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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29日 星期二

漫畫














王墨林雙姝怨

王墨林—《雙姝怨》
主  演:魏沁如、謝俊慧
編  劇:李宥樓
導  演:王墨林
文/田菡

簡介 
《雙姝怨》,三○年代美國劇作家莉莉安.海曼一齣引發爭議的戲。描述美國一對姊妹淘好友在小鎮合開小學,在一個小女孩告訴家長兩位女老師親嘴後,家長全將小孩接走,兩位好友被變相隔離,也開始思考:「我們真是流言說的那種曖昧關係嗎?」其中一個女孩後來自殺。這劇本六○年代被導演威廉惠勒搬上銀幕,由影星奧黛莉赫本、莎莉麥克琳主演。導演王墨林將故事背景設定在上海與台北,重新詮釋兩名女性幽微的情誼。 


對應人物心理情結,有著個人詮釋上認定的,高度一以貫之的大主題。
可詭詐地來說,我這樣詮釋定義下的『人物心理情結對整個戲劇對現實的影射』卻也是無法全然對應的一言堂吶。

  演員自述說,於角色在大文化背景的意識型態相當程度的差異,詮釋上也是對應有限,而一定程度上的角色─演員隔離、角色-角色雙姝情誼的界定、角色-角色分別處的雙城的區辨……是對主題不同層面相互應和的賦格。

  兩位女性間的情誼,並非為主體至主體傾向交換(exchange)的概念(一旦限定了對象作為目的,就是從『贈與』過度到『交換了』),是擁有一種『贈予』的未決性,否定典型的對立──從女性書寫、女性角色的書寫的男/女分野出發,至國族政治下的雙城(上海-台北,分隔兩地重聚後,卻隱隱的角色重疊,可互換/互文的曖昧)──非判讀上性別框架內的異/同、異性戀/同性戀,
而是一種自成的(宣告即自我實現)的決定。「……女性的、吳爾芙的死亡是通過完整敘述建構的世界,是一種慢悠悠纏捲,千迴百繞,從死亡關自我放逐繞了一圈,還慢慢回來現實世界……」誠然。

  女性書寫、女性角色書寫,利用女性的主體性不確定(之於深根蒂固的父權背景為客體、而以『未決性』為出發點開始主體性的建構、會是一種新的結構而非沙文的禪讓),這樣的曖昧感是對於認為有全然對應符號系統(比如終極的符號系統,語言的使用,定義的使用,在現有的盤根錯結的脈絡裡無法遏止承載著威權)的批判。

  「因為你空洞,你更要活下去,你更要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在邊緣之外,你不可定義的空間裡。」『曖昧性』的存在建立於『對立』的概念,比之『虛無』存於『有』。這句話是否可以解讀成對沙特的遙呼:關於人存在的自由,建立於『對己存有』與『虛無』二位一體──自由透過活動得到的內容,自由卻又超越這樣的內容(例如,人可以不被過去所決定的自由)。映照構成的集體歷史以及衍深的定義機制,無法抗衡『曖昧性』、『未決性』可行之再創造、建構的自由。

吉米.史密斯/重回雞舍


Jimmy Smith/ Back At The Chicken Shack
吉米.史密斯/重回雞舍
Blue note (EMI)1963, 1979 Remaster in2007
文/veeeky

夜裡尚未睡著的時候耳朵邊是甚麼聲響?大部分的吵雜耀眼在入夜以後都慢慢沈寂,也因此任何一點音符都變得放大顯眼。1960四月,Jimmy Smith首次和當時還是小角色的次中音薩克斯風手Stanley Turrentine合作,完成了這張和午夜特快車(Midnight Special, Blue note, EMI)同個session的經典之作。
我想深夜有聽任何電台爵士節目的人都對Jimmy Smith這位多產的電風琴老大哥不陌生,更對他的著名的同名標準曲目Back At The Chicken Shack印象深刻,(這也許就是標準曲目有趣的地方,聽到熟悉的旋律就像是一種遇到老朋友般的溫馨熱情)Jimmy的風琴聲帶你到一個舒適的角落,任何一個曾經出現在咖啡店、家中、草地上的溫暖地方,讓你伸展四肢,不在意別人打擾、或者是打擾別人,合作無間的圖倫汀在Jimmy放送他的主旋律後又再接力重複吹奏,同樣的情境仍未被吹散,而是又注入了一些氣味,讓你知道你在這裡,你也並非獨自一人,他們將你包覆在旋律的絲絨之中。圖倫汀在這張的優異吹奏,彷彿用一種唱歌的方式在吹奏他的薩克斯風,就像是寫過無數爵士樂評的Ira Gitler所說的:「這幾年之中,圖倫汀有著在年輕的次中音薩克斯風手中最出色的音色和風格。」而在這張專輯的銷售成功可以證明一切,也開展了他往後合作和其他經典樂手的事業。
專輯的bonus曲目是另一首標準曲目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雖然早已有無數樂手比如路易士阿姆斯壯、貝西伯爵、班尼古德曼、艾拉費茲傑蘿都已為它做了傑出的詮釋,但Jimmy Smith的風琴聲特別渾滑輕盈,在冬日早晨,同樣地告訴你:「抓起你的帽子和大衣,把你的煩惱留在門後,在街頭的陽光之下,人生一樣美好可愛。」
這是一張你一定會覺得輕鬆愉快的專輯,汲取黑人藍調的養分,但音色卻又快樂地讓你輕輕地跟著搖晃。我想起前陣子和朋友到新開張的巫雲和些長輩聊天,他們仍然自在地放些六七零年代的老搖滾,叨叨絮絮地聊著對岸的新發展、聊著以前關門的舞廳還有以前經營老brown sugar的小小事情,昏黃色的燈光下,在他們的皺紋之間沒有疲態,就和這張專輯一樣,雖然早已是歷史上的經典,但在裡面嗅不出任何老味,反而可以陪伴你,忘卻繁瑣的事物重新打起精神。

把公共領域重頭做起

文/林竣達

我們追求善與美,然而卻不揮霍。我們追求知識與智慧,然而卻不文弱。當別人因無知而勇猛、因反省而躊躇不前,我們卻因行動前深思熟慮與決定而果敢行動。我們認為討論並不會阻礙行動與效率,而是知識之欠缺。
~雅典 【國殤演說】 伯里克里斯

那座廢墟中的理想
那是一個安靜的星期天早晨,守著森嚴大門的憲兵悄悄地撤離了,我獨自走入剛開幕的景美人權園區,一個埋葬無數希望的歷史廢墟。陽光灑在冷冷的鐵絲網上,軍衣在風中飄揚,走道深處是一排排空蕩蕩的漆黑牢房,房門上貼著熟悉又陌生的政治犯名單,班駁的牆上看不見孤獨、痛苦與害怕的痕跡,但我覺得那些龐大的情感並不曾真正消失,它化為血淚文字,它綻放成歐陽文畫中的台灣百合,它仍牽動著這座島嶼的靈魂與命運。

展覽館中陳列了許多人物照片與黨外雜誌,諷刺而心酸的是,那些反抗強權、為社會改革奮鬥打拚、深信「咱會出頭天」的黨外民主運動典範一一在權力遊戲與利益競逐中枯萎凋零,民主、自由、人權、廉潔、環保和轉型正義等價值也淪為口號、教條、標示敵我的標籤。公共領域充斥不安全感與過於簡化的邏輯,這種惡質的政治不但無法幫助我們討論應該如何生活的問題,反而使我們對這問題的認識與反思變得膚淺而狹隘。

回不去那單純年代的我們,孤單地走在這條廢墟之路,妳靜靜地啜泣,我則很早就告訴自己不要再流眼淚了。那一夜的月色如此沉默、如此軟弱,妳雖不願選擇對這一切漠視或犬儒地自圓其說,妳雖願意相信重建一個美好的理想與更值得生活的家園是必須的,但面對龐大的廢墟與幻滅,天地悠悠, 諸神黃昏,妳幽幽地問道,為何我們總是如此寂寞?曙光在何方?希望在何方?值得獻身的理念又在何方?

