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特寫：孫震校長專訪

◎人物特寫專訪：政碩一　李芃萱／大氣四　陳梁政

圖說：「在法學院時期我最懷念的就是課間倚靠在前後排教室享受陽光灑落的日子，以及夜半在行政大樓二樓念書的寧靜時光，每天無愧於心地寫下日記。」

　　孫震校長是山東人，大江大海的年代和父親一起來到臺灣，如同許多流亡學生，還有家人及民族的情感寄託在海的那一端。孫校長高中就讀臺中裝甲兵子弟學校[1]，1952年考大學時，同時考取了師範學院中文系和臺大經濟系，在學費及未來穩定生活的考量之下，多數人絕對會選擇師範學院就讀，但孫校長卻與父親意見相左，一來是學科的現實考量，他認為經濟系比較能夠找到工作，二來是師範學院在工作取向受到限制，因此選擇進入經濟系。

　　光復初期，臺大一屆學生不到一千人，經濟系足足佔了一百多名，當時校門口左手邊的臨時教室為法學院大一同學少數對於總區的回憶，孫校長印象深刻的是和一代美女、文學大家林文月老師國文課同班，但與仙女的互動僅止於遠觀。除了上課之外，法學院學生就只能漂泊在校園各地，當時孫校長兼有校內工讀生的工作，下課後都在總圖幫忙整理圖書及建檔資料，但這裡也不是法學院人的家。

　　如同現在的學生，大二的孫校長生活空間轉移到了徐州路法學院校區。高年級的進階課程開始進入經濟學的精隨，孫震校長自認為不是個聰明的學生，他表示在當時即便加倍的努力，對經濟學的精深尚無法完全領會。孫校長的家就在旁邊的齊東街上，所以就連短暫的課間也可以回家休息。直到念碩士班後，才由同學邀約進入住宿生活，住宿管理沒那麼嚴謹，因此掌管住宿的幹員管他住進去就罷了。

　　早些年林森南路叫做上海路，路寬只有現在的一半不到，宿舍到馬路中間布滿違章建築，宿舍的圍牆上開了個小洞，就是外面違建小吃攤與宿舍學生做生意的密道，小本生意可是恕不賒帳呢！宿舍附近還有間租書店，是當時住宿學生的精神糧食，金庸新出版的小說都會被搶購一空，所幸宿舍學長善於與店小妹眉來眼去，才能先私藏一本下來供大家傳閱。

　　對深愛中國文學的孫校長而言，一直以來最感到惋惜的即是社科院還能未遷回總區，無論是總區開闊的環境，抑或多元的人文素養，皆可增加社科院學生的人生維度，他期盼社科院學生在未來可以享受總區深厚的學習土壤，拓展更開闊胸懷、培養更謙卑的待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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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現為私立宜寧中學

人物特寫：施建生老師專訪

◎人物特寫專訪：大氣四　陳梁政／政碩一　李芃萱

圖說：身體仍非常硬朗的施建生教授，每天都會到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室持續著作。

　　走進施建生教授位於長興街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室，放眼望去是整落整落的書籍。提起他的名字，他所撰寫的《經濟學原理》教科書，想必是許多人的共同回憶。已屆九十六歲高齡的老師，退而不休，仍然悠遊於自己一方學問的小天地。見我們走來，他精神抖擻地站起來迎接大家。

輾轉至經濟系

　　施建生教授出生於1917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經濟系與哈佛大學。他於1952年進入臺大經濟系任教，並曾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1954.5─1958.7）、法學院院長（1959.8—1967.7）等職。

　　老師初來臺灣時，並沒有直接進入臺大任教，而是先落腳於臺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今國立臺北大學），擔任兼任教授，後轉任專任教授兼科主任。1952年，他在因緣際會之下，進入臺大經濟系任教，教授的第一門課則是「經濟政策」。有趣的是在施教授的學生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孫震校長了。老師笑稱，他和孫震校長一同進入臺大，只是一個是professor（教授）、另一個則是freshman（新生）。提起他，施教授的印象是「本本分分、規規矩矩」的好學生，也當過施教授的課堂助教；他也從來沒有想到，這個學生未來會有這樣一番事業。

擔任法學院院長

　　由於老師在哈佛求學期間，曾與來臺後的教育部長張其昀因宿舍相鄰而熟識；因此在張其昀部長任內，便曾借調至教育部，擔任高教司司長約一年。在任期結束後，當時的錢思亮校長便任命其為法學院院長。

　　施教授於院長任內勵精圖治，推動許多措施。例如，他認為商學系規模過大，應獨立為一學院；但由於當時學校經費不足，無法籌建學院，因此便退而求其次，改為在系內分組。最後，將管理學院獨立的任務，則是遲至學生孫震擔任校長的任內，方告完成。另外，社會學系也在此時成立，成為法學院第五個科系。目前除了日治時期的建築之外，最具歷史的法社分圖（當時的法學院圖書館）建築，也是在老師擔任院長任內動土興建。

對社科院的想像

　　自施教授進臺大任教以來已屆六十年。回憶起社科院的環境，他認為，日治時期臺灣省立法商學院所興建的前、後排教室以及行政大樓都是很好的建築，建築形式規矩工整，建物堅固耐久。相較於美援時代所建立的法圖，後者對前者而言，仍然差了一截。

　　談到即將落成的新社科院，施教授則認為，因為新社科院屈居校園一角而覺得不好的想法，是不健康的。臺大做為一個校園，本來就該有其整體計畫與政策，這不是臺灣大學哪一小部分的人可以主張的。

