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史丹福中心」在台灣及台大之探討

◎58級校友 黃墾德(筆名)

七號館於1983年改建為共同教學館前，屋旁有台大創校時種植的五棵琉球松，當時在史丹福中心研修中文的外國學員常在樹下溫書、休憩及聚敘。(該五樹因在改建工程進行時，遭工人將廢土和水泥漿棄至樹頭處，造成土壤劣化，致使其中兩棵凋亡；另三株亦曾枯萎，幸經園藝系師生搶救，終得生機。)

   台灣於一九六零年代，台灣大專院校的國際教育交流還不怎麼盛行；但在臺大校園行政大樓側邊五棵琉球松樹下，常見三五外國學生溫書、休憩及聚敘。他們是簡稱為「史丹福中心」(Stanford Center)之「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IUP)學員。

一

   「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係於1963年由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康乃爾、普林斯頓、芝加哥、密西根、史丹福、西雅圖華盛頓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校聯合設置者。該十所大學俱為世界級之頂尖學府，學生素質之優秀自不在話下；各該學校華語文資源豐富，如哈佛的燕京圖書館及與史丹福搭配的胡佛研究所都有數十萬冊之中文圖書、期刊及報紙。來台研習華文的學生多不僅止於淺易之會話表達，有願深進至多種學術如漢學及應用如外交之領域者。

校園故事

◎校園故事採訪小組：社會二　潘雅琪／公衛一　柯尊皓／日文一　梁德莎／政碩一　李芃萱／大氣四　陳梁政／社工二　李清遠／公衛一　許筑淋

　　環境清幽、古色古香的舊社科院，是個完整的校區，除了上課的教室，還有圖書館、餐廳、操場及行政中心，機能完備；然而，因為獨立於校總區之外，使學生的課外活動空間相當缺乏，大多數的學生下課之後，不是直接回家，就是回到自己所住的宿舍，生活相對單純許多。獨立校區也對跨領域學習造成影響，礙於交通因素的限制，加上跨校區選課在當時是少數的特例，社科院的學生若安排跨校區的課表，往往被系辦助教打回票。但也有學生樂於往返兩個校區之間，參加社團活動及學生運動。龍門客棧便是個議論的場所，對於議題、時事的交流及討論都是在那兒醞釀成熟，更成為異議份子的聚集地；也有傳言指出，法學院會獨立於校總區外，是為了隔離異議性高的學生。此外，法律、政治、社會三系聯合的法研圖，是當時臺大擁有最新藏書的圖書館，新潮的知識及思想由此灌注，奠基了學術能力。舊社科院校區一帶，為社科院學生孕育出論述及動員的能量，更讓他們成為學生活動的要角。

師長聊校園

蘇碩斌老師：「當時愛讀書的人都往法研圖跑，裡面的書甚至比總圖的都還要新，所有新理論都從法研圖進入校園。這讓法學院的學生不只有街頭運動的能力，更積累了組織論述的能力；也確實，學運菁英很多來自法學院。」

吳叡人老師：「法政跟醫學院有一些歷史根源，我們所讀的、我們的專業也有關，臺灣在七○年代政治意識很高的時候也影響法政的學生，另一方面，醫學院有臺灣醫學人文傳統，我們又有龍門這個地方讓大家聚集在那邊，所以就形成了一個梁山泊，我們可以稱為『徐州路解放區』。」

王曉娟小姐：「其實系所在徐州路校區那邊是很可惜的，因為太偏遠了，而且到公館很不方便，因為很麻煩要一直回來，所以很容易就窩在系學會那邊（三研所地下室，書店旁），那邊就像是家。但如果系所在校總區的話，太多地方可以去了。」

