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編的話
◎ 凌心耕
◎ 林博謙
◎ 凌心耕、羅宛庭、潘殿勛、袁紘禮
2017年9月1日 星期五
一個臺大，兩種生活：孫嘉梁的故事
◎ 吳研嘉
正在看這篇文章的你，對障礙者有什麼印象呢？是彩券店老闆、流動攤販、乞討者，還是天真無邪的喜憨兒，抑或是令人欽佩突破逆境、堅強向上的生命鬥士？其實，障礙者跟一般人一樣，有著形形色色的容貌及個性，散布在各個階層和職業裡。根據105學年度的最新統計顯示，臺大裡共有244位障礙學生，其中又以聽障、自閉症、肢障三類為最多[註一]，事實上，每一類障別的同學入學後遇到的困難都不一樣，也會需要各式各樣不同程度的軟硬體支持，才能幫助他們更自在、輕鬆地參與在校園生活之中。
或許你現在覺得這些事情和你無關，但請你一定要記得，學校裡有一群人，每天的日常就是在和這些困難對抗。
性別友善廁所介紹與台大的推行現況
◎黃怡菁
性別友善廁所又稱為「無性別廁所」，有別於傳統男女二分的廁所，是希望任何性別的人皆能舒適安心如廁的空間。現今歐美大學皆有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在北歐部分國家，性別友善廁所相當普及。除了直覺聯想到的跨性別者使用權益之外，性別友善廁所的受眾其實是更廣大的族群。例如：穿著打扮較為中性的人、cosplayers，或是照顧與自身生理性別不相同者（親子照顧、年長者照顧等）。在我們生活中，傳統二元劃分的廁所其實造成許多人的不便，「性別」其實僅是友善廁所的目的之一，更長遠的目標是希望任何人皆有自在的如廁空間。
為了達到舒適自在的目的，性別友善廁所期望增加明亮度、隱私性、安全性，同時又希望淡化性別二分的狀況，使得性別友善廁所在設計上需要有諸多巧思。總體而言，性別友善廁所可以分為「分散式」與「集中式」兩類，前者與無障礙廁所相似，在同一廁間內具有多種便器、洗手台等，然而因為占地空間大、興建成本高，使用頻率較高的學校較難以改建成如此。後者為每個便器皆有隔間，但各廁間於同一廁所，多數為共享洗手台。完整隔間的狀況便能解決傳統男廁小便斗僅有隔板而產生隱私不足的問題。每個隔間會希望隔板隔至底，防止偷拍的情況，但可能造成通風不良，需要其他方式增加通風效果。此外，便器採用交叉安排而非同一區塊皆同一種便器，旁人較難分辨使用者進入哪個廁間，也較難以「男生用小便斗、女生用蹲坐式馬桶」的直覺反應要求他人。
門檻與課程：關於英文學習的N種思考
◎許毅全
台大有沒有英檢門檻？和其他學校明定要考過英檢不同，台大規定英檢只是進階英語的修課和免修條件，換句話說，如果要免修進階英語，必需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是雅思、托福等測驗），但弔詭的是就算不想免修，仍然要先報考全民英檢中高級才能修課。
多數時候，我們以為沒辦法通過英檢的人，大概都不負責任、對自己的課業不關心，然而他們可能真的認真準備考試，花幾千塊考了數次卻沒有通過，可能已經考上研究所，學術能力得到肯定，卻因門檻無法畢業。
也因此意識報訪問了幾位因英檢門檻而困擾的學生，訪問內容除了英檢門檻（和進階英語）也包含大一英文，因為英語必修和英檢門檻都是政策要求學生必須達成的事情，並且也都和學生如何學習、面對英語有關。這些學生修大一英語的經驗告訴我們，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能夠適應上課的方式，英語必修課的知識對他們也未必有用（已經學過或是生活中用不到）。如果英語的學習是多元的，單單一門課無法滿足所有人，一項英語考試又如何能對所有人都具有意義？
校園勞動議題回顧
◎凌心耕、羅宛庭、潘殿勛、袁紘禮
自去年七天假爭議爆發以來，勞動權益的相關討論便時常在新聞媒體上曝光。勞權議題乍看離我們十分遙遠，實則不論是學校老師的傳道授業、家長的賺錢養家，還是家庭看護的雜物照顧，都是形式各異的勞動行為。作為一名大學生，小至打掃系館，大到校外打工，生活中也處處充滿值得討論的勞動議題。
更重要的是，自同學們步出椰林大道，踏入勞動市場的那一刻起，這些關於工資、工時、職場環境等勞動條件，都將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品質與生涯發展。包含我們有沒有時間陪伴親人、有沒有儲蓄可供支應、有沒有精力在下班後參與休閒活動。
藉這次校園勞動議題回顧，我們採訪了一些校園勞動議題的倡議團體。文中將分別說明、分析他們參與的議題，以及他們的具體行動。盼能為「勞動」這個既親近又陌生的主題帶來不一樣的觀察與反思。
總編的話
◎凌心耕
歡迎各位新生來到台灣大學。
台大，在許多意義上，是台灣升學體制的終點，有志者固然可以繼續深讀到研究所，但從台大畢業後，就不再存在一個受到廣泛社會的認可與讚頌，以全國統一的標準化測驗篩選成員的機構。相信許多台大人都有同樣的感受：考上台大的那一剎那，時間的推進已了無意義，因為我們達成了升學主義這嚴師對我們的終極要求。
