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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6日 星期三

學生權益的把關者—第二十六屆學生會福利部專論







◎韓昌軒

福利部概論—角色定位與處理SOP
  「我們就是一切學生權益的把關者」,第二十六屆福利部長林冠嘉說道,福利部一直以來都在處理同學對於校園大大小小的批評,不論是個案式的或制度層面,前者像是同學抱怨「某某設備壞了」,後者則是關涉「整個報修制度」。而在長期的處理經驗中,福利部也逐漸摸索出一套處理的SOP,從問題搜集到具體處理,最後則是向同學報告處理狀況。
  在問題搜集的部分,主要的管道有三,分別是NTU版、校務建言系統,以及部員自己的人際網路。搜集問題後,若為個案性質,則往往傾向于告知同學處理的方法,使其能運用現有的管道解決問題,達成學生自我培力的目的;若為制度層面,則首先會向相關單位反應,若無結果則向其上級單位反應,甚至到全校性的校務會議等各大型會議提案。最後,個案問題的處理結果會通知學生,若為制度層面的改革則會放上NTU版,進行公開的解說。本文希望藉由以下兩則案例的討論,使大家更瞭解福利部的運作,並思考其施政得失。

案例一:抽宿舍程式頻出包
  在二十六屆學生會的尾聲,卻傳出宿舍電子抽簽程式有誤,使得無法公平決定誰該回到總區宿舍,而且連續兩次的錯誤,更是對於學生權益的嚴重侵害。本文希望藉由討論此案例,來了解福利部的運作模式,並檢視其是否盡到學生權益的把關者的職責。
  如前所述,福利部處理問題有一慣行之SOP,此在本事件亦同。福利部由NTU版得知此一電子抽簽的問題,而前往處理。幸運的是,部內剛好有人懂得原始碼的相關知識,得以幫忙找出相關程式的問題。但由於時間已接近期末考,且有許多同學已經私底下換簽,所以並未如第一次出包時重抽。而出包兩次的廠商也將遭校方解約,校方並有對於同學的相關賠償措施。
  其實,抽宿舍的程式原本是可以由計中設計,但是由於人手不足等因素,住宿組決定外包給廠商,但如此一來,學生自治組織是否就難以直接進行監督?抑或課責機制更加複雜?此問題易見諸於BOT住宿等,涉及學生、校方與廠商的三面關係,使得學生自治組織在替學生權益把關時必須迂迴而行,如何解決這種新興的行政方式,似乎是接下來的學生會要面臨的重要問題。

案例二:保險套販賣機設置過程
  第二十六屆福利部的另一項重要政策,是「保險套販賣機」的設置,在被問到為什麼想要推動此政策時,部長林冠嘉說:「我當學代的時候就想做了,因為這是一個無法阻擋的趨勢,而且對於性行為與其禁絕不如給予安全的環境。」但是,在最後決定要推動此項專案之前,在部內卻也有正反兩方意見的激烈交鋒,「我剛到部內把這個想法丟出來大概討論了五個禮拜,正反意見有一點交鋒,像是會不會鼓勵性行為之類的。」而在經歷一個月的討論後,部員逐漸取得共識認為應推動此專案,最後則交由專案小組負責執行。
  在統合部內意見後,專案小組便需要去接觸、了解、統合校園內其他方面的意見,此即教授與學生社團。在策略的設定上,由於意識到此項專案攸關公共衛生,且關乎性別\性議題,故傾向于找公衛學院教授與對於性別有相關研究的教授,逐一寄信表達理念,並詢問其是否願意支持此項政策;在學生社團方面,也是邀集長期耕耘性別議題之社團,與其討論政策的可行性。在這過程中,更討論到是否設置指險套,雖獲部內多數的同意,但國內相關販賣機目前機不販賣此產品,故于現實上無法實行。
  在統合部內與部外的意見之後,福利部擬定了相關論述,從為何要做、到如何去做等,將構想明確化,並定調該政策的目的在於「促進安全性行為」以及「去除性的汙名化」兩部分,再公佈於NTU版使台大同學知悉,希望在校園塑造討論該政策的風氣。
  其實,當初之所以欲爭取教授與學生社團的支持,主要的目的在于可以使此項政策在相關會議上可以較容易被接受,或者更容易為行政單位採納,然而,保險套販賣機之設置,最後卻「幸運地」直接獲得學務長的首肯,於行政會議上決定予以施行;但如此一來,卻也喪失於公開的場合使正反意見進行交鋒的機會。