校園的守護天使──院犬的故事

◎校園故事採訪小組：社會二　潘雅琪／公衛一　柯尊皓／日文一　梁德莎／政碩一　李芃萱／大氣四　陳梁政／社工二　李清遠／公衛一　許筑淋

圖說：院犬關係圖

　　在社科院漫漫歷史中，除了來來往往的學生與教授，還有著默默守護校園的天使──院犬，不可否認牠們帶給師生的溫暖陪伴以及對社科院的奉獻，是多麼的彌足珍貴。

　　院犬的起源來自一起工友謀殺案，在行政大樓靠紹興南街的工友值班室被歹徒闖入而發生命案。自從這起事件後，警衛不再刻意趕走流浪狗，住下來的流浪狗小黑也會陪著警衛巡邏。有人主張把流浪動物趕出社科院，擔憂流浪狗在校園裡持續繁衍造成衛生疑慮、觀感不佳等問題。小黑就曾被工友丟掉兩次，甚至被送到五股，最後只留下來福在社科院長大。

　　來福長大之後有了第一任妻子小白，不久後又找了第二任妻子小花。而後林明鏘老師與政治系、政研所的同學創立了愛犬社，將流浪狗制度化成為院犬，由愛犬社的學生以及指導老師對院犬負責，並透過學校補助的經費照顧他們，自此小白、來福、小花便名正言順地成為第一代院犬。政大政治系老師蔡中民、劉致賢就是第一代愛犬社社員。愛犬社的成立，以及許多老師給予愛犬社的協助，像是趙永茂、林惠玲老師等，院犬終於獲得較妥善的照顧，也成功把來福與小花生下來的五隻小狗送養，而唯一一隻留在社科院的小狗就是第二代院犬──福妹。福妹誕生之後，老年的來福被林明鏘老師帶回家照顧，而小花則在臺大動物醫院度過餘生，至於小白也被李茂生老師領養回家。

　　院犬其實是許多校友的共同記憶。林明鏘老師開玩笑的說：「學生可能畢業後忘了老師長甚麼樣子，只記得來福長甚麼樣子。」由此可見院犬在學生的心靈依靠上也占了一席之地。來福和小花逝世後，葬在警衛亭對面的綠地上，追思會時許多校友都回來緬懷當年與院犬的相處時光。然而認為流浪狗不該存在校園內的反對聲浪一直存在，甚至有職員私底下暗示林明鏘老師應該「處理掉」院犬。

　　隨著院犬老化、以及愛犬社在2000年後逐漸沒落，校方經費已無法支援院犬照護，僅能由個人愛心支持。儘管院犬制度仍有缺失，如誤咬等意外，但站在生命教育的觀點上，林明鏘老師表示：「我們怎能棄同樣對於奉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精神的一份子於不顧。」

圖說：隱藏在草叢中院犬來福之墓

圖說：隱藏在草叢中院犬小花之墓

數位化浪潮下的消逝──臺大法學院攝影社揭密

◎校園故事採訪小組：社會二　潘雅琪／公衛一　柯尊皓／日文一　梁德莎／政碩一　李芃萱／大氣四　陳梁政／社工二　李清遠／公衛一　許筑淋

圖說：法學院攝影研習社荒廢倉庫及遺留招牌

　　你是否曾在經過舊公衛大樓時，瞥見一旁的小倉庫鐵門上方懸掛一塊大招牌，寫著「法學院攝影社」？在法影社的招牌背後，有許多你所不知道的故事……

　　一九九○年代醫學院社團蓬勃發展，法學院學生因地緣關係也來參與醫學院社團的活動。當時，醫學系徐思淳在大三下學期接任杏林攝影社暗房部部長一職，同一時期財金系李淑芬、政治系顏國秉等人陸續加入杏影社，同樣對於攝影的愛好和執著，徐思淳和法學院學弟妹分外契合。

　　杏影社倒社後，顏國秉為了延續大家的攝影興趣，打算另向法學院課活組申請成立攝影社。然恰逢社員皆大四即將畢業，考慮到社團發展，幾位核心人物盡可能接替頂下，由淑芬學姐擔任第一任法影社社長。當時管理學院已遷回總區，大五的她仍選擇留在法影社。顏國秉1996年當完兵就讀研究所，從法律系林建中手上接下社長，大刀闊斧著手暗房興建。