那一夜的月色依舊是淡淡的。

我們這一世代的愛與怕
我們這個世代並不是生來冷漠的,但也許我們確實是過於倔強而早熟了。我們知道將情感投放在安全熟悉的地方,聰明地避免用火熱的心去碰觸冰冷的世界;我們知道如何運用知識與新科技來爭取承認與前途,而不是用它們來質疑未來與過去。我們不想反叛,但懂得表演;我們學會有所保留,隔著一種安全的距離、懷疑的眼光去看世界,彷彿只有這樣的疏離才能保護我們那細膩而易感的心。我們把單純與真誠放在那些獨白的、虛擬的、不易受傷的、可任意進出的想像世界。

或許每一代人都會面臨這樣的歷史關頭,我們無法確定這個世界的面貌與走向,甚至無法確定自己與世界的關係。這個時代變化得太快,我們還不知道該怎麼面對民主化、全球化與中國崛起,這些浪潮已經將我們捲入,粗暴地入侵我們的小小生活,將集體的焦慮深深地刻在每個人的靈魂深處,沒有人逃得出這些壓迫與夢魘,我們恐怕無法在這個星球上再找到不受污染,沒有煩惱壓力的地方,甚至連好好地睡上一覺也越來越難。

當前方已沒有可效法追隨的典範,政治喧嘩嘈雜、缺乏方向,我們這一代人各自奮力地掙扎著。有的人退入極端個人主義的、絕望的、無力的堡壘;有的人決定順從既有體制,走阻力最小的路;有的人決定將自我從公共領域放逐,跨上摩托車展開認識自己與世界的革命旅程;有的人則在小型社群中尋找親密關係與身份歸屬;有的人身陷泥淖,卻總是仰望天上的星星。

我仍然看到身邊有很多青年懷抱著夢想與對這世界的愛,希望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好,但卻又對價值的腐化與不真誠的社會人心感到無力。我們害怕受傷,害怕失敗,害怕失去,害怕不確定性,害怕選擇的代價,害怕著害怕……但也許我們更應該自問:多年以後我們會如何回頭來看這個時代?我們是否不愧於青春?我們是否曾經為了一份單純的理想奮不顧身,面對種種阻礙仍義無反顧地說:「這就是我的責任!」?我們是否認真地活過,真正地年輕過,好好地完成一件足以讓自己感到驕傲的事?

面對心中的害怕,我們是否還願意告訴彼此:「愛過而失去,勝過從未愛過」?

對公共領域的想像
從那些存在我們心中的愛與怕延伸出去,便是我們國家社會的愛與怕,人類世界的害與怕。這些情感彼此相連,不時地牽動我們,影響我們。這些情感對生活來說是自然而必須的,它需要透過公共領域來進行傳遞,但如果它經過的是一個惡質的公共領域,這些情感不但會發生質變,更可能成為政治操弄的工具,這樣的情感不但無助於人們心靈的需要,更會扭曲人性,阻礙生命潛能的發展。

要怎麼替政治死潭中找到源源不絕的活水?我們必須找到源頭,以及認識阻斷流水的大石。政治的生命力與創造力有賴一個高品質的公共領域,在這樣的空間中我們可以做到自主、開放、講理、踏實。我們就像園丁,細心地呵護每一朵想像之花,給她最適當的土壤與養份,讓年輕的理想主義結出進步價值的果實。

在理想的公共領域中,我們都必須假定公共利益存在,已做為建立信任的善意基礎;同時我們為價值設立可檢驗的標準與風險評估的機制,避免價值淪為空洞的修辭與不負責任的心志倫理;我們鼓勵公民親身參與,將公共領域納入個人生活與生命計劃的一部份,在公民與公民的互動中累積實踐性的智慧,實現更完整的自我;獨立思考還不夠,我們還需要以開放的態度進行討論,不排除自己的觀點可能只掌握部份真理,耐心地用更多元的視角去認識事物,化解習以為常的盲點、利於煽動的標籤與壓迫性的教條,願意接受他人比較有道理的說法;最後,理想的公共領域需要一套重視關懷的文化做支撐,在這裡公民不只交換論點,也分享人性中自然而真實的愛與感動,分擔彼此生命中的害怕與疲憊。

我們可以期待,這樣的公共領域將能孕育出務實的理想主義者、穩健的社會改革者,一種有批判力,又有行動力的社會力量。它有可能成為一股制衡國家與市場因權力和利益帶來的腐化。理想的公共領域將是一個共同體的靈魂所在,它肯定人類之間的互助、生命與人性尊嚴的可貴。

行動必須展開
我們這個時代交換資訊非常便捷,但要凝聚集體行動卻是格外不易。巨石就阻在個人與個人之間,我們看不見彼此,無法真正信任彼此,容易在資訊紛亂中陷入囚徒困境,也因此我們找不到推動巨石的正確著力方式。

但另一方面,我們還置身於校園,一個阻礙相對較小,並能提供我們學習資源的環境。校園是一個關鍵的戰略點。我們應該設法先在這裡建立一個理想的公共領域,它提供梳理資訊的平台,培養彼此信任的氛圍,並集結年輕的進步力量。在這裡,我們樹立初衷。從這裡,我們展開行動。

這是一個慢慢紮根的教育過程,但這同時也是攻佔關鍵戰略點的政治行動。學生不只是資訊被動的接受者,他更需要將知識創造性地轉化,發展成有現實意義的問題意識,最後匯集成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目前的教育體制無法提供這樣的空間,因此我們要設法自己來建立它。

那些曾經感動過這座島嶼人民的理念並未死去,只要我們重新凝聚起來,重新建立理想的公共領域,只要我們還有青春之夢,不怕代價,勇於追求, 我們會為理念注入新世代的力量,理念則會付予我們一個更值得活的新生命。

「老幼相扶持,一路走下去,走向百花齊放的新樂園。」 ~楊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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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公民? 你在那裡?】
囧 我們這個世代並不是生來冷漠的!

前方已沒有可效法的典範,政治的混亂使我們退入個人無力的堡壘。失去公民支撐的民主搖搖欲墜,憲政僵局、族群對立、兩黨惡鬥、金權腐化……共同體中的人們彼此失去了信任。

面對這樣的歷史處境,這正是我們凝聚力量、擔起責任的時刻!