福利部目前的改革與展望
  被問及福利部目前哪裡最需要改進,部長林冠嘉說道:「我覺得目前例會的討論還不夠有效率,因為那麼多的事情要放在一週一次的例會,但或許專案小組的方式是一種解套。」所謂專案小組,就是當福利部欲主動地推動任何政策,經過大家同意後便交給少數負責人,由其另外選定時間開會討論,並加以執行,只在例會報告進度;但對於福利部被動地接受學生投訴的問題,目前則沒有相應機制。另外,部長林冠嘉也認為,希望下屆福利部能接續本屆「場協」專案,也就是將學生借用全台大的場地之流程簡化,或者由校方提供單一窗口,使學生能夠輕鬆有效率地借用場地,而非現狀下借用不同場地須向不同單位申請,使學生借用場地阻礙重重,並對於相關資訊難以掌握。
  福利部一直以來確實努力扮演著學生權益的捍衛者,對於校方各種政策,福利部長往往能提供相應的學生觀點,這正是因為福利部長期不斷地處理許多具體的學權爭議,而逐漸累積相關經驗的成果。然而,許多新的挑戰卻也接踵而來,除了上文的學生、廠商、校方的三角關係產生課責上的問題外,已經廣受關注的「PTT使用率下降、臉書成為主要社群網路」現象,也是其一。不同於PTT,臉書的社群更為封閉,而PTT卻是福利部偵探學權問題、解釋公告處理之狀況或結果的重要管道,如何克服此種社群媒體的轉變,是福利部的重要課題。總而言之,福利部作為學生權益的捍衛者,不論是其組織形式的調整、處理學權問題方式的轉變,皆值得我們繼續關注。

花火網站上線:校園媒體空間的想像







◎張欣嘉

  就在這個學期接近尾聲的六月裡,學生會新聞部建置的花火時代網路平台「悄悄」的上線了。精美的網站畫面裡,有大批的駐站作家,有開放給台大學生的自由徵文,但是卻看不見如台大NTU版上激烈的筆戰,也看不件關於校園的即時新聞訊息,似乎學生群體完全沒有注意到網站的存在。那新聞部創建網站的目的是什麼?和先前見過的Soapbox徵文平台有什麼差別?這又跟校園中可以看到的花火時代紙本雜誌有什麼關係?

網站起源
  網站的建構其實可以回歸到一年左右之前,101學年度下學期,當時新聞部創立了Soapbox徵文平台,目的是希望利用學生會擁有的資源提供學生一個發聲的管道,在閱讀新聞並整理資料之後撰文投稿的方式來與不同的聲音進行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去年(2013)年底關於多元成家的新聞潮當中,Soapbox發起的主題徵文也引起了校園內部不少的討論,活動的成果也受到當時學代會的肯定。在此同時,新聞部也有另外經營一份紙本刊物「花火時代」,發刊詞裡寫道:「不忘先人的血淚,是引領著新世代的點點星光;所有繽紛的思想綻放,開出燦爛花火。」可以看出,在經營台大學生共同交流平台的目的上,紙本刊物和Soapbox是十分相似的,藉此也引發了新聞部內部的討論,部長王日暄即表示:「新聞部在行銷時常用『花火時代』作為品牌標誌,同時在組織底下還有另外一個品牌叫做Soapbox。當兩個品牌的意涵、目標、期許幾乎都是相近的時候,我們都認為這個網站應該使用同一個名字,讓同一群人經營的。」