然而，即使我們想要永遠活在考上台大時的欣喜，時間依然務實地推進，如何過著理想的、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以及畢業後要如何就業、如何找到自己人生的熱忱、意義感，成為新的生活課題，籠罩在我們的一思一緒之上，再一次地（但是更大規模地），我們又從上一個生命階段的老練者，成為新一個生命階段的菜鳥。
迎接各位的大學生活，正如許多師長或學長姐曾所說的，是個充滿自由、選擇，與啟發的環境，我們無意再次扮演權威的角色，自以為能夠指出哪條路是最正確、最有價值的，而是希望從一個經驗者的角度來提供新生一個我們認為極具意義的志向──參與和思考身邊的公共議題。
論文造假後續追蹤——學術倫理與誠信制度性建置的反思
◎林博謙
前情提要：
2016年底，知名學界同儕審論平台PubPeer揭露郭明良教授研究團隊十餘年間有多篇論文造假。其中數篇論文的共同作者為校長楊泮池，引起社會高度關注。今年2、3月間台大和科技部公布調查結果，並針對涉案研究人員進行解聘、停止申請補助、停權等處置。楊泮池雖全身而退未被認定違反學術倫理，仍自請6月任期屆滿後不續任校長。台大更遭教育部扣減經費5400萬元。
經歷此次風暴，台大行政單位召開公聽會提出建立學術倫理規章、改善學術倫理案件調查程序、設立誠信專責單位、加強誠信教育等多項構想。誠信辦公室更在6月底揭牌開幕。這些措施究竟是校方的虛應故事，還是台大做為研究型大學建立學術威信的契機？
造假原動力：產業趨勢與掛名文化
台灣生技產業推動產業發展的方向由學研技術基礎研發為本，有成果後才進入商業化營運。在經費配置上，政府部門和高等教育部門遠高於企業部門，補助計畫也幾乎都以大專院校為目標單位[註一]。台灣生醫界由國家出資，學術界承擔研發重任的圖像相當清楚。組成「國家隊」集中資源研發的特性，和以藥品代工起家的韓國相當不同[註二]。
台灣學界發展相當重視量化指標。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在績效指標第一項便表明，要讓學研機構成為世界一流。一流的判準是在權威期刊或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數成為世界前10，或經世界大學排名或資料庫系統評比為世界前50。同文也肯定一期計畫造就各台灣大學排名的進步[註三]。這些由QS、時代雜誌或上海交大等組織做的排名，也相當重視研究點數和被引用數等數據。
從台灣大學的教師升等作業相關規定也可以發現，升等審查最關鍵的送審著作必須符合著作發表規範。而著作發表規範明定著作要被刊載在「SCI或SSCI所列學門期刊著作」[註四]。台大教師評鑑辦法和若干學校皆規定，助理教授8年內未升等副教授，將不再續聘[註五]。過往台大校內甚至有教學傑出，卻因研究點數不足而不續聘的案例[註六]。
由此可以看出，著作發表的點數不只是整個學術界競逐的目標，更是事關教授生死存亡的關鍵。這次風暴中出面指控的張正琪教授便直言，生醫界的掛名文化相當浮濫。楊泮池校長自臨床醫學所畢業至今共參與622篇學術著作，似乎也很難說每篇他都親力親為的參與[註七]。
當國家生醫界的未來與資源操之在學界之手，研究成果的發表又至關重要時，才催生此次論文造假事件。楊校長被嚴重質疑是否足夠擔當共同作者此事，也是掛名文化的縮影。學校企圖在校內建立學術倫理的專責單位或加強把關，是否忽略了業界和學界兩大趨力？
社科院學代徐連毅認為結構上資源的重分配相當困難，校內能做的只有盡量減少造假的情況發生。學術上我們也應該放下與國際接軌的迷思，在學校及教師評鑑上採取多元化的判準，不再獨尊學術點數。校內如要新增規章，加強共同作者資格審查也有助於防弊。
處理流程檢討：研究倫理中心、教評會與特別委員會
研究倫理中心
事件爆發前，台大研發處下便設有研究倫理中心，另外還有研究倫理諮議／評議委員會兩委員會運作。上述組織為常設組織，有常設委員甚至有詳細的審查流程，配合學校發展與各計劃的施行，收費進行監督。何以這些單位未能阻止此次事件發生？
學代徐連毅認為台灣生醫學術界的權力結構相當特殊，教職外通常還有兼職。相比之下的其他學科，舉例而言，法律系和社會互動密切，少有法學教授兼任法官；但醫學院教授又是醫生者，數量卻相當龐大。學術和醫院業務一把抓的情況下，很容易造成點數與金錢的權力過度集中。甚至可能同時掌握業務設定、發包和接收，把醫院的研究需求交給醫學院。又同時，生醫論文的作者數量龐大，容易有「搭便車」、又是球員兼裁判的情形下，監督就變得相當不容易。
在學術研究日益專業化的現況下，倫理審查的門檻提高，變得容易受少數人左右，例如該專業領域的大老。他們可能會對自己或親近同儕有從寬審查的傾向。引進外人的觀點也許是可行的做法，不同系所的老師還是能就基本的責任歸屬或各學術研究間共通的部分做審查。這或許可以加強外部監督，改善權力結構現狀。