事實上,我們並非無能為力。讓我們透過參與,將彼此的理念凝聚,化做最有力的聲音:我們,並非自私冷漠的一群。努力做到公民參與,關心公共領域中的大學生議題;在嘴砲之前,先捫心自問「是否對此議題有足夠的認識」。這次選舉由於單一選區二票制,第二票選黨,我們有了更多的選擇。讓弱勢發聲、讓意見多元,負起社會責任,實現公民參與,全台灣的大學生聯合起來,投票吧!

我們向所有大學生呼喚:

1.負起新一代的社會責任
我們心中尚有理想的火苗,社會的未來將由我們創造;我們未來步入的,是否為我們所期望的社會?我們是否因為無知而成為社會腐敗的共犯?

2.實現公民參與
參與公共事務的過程是一種自我的覺醒,也是思想的實踐;我們是否在自己的世界待太久,遺忘與他人之間的連結?

3.讓弱勢發聲、讓意見多元
這社會從未耐心地聆聽弱勢的聲音。我們是否太過縱容媒體的嗜血與炒作惡習?我們若是放任多數暴力橫行,社會豈有和諧的可能?

4.大學生應該去投票
我們每個人的力量也許不大,我們各自的聲音也許過於微弱。然而我們擁有一雙急切想抓住未來的手;這雙手可以與其他人交握,串連起無比強大的力量。身為大學生,我們有自己的思想與判斷;身為大學生,我們以表達自己的聲音為傲!

5.認識單一選區二票制
由於政府宣傳不力,大多數人民還是不瞭解如何選出自己的立委。我們拒絕愚民!我們應主動地瞭解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內容:「第一票投人,第二票不分區投黨,得票5%以上之政黨得依比例制安排政黨席次。」

6.瞭解並檢視所有政黨的政見理念
你真的知道這次1/12的立委選舉有那些政黨可供選擇嗎?公民黨、制憲聯盟、台灣團結聯盟、第三社會黨、民進黨、新黨、綠黨、台灣農民黨、無黨團結聯盟、國民黨、紅黨、客家黨。貨比三家不吃虧,做個精打細算的選民!

發起社團: 台大大陸社邀請您

反時代的夜

文/陳韋廷

夜是無羈的,彷彿有什麼會在這片刻的深窈中成真。

拉長了的意識在無人知曉的角落發出熒光,在微暗裡逐漸顯得耀眼。只是我們都記不得在其它時候這光輝是被什麼所掩覆。攀附著同時得以延續的存在感,我懷疑自己並不能夠正確讀出關於時間的深層意涵。

埋葬睡眠的十字路口熙來攘往。

某些時候,人們與我在侷促的交錯裡深談,然後發現彼此並沒有方向,只單純地隨著夜走入深處。像是某種朝聖,又或者更近似行乞,我們無可避免地失去更多,同時向那更深尋覓。

於是,這城市的夜不再需要睡眠,人們開始探索起埋藏在各自心中的夜。世界落入了自我的裏層,那些過於熱切與冷漠的,連同餘下的一切膚淺。

的確有什麼是日光下所感受不到的,一股如詩般確實的曖昧。那投射在身後曳動著的是孤寂吧。關於這世界所追求的,以及我們所試圖逃離的。哪兒也不能停留,無論何時當我們自靜止的狀態中動身,那份屬於旅的意象總格外真切。

逃入自己的孤獨或者遠離世界的,我們需索的歸屬竟這般深沉?不管在哪種情境下,往返中的我們都似乎背負著更多。叛逆似的宣洩開始逐步緩解日常瑣碎中的重量。不再需要禁忌似的貶低了,不對迷惘中的自己妄加抵斥,而只是疏離。

那自然產生痛楚,源自於時間的切口、靈魂的撕裂傷或其它。但同時我們變得能夠在情感上理解這樣的感傷,從中領略出深刻的什麼然後為之著迷。彷若某種前衛藝術的狂熱。

關於這時代的情感終究是黯淡了些,或許因而下意識地,我們習慣在同樣黯淡的夜裡摸索自己的力度。然後我們持續在沒有人能到達的原處漂浮,直到進入到眼皮後方的黑暗後,熱切地死去。

是的,需要某種熱切,在黯然而輕的夜。緊接著在白晝透入時,淡淡地憂傷。

登山用品店

文/李問

這幾年來,常常在逛街的時候看到一些登山用品店,又稱「戶外用品店」。店裡賣一些登山鞋、背包、夾克、還有各式各樣的器具。有時候我會進去晃一圈。店裡的裝潢很大地,一層又一層溫和的綠色╱褐色讓人感覺很舒服:牆壁上還有貼一些風景照或是動物的圖片。我喜歡打開那些背包,看看裡面驚人的多功能口袋設計;或是摸一摸衣服和鞋子的布料。走在店裡頭,給人一種大自然的想像:隨時把裝備帶齊就可以跳上吉普車出發之類的。

但最後也只是晃一圈,回頭去逛百貨公司。

我不敢說我是個常爬山的人。國小的時候,爸常開車帶我去新竹縣的飛鳳山。當然,那種五百公尺不到的丘陵一個下午就可以爬完,算是很和藹可親的山吧。飛鳳山有好幾條登山步道:有的用石板鋪成,有的則是泥巴路。我和爸幾年來都固定走一條比較陡的泥巴路。一方面,泥巴路走起來真的比較有趣;另一方面,我總暗暗嫌棄鋪上石板的路顯得「不夠自然」。

儘管不是沒有爬其他山的經驗,但當我說「我喜歡爬山」的時候,腦子裡浮現的畫面,通常就是飛鳳山。一定是個明亮的夏午,還不時會傳來陌生的鳥叫聲,凝置在濕熱的空氣中。

所以說,前陣子有朋友約我去爬山時,我便一口答應。我們三個人從宜蘭縣的大里上山,先是爬桃源谷一條比較少人走的步道。路上大部分都是出來運動的老人,經過的時候會豎起大拇指跟你說「年輕人真勇」的那種。一路上都聽得到有人在播一首佛教歌曲:我本來以為是哪個老人身上帶了收音機,想不到是半山腰上有座小廟旁邊立了一座巨大的擴音器,用兩百萬分貝的音量反覆頌唸「南無觀世音菩薩」(而且還不是觀音廟,是土地公廟)。

走著走著,我們來到了一個交叉口。這邊的景觀變得很不一樣:灌木叢被青綠色的草皮給取代,路也變得好走很多。我一時間覺得身邊冒出很多人,才發現前面有一座停車場。原本的老人不見了,變成開車上來散心的上班族。有的跟公司同事一塊來;有的是全家大小一起出動,還牽著一隻穿毛線衣的小狗。

看著這些新跑出來的登山客,突然覺得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才發現,他們每個人身上,都穿著登山用品店買來的裝備。淺綠色的背心、米色的圓形登山帽、褐色的登山鞋……連那些太太手上拿的包包也都有股淡淡的自然韻味。還有一堆人手上掛著一根三截式的登山杖:在那個坡度平緩,完全用不著登山杖的地方。