百家爭鳴的網路平台
  而王日暄也提及,網站構思時,主要是以天下獨立評論作參考,當中和原本Soapbox不同的包括加入駐站作家,與其他校園媒體的選文和整理,例如意識報、工會通訊和其他系刊等七個現有的校園媒體。駐站作家的目的是去蒐集台大校園當中不同族群的想法,「發揮作家本身在族群中的連結與影響力,讓周遭的人更能認識台大的校園媒體。」王日瑄說。在「整合校園媒體資源」的討論上,新聞部將其定位為校園中媒體的一個入口網站,例如透過蘋果即時新聞也可以看到苦勞網、沃草等獨立媒體的文章。王日暄即認為,校園媒體乘載著每個世代的台大人對於這個社會和環境的想像,很直接作為改變或影響同學想法的一種管道,校園媒體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和世代價值。「當我進入台大後發現對於媒體有興趣的同學沒有管道認識校園媒體環境的狀況,只能很零散的社團活動和講座。它是很分散的,仰賴同學一個個收集和參與,網站為了讓媒體變得更容易進入跟了解。」

校園媒體環境的經營
  若回到新聞部的架構底下,整體政策想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呢?「學生會新聞部最主要的目標,就是要創造一個更好、更友善的校園媒體環境。」26屆新聞部副部長林承賢表示。
  而何為更好、更友善的媒體環境呢?是學生之間對於各種議題都會有充足的討論和發聲的需求嗎?還是學校能夠給予足夠的補助幫助刊物發刊或是營運?去年一整年下來,新聞部主要的事務包括花火時代紙本刊物、學生週報、網路平台建置、花火大講堂等等。當中可以明顯看出,新聞部試圖打造出更開放校園討論的公共空間,但是有許多校園媒體卻都因資金不足的問題而無法順利發刊,這方面新聞部除了了解各個媒體發刊的進度以外,似乎沒有對營運的狀況和面臨的困境多做了解。

施政續航力?
  時序即將進入下一個學期,新聞部的人力也將全面改組,網路平台甫建立,因為架建上的拖延和宣傳不足等問題,網站的徵文的投稿量和瀏覽都還沒有穩定下來,新的團隊如何持續經營,不讓投入的預算化成一場空夢?平台是否能夠開闢出新的一塊校園討論空間,幫助學生了解校園媒體並行使近用權,營造「更好、更友善的校園媒體環境」?一切都還是未解的問題。

電子投票的功與過







◎盧于聖

2014年5月28日,學生自治有了不同的樣貌。投票亭內不再是傳統的票匭,取而代之的是平板電腦,不再是蓋章投票,而是藉由電子設備進行。如此巨幅的改變,從選舉前夕就爭議不斷,從程式端的安全疑慮,到測試時間及人數的不足;到了選舉開跑時,面臨網路不穩及平板電力不足的情形,以至於投票隊伍過於冗長,使許多人打消投票的念頭,都引起許多討論。到底全面改行電子投票的好處在哪?臺大學生會選舉罷免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選委會)有哪些地方未處理好?電子投票究竟更落實校園自治,抑或使學生更難進入自治?
一個全新的嘗試
早在100學年度,電子投票在選委會內部就有討論,不過直到101學年度,才由該屆選委會主委確立電子投票的方向,並於102學年度付諸實行,上學期的學代選舉,已採用電子投票的方式,並為本學期的綜合選舉鋪路。
為何從原先的紙本投票改為電子投票?本屆選委會長劉司捷表示,電子投票是有幾點好處:對於選民而言,選票比較不會遺失或作廢,電子投票可以避免廢票產生,如票匭在運送過程時因下雨等,導致選票形成廢票;對於國外交換的學生,也能因電子投票,而能藉網路投票;在不足額的選區,圈選方式採用正反決的方式,但在選票上不容易看出此點,選民往往會忽略而漏圈選,或是選票無法使選民重複圈選等情形,電子投票能避免這樣的狀況。對於選委會行政上,採用電子投票將大幅縮短開票的時間,並減輕選委的負擔。除了開票,選委會得處理一些行政事項,如歸還票匭及帳篷,這些事務往往會延遲開票的時間;再加上開票作業十分冗長,往往開票至深夜,對於選委會人力負擔極重。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本學期學代會正式修法,將電子投票賦予法源依據,並在這次綜合選舉推動。

