉嘉能老闆

◎地理二　楊鳳琳

圖說：老闆與老闆娘在書店一隅合影

據說劉老闆當初是經國貿系畢業的妹妹介紹，來臺大開設書店，能否描述說明當年的情況？

　　1978年我在種田，完全不懂書。妹妹國貿系畢業之後在海關服務，那時候她想出國，回來向老師請教。當時院務會議提出法學院沒有書店，想找認識的人經營，正好在法學院的妹妹便向院方提議：「那我哥哥來好不好？」我就那樣跑上來了。

早期的書店位置在現今的地下餐廳，後來為什麼會改到目前這個位置呢？

　　那時候我跟學校租這個地方（國際會議廳），本來是活動中心，後來把日本時代的建築拆掉重蓋，當作學生會館。這邊本來是請兩個老先生管理，後來學生會長陳學聖感覺我還可以信任，就改成書店幫忙管理活動中心。這棟是民國七十二年蓋好啟用，搬過來等於是書店和活動中心合在一起。

與臺大老師或學生，是否有一些來往或特別的故事？

　　幾乎都很熟，來這邊第一個客人我都還知道，特別有印象啦！像剛來的時候，有些研一或研二的學生過兩年就回來當老師，像陳忠五老師、馮燕老師那時候都剛回來。

　　有的同學不知道名字，但看到人認得出來。我在外面等紅綠燈，就會有人叫「劉老闆！」。很多同學出去當法官、檢察官，有時候送書到法院，他們也會問：「你來幹嘛？」。我幾乎全臺灣的法院都賣過書，外地用寄的，臺北、士林就自己送。行政院、法規會、經濟部，這些機關都常有。

能否分享經營書店期間，一些難忘或震驚的事情？

　　每年颱風來的晚上都沒辦法睡覺，因為有書，淹水會怕。像納莉風災那天晚上只有我在這邊，怕頂樓滴水，要到五樓陽台又不敢搭電梯，怕停電會卡在裏頭。那結果隔天淹水淹到腳掌，當時有用抽水機馬上抽，才來得及控制，像社科院餐廳就抽了三天才抽完。

聽說會有同學來這邊會偷書，這種狀況老闆如何處理？

　　這免不了啦！有的抓到之後，不忍心就放了。但是也曾經有過要求他還書，對方惱羞成怒來恐嚇我，這後來只能跟系方反映。但畢竟追究下去會有案底，還是有替他求情。

書店經營上會考量總區其他書店，如唐山，在定價策略上有些調整嗎？

　　其實沒有，就是根據自己的經驗來做。當年我們家窮，現在有能力就少賺一點，可以維持生活必須就好，把價錢回饋給同學。自己不敢說很有出息，但至少把幾個小孩養得好好的，心裡很安慰，沒有特別想要賺多少錢。

有沒有甚麼特別暢銷的書，以及淡旺季的問題？

　　淡旺季在學校很明顯，開學季賣教科書，當然八九月、十月、二三月是最好的。至於與國家考試相關的書籍，一年到頭都有同學在準備考試，就沒有特別明顯。暢銷的像任德厚老師的《政治學》、包宗和老師、趙永茂老師的著作；法律系的話，早期如王澤鑑老師，現在的話，陳聰富、陳忠五、葛克昌老師的書都很好。

　　現在這邊幾乎沒有休閒書了，都比較學術，也不管是法律還是社會科學類的，就是考試用書為大宗。以前大概1970年代，九歌、爾雅、洪範的書都很好賣，佔三分之一。不過最近幾年不曉得是出版方式、還是閱讀風氣的因素，休閒書幾乎都賣不動了！我覺得跟網路書店、電子書的出現有點關係。

近年來網路書店（如博客來）興起，有沒有想過經營網路書店？

　　臉書有想過，但因為自己完全不懂，所以目前沒有。打算就維持現在這樣的傳統下去吧！最主要的考量是書店不好維持，我主要是價格取向，現在的折扣大約半折，要再加這些開銷會很難維持。如果要弄得像外面書店，可能負擔會比較重。

社科院遷回總區之後，據說經營書店的權力將重新招標，請問劉老闆如何打算？

　　招標是一定要的。我當時想說（租金）不要太高就願意繼續，回饋給同學，如果費用太高要再看看。我自己是希望繼續服務啦！前兩年有爭取，大家的回答都（比較模糊）。以前法學院說空間不夠，要等社科院遷回去一起商量，現在趙院長在副校長的崗位不好插手，那現在的院長會不會想要這個東西也不知道。

　　那也有人建議到辛亥路、復興南路找房子，那邊也不便宜，弄起來跟在學校租差不多。幾年前小福有問過我，租金要四萬塊，還要押金，而且在地下室待怕了啦！如果可以我想在一、二樓的範圍，但小福那時候不是在地下室就在三樓。

　　臺大真的很大，有人說我傻瓜不到校總區去。大沒有錯，臺大學生至少一、兩萬，來來去去七、八千人也有，但是設點在正中間反而不好，像小福離上課教室多遠！只有普通教室近，新生教室還稍微（在附近），其他教室都在各個角落。大家下課時間沒多少，跑來跑去都來不及。小小福反而好，從羅斯福路下車的人會經過，但那邊現在也沒有地方。我是有考慮社科跟法律啦！因為比較有經驗，再去碰文理農工，要經營也不容易。

對於徐州路21號周圍有甚麼最深刻或最喜愛的人事地物？對於社科院的變化，有沒有特別的感觸？或是一些對未來發展的期許？

　　如果說吃的話，這附近就是龍門最有名！水餃賣三十幾年，比我還早，在這邊念過書的同學都會知道。以前在現在育樂中心那邊，沒下雨就在廟的廣場，露天的。

　　這個校區沒甚麼變，這一棟（國際會議廳）蓋好之後學校就沒甚麼再蓋新房子了。因為老房子不能拆，新房子沒甚麼蓋，就算有也是在公衛，但畢竟還是有些距離。

　　社科院比較有氣息，很多結婚的婚紗都會來，電影也不少，這兩年學校好像有管制（就比較少），弄春池的松樹也都八九十年以上，那個日本時代、帝國大學的時候就有了，也是古董。法學院當年搶著回去，搬回去才發現這邊古色古香，比較有念書的感覺，很多老師也都這樣講。現在社科院裝起來，外面看起來很堂皇美麗，可是空間都浪費掉了。

　　這邊之後的話，聽說有好幾個單位在爭取，可能會分單位來租教室或怎麼樣。我是希望學校保留社科院主導權比較好，可是我只是外包商，就是在這邊做這麼久，捨不得法社完全沒有控制權。如果將來要承租給外面，主導權放掉那太可惜了！這種地方很好耶！

劉老闆娓娓道來，加上靦腆笑容跟手勢，很是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