然後才真的明白,那些價位高的嚇人的登山用品,不只是為了登山的挑戰所設計,更是一種認同的形塑與表達:同時透過這些產品,來滿足現代人腦海中對「大自然」的嚮往。那些色彩樸著的布料中,包裹了一種品味上的需求。在繁忙的生活步調間,我們渴望向別人宣示一種樸實,也同時慰藉自己。而當我們逛街時,反覆播放的鳥叫聲從店裡面傳出來,凝滯在百貨公司的空氣中。

但我還是喜歡到登山用品店裡晃一晃。有時候看看風景照,好像也不錯。

記憶與記憶所沒有的記憶

文/廖婉茜


身為一種富麗堂皇的想像,所有的星光
在粉底下糊成一條河
流淌的是有月寧靜的夢(寧靜是
有夢溫柔的河)

在夜熄滅前
為了創造神話而點燃一兩顆星子
通常是同樣的顛沛流
離,紅粉知己,傷花傷柳與傷
落葉。偶爾有雲淡
風輕,偶爾也有華麗而
沉重
(被華麗而沉重的衣裳固定在地面上……)
相對地,持燈者的腳步未免太輕了
沒有任何永恆被驚動,於是
夜閃爍閃爍著就滅了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上

「摘錄自《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1)》,新橋譯叢2,韋伯著,錢永祥編譯」
摘者/蔡宜穎

〔§7 學術的專業化〕
我相信諸君實際上希望聽我談一些別的東西,那就是:學術作為精神上的志業。今天,相對於學術作為一種職業的經營,以學問為生命志業首先受到的限制,就是學問已進入一個空前專業化的時代,並且這種情形將永遠持續下去。從表象與實質兩方面來說,我們都必須認清,個人唯有透過嚴格的專業化,才能在學術研究的世界哩,獲得那種確實感到達成某種真正完美的意識……我們知道,不可避免地,我們自己的工作離完美之境太遠。唯有憑藉嚴格的專業化,學術工作者才有機會在有朝一日充分體認到,他完成了一些可以傳世的成就,但是這種情形也許一生只有一次。今天,真正確定並且重要的成就,無不屬於專業性的成就。任何人如果不能,打個比方,帶起遮眼罩,認定他的靈魂的命運就取決於他能否在這篇草稿的這一段李作出正確的推測,那麼他還是離學術遠點好些。他對學問將永遠不會有所謂的“個人體驗”。沒有這種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
“、沒有這份熱情、沒有這種「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的壯志—全看你是否能夠成功地做此臆測—你將永遠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召喚;那麼你應該去作別的事。因為凡是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從事的事,就人作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的事。

〔§8 靈感在學術工作中的位置〕

然而,同樣肯定的是,無論這份熱情是多麼熾烈、真摯和深邃,它並不能保證對一個問題必然會產生學術上的成果。當然,對於具有決定性作用的“靈感”來說
,熱情乃是先決條件。晚近,年輕人的圈子裡流傳著一種說法,即學問只不過是數學計算上的問題,在實驗室或統計歸檔系統中即可生產出來,和“在工廠裡”製造產品沒有兩樣。而從事這種計算,只需要冷靜的頭腦,可以不要“心和靈魂
“。我們首先要指出,這種論調對於在工廠或實驗室裡作業的情形一無所知。在這兩種地方,工作人員的腦子裡都必須有一些想法、而且必須是正確無誤的想法
,他才能夠用這些想法成就有價值的東西。這種靈感不能強求;他和冷冰冰的計算毫無關係。當然,計算本身也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舉例而言,沒有哪一位社會學家,即使是年事已高的學者,會自認為已經了不起到可以不做成千上萬、瑣瑣碎碎計算工作的地步;這些計算有的一次得花上幾個月的時間。如果你想得到點結果,你絕不能放心大膽地把工作交給技術助理全權楚哩,即使最後得到的結果,經常只有微乎其微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你對於計算的方向,以及在計算過程中對於浮現的單項結果所代表的意義毫無“概念”,那麼即使這微不足道的結果,也不可得。在正常情況下,這種“靈感”唯有透過辛勤工作之後,才會湧現;當然也並非一逕如此。在學術的領域內,業餘工作者的直覺對學術的影響,可能與專業人士的等量齊觀,甚至更大。我們有一些最好的假說和見解,正是來自業餘學者。正如韓姆霍茲論梅耶爾(Robert von Mayer)之語,業餘人士與專業工作者唯一的不同,在於他缺少一套確切可靠的作業方法,因而往往造成一種結果,使他無法對他的一項直覺的意義,加以判定、評估、及經營發展。如果靈感不能取代工作,那麼工作也不能取代靈感或者迫使靈感湧現;熱情自然更辦不到
。熱情與工作可以激發靈感;最主要的,二者要結合起來。即使如此,靈感只有在它們願意的時候才會造訪,並非我們希望它們來就會來……無論如何,學術工作者必須考慮到一切學術工作必須承受的風險:靈感會不會出現?一個人可能孜孜矻矻地努力工作,但卻永遠沒有自己的創見……靈感絕不像一些自大的學者所想像的那樣,在學術領域中,扮演一個比它在現代企業家對實際生活問題的掌握方面,更為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靈感在學術上的重要性,又並不亞於它在藝術領域中的重要性;這點也經常被人誤解。如果有人以為數學家只要坐在書桌前
,把弄米尺、計算機等,就能得到有學術價值的成果,這是很幼稚的想法。一個維爾史特拉斯(Karl Weierstrass)在數學上的想像力,無論從意義與結果來說,在導向自然都與藝術家的想像力迥然有別,性質上也有根本差異。但是其間心理過程並無不同。二者皆為狂熱(Rausch)(即柏拉圖所謂的“迷狂”〔mania〕與“靈感”。

〔§9 當前流行的“人格”論〕
我們從事學術研究時是否有靈感,靠的是人所不能測知的命運,此外就是靠“天賦”。目前流行一種心態,把這項無可置疑的真哩,變成崇拜偶像的藉口,這些偶像就是“人格”與“個人體驗”。這種崇拜充斥大街小巷與各種報刊,在年輕人的圈子裡,尤為風行,這是可以理解的。這兩個偶像彼此緊密連在一起:一般認為,“個人體驗”構成人格,並為人格本質的一部份。於是人們使盡解數,努力去“體驗”生活。因為他們相信,這才是一個“人格”應有的生活方式。即使“體驗”生活沒有成功,也得裝出一付有異稟的樣子。從前德文把“個人體驗”稱為“感動”(Sensation),我認為在當時人們對人格及其代表的意義,有更恰當的了解。

〔§10 學者的人格〕
各位貴賓們!在學問的領域裡,唯有那純粹向具體工作獻身的人,才有“人格”。不僅研究學問如此,就我們所知,偉大的藝術家,沒有一個不是把全部心力放在工作上;工作就是他的一切……在學術圈內,當一個人把他應該獻身的志業,當作是一項表演事業,並以其經理人身分自居;當他出現在舞台上,竭力以“個人體驗”來證明自己的價值;當他自問:我如何證明我不只是“專家”而已,我又如何在形式與內容上發前人未發之言的時候,我們絕對不能把他當作是一個有“人格”的人。今天,這種現象已經相當普遍;它始終給人一種卑劣的印象,並降低當事人的人格。反之,唯有那發自內心對學問的獻身,才能把學者提昇到他所獻身的志業的高貴與尊嚴……。