問題重重
  然而,整套電子投票系統,從一開始的程式到當天選舉進行時,卻發生不少問題。
  第一,投票系統設計完成的時間太晚。選委會長表示,由於與原先廠商洽談時並不順利,而拖到了四月中,廠商才以時間不足拒絕設計程式,因此選委會才臨時請台科大的同學撰寫,但時間上已經相當急迫,直到五月二十四日,完整的程式碼及投票系統試用才公布,但離正式投票已經不到四天,已經嚴重壓縮到測試系統的時間,並且無充裕時間實地預演。此次選舉為人詬病的網路問題,肇因於計中的網路會阻擋程式內部為了資安而設置的VPN,導致當天學校網路無法供選舉使用,雖然選委會有租借行動基地台作為備案,但終究無法提供穩定的網路,若能提前測試,並與計中溝通,網路不穩是能被避免的。本次選舉,管理學院及社科院的投票無效,也是因為測試時間不足及方式有疏漏所導致。據開源社社長姜柏任表示,選委會在選前有請各候選人及選務人員測試系統,但當天到場人數並不多,且並非各院候選人都有到場,加上當天的測試方式,只能確認程式能否正常運作,未能檢查出更深入的錯誤,才致使投票無效的情形沒有事先被找出。
第二,選委會以上學期學代選舉的規模來應對本次綜合選舉,以至於硬體無法負荷選舉人數。選委會長劉司捷表示,原本是參考上學期學代選舉的人數來準備平板,但由於今年選舉人數過多,導致於平板的電力耗損過快,才會發生沒電的情形。選委會事先並未正確預估選舉人數,也導致投票亭無法消化選民,使得投票隊伍過長,許多人根本無法等那麼久,原先明確的投票截止時間,也因為大部分投票亭無法在時間內讓選民投完票,導致爭議不斷。
第三,當天選務人員的訓練不足。很多狀況並不是選務人員能夠處理的,如平板沒電或是網路不穩,但對於整個投票流程的了解,以及如何處理突發狀況,事前訓練都必須再加強,才能避免一些不該發生的錯誤,如發錯授權碼,或是未將授權碼收好。
第四,當天許多同學不清楚電子投票的詳細流程,如果選委會能在事前宣傳加強投票如何進行,甚至加強遠距投票的宣導,選舉當天也能減少一些混亂。
雖然本次電子投票飽受批評,但正如選委會長表示,最大的問題在於硬體,如網路不穩及平板的數量。如果能克服硬體,提前將選舉系統完成,並且準確掌握選舉規模,今年的許多狀況其實可以被避免,有了這次的經驗,下次電子投票能否以更完備的形式出現,將會是下屆選委會的重點。

校園自治,效率或是民主?
  對於校園自治,本次電子投票到底扮演甚麼樣的角色?電子投票是否能讓同學更能接近校園自治,還是將兩者距離越拉越遠?
  長期來看,電子投票提供了一種校園自治的新方式,突破了空間及時間的限制,人人都能在網路上實現民主的權利,不只是投票,以後校園內的議題討論,或許能藉由網路而會整合更多人的意見,開源社社長姜柏任認為,電子投票,讓學生進入民主的門檻更低。因為只要透過網路,任何意見被看到的成本將會降到最低,實體會議一直以來都有無法普及討論的問題,若將討論從會場移到網路上,發表意見將變得更容易,成本更低。未來,網路或許將成為校園自治的重要場域。
  但短期來看,這次選舉讓許多同學因為選委會的疏失而無法投票,對於校園自治非常不利,選委會的確在行政上便利許多,但是投票是為了實現自治的工具,今天因選委會的疏失,使得工具無法達到自治的目的,選委會必須好好檢討此次選舉,否則,電子投票將會使校園自治越來越困難。
  電子投票通往降低參與校園自治的門檻的路還很久,若無法將電子投票面臨的硬體及資訊安全問題解決,電子投票只是傷害校園自治,並使選舉的正當性產生疑慮,電子投票的構想,在本次選舉只剩下增進選委會行政效率的作用,十分可惜。選委會推動電子投票,增進了效率,卻提高參與校園自治的難度,有違當初電子投票的初衷,校園中的民主參與,不該因行政效率而被犧牲,選委會必須重新衡量,行政效率與校園民主在天平的兩端,究竟該傾向哪一端。