　　法影社剛成立時，社團活躍的程度不輸法律服務社，社員們共同籌畫了許多活動，如：鹿港外拍、在總區策展、甚至法學院拍攝公關形象的案子，也曾在前後排教室走廊、二樓最西端兩間教室辦過畢業展。在第一年便取得坐落於男四宿舍靠林森南路側小屋，作為暗房和社辦的空間，不諱言徐思淳學長設計的是全臺大最好的暗房，可惜因新公衛大樓興建而拆除，遷移到倉庫現址。林建中學長感慨表示：「假如攝影沒碰到數位化風潮，我相信法影社到現在還會存在，而且仍是個很棒的社團。」。

　　對於現代人而言，攝影是像關燈一樣稀鬆平常的事，只要有一臺iphone，人人都是攝影師。但想像一個還在大量郵寄信件的年代，用的仍是大臺又重的底片相機，攝影是一項專業，更是一項耗費時間和金錢的藝術。像藥水、相機等開銷，支出三萬多塊是基本；設展覽的話，一張照片差不多花費當時的五、六百塊；要外拍，開車的人也少，據林建中學長稱，系上會開車的人少到屈指可數。從構圖、選景到沖洗底片，挑選照片、裱框到佈場，每張照片、每次展覽背後都是法影社社員們付出的心力，絕非現今只要「喀擦」一聲便能照相的我們所能想像的。

　　法影社在創社時面臨許多問題，反應醫學院跟法學院在各方面的不同之處。相較之下，醫學院學生比較富裕、男生多，且七年學制對社團而言較容易傳承；法學院人數雖多，但研究所招收不到四十人，加上男生遇到兵役問題，能真正在法學院待超過大學四年的人不多。後來社會、法律兩系回歸總區，社員人數也並不理想，社團傳承和經營難以持久。

　　草創時便確立「盡可能以最簡單的方法來玩」、「不需花大錢，一樣的enjoy攝影」的理念，嚴謹、簡樸的風格可說是法影社的最佳寫照。約在2003年左右，攝影數位化風潮席捲大學校園，耗時耗錢的底片照相技術脫離大眾文化，除了經費有限外，法學院系所陸續遷回總區，參與社團人數逐漸下降也是原因之一，法影社重新與醫影社交流合作。終究法影社面臨傳承斷層、社員流失而逐漸凋零，廢棄的暗房倉庫和遺留的大招牌見證一代法學院社團興衰。

圖說：內部只剩空蕩蕩的房間，現為醫護宿舍清潔工倉庫

只存在於記憶中的體育場

◎校園故事採訪小組：社會二　潘雅琪／公衛一　柯尊皓／日文一　梁德莎／政碩一　李芃萱／大氣四　陳梁政／社工二　李清遠／公衛一　許筑淋

圖說：上半部為1949美軍航照圖，下半部為1974年之航照。可看見原本的大操場因為空間日益減少而改為6個球場。

　　現在的社科院學生若要運動、上體育課或參與系隊的集體練習，往往都要去到總區的體育場地或者醫學院體育館，其餘只有位於綜合大樓地下室的幾張桌球與撞球檯；然而，徐州路校區也曾經有過大型的操場與體育場地。

　　在日治時期，現在的公衛學院與男四、女四一帶是一個完整的大操場。直到法商學院併入臺大，而法學院學生日益增加，在增建男十六舍、女七舍與商學系系館（即舊公衛大樓，目前為實習醫師宿舍）時，才破壞了跑道的結構，將大操場改建為數個排球、網球、籃球場地。

圖說：由開南商工方向所拍攝之大操場。右上的兩棟白色建築是商學館；左邊白色建築是男十六舍，暗橘色建築則是女四舍。中間就是體育場，目測可見有籃球、排球、網球、足球等場地。

　　當時的法學院學生有獨立於總區的體育課，學生也有充足的空間運動與舉辦活動。政治系王業立教授回憶，大家第四節下課後，便會穿越紹興南街，到對面的球場看比賽，幫自己的同學、好友加油打氣；住宿生甚至經常在上課開始點名後，才慵懶地走出來。政治系陳思賢教授則提到，當時法學院與醫學院之間會在法大操場舉辦競賽，而他也曾經參加籃球隊，與醫學院對抗。