〔§11 何處尋覓學術工作的意義〕
學術工作和一個進步的過程不可分離……在學術園地裡,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內就會過時。這是學術研究必須面對的命運,或者說,這正是學術工作的意義……在學術工作上,每一次“完滿”,意思就是新“問題”的提出;學術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過時。任何有志獻身學術工作的人,都必須接受這項事實。學術研究,若由於本身所帶有的藝術性,能夠提供人們的“滿足”,當然可以流傳;或是作為一種訓練方法,也可以有持久的重要性。然而就學術本身的觀點來說,我再重複一遍,將來總有一天,我們都會被別人超越;這不僅是我們共同的命運,更是我們共同的目標。當我們進行一項工作時,不能不希望別人會更上一層樓。原則上,這進步會無限地繼續下去。有了這種了解,我們接下來要談的,這是學問的意義這個問題……

〔§14 學問的價值—問題的提出〕

我們應該如何來面對這個問題?在技術層面以外,“進步”本身是否尚有什麼可以明認的意義,基於這種意義,對“進步”的服務,遂可成為一樁有意義的志業?這個問題是一定要提出的;這已不單單是奉學問為志業的問題,亦即不單純是學問作為一種志業,對於獻身於它的人,有什麼意義的問題。現在我們問的問題是,在人的整體生命中,學問的使命是什麼、以及它的價值在哪裡。

〔§19 學問的價值作為學術工作的預設〕
……在〔今天〕這種種心態狀況下,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意義安在?托爾斯泰曾就這個問題,提出一個最簡單的答案:「學問沒有意義,因為對於我們所關心的唯一重要問題:『我們該做什麼,我們該如何生活?』它沒有提供答案」。學問對這些問題沒有提供答案,已是不爭的事實。尚待討論的問題只在於,在什麼意義之下,學問“沒有”答案,以及對一個問題問得正確的人,學問能否提供一些幫助-今天,人們往往習於把“學術沒有預設”掛在嘴邊。真有這麼一回事嗎?這得看個人如何了解“沒有預設的學術”。所有的學術工作,皆預設邏輯與方法論的規則為妥當:這些是人在世界上訂位的一般性基礎,而至少就我們的特定問題而言,這些預設最不構成問題。不過,學問進一步預設:學術工作得出的成果,有其重要性,亦即“有知道的價值”。顯而易見,我們所有的問題都包含在這裡;
因為這項預設無法用學術方法證明。這個預設,只能根據它的終極意義來詮釋,

自由,多少獨裁者假汝之名!

文/社會二許躍儒


蔣中正的確是一個獨裁者。中正廟也的確是在紀念一個獨裁者。但現在,我們將把這座廟改紀念另一個獨裁者。這個獨裁者不是陳水扁,不是杜正勝,而是空洞的「民主自由」。這個獨裁者將不再有任何人能夠挑戰他,誰都可以打著這新獨裁者的名號為所欲為。甚至做出最傷害人權、最不民主的事情都沒關係。因為從頭到尾,這個「民主自由」除了這四個字外,就沒有別的內容了。

整個改名的過程,本身就是一件最不民主的事情。到底中正紀念堂牌樓上的字,是教育部單獨決定的嗎?還是北市府可以決定的呢?還是文建會可以決定的呢?這件事情在法律上是有模糊地帶的,是有所爭議的,是可以送請釋憲的。在法律並沒有明確規定而且有另一方提出質疑時,教育部沒有任何協調、沒有聽取任一方的意見後就行動?這是民主的行為嗎?再者,除了相關的政府部門之外,也有許多民眾表達反對的意見。如果一個不經過民意機關的政策遭到反對,一個民主的政府應該暫緩執行,跟相關團體加以協商討論。但教育部在面對抗議時,有任何的停步或嘗試傾聽?我只看到,仗著優勢的公權力,強硬地排除任何的反對者,將一項沒有經過充分討論的政策強制執行。

民主是什麼?這是一個大問題。雖然為民主的概念在歷史洪流中被不斷詮釋增改,而顯得龐雜而紛亂,但他決不只是個空洞的口號。目前學界至少都能夠同意,民主是「所有成員,無論他們在其他事物上怎樣,但在社團的管理上,應該看作政治平等的」。(Rober Dahl,1999)他不僅限於投票的平等,還包括每個人平等有效的參與。由這個標準來看,這件事情教育部從頭到尾,有跟任何團體—不管是其他持反對意見的政府部門或人民—有任何討論或協商嗎?沒有。他有讓其他人政治平等的參與這件事情的討論嗎(我甚至還不希冀能參與決策)?沒有。連這最基本的的條件都沒有達到,民主自由對他們而言,除了一個空洞的口號外,已經沒有任何內涵了。

19世紀的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大革命標榜著民主自由取得勝利,卻在短短幾年內走向恐怖政治。沒有什麼別的理由,就是這個「民主自由」是空洞的沒有內容的,任何人都可以打著「民主自由」做出最不民主最不自由的事情。在「自由廣場」上強暴的逮捕抗議民眾,在「自由廣場」上架起拒馬阻止人民行動,在「自由廣場」上兩個政府官員互相開罵沒有任何事先協調,以民主自由之名,還有什麼事情作不出來呢?只要瞭解了對政府而言,「民主自由」不過是個空洞口號,那麼「為了民主自由我們實行戒嚴」「為了民主自由我們逮捕異議人士」聽起來,好像也就沒有那麼刺耳吊詭了。

shall we talk

文/孫有蓉

十二月七日,無視牌匾下抗議團體悲憤的軍歌,表達對蔣公的景仰與頌揚;無視靜坐團體控訴政府暴力,「大中至正」悲劇英雄般地被取下。那些聲稱自己為公權力者,理直氣壯執行「正義」。讓我不禁想問:公權力是否等同於正義,而任何的反對者都將被「正義」制裁?若民主制度讓正義淪落如此定義,如何表徵文明與進步?

暴力與公權力
造橋鋪路、各地的捷運、高鐵、懲處社會禍害,公權力如此,成果令人讚揚;然而,拆掉違法的鐵皮屋,使無家產的貧困者失去最後的依歸、拆除樂生,讓捷運順利興建富裕新莊、拆下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牌匾,這些不也是公權力?時常,我們看見執法者以公權力的姿態向反對者示威、理直氣壯執行「正義」,無視所有反對與乞求的聲音,如此的公權力令人義憤填膺。為什麼同樣看似執行公權力,一些被鼓舞,認為是社會進步的力量;一些被唾棄,譴責為民主暴力?

我在大中至正事件期間,曾兩個晚上靜坐抗議,訴求「在未與人民協商的情況下,拆除就是民主暴力」,一位政大研究所的學生問我:「政府在做很多事的時候都未曾與人民商量,比如說裝路燈或者修馬路,為什麼單在這件事上就要與人民商量呢?這樣說的話,到底什麼樣的事情政府應該與人民商量,而什麼樣的不用呢?」我開始思考:什麼情況下公權力是有爭議而需要協商的,是那些引起衝突的公權力?使人利益損失的公權力?使弱勢者更加無法生存的公權力?還是忽視人道精神的公權力?