郭明良造假案調查中，特別委員會在楊泮池的「共同作者資格」判定上不乏爭議。調查報告堅稱科技部對於共同作者認定語焉不詳的規範（相當程度的實質學術貢獻者）最適合作為判準，並認為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ICMJE）共同作者判定的四大標準過於極端[註八]。但也有不少反證指出ICMJE的審查標準才是國際通用，甚至是知名學術出版社Elsevier都採用更為嚴謹的標準[註九]。審查標準嚴重影響審議結果，台大校方採用語義不清的定義自然無法產出讓外界信服的結論。在盡為該領域專家的小組內加強外部監督，似乎有其必要性。
教評會
台大既有的學術倫理案件調查程序為教師評審委員會受理後，案件所屬學院組成院級調查小組，結果呈報後教評會再依其審議處置[註十]。即便是學校未來在調查程序改革的構想中，也不排除繼續以教評會作為學術倫理案件審議的終點。然而，教評會主要審查業務為教師升等案或解聘、不續聘處置等。作為倫理審查單位真的適合嗎？
教評會缺乏學生參與，學生甚至不能列席了解審查細節。學代徐連毅更指出升等案評估的標準高度量化，和不同學科關係的學術倫理審查性質大相逕庭。若專責機關成立後審查的最終決定權仍在教評會這邊，改革效果可能大打折扣。
特別委員會
本次案件牽連甚廣，甚至涉及校長楊泮池。一位身兼台大龍頭、中研院士、生醫界巨星的重量級人物。台大開了先例成立特別委員會，協助檢視調查結果，並強調成員來自校外或具有相當地位以增加公信力[註十一]。學術倫理應加強日常的維持，特別審查不應該成為常態。高成本的組成也讓特別委員會大幅提升常設化的難度，顯非長久之計。
監督的艱難：學術倫理機關的想像
今年3月，台大工會撰文批評楊校長在調查期間不肯放下龐大的學術與行政資源自願離職，將嚴重干擾調查的獨立性[註十二]。未來學校將陸續設立學術倫理委員會和誠信辦公室（已啟用）等單位，雖曰獨立行使職權，但在台大這個科層分明的行政組織中卻很難讓多數人相信其中立性。學代會議長陳品觀察到台大在系、院層級之上，並沒有事涉校長本人的處理章程。校內唯一高於校長的決策機構是校務會議，可是校務會議的主席又是校長。楊泮池遲遲不願停職，不讓台大行政事務停擺應該也是一重大考量。便宜行事的舊體制讓學校所有事務圍繞著少數人運行，在主事者停權甚至只是請假的時候卻產生整個學術機構癱瘓的風險。
學代徐連毅認為這些監督單位不應該設在校級，應該要拉到院級或國家級的層次來設立。台灣因為長久的威權統治背景，導致我們對大學自治的要求相當高。但大學自治之於大學就如自由之於個人，並不能無限上綱。沒有學術倫理就沒有學術自由，當學術機構利用國家資源造假、侵害公益的時候，就應該受到外部一定的制衡。
放眼國際，可以發現各國學術倫理專責單位設置於國家級層次者所在多有。日本在一連串學術倫理案件後，提高監督單位層次到文部科學省下設「關於研究活動之不正當行為之特別委員會」[註十三]。德國推動學術研究最重要的單位——德國研究協會（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經費由聯邦政府與邦政府提供，全國大學皆為其會員。1998年，DFG制訂了確保良好學術活動建議書（Vorschläge zur Sicherung guter wissenschaftlicher Praxis）要求全國大學建立內部學術倫理規範。更重要的是依據同書第16條設置監督委員會（Ombudsman），監督學術研究活動。監督委員會受理申訴後，送調查委員會做進一步判斷，最終裁決再交由總委員會層層把關[註十四]。
今年3月，科技部設立研究誠信辦公室，針對違反學術倫理的樣態進行蒐集、研究、分析，作為訂定違反研究誠信相關罰則與快速審查流程的依據。事實上科技部（前身為國科會）一直設有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甚至自民國88年至101年間共受理學術倫理案共98件，其中7件為造假案[註十五]。但仍然未能完全防堵學術倫理爭議案件的發生。科技部也許該針對既有的規章和學術產出程序做通盤檢討，加強審查密度。國家級監督機構不應該只限於科技部一個部會的層次，應該拉高到行政院的等級。誠然科技部乃國家研究補助的大宗，但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經濟部等部會也會和學界合作產出學術研究。這些部會迄今仍是學術倫理審查的死角，也讓部會之間缺乏與學界的協調。
研究倫理：日常教育與實踐
近期設立的誠信辦公室身負幾項任務，其一便是加強學術倫理教育。實質作為是舉辦講座甚至要求所有研究人員（含研究生、計畫人員）完成共六小時的學術倫理課程，後者與現今的公務人員線上學習相當類似。這種急就章的、應急式的學術倫理補強，似乎顯現出台大對學術倫理教育想像的狹隘。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全國首屈一指的研究型大學，沒有辦法系統性的將學生培養成具誠信的學術工作者嗎？