不再路迢迢的研究生自治──專訪研協第四十五屆會長戴瑋姍







◎蕭米棋

在今年的研究生選舉中,研究生自治的議題因為第23屆學生會會長陳乙棋的參選,及研代選舉的復興,而使原本較為冷清的研究生選舉,又重新活絡了起來。因此這次意識報訪問研究生協會第四十五屆會長戴瑋姍,談談研協一年來的作為,以及對研究生自治的期許與想像。

公共事務的參與
  本屆(第四十五屆)的研協,除了固定的福利事務部、校園事務部、財政事務部、學術事務部四部以外,還新增了公共事務部。研協會長戴瑋姍認為:「台大人做事情時,最應該優先考慮到的就是人,我想要給大家一些不同的、人文跟社會上的衝擊,所以特別成立這樣的部門。公共事務就是關心同時也要照顧到不同的利益,我認為這個不僅是台大人,而是每一個人都要思考的。」
  因此,在具體的公共參與上,研協除了發起參與反核遊行的活動外,也在318佔領立院運動中,做了不少校際串聯的工作。而回到校內,上學期配合台大電影節,辦了一場小型的影展「島影之後」,並請到八個校內社團或團體做映後座談。下學期則是順著佔領立院運動的話題性,以「當杜鵑花遇上太陽花」為題包裝公共事務週,其中包含多場座談及一場工作坊,反應也不錯。
  至於研協是否具參與公共事務的代表性?戴瑋姍認為,長久以來一直有人懷疑學生自治組織參與及表態公共事務的正當性,但她認為即便投票率不高,他們依然是民選的研究生協會,即便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他們對公共事務的看法,研協也有足夠的代表性表達自己的意見。

與工會的合作
  本次研協會長選舉,台大工會曾對兩位候選人提問未來對獎勵金、助學金,及學生勞權的看法。而回顧本屆研協處理研究生勞權問題時,戴瑋姍認為以她在會長任內的合作模式,研協可以在校內跟學校開專案會議,而工會則直接面對學生,關心學生勞權事件,儘管努力面向不同,但雙方都經過充分的溝通。「因為學校現在對工會的態度還不是那麼友善,相對來說學校對研協的態度是友善的,研協在學校其他的會議上其實也都有席次,學校自然會比較尊重我們是選出來的。因此我們在跟學校的溝通上,相對於工會是更有效更直接的。」
事實上,校方於今年過年前,曾經寄出信件通知研究生,今年四月後獎勵金可能因扣繳勞健保費,而減薪或停止發放,要研究生「評估風險」[1]。因此今年2月24日,研協與台大工會也合開記者會,抗議校方片面減薪,影響研究生權益。而當天的獎勵金學生代表討論會,也只請了研協和電資學院代表,未廣納各院所意見。
  而戴瑋姍自評今年研協在研究生勞權上的成果,大致有確立獎勵金專案會議的舉行、推動預支制度及訂定各院所的獎勵金施行細則三項。由於本次差點就出現校方未與學生溝通,就強行通過獎勵金減薪的情況,因此研協要求在研究生獎勵金的議題上,要先有學生代表跟校方的專案會議,校方才能在行政機關的行政會議上修法。在預支制度上,已有百分之八十二的系所有預支制度,而獎勵金施行細則,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系所已經制定完成。