下意識地,我們似乎都認為公權力即執行公眾利益;開路、促進地方交通與經濟發展,為了地方利益政府理當使用公權力使道路順利開發。這樣的公權力難道不代表正義?但當道路經過民宅、廟宇、社會弱勢族群居住地或者受政府救濟的痲瘋病院時,公權力充滿敏感性與爭議。而使公權力充滿敏感與爭議的難道不是利益的損害、情感的不尊重、行政人員的不人道與整體行政的功利化?於此,公權力尚厚著臉皮自稱「正義」,就免不了被群眾唾棄為國家暴力了。另一方面,人民需要國家進行建設、發展地方經濟;同時又在衝突發生時唾棄政府使用國家暴力損害個人利益、不尊重信仰、沒有人道精神、用多數暴力踐踏少數人的權利甚至人權,政府行政於此實在窩囊。

是民主制度告訴我們人民有權利參與政治的想像,發表自己的意見,捍衛自己的利益與立場。「窩囊政府」這樣荒謬的結論必將回到民主制度中探討並尋求解答,公權力也將擺回民主的脈絡,重新尋求正義與正當性的定義;那些讓群眾狂熱、政治對立的難道不是台灣的民主政治?

Make it work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自由、民主」作為現代進步國家的表徵不斷地被強化型塑。從國小開始便教育小學生們選出班長與幹部,表面上是實行學生自治,實際上卻永遠是幫老師「統治」好整個班級。中學的學聯會所營造出的仍是上對下的階級性思考,或者玩樂取向的學生活動為主。待進入大學,學生們自然認為學生會便是為學生處理事務、爭取更多權利、娛樂學生,完全忽略學生自治如同民主,是一種自覺,一種對決定自我生活樣貌的覺醒;也是一種自發性討論及對話的氛圍,在對話間不斷挑戰正義及公理,以求真理的彰顯。

教育如此,國家整體的民主更是淪落到視「合法」為正義,執法者每每宣揚著自己的合法性,使「合法」擴音式地掩蓋守舊者的價值觀、歷史的厚度甚至弱勢者的生存權。取得政權如同取得正義的定義權,用私自定義的正義對群眾大聲嚷嚷。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大篇幅的討論正義,其中不難看出,希臘城邦中對正義的定義往往是「立法者的利益」。而台灣政治人物對政治的想像往往與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希臘城邦不謀而合,期望以修改法律的方式定義出「正義」。聽似荒謬,但這樣的訊息卻每每從執法者口中傳達出。警察面對抗議群眾時、拆除樂生時、拆除遊民鐵皮屋時,無時不認為自己代表著正義而拒絕與所謂的「不正義」對話。

難道民主就是在執行政策時大喊:「這是人民的意見而我們要表徵民主的精神,只有剩下一小部分的人頭腦不清」嗎?在沒有與人民協商與對話前,「民意」從何而來?

肥皂箱與民主精神

「肥皂箱上的民主精神」如神話般地種植在上一個時代,夢想式地傳遞到了這個時代。我們從來不知道為什麼民主的精神彰顯在肥皂箱上的對話;我們從不知道民主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文化脈絡中扎根成長。在台灣,我們活生生地體現「化橘為枳」,卻毫不思索我們共同的土壤,一味如孩童般拿著枝葉互相揮打,而「肥皂箱上的民主精神」永遠都只是教科書中一句動聽的話。

在論述中,民主的精神可條列式地無限延展,最常被提起的那些「協商、妥協」的精神在台灣都蕩然無存。在繁複的權力相互制衡設計下,民主制度以最成功的姿態保障了權力,使其不可能被壟斷;但繁複的制衡機制同時也成為最危險的環節。議會制度強化了政黨間面對不同意見協商的必要性,而台灣的議會總是上演著「只要是彼政黨提的一律不同過」、「法案不通過都是在野黨與中央政府做對」、「議會不同意所任命監察委員就索性不提名,使監察院形同虛設,沒有監察體系監督行政豈不樂哉?」如此小孩般任性地無理取鬧。除了設法溝通、協商,所有阻止會議開始或者主席進入的手段都出現了,使國家許多行政進入空轉,監察制度停止運行。民主制度下最危險的環節:權力的相互制衡,在缺乏協商與妥協的共識下崩壞、腐化。

協商、妥協、法制、程序正義…等,化約這些冗長的所謂「民主精神」,剝去厚重的外衣,單純問:「肥皂箱上的民主精神」到底代表著什麼?親民?簡單的競選,乾淨純粹的政治?某個老師曾經告訴我,他曾經在海德公園裡目睹候選人在肥皂箱上對著民眾發表政見。僅僅一個肥皂箱的高度,群眾與候選人對話、辯論,沒有單向宣示性的語言,沒有宗教似的精神口號,只有理性與對話。

是「對話」,最純粹、單純、平實的「對話」,這才是民主精神的土壤與根源。沒有這樣的默契、沒有這樣的氛圍,專制、階級存在於思想中而非社會中,如果我們不將自我從思想中解放,我們如何從社會中解放?我們如何希冀自由的空氣與自由意志的表達?

所有的抗爭似乎都這樣發生,生保法、樂生、寶藏巖、大中至正…,無數的社會議題,無數的不公不義。除了醜陋的利益糾葛與「勤政愛民」那些口是心非的屁話,在不視溝通、協商為民主必要條件下,社會的不正義一再循環、擴大。沒有改善,沒有轉圜。

許多人說,這是個沒有法治的國家;許多人說,這是個用暴力摧毀並定義國家認同的國家;許多人說,這是個私自定義正義的國家;我說,這是個沒有對話的國家。封鎖了思想與表達,讓政府的語言有恃無恐的代表大眾,讓這個社會改變不需要革命、不需要槍砲彈藥,甚至不需要走上街頭遊街抗議;我們所需要的只是最簡單的:對話。

UN for Taiwan? Taiwan for UN!

文/李昕璋(讀者投書,政治系國關三)

入聯(返聯)議題在數月前曾一度成為各大新聞媒體聚睛焦點,然而這個話題並未被深入討論,甚至僅止於口號,因此筆者在此針對此議題進行一個初步的探討:究竟入聯的必要性與實質意義為何?進行公投之意義又為何?