事實上，台大政治系、社會系、人類系、藥學系等等和不少研究所皆有開設研究方法的課程，甚至列為必修課程，揭櫫該學科的研究方法論與具體操作。學代徐連毅認為，這類課程應該落實到每個院系內，更應該在「研究要怎麼做？」之外一起教授「哪些行為在我們的學科領域內不被允許？」「哪些行為違反誠信？」。讓學生在學習方法的同時懂得不逾越研究誠信的分際，而非事後補救。
誰的台大？學生自治與公益
這次造假案重創台灣與台大的研究聲譽，更實質造成台大5400萬的經費損失，影響全體同學。校內三萬多名學生雖多少有所耳聞，卻很難深入弄清複雜的學術倫理案件始末，遑論以學生立場監督並對校方高層課責。學生少數能仰賴的就是透過學生會、學代會、研協會等窗口來發聲。
台大工會便曾批評台大學生自治參與者如研協會長吳昀慶等人未對台大做出自清的要求或批評，混淆楊校長本人的建樹與該負擔的責任[註十六]。學代徐連毅根據自身學生自治經驗指出，台大學生自治組織內部雖有類似三權分立的相互制衡機制，對外（學校）卻還是必須組織成單一窗口。而近幾屆學生自治組織和學校的互動模式卻是以保持密切關係，減少溝通成本為主，爭權與監督批評反而是後順位的考量。例如學生自治團體可能願意幫學校盡量宣導新政策、在爭議產生時先以溫和的溝通因應，而不是主動設定議題要求學校積極改善校內各項問題，相對的學校則可能在各種活動行政上甚至經費上支援學生自治組織。這導致教授和行政人員以各種可能的方式損及學生權益時（延伸閱讀：花火—台大行政會議決議：就算是跨性別者，每個人都僅能以「生理性別」劃分寢室），學生自治組織反抗的力量因為平常和校方的夥伴關係而縮減，學生難以真正成為學校的主體。
學代會議長陳品的觀察略有不同，認為台大現有的學生自治團體並沒有特意體諒學校。只是現實上學生在校級會議或各個會議中出席或列席的佔比不高，例如校務會議就規定學生在成員組成中只佔10％，以策略考量來說溝通和合作會比對抗更有效。如果學生自治團體真的不為學生著想，被校方摸頭或做學校的傳聲筒，台大學生就應該且願意出聲批評學生自治代表。
在這個議題討論上，研究生其實應該有更高的參與度和關注。他們較大學生多出三千人，無疑是學生組成上的大宗。再者，他們是台大學術產出的重要基層勞動力，更是台灣學術圈的未來，學術圈的聲譽和他們可說是密切相關。學代會議長陳品認為，研究生應該在根本上去質疑學校高度量化的升遷和資源分配標準。有制度面的檢討才能避免浮濫掛名，防止學術環境劣化，這次研協會的作為不夠積極。學代徐連毅表示，台大各研究所間缺乏互動，學生間不太熟識。學校宿舍建設又不足，研究生幾乎都必須外宿甚至住到市郊，以致研究生很難凝聚在一起，或關心研究分內之外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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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經濟部（2016）。2016生技產業白皮書。P.129-163
[註二] 當年走錯路 5年被韓國反超。（2017年4月）。天下雜誌。取自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1858
[註三] 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2013年9月修正版）。P.7-8。
[註四] 國立臺灣大學辦理106學年度教師升等作業相關規定。（2016年11月30日修訂）
[註五] 國立臺灣大學教務處教師評鑑辦法。（2013年10月15日修訂）
[註六] 八年條款卡關 台大教學績優老師不被續聘。（2015年9月）。聯合報。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6928/1204553
[註七] 張正琪獨家告白：生醫界很注重「靠行」，我跟到郭明良和楊泮池兩位很聰明的老師！（2017年4月）。信傳媒。取自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3310
[註八] 國立臺灣大學（2017）。國立臺灣大學學術倫理案特別委員會報告書(2017 年 2 月23日)中譯版。
[註九] 徐連毅。給所有臺大人的一句話：校長學術倫理沉淪，你為何不憤怒？（2017年4月）。台大學生報花火。取自https://sparks.ntustudents.org/4762/
[註十] 國立臺灣大學聲明(106.02.24)
[註十一] 同註10。
[註十二] 臺大工會。大學自治，是理想還是遮羞布？──臺大工會對學生自治幹部的發言商榷。（2017年3月）。取自https://goo.gl/aPVxhs