　　直到九○年代，這些場地的使用率仍然相當頻繁；有教職員在法學院組成網球俱樂部，約定時間打球、聯絡感情。社會系等系所遷回總區後，球場因為公衛大樓與藥學系館（水森館）興建而拆除，這個小團體便轉移至總區網球場活動。

　　隨著醫學院體育館的啟用，和法學院校區學生人數的減少，法、醫校區的運動空間逐漸轉移至較新的醫體；因此在公衛學院提出校地需求後，球場便遭拆除以興建公衛學院大樓。龐大的運動場地最後僅剩男十六與男四之間的籃球場，這片球場則在2009年興建藥學系館時被拆除，成為了法學院大操場消亡的句點。

圖說：當時學生課餘時間在大操場上踢足球的英姿。

相濡以沫的勇氣──法學院與學生運動

◎校園故事採訪小組：社會二　潘雅琪／公衛一　柯尊皓／日文一　梁德莎／政碩一　李芃萱／大氣四　陳梁政／社工二　李清遠／公衛一　許筑淋

圖說：代聯會的海報公告

　　臺大曾度過從戒嚴到解嚴那段動盪不安的歲月，當年的學生，走過我們口中的「歷史」。當時的社科院學生道出的一篇篇故事，為我們拼貼出往返於社科院與總區之間的曾經。

　　臺灣社會曾長期處於戒嚴狀態，大學校園受到國民黨嚴密的監管與控制，國民黨的校黨部由校長兼任黨部執委，並透過訓導處和教官進行監控，即使社會上出現各種政治運動、社會運動，校園內仍是歌舞昇平。一九八○年代，位於徐州路的法學院便是所謂「異議份子」的思想源頭，他們以法學院及醫學院作為母體，以校總區作為戰區，拓展改革的版圖，附近的龍門客棧更是不得不提；那是個學生們互相交流、激盪的聚集地，也是不同屆的學生互相傳承的據點。

　　經過七○年代的洗禮，大學論壇社（大論社）和大學新聞社〈大新社〉率先主張從校園內部開始進行改革，以校園民主化為戰鬥目標，企圖推動代聯會普選，於新生訓練當日展開行動，擴及舊體育館和各宿舍；然而，大論社因此遭到停社一年的處分，社長及總編輯也分別被記大過一次。想加入大論社的吳叡人，則受當時大新社社長邀請，擔任編輯一職。成為總編輯後，更舉辦了「言論自由在臺大」與「言論自由在臺灣」兩場活動，在當時的脈絡下是相當敏感的主題，雖然活動如期舉辦，不過有個先決條件：當天古亭分局會派出三十名警員，且必須立據才得以成行。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五大學運社團──大新社、大論社、醫訊、法言和大陸社，於協調會中共同推出候選人參加代聯會選舉，並以「還我學生權，還我自治權」為口號，遞補的候選人吳叡人順利當選，是非國民黨勢力第一次擔任執政黨。然而，學校封殺所有校園改革，眼看體制內的行動難以推展，在任期剩下兩個月的期間，吳叡人利用臺大審稿制的漏洞，以學生代表大會的會報作政治聲明，批判校方與國民黨的干預，並宣布辭職表示抗議。

　　此外，甚至部分的教師也受到黨國控制，師資參差，直到八○年代中期，一批留美的學者回臺才有所轉變。1991年獨臺會事件，許多老師挺身而出，法學院和校總區都發動罷課，並於行政大樓門口搭臺子辦「民間學院」，被校方拆掉後，在紹興南街路口封街上課，更是法學院唯一一次在校園內抗議。

圖說：臺大法言刊頭

　　正如吳叡人所言：「沒有那種相濡以沫，不會讓你產生那種勇氣。」在法學院醞釀，以校總區為前進基地的學生運動，必須透過與同儕的砥礪，才能激發出動員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