細說研究生學代
  許多人在這次選舉之前可能不知道有研究生代表(以下簡稱研代)的存在,但是在《國立台灣大學研究生協會組織章程》(以下簡稱《組織章程》)中,其實有研代產生方式的規定。研代有三種產生方式,第一種為選舉代表,如今年(第四十六屆)選舉,於會長選舉時同時舉辦研代選舉,候選人得票數達當屆會長的十分之一即為當選。第二種為當然代表,前任部長級以上幹部及研代都有資格。最後一種為任命代表,當前兩種研代不足九人時,由當屆會長直接任命研究生出任。
  除了第一種「選舉代表」以外,研代的產生方式顯然無法適用於現在的研協。戴瑋姍認為,雖然她對現行研代的產生方式不滿意,但是礙於會長的身分,不適合由自己去修改研代部分的章程,因此依舊讓第四十六屆的研代產生方式,沿用以往的規定。也因為今年研協會長當選人得票數過高,因此達當選門檻的研代竟然只有一位。所以她也建議新任會長,可以提名未達票數的研代參選人為新任研代,滿足了民意代表性,也可以彌補現行組織章程的不足。
  但是研代的工作究竟是什麼呢?本屆許多候選人都提到監督研究生協會的施政,但是研究生協會目前並不是一個財政獨立的組織,似乎沒有足夠的收入支撐研協行使「施政權」。也因此,戴瑋姍希望研代選舉復興以後,研代扮演的角色是當研協有新想法,或是學校有新決策時,成為和研協幹部群第一線討論的對象,而且在有校方的會議上,都可以有更多研代去開會。研代選舉也是較少參與研究生自治領域的理工科系同學,加入學生自治的一個管道。未來當選舉產生的研代更多時,研究生自治的領域就可以包含更多領域的研究生,對研協而言也是好事。

研究生自治的困境與想像
  今年二月,在NTU版上的「遺失研究生協會」的文章,引發一些討論,之後也有多位學代因此訪問會長戴瑋姍,半年以來的政策完成度及未來規劃。但是既然研協並不對學代負責,為什麼卻讓學代質疑研協會長?而研究生自治到底又有什麼困境?
  研協長期以來,最為人詬病之處就是功能不彰,願意參與的研究生不足是其中一個原因。研協除了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及部長外,各部以下可用的人力其實不多,而且大多都來自社會科學人文相關系所。研究生因為畢業跟就業的壓力遠比大學部的學生大,無法像大學部的同學一樣投入學生自治[2],因此研究生自治也是學生自治中比較少人關注的部分。
  另外的原因,則是研協章程的問題。研協不像學生會可以跟研究生收會費,這直接導致研協的可運用資金就比學生會短少一百五十萬[3]。研協的財務來源是學校,需要經費時,由研協先提出預算書,再讓校方審查,待活動結束後再實報實銷,因此研協辦活動的規模與數量常常不如學生會。戴瑋姍坦言,校方有時會砍預算,但她認為並不合理。就以102-2研協的公共事務週為例,活動包含講座跟手作工作坊,研協爭取五萬的費用,但校方認為研協浮報,最後砍了一半的預算。
  也因為財務來源並非由研究生繳納會費,自然不會形成如學生會與學代會的關係,有財務審查與監督,這種行政權對立法權負責的情況。因此,研代幾乎沒有發揮的空間。對此,戴瑋姍認為研究生目前並不是完全信任研協,需要更多屆會長的累積,提高研協的能見度,才有比較大的說服力去跟研究生收會費。
  但是根本的問題還是在研協究竟是不是學生自治組織上打轉。研協《組織章程》的宗旨是「聯絡會員感情、增進會員權益、提高學術研究風氣、加強科技知識交流、代表會員表達對國家社會之關懷。」對於「研究生自治」的規範似乎模模糊糊。研協目前也沒有收會費,但是《組織章程》卻有「會員有繳納會費之義務。」的條文[4],之前也有收過會費的紀錄[5],顯示研協若要收會費其實是有所本的。
  另外,研究生也可以選舉及擔任學生會長,換言之,研究生其實可以藉由參與學生會的運作,實現學生自治的目的。於是也有人提議,何不把研究生納入學生會的組織中,成為其中的一個部門?戴瑋姍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她認為研究生各系所的異質性過高,如果降為學生會之下的一個部,可能有損研究生的權益,對研究生是不公平的。
  研協在學生自治上的地位未明,而大家對研協的信任度又不夠,研究生自治的參與度也極低。儘管研究生自治還有這麼多困境,但是研代選舉的復興跟今年研協會長的高投票率,或許是困境改變的開始。第四十六屆的研協挾著同學們的高支持度,即將在新學期開啟新局,研究生的學權跟勞權議題,絕對是研協未來一年努力的重點。