[註十三] 湯德宗、謝銘洋、蔡明誠、黃銘傑、陳淳文、廖元豪（2007年）。學術倫理規範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編號：NSC 94-2420-H-001-022）P.98
[註十四] 同註13。P.122-132
[註十五] 國科會公布學術倫理規範。（2015年7月）。中華民國科技部。取自https://goo.gl/4eVNtY
[註十六] 同註12。
2015年10月26日 星期一
揹起二手書，在異文化間洄游的「布穀魚」
◎林洳卉
布穀魚(Book-Go Fish)，2011年由來自澎湖的三位台大學生，吳孟融、許祐群、曾宥輯成立。有感於澎湖教育資源相對台灣本島不足，希望能喚起大家對教育資源分配的重視，他們送書到印度、柬埔寨等需要書籍的圖書館，同時分享台灣文化。現在布穀魚來到第四個年頭並即將準備第五次的出隊，團隊則由同樣來自澎湖的佩芸、嘉仁、達生、湘琪經營，就讓我們透過專訪，來了解四歲布穀魚的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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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嘉仁 財金三
大一迎新時認識了布穀魚，因為認同學長們的理念，加上同是澎湖人，可以互相照應，就一路待到了現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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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佩芸 國企三
透過嘉仁和學長的介紹，且正好布穀魚需要攝影的人才，於是投入布穀魚的行列。出隊後的成長則是繼續留下來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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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達生 化學二
把布穀魚當作進大學的第一個社團，加入原因是因為和社團裡的學長姐比較熟悉，較有安全感，希望能夠幫上團隊一些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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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湘琪 社工二
高中時聽過學長們回母校的分享，希望能在大學嘗試不一樣的事情，也就加入了布穀魚。 |
澎湖出走，帶回異地的文化衝擊
「基本上我們把布穀魚定位為專屬澎湖人的社團，因為澎湖的學生沒有很多機會和世界接觸，或是一些藝文交流活動，其實本島的人相較澎湖是比較占優勢的。」嘉仁說。布榖魚這兩年分別去了印尼和尼泊爾。他們透過當地的台灣人及NGO組織，將書籍帶到有需求的社區及學校。在尼泊爾，他們為書籍上架、編碼，教當地兒童中文，甚至煮起了珍珠奶茶，分享台灣的文化。
但布穀魚並不只單向地送出二手書，同時也希望延續在國外得到的文化衝擊與成長，和學弟妹們分享。至於為何要到國外服務而非台灣偏鄉？成員們的答案很篤定：「澎湖其實是全台每人平均擁有書籍量最高的地方（註1）」，因為澎湖人少，分到的書其實很多，所以要把資源留給更需要的地方。澎湖的教育資源缺乏則在於所能接觸到的活動，例如大型的展演活動很少，所以澎湖的小孩能看到的可能只有自己身旁的一些事。澎湖學生向外攫取知識的機會遠較本島不足，這也是布穀魚選擇國際志工服務的原因之一，希望透過布穀魚的出走，把他們所經歷的異國文化，帶回家鄉。因此布穀魚今年七月在澎湖舉辦了「尼要漂泊去哪爾」攝影展，將當地的所見所聞帶進澎湖。
只靠雙手、雙腳的生活專家
談起印象深刻的畫面，成員們侃侃道出自己的所見所聞。在印尼，因為沒有義務教育，有些學齡兒童不去上學，就在街上兜售報紙，或在大水溝邊嬉戲玩耍，他們被稱為 “street kids”。佩芸提到：「如果沒有到當地的話，完全沒辦法想像他們的生活。」而有個小男孩也讓佩芸相當難忘，他拿了把破掉的烏克麗麗就自己在路邊彈了起來，沒有人教他，卻彈得有模有樣；彈一彈弦斷了，沒想到幾天後又再碰到那個小男孩，那把烏克麗麗居然修好了。「他們生活的能力，其實超乎一般人的想像。」