亞細亞的孤兒
對於臺灣而言,我們為何需要加入聯合國?很明顯的,在大眾傳媒上大肆宣揚的同時,沒有人告訴我們「為何」要加入,而是用一種無法理解的自信去「信仰」這樣的一個願景。

單就實際效益而言,「加入聯合國」要的只不過是「世界各國的集體承認」而已。然而所謂的「承認」與否當真對一個國家如此重要嗎?要知道在今天的國際建制中,一個國家之所以為國家不單單是因為其具備「人民、領土、主權政府」,更因為其擁有並行使外交權;而要擁有外交權,勢必得透過與他國之間的正常外交來往形式才有辦法得到確認。臺灣的問題就在於我們希望擠身於國際社會中,但我們並不被認為是一個「國家」,是故所有以國家為參加要件之國際組織抑或是條約,臺灣都是屬於被排除在外的一方。

國際化的要件:成為國家
有人會說:「我們還是可以去進行務實性質的外交行為啊!」這聽起來像是一種解決之道,放棄那些政治性的國際條約而投入經濟交通的組織或條約,回歸李登輝時期的務實外交政策,或許可以為臺灣多少爭取一點機會與希望。然而我們回顧這段歷史,就會發現那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機運:臺灣從來沒有改變過務實外交路線,在這樣的時期我們也找不到另外的替代方案,而國民黨能民進黨不能的最大關鍵在於中國已經不是80年代的中國,臺灣也不再是80年代的臺灣,雙方的外交競爭到了今天已經趨於白熱化,當整體環境改變時,以前有用的步數現在不見得有用,反而還會是一種反作用力。這是對於常見反駁的抗辯。

實質意義上,之所以贊成以臺灣之名加入聯合國不外乎一個原因:成為一個新國家。

正如前言所提及的,一個正常的現代國家是必須仰賴於外國的承認才得以被國際社會所接受,而加入聯合國無異於得到一百九十二個會員國之明示承認,而這樣的國際承認是無法撤銷的(與中華民國斷交的國家並未撤銷對於「中國」的承認,而是將其代表者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倘若臺灣能夠透過加入聯合國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無異於成為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而不必再仰美國鼻息,也不再需要與中國處於對立。

中國雖以臺灣之主權歸屬者自居,但在長久分離的狀態下,中國與臺灣之關係已有根本上的質變:同胞?敵人?芳鄰?雙方一直處在這三種認知的混亂之中,並未能從中尋得解決之道,因為雙方毫無共識可言。

歷史共業的集體失憶
究其根本,二次大戰結束後,透過舊金山合約上模糊含糊的外交辭令,在同盟國間利益交換與戰略考量下,臺灣的地位在當中懸而未定,再加以國共內戰後,國民黨全面失守、撤退來臺,並穩固其在臺灣之統治地位長達五十年,造就出一個「轉型中民主國家」─威權統治的陰影依舊存在,雖無限逼近正常民主國家,卻仍不可與發展成熟之現代國家相提並論─而與「中國」的關係則從割讓與日開始日漸淺薄,到了威權時代更加強了臺灣人對於「外來政權」的畏懼與不信任,時至今日,現代臺灣人與現代中國人的連結與其說是文化上的,毋寧說是基因上的。

換言之,近代臺灣的國際困境事實上是被一段利益交換的歷史所拖累造成的,而在世界各國高呼人權的今日,我們試圖以所謂的「民族自決」來改變自身的絕望,然而在「主權對內最高,對外平等」的基本原則下,臺灣的人民似乎既擺脫不了威權,亦無法自主,這也是為何要進行入聯公投的原因。

不願面對的真相
是的,我們必須承認即使公投通過,臺灣也不會因而加入聯合國。聯合國的會員資格核准向來不是程序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因此,只要中國繼續堅持臺灣為其主權疆域、臺灣問題是內政問題,進入聯合國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這不是一個單目的的公投,或者應該說這個公投的目的本來就不被設定為一個具體的目標,而是一個意思表示。請原諒我如此粗糙的使用這個法律名詞,但這恐怕是最能解釋這個公投目的的詞彙。

然而,我們卻可以發現,台面上的政客並沒有讓人民清楚認知這點,反而以激情和民粹炒作,讓血脈賁張的民眾誤信在公投通過之後臺灣就能順利加入聯合國。入聯公投作為一個意思表示並不足以為恥,畢竟臺灣長久以來受挫的外交狀況,並不是臺灣人的過錯。重點是,誰必須為這樣的情況負責?臺灣人民是否瞭解自身的處境是二戰後的國際均勢所造成的?臺灣的政治人物是否有面對真相的覺悟,並且讓全臺灣的人民都認知到:只要臺灣主權問題沒有解決,我們就永遠無法踏入聯合國的大門。

如果我們不表達出我們的意見,誰會知道我們希冀的是什麼樣的政府?而忽視人民期望的國際體系,又怎麼能算是尊重人性尊嚴與自由意志的政治型態呢?透過這個公投,也許我們仍舊無法改變現況,但至少我們傳達了我們的聲音,我們曾經表達了我們的意見,訴說了我們想要什麼或不想要什麼,而這正是「公投」的目的所在。

台灣的道路--能源、環保與生活轉機

文/梁言﹑林佳瑋(讀者投書)

自從國際油價不斷攀高後,最近更掀起討論減碳抗暖化的環保熱潮,然而在這些議題的背後有著一個共通的意識主軸:台灣人要怎麼樣的生活方式?

台灣是一個很美麗的島嶼,卻住著一群不開心的人們,什麼都是不確定或是被決定的,被排除在國際政治事務外的台灣人,要在經濟消費力上證明自己的尊嚴,然而在歐美資本強權的技術與資源壟斷下,台灣經濟基本面的脆弱易波動是有目共睹的,台灣社會一直以為大陸廉價勞力搶走我們的工作機會,然而歐美資本對台灣政治與經濟的高度掌控,才是背後的主要原因,這點卻始終沒能被突顯出來。所以我們投入大量社會成本去發展歐美不生產的產業,匯率也緊盯美元不斷下跌,賺一些傷害我們自身健康與後代環境的微薄利潤。

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取得能源與產業的自主,是台灣這一個世紀首當其衝的嚴苛挑戰,但我們檢視現在政府的政策思維與發展論述,嚴重缺乏這一區塊規劃及簡化問題,想用衝擊生態與社會的「生質能源」 (註一) 與「核能」 (註二) 來為缺乏石化能源的台灣解套,另一方面,卻又受財團施壓,發展高度消耗石化能源的煉鋼與石化煉油產業,這樣的精神分裂,在台灣社會中卻被政治競爭與產業競爭力迷思掩蓋。

我們以為從重工業王國轉成科技矽島,就是產業升級、產業轉型,政府不顧市場平衡地強力扶植高科技產業,又被資本家以「出走台灣」要挾,大量補貼石化重工業 (註三) ,無視背後龐大的社會與環境成本,表象上增加的GDP,反映在真實生活中,卻是日漸擴張的貧富差距與遍體麟傷的土地。我們需要另外一種更具有能源使用效率的生活方式。環境保護運動不是反對發展,而是將經濟轉往更有人性更永續的方向。具體例子便是遭到美國經濟封鎖的古巴,反而發展出環境友善、低耗能的生活方式 (註四)

拉丁美洲諸國,運用合作協定與區域貿易的方式,共享資源與社會服務﹔瑞典宣佈2020年全面改用再生能源,並對高耗能產業課以「碳稅」與「能源稅」,反觀台灣,政府與民間仍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中打轉,沒有認真去正視相關的社會發展問題,這是因為台灣的階級運動與環境運動力道不足之故。