今年2月24日台大工會與研協在傅鐘前開記者會,抗議學校發信恐嚇研究生,逃避助理的勞動成本。
(來源:台灣大學研究生協會,引自新頭殼記者林雨佑2014年2月24日報導:
規避七千助理勞健保 台大要學生自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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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年1月28日,學務處生輔組向學生發出信件,提醒獎勵金可能減薪或停發。「102-2學期研究生獎勵金頒給金額,可能因為主管機關教育部對於獎助學金性質的認定,衍生勞健保給付等負擔,以至於須調整發放金額或終止。讓同學自己評估風險,自行決定本學期要參與研究生獎勵金制度或找其他工作,以免學期中經濟上突然發生困難,無法解決。」
[2]其實研究生除了研究生協會以外,也可以參與學生會的選舉跟運作。因此此處並非指研究生不能參與學生會,而是客觀而言,學生會運作的主力是大學部的學生;而每年學生會長跟研協會長的投票率也有一定的差距。
[3]本校研究生約一萬五千人,而大學部學生約為一萬六千人。在此假設研協可以收會費,且收費標準與學生會相同的情況下,可運用的會費應該和學生會相差無幾。
[4]《國立台灣大學研究生協會組織章程》第五條:會員有繳納會費之義務。
[5]近五年並沒有收會費的紀錄。目前可以查到的收會費紀錄,是第三十七屆研協推出「台大認同卡」時,當時會費為兩百元。來源:http://club.ntu.edu.tw/~ntugsa/index.htm

誰是陳文成──陳文成紀念廣場提案始末







◎張欣嘉

誰是陳文成?
  1981年5月,在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任教的陳文成先生攜家帶眷自美國返鄉探親。7月2日,警備總部藉其為台獨運動募款為理由約談陳文成,大約是晚上九點半結束。之後,陳文成的家人始終沒有見其回家,最後是在隔天早上,陳文成的遺體被發現陳屍在臺大研究生圖書館旁的草地上。
  陳文成自台灣大學畢業之後,在1975年獲得獎學金並赴美深造,攻讀數學學位,之後也在卡內基美隆大學擔任統計學系助理教授。當時在美國留學的台籍學生當中,許多人時常討論國民黨的高壓統治和台灣黨外運動的發展。陳文成也不例外,他非常關心台灣政治,參與在美國台胞的同鄉會和許多人權促進活動中,也曾經在財務上支持《美麗島雜誌》。
  陳文成事件發生之後,政府當局馬上發了許多消息與新聞稿,聲稱陳文成是因為車禍去世,又改口為畏罪自殺,且當時整個案件的調查並不詳盡,最後僅以證據不足而結案,至今仍然保持「真相未明」的狀態。當時,在卡內基美隆大學校長賽爾特的堅持下,美國退休法醫權威魏契親自來台驗屍,返美後,在匹茲堡舉行記者會表示:「陳文成不可能死於自殺,也不可能死於意外,而是死於他殺。」 一般認為,陳文成就是因為長期接觸黨外運動等活動,被當時的校園特務舉發而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才會發生如此的悲劇。

第一次學生提案
  陳文成事件的「正名」牽涉到校園民主化工程和轉型正義的實踐。「臺大學生會學術部」曾與本報在2012年4月共同主辦「推開白色的記憶之門──臺大一九五○年代檔案及影像展」,旨在回顧白恐時期高壓統治的歷史記憶,當中討論到除了四六事件等以外,也包括陳文成事件。
  當年6月的校務會議,學生會和研究生協會就曾經共同在校務會議上提案,以要求立碑的方式紀念陳文成事件。當時會議上正反兩方有進行一兩個小時以上的攻防,其中支持的教授就表示:「不應將陳文成界定為政治人物、將陳文成事件定位為政治事件;對陳文成的紀念是轉型正義的核心問題,記憶、真相與時間的課題。」文學院院長陳弱水教授也說,事件地緣和人緣的關係這樣的提案是沒有不適當的。反方則強調,不應針對陳文成去討論,那其他臺大有學術成就或是受到政治壓迫的校友是否也都該為其立碑?
  26屆學生會長李心文即指出:「當時李校長在校務上的主持風格一貫都是比較強勢的,有時甚至不會注意到有學生要發言。加上案子的議程是比較後面的,老師們也越走越多,當時好像有清點人數,確定有效投票,校長裁決新的提案的抉擇等等的時間是非常快的,大家沒辦法對程序做質疑。最後這樣的情況下,算是輸掉了那次的提案。」最後的決議是取消原本的提案,以校長所提的修正案形式通過:「請校史館就本校校園與教職員相關重要歷史,邀請相關人員,以相關適當辦法納入校史。」會議不完全符合程序的情況之下,當時的學生不能夠接受這樣的結果,才有了下次的提案。