令達生記憶猶新則是一幕在尼泊爾的畫面。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女孩在市集賣菜，手中不忘捧著一本書認真的讀。「像我們來送書，很擔心這些書是不是真的被需要。看到那個女孩唸書的景象，更覺得我們的努力是能夠幫到人的。」在服務中能得到回饋，想必是志工服務的最大犒賞。對於布穀魚幫助的對象來說，或許生長的經濟條件不佳，但他們仍努力著，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生存方式。
至於出隊中的趣事，湘琪在尼泊爾完成了很多一輩子從沒想過的事。凌晨4點起床，走一個多小時的山路去廟宇的慶典，一般人可能嘗試一次就敬而遠之了，但當地人每每遇到大型節日就必須這樣走，生活的辛苦不言而喻。尼泊爾平均海拔千米以上，從加德滿都到布穀魚服務的地點必須經過懸崖，「坐車的時候都不敢闔上眼睛，因為往後一看就是懸崖，都看不到路。」一路上的各種不簡單都是布穀魚成員的共同記憶。
志工服務的自我定位：文化分享與書籍的再利用
「對我們來說，再小的改變、努力都是值得被尊重的，沒有必要去比較哪種大型志工團體比較有意義、或是誰做的事情真正發揮了價值。」達生說。
談到布穀魚對於作為服務提供者的想法，嘉仁說道：「我們一直警惕自己，這是一個分享的概念，不能認為我們的文化比較好。他們也有權利了解世界上各個角落。」布穀魚蒐集來自台灣各地的二手書籍，以英文書為主。如果書籍太難，則透過換書的活動，換取較簡單的繪本貼近當地的需求。「有些書可能放在家裡很久都不會動它，那它就一直是在書桌上，書的價值會被浪費掉。透過把書帶出去，能夠讓資源再利用，這也是我們一直以來堅持以送書為主軸的原因。」
Ｑ：布穀魚與當地的關係是如何？是否會因為送書，而產生上對下的「幫助」關係？
嘉仁：
我的想法是上對下的關係不存在，布穀魚一直在做的事情，其實很單純的只是希望教育資源可以更公平地被分配，我認為沒有「我們是去幫助他們的感覺」。
佩芸：
我覺得布穀魚在做的是「給他們機會也給我們機會」，大家互相學習。跟當地人相處時，小朋友並不會覺得我們是要去幫助他們，反而覺得我們像是外來的生物，大家在一起就像朋友一樣。
湘琪：
在尼泊爾的時候，我們住在Rajgare小學校長的家裡，剛好校長有三個小孩，於是他們就有點像我們的地陪，他們到哪裡我們就也跟去哪。放假時，和他們一起在田間散步，看他們抓魚，用葉子編成書包送給我們；有一回校長甚至邀請我們去參加婚禮，我們也被邀請一起跳舞。我會覺得這是很單純的人與人間的相處，雖然是我們過去尼泊爾送書，但在當地的相處反而有點像是他們領著我去認識他們的生活，認識當地的環境。
達生：
我認為我是抱持著交朋友的心態，而不是一定要完成什麼事情而去。過程中跟他們互動也好、玩耍也好 ，跟他們聊天，我覺得這些都是服務中的體會吧！好像開心比較重要，盡量讓雙方都能在彼此都開心的狀況下，得到一些收穫。
嘉仁：
就有點像是互利共生的概念，我們去可以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他們也可以得到他們要的東西，其實並沒有所謂誰伸手或是誰接收的感覺啦。
布穀魚兒游向何處？
由於成員不多，布穀魚沒有明確界定每個人的職位，而是希望每位成員都能夠分別接觸到團隊的大小事。至於擴大團隊的組成，也是布穀魚考量的發展方向，為的是能夠增加服務的頻率，並且能夠追蹤服務過的地方。
布穀魚的主要經費來源是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公益青年競賽的獎金，達生說：「每一年參加公益比賽，等結果時其實很心驚膽顫。如果布穀魚能找到固定的合作對象，執行上壓力也不會那麼大，將會有空間做新的嘗試。」
暑假開始確定服務地點和聯絡對象，開學之後完成企劃，到明年的寒假出隊，布穀魚正在為書本們規畫下一次的旅程。不斷賦予二手書新生命，同時不忘多元文化的交織與碰撞，布穀魚將會持續在世界上許多的小角落讓更多書籍發光發熱。
▲Rajgare小學，尼泊爾廓爾喀
▲和Rajgare的小學生分享，專注的神情是對布穀魚最大的鼓勵
▲離去時，波卡拉的一份驚喜——有史以來最清晰的山景，尼泊爾
▲布穀魚服務的小學，手拿捐贈書籍和全校師生的合照，印尼
紹興的下一站
◎周思穎
簡介紹興
中正紀念堂北側，有一片綠影扶疏、各式有機空間、充滿故事的房舍，這裡是紹興。2010年8月忽如期來的律師函，要求居民們在60天內歸還占用的臺大校地，然而近五、六十年的時間，居民們來往、買賣，住在這塊土地上，未曾被告知這裡屬於台大。這個由過去政府默許形成的歷史違建並不僅僅是學校與居民的事，而是一個社會的事。台大意識報曾在2011（註一）、2012（註二）年專題報導紹興社區，無論是紹興社區的脈絡、當地居民的生命故事、台大校方學生與紹興關係、政府應該負起的責任…等，都有相當深刻的論述，文章〈一席之地——紹興社區的居住正義紀實〉（註三）亦詳述了學生在2012年台大校慶抗爭的過程。
紹興社區與紹興學程（註四）近來情況
經過高強度的緊張抗爭後，居民迎來的是原先料想不到的漫長協商，此間痛苦猶如一慢性病，「家還可以住多久」的疑問與安置遙遙無期在心理上造成相當大的壓力，而兩年多來有許多老人家離去。這種「看不見的敵人」，對於作為社區工作者的紹興學程來說，是很難處理的部分，也是這段日子裡社區最明顯的問題。