力道不足有很多原因,有一個我們理解的原因是,台灣的階級運動與環境運動依附在主流的溝通媒介中,而未發展出有區隔且易傳播的論述,以及可以慢慢累積資源進步的民眾參與組織,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是我們不樂見的。我們認為不應該停留在批評政府與政黨,因為公共政策的角力,其實只是反映人民意識的結構而已,是因為台灣人民普遍不重視與不相信,所以台灣的政策與結構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台灣人的主體意識要透過對自己世界的決定程度來展現,我們不只是要決定自己的國號與國家體制,也要決定自己的格調與發展途徑,延伸到各種生活事務巨細靡遺的可能性。透過集結成各種社會團體去施壓倡議,逐步改變自己的社區,再擴大到影響國際社群,讓台灣走出不同的風格與貢獻,重拾失去的自信。

環保運動目前在台灣雖然略嫌與基層脫節,太過親西方與都市菁英性格,但是她卻是一種切切實實的生活實踐政治,從飲食﹑消費﹑工作﹑團結公眾參與…等生活方式改變去省視決定自己真正需要什麼,而不是去從眾過一日算一日,既然決定了自己要什麼就不後悔付出代價與精力,這正是我們台灣年輕人可以好好起步的第一個人生決定。

揮別洞洞館,異想人文大樓

文/孫有蓉

文學院,一種對人文素養的想像。

幾個學期後,哲學系館與人類系館兩幢孔洞遍佈全身的建築物就要從台大特色建築中除名,剩下農業陳列館僅供大眾瞻仰。事實上,三幢洞洞館中只有農業陳列館是出自貝聿銘之手,哲學系館與人類系館都只是依樣畫胡。系館中因採光不足、建築物老舊,養出了蒼蠅大的蚊子天天與兩系學生作伴,而建築物漏水問題更讓老教授們心驚膽顫,擔心一失足成千古恨。因此,雖然美麗與光輝的過去將永遠無法以遺蹟憑弔,也不再擁有一個系上學生共同的家,學生們尚且期待新大樓的出現。

從傳出要拆掉兩棟系館以來已經過了三個學期,不停的「洞洞館惜別會」、「洞洞館最後一次系卡」、「洞洞館懷舊展」籌劃了一輪又一輪,至今拆遷日期還是未定,讓系學會的活動陷入「冏」境。究竟什麼時候哲學系與人類系要被暫時地發配邊疆到水源校區?兩系的學生皆期望下一次的「下回分解」能給予正確的交代。

水源校區是什麼樣的地方?我們的家將搬到何方?現在的水源校區荒煙蔓草,破玻璃殘留在窗框上,舊國防醫學院的解剖台尚停放在室內,哪個鬼屋比這可怕。遠離校總區,舟車往返於大量車潮的馬路好不危險。不像法社學院與醫學院自成系統,有福利社、辦公室、停車場可自給自足,未來哲學系與人類系將如孤島般矗立在廣漠、荒涼的水源校區,雖是暫時也太過籌備不周,宛如讓小學生參加四五年的野外求生活動。

撇開眼前的殘狀,許多文學院的系所皆放眼人文大樓美好的光景,期待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系的空間。學校期望可以藉著人文大樓提升台大整體人文素養,請了專業建築設計師,籌辦單位也希望多吸納學生的意見以建構出令人滿意的人文大樓。在第一次與建築設計師的接觸,文學院便被建築師視為修道院,打算用美麗的教堂式建築:美麗的厚牆與小門窗,將文學院學生們保護在與世隔絕、不受聲光色引誘的清靜之地。也許晨鐘暮鼓的生活能讓文學院的教授與學生們生產出更多驚人的paper,為學校前進頂尖大學的計劃盡點心力,但我們對文學院的想像是什麼?

人常說:文學院的模樣代表一個大學對人文素養的想像,我們對人文素養的想像是什麼呢?我們對文學院的想像又是什麼呢?學校中成立了校園規劃小組讓同學參與建築設計的規劃,校園導覽社也開設了「校園文化資產詮釋」的通識課程來研究人文大樓的整體規劃。未來一場場的公聽會、討論會讓我們一起促發我們對自己的想像;若沒有想像,讓我們一起去買僧袍,為完全獻身學術準備吧!

發刊辭

一份報紙,期望一個世代的品味,作為一個世代的串聯。

我有個夢想,串聯起大家的力量,讓我們在生活中改變這個世界。
我有個夢想,每一個你們都如此地知道你們是何等的珍貴,而我們聚集後的聲音又是多麼的響亮,足以撼動、震懾那些錯誤、不公義、不理性、不講道理。
我有個夢想,讓我們在對話中生活,在生活中對話。

我們都抱有著一些我們從不發問的疑問,因為這個社會往往不准許發問。
我們都抱有著一些我們從沒有意識到的疑問,因為政治與文化上的貧乏使我們逃避思想。
我們都抱有著一些我們不曾認為它是疑問的疑問,因為漠然的世界,充斥著被表象強暴的實在。

我們都有著一種否認自我與社會連結的連結,遙遠的樂生對我一無四處,而我對它一無所知。
我們都有著一種被認定又不被認同的社會連結,年輕人被期許擔起社會,同時不准上街頭遊行、靜坐抗議。
我們都有著我們沒發覺與社會的連結,只是反應與影響都太過遙遠而被忽略。

我們都有著一個潛在或否的夢想,領著我們看見了疑問,而這些似有若無的疑問,正是那些將我們與更多夢想、更多疑問、更多熱情與真實連結的媒介。
當然,我們也可以繼續著幻想資產階級生活又高談擴論的夢想,拿著红酒談樂生人權。

一份報紙,期望一些毀滅,作為一種更新與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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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份報紙,我所追求的並非再多我一個尖銳的個人主義;不是找一群夥伴來發揚我的思想;我所想:給眾人一個共同的平台,用最平易近人的方式將大家所珍重的價值呈現。此中的重點在於那些感動我們的事物,還有每一個執著於這些事物的你們;而報紙,只是一個讓這些隱藏在平凡中的美好被看到,被欣賞,被appreciate。

在這個資訊太過於方便的時代,多數人用直覺來選擇所好;在這樣的情況下,薄弱的思想怎能敵過以積極態度強力推銷資訊的商品化經濟?這樣的敗退,又怎能嚴加批評學生冷漠、不積極、不參與、沒理想、沒想法…等?當然,我們亦可問:我們為什麼要思想?我們為什麼要文明?我們為什麼要文化?我們為什麼要人文素養?這也許就像是為什麼我們要受教育、我們要”品味”。或者,選擇了不要有文化、不要有文明不也是一種文化?

政治的醜陋讓我們厭惡、絕望,我們以冷漠與漠視止住那些無盡的煩擾;儘管拆掉我的歷史、我的回憶、我對正義的信念,我將以不投票表示抗議,我將以不參與表示我的控訴,我將以玩樂的生活讓我忘記那些我不願面對的傷痛。我只是個無知的學生,除了與朋友在言談間戯虐政府與社會的庸俗與愚蠢,我是個無力的受壓迫者。

在這個對政治與社會失去信念的世代,要重建世界很困難,要訴求正義很困難,要以行動表態很困難。但難道在我們什麼也不在信任的世界,我們歡樂於其中靜觀世界崩頹?給我一個機會,參與、對話,讓我證明血液的年輕擁有改變的力量。

一種分享與求真的氛圍,是我對這份報紙的期望。

總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