第二次學生提案
  101學年度快要結束時,校長重新遴選,楊泮池接續李嗣涔的職位擔任校長。陳文成基金會從102學念度始即開始和新校長溝通在校園中紀念事件的可能性,學生會和研協也再次在102-2的第二次校務會議上重新提案。李心文也透漏:「兩年前的經驗確實有影響到這次提案,我們知道要讓它更強而有力,事前活動的配合很重要,告訴學校學生會和同學們其實一直都有在關心這件事情,這一切是慢慢累積的。所以才會有湖說音樂節上號召同學老師寫信給校務會議的活動。」
  提案小組由學生會和研協共同組成,討論後決定將提案的形式退一步從立碑變成紀念廣場命名,加上會前大約收集到兩百多封寫給校務會議的信支持紀念廣場命名,研協會長戴瑋珊即認為會議當天的對話可說是積極正向的。
  以前沒有校園內空間命名的先例,只有大樓會有命名的程序。傅鐘、醉月湖、振興草皮等等,校規會黃麗玲老師表示,都是以口耳相傳的方式,最後才被正式納為臺大地名之一。再加上提案命名即代表體制內的「正名」,透過法律與規則才能凸顯其正當性。一個校長對於事件的看法、態度、價值觀會大大影響一個學校的運作模式。李心文指出:「他(楊校長)是一個很注重程序的人,所以滿堅持說要先有命名原則規則等,再依據那個規則去審我們的提案。」最後決議是以送入校規委員會等待校園空間命名辦法確定後進入審理程序,楊校長也在會議上強調,他是原則性支持這項提案的。
  若說臺大有很多傑出的校友,為什麼不去紀念其他人而要陳文成?而今年的會議上也有幾位教授持反對意見,其中就有人認為命名根本就是不需要的,校園沒有一個空間名稱是由學校官方去命名的,所有的地名都可以藉由學生口耳相傳而形成。但是,陳文成事件與其他不同的是,其直接發生在校園裡,代表的意義是國家的公權力、暴力進入到校園直接侵害到學生甚至是老師。轉型正義其中一個執行方式即是以官方的立場為事件作紀念,不論是立碑或廣場命名。這樣的做法不僅僅具有一般的紀念性質,更可以成為事件受到社會重視的證據。

監督與反省
  2011年,學生會和研究生協會開始舉辦陳文成事件三十周年紀念晚會,地點即在活大和圖資系館之間的空間,也就是陳文成先生當年陳屍的地點附近。晚會現場都會播放事件相關的紀錄片,也邀請許多教授和相關人上台演講,讓現場參與的師生能共同緬懷這段歷史。從兩年前學生開始推動事件紀念開始,校方從原本不採納意見到現在「原則性同意」並交付相關單位處理,可見推動逐漸有了成果。透過晚會的舉辦,可以讓師生繼續共同監督學校的處理,讓相關規則在校園規劃委員會中盡速審理,並使陳文成紀念廣場得以實現。李心文也表示,雖然學生代表在校規委員會裡面僅只是列席並無出席,但是發言和意見是被委員會重視的。
  廣場命名除了其表面的紀念性質之外,更是校園中轉型正義實踐重要的一環。當以後的新生第一次進入校園,便會看到這個名字,開始思考後面的故事是什麼,在台大裡面發生過了什麼事情?紀念廣場將對整個學生群體提出問題:誰是陳文成?相繼而來的,校園中何來現有的公共參與自由,學生教授何來開放的學術環境?這些問題既沉重又深刻,有待所有人共同思考與反省。

今年(2014)7月2號在第一活動中心旁的空地(陳文成紀念廣場預計選址旁近)
舉辦陳文成博士殉難周年紀念晚會,圖中為晚會現場留下來的紀念布條。
(攝影/凌宗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