此外，雖然2009年台灣制定《兩公約（註五）施行法》，居住人權已白紙黑字地被保障，現實情況卻是，居住權與所有權依舊未分開（註六）。2013年台灣進行兩公約國際審查，各個人權團體順勢合作，一齊提出了非政府組織的人權報告書，紹興學程也在其中。他們與許多反迫遷相關團體結盟為「反迫遷連線」進行議題整合，討論台灣的居住權狀況，並對政府提出意見、推動修法。
103-2學期，城鄉所黃麗玲教授也與紹興學程合開課程，讓修課學生進入社區觀察，而後與居民、中華民國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的建築師討論未來中繼住宅的設計與細節。
紹興居民何去何從？
今年五月初，台大與台北市政府簽署了「臺大紹興南街基地再生計畫合作意向書(MOU)」的公辦都更，拖延長達四年多的協商，終令居民得以看見曙光。臺大將藉由「中繼」與「就地安置」兩者來處理紹興居民的居住問題。目前，都更期間內可以暫居的中繼方案，進度沒有一個確切的時間表。能夠確定的是台大會向國防部「撥用（註七）」原為單身退役軍人公寓，去年已空出的忠勤二莊來作為中繼方案的施行地點。
至於安置方案，北市府有較明確的動靜，北市副市長林欽榮表示，紹興擬在今年十月份進入都更計畫程序、明年二月招商。事實上，學校將公辦都更與安置計畫結合，亦即在都市更新的藍圖裡，規劃了紹興居民的安置。北市府與台大將在此地興建「智慧醫療生活園區」，裡面會有旅館、公共住宅、醫學教學研究中心...等建物。紹興居民則會安置在生活實驗區，此區還會特別提供戶數給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作為社區醫療的場域。（註八）
繪製一個城市的想像
公辦都更是眾多都市更新方式的一種，但有別於其他種私人興辦都更，公辦都更的負責人為公法人（如縣市政府），這樣的案子更被期待能夠達到公共性。首先，政府機關應照護人民，對原本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負責。除此之外，因著資金的來源是市民們的納稅，公辦都更合作案的重點也在於讓更新的區塊與周圍地區發生連結、互動，提供全體市民服務。
紹興學程的施以德，他點出了一個台灣都市更新常有的問題——公共參與的欠缺。一個城市的設計若只掌握在少數規劃者身上，其實是會發生問題，比如供給不能滿足需求，甚或供給與需求背離。因著法律程序上的規定，都更前需舉辦聽證會及公聽會，但往往最相關的住民卻少有機會參與討論，然而，城市更新的初衷難道不是想讓住在此地的居民、使用者有更完善的生活嗎？
此次公辦都更是首次地方政府與學校合作，兩造被期許在民主參與、都市更新的問題上能夠樹立典範，身為台大一份子的我們都應關注這個議題；政府則必須在效率與品質之間，找到適當的平衡。
▲紹興社區位置圖（圖片擷取於Google Map）
▲鳥瞰紹興社區的房子（照片提供/紹興學程）
▲紹興社區的一隅（照片提供/紹興學程）
▲2014年8月，紹興學程與華光、蟾蜍山合辦工作營。紹興子計畫的成果是以模型紀錄社區樣貌（照片提供/紹興學程）
▲紹興社區的居民大會（照片提供/紹興學程）
2015年10月12日 星期一
意識地圖
◎董音
校門
走進校門口，轉過一個彎，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筆直的椰林大道，從日治時期以來，校園的景色、建築不斷更迭，校門口的空間意象也隨之轉變。從過去象徵著農田與現代化大學的分野，經歷了民主廣場，以及戒嚴時期圍牆四起的年代，如今則成為人潮流動的公共空間，不僅乘載著過去的歷史意涵，也引領了未來校園空間的定位與發展。台大的門戶，不再只是校園的入口，當你步入校園時，是否曾仔細思量過其背後的空間意象與歷史意義呢？（077刊，〈被斜視的校門──臺大校園入口之空間流轉〉，http://goo.gl/NU5QEq）
陳文成廣場
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文成先生，畢業於台灣大學，在當時積極關心台灣政治及黨外運動的發展，並給予《美麗島雜誌》支持。1981年7月2日陳文成返台後，遭到警備總部約談，之後便失去聯繫，直到隔天早上發現陳屍於當時台大研究生圖書館（現今圖資系館）旁草地。此事件後來成了懸案，國民黨政府聲稱其為畏罪自殺，但一般認為是因接觸黨外運動，而引發的他殺案件。
為了追求校園內轉型正義之實踐，學生推動以立碑方式紀念陳文成事件，經過2012、14年兩次提案（074刊，〈誰是陳文成──陳文成紀念廣場提案始末〉http://goo.gl/qX506M）後，「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命名案」、「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立牌」兩案才終於在今年3月正式通過（校務會議快訊：紀念廣場命名與立牌雙雙通過http://goo.gl/mVISzo）。
嘉禾新村
民國40年代末期，大批移民隨著國民黨遷台而來，政府在各地規劃了眷村做為安置軍眷的地區，位於台大水源校區旁的嘉禾新村便屬於其中之一。然而並非所有軍眷的居住地都能受到政府的安排，鄰近眷村、位於河岸邊的永春街，便成為這些軍人的臨時居所，而隨著都市的發展，來自台灣東南部的移民也聚集於此地，形成了後來的社區樣貌。（070刊，〈如果河流會說話──臺北水源地歷史的三枚拼圖〉，http://goo.gl/zpH3Z3）
2004年北市府將其劃為防災公園的預定地，嘉禾新村也因此面臨了拆遷的命運，當地的文史保留團體好勁稻工作室積極爭取文化資產之保存，卻也與當地私人產權的問題產生衝突，如今嘉禾新村已有七處列為暫定古蹟，但關於未來的去留和規劃，至今仍尚無定論。
新社科院(&OEC)
社科院新大樓於2010年開始興建，歷經三年的時間完工，並於2013年5月正式落成。過程中2013年1月發生了一起工安意外，造成一名工人不幸身亡，雖然工安責任依法由事業單位承擔，但根據勞工安全衛生法，校方在工程中也應扮演監督的角色，因此引發了校方在校園工安意外事件中責任歸屬的討論。（062刊，〈重返工安現場──新社科院與其他工安事件〉，http://goo.gl/Noe9mF）
2014年8月社科院正式自徐州路校區遷回總區，地下室的OEC美食廣場也於年底開幕，期待能夠紓緩辛亥路後門校區（東北校區）的用餐壓力，但以目前的狀況而言，卻似乎不如預期（080刊，〈東北地下的一顆星──社科院地下餐廳與東北校區用餐需求〉，http://goo.gl/zFKcCz）。此外，OEC餐廳也因油汙處理之狀況，引發散發惡臭的情形，如今雖已解決，但改善設施的責任究竟應由誰擔負，總務處、社科院及合作社各方仍然各持己見。（080刊，〈廚餘油大鬧新大樓 責任歸屬各自表述〉，http://goo.gl/zhp5Kk）
林蔭大道
為配合2016年臺北世界設計之都，市政府於2011年推動林蔭大道計畫，其以四年內建置三十九條林蔭大道為目標，其中鄰近台大的新生南路三段即為規畫中的道路之一（069刊，〈城市裡的綠色走廊──林蔭大道〉，http://goo.gl/kmBBO8），負責規劃案的承包公司於2013年舉辦多場工作坊與公聽會，期待廣納民眾、學生、校方等各群體對於林蔭大道的想像與願景，然而因著溝通的問題，許多計畫案中既有的內容無疾而終，最後僅以改善人車空間及增加綠色景觀為主要方向（069刊，〈對面的里民看過來──林蔭大道後，台大與鄰里的關係〉，http://goo.gl/5bQcwN）。
目前新生南路三段已完成中央分隔島寬兩公尺的綠帶空間，今年則會開始進行人行道的拓寬工程，並在其中增設自行車道、獨立植栽區域，期待能夠藉此打造以人為本的無障礙環境。但如此也將造成機車停車格以及車道的減少，進而對於機車族與校園周邊交通環境造成影響，台大與市府如何在當中應對、配合，將是面對這些問題中重要的一環。
吸菸區
台大推行無菸校園已行之有年，雖然2009年曾於校務會議通過母法，允許「各教學研究單位可申請設立吸菸區」，但由於實際施行上的限制，吸菸區的設置一直難以實踐。首先，因著校園內的反菸態度，以及將設立吸菸區與鼓勵吸菸畫上等號的思維，吸菸者的權益一直遭到忽略；再者，根據《國立台灣大學戶外吸菸區管理要點》之規定，吸菸區之設置須先與所屬學院進行討論，而吸菸區的管理、清潔責任也由各學院負責，因此降低了各學院設置吸菸區的意願及可能性，使得台大校園內至今仍無合法的吸菸區。（069，〈非吸菸者與吸菸者的必修課〉，http://goo.gl/azYhLW、069刊，〈往圍牆奔跑的吸菸者：台大吸菸區設置之路〉，http://goo.gl/FbFWUL）
人文大樓
為了因應文學院空間不足的現況，人文大樓的興建計畫於2006年因著校友施崇棠的捐款而展開。過程中歷經了洞洞館拆除的爭議，以及校門口意象、人文精神等問題之討論（063刊，〈如果你還不知道人文大樓〉，http://goo.gl/WspsBT）。以興建人文大樓為訴求的學生組織「人文復興青年陣線」，以及以張小虹老師為首，反對在既有基地興建人文大樓的「搶救臺大校門口」聯盟，對於現有的計畫案仍具有不同的觀點和訴求（快訊：人文大樓都審將近 文青陣19號模擬校門天際線，http://goo.gl/EvwblG、企求人文大樓興建 文院師生接力開講，http://goo.gl/URpJmO）。今年7月30日經過臺北市政府第二次都市設計審議後，裁定校方須進行修訂再審，預計兩個月後再次提案，未來人文大樓興建案的走向，仍有討論和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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