圖說：施建生老師1952年始於臺大經濟系任教時的英姿煥發。

人物特寫：趙永茂老師專訪

◎人物特寫專訪：政碩一　李芃萱／大氣四　陳梁政

　　趙永茂教授現為政治系教授，並擔任行政副校長；老師自進入政治學研究所，歷經碩士、博士班的經歷，畢業後又回到政治系任教多年，並擔任社科院院長之職務，對這個校區十分熟悉，也充滿許多回憶與感情。

由歷史轉向政治學

　　老師在大學時期原本就讀歷史系；然而因為種種機緣，使得他最後決定走上社會科學的道路，進入政治學研究所就讀。「其實也掙扎過；我大二想念法律，大三則是想念經濟。」然而，老師一直對臺灣的政治社會史感到興趣，希望能透過一些訪談、一定的檢驗，或歷史的爬梳，去把當代的歷史建立起來，因此決定接受政治學的訓練。

　　從總區的文學院來到獨立一隅的法學院，老師首次感受到了不一樣的氣氛；相較於文學院中較為抽象的文、史、哲學門，法學院「感覺和社會很接近，有種和社會互動的、近距離的感覺。」

充滿回憶的宿舍生活

　　老師大學時期住在總區的男十二舍（現綜合體育館一帶），在進入政研所後搬到法學院男四舍。當時的男四舍仍是木造建築，四人一間，整修後則是六人一間，住的大多是法學院研究生，兼有部分醫學院的學生。他回憶，當時的生活單純，大家一起煮食、一起在當時的大澡堂中洗澡，所以室友、甚至不同寢室的舍胞之間感情都十分緊密，直到現在都還會聯絡感情。而宿舍附近的許多店家，也充滿他們學生時期記憶。大家常常結伴去龍門餃子館、和園川菜打牙祭；老師形容，這些記憶對他們而言，是「越老越懷念」，不時會遇到久違的老朋友回到充滿回憶的店家吃飯、懷舊。

連結新大樓與徐州路校區

　　提到五月落成的新社科院大樓，老師認為，社科院即將不再侷限於一塊與其他系所隔絕的校地，且研究與學習的環境與設施將比現有的完善，是很好的改變；然而，他也擔心地緣上的斷裂，會使從未在徐州路校區生活過的學生對原本的傳統感到疏離。因此，院史與各種訪談留下的紀錄是非常重要的，要告訴年輕的師生：「不要忘記社科院法學院的歷史，不要忘記以前的老師同學學長留下來的傳統；這些是在新大樓無法感受到的。」

　　因此他認為，新大樓應該保留更多舊社科院的傳統，例如設立院史館；希望能在環境上努力，讓嶄新的空間能夠有歷史感、有靈魂，務必用各種方法，讓同學有所感受，並在學長和老師的腳印中鑑往開來。

　　另外，新社科院大樓在設計上也隱藏了另一個巧思：未來的教師休息室將對著法律系館開放，並且沿用現在教師休息室的桌椅，歡迎法律系的老師回來坐坐，找回和政治經濟系之間的合作和情感；老師之間的交流與情誼，也可以進一步影響學生之間的互動。

徐州路的未來

　　在社科院搬遷後可能發生的交流與互動，並不僅限於新大樓。徐州路校區在政經二系離開後，將會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研究中心的集散地，例如目前位於社科院綜合大樓的法律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未來還會有更多相關研究單位會進駐此校區，目前已經部分遷入的國科會人社中心會將占用面積擴大至八百坪，以容納各式學者在此訪問、進行研究；而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亦將自總區國發所搬遷至此。老師期許，這樣集中的研究單位配置，將可帶來另一波人文社會科學各學門之間跨領域的整合與交流。

校園故事

◎校園故事採訪小組：社會二　潘雅琪／公衛一　柯尊皓／日文一　梁德莎／政碩一　李芃萱／大氣四　陳梁政／社工二　李清遠／公衛一　許筑淋

　　環境清幽、古色古香的舊社科院，是個完整的校區，除了上課的教室，還有圖書館、餐廳、操場及行政中心，機能完備；然而，因為獨立於校總區之外，使學生的課外活動空間相當缺乏，大多數的學生下課之後，不是直接回家，就是回到自己所住的宿舍，生活相對單純許多。獨立校區也對跨領域學習造成影響，礙於交通因素的限制，加上跨校區選課在當時是少數的特例，社科院的學生若安排跨校區的課表，往往被系辦助教打回票。但也有學生樂於往返兩個校區之間，參加社團活動及學生運動。龍門客棧便是個議論的場所，對於議題、時事的交流及討論都是在那兒醞釀成熟，更成為異議份子的聚集地；也有傳言指出，法學院會獨立於校總區外，是為了隔離異議性高的學生。此外，法律、政治、社會三系聯合的法研圖，是當時臺大擁有最新藏書的圖書館，新潮的知識及思想由此灌注，奠基了學術能力。舊社科院校區一帶，為社科院學生孕育出論述及動員的能量，更讓他們成為學生活動的要角。

師長聊校園

蘇碩斌老師：「當時愛讀書的人都往法研圖跑，裡面的書甚至比總圖的都還要新，所有新理論都從法研圖進入校園。這讓法學院的學生不只有街頭運動的能力，更積累了組織論述的能力；也確實，學運菁英很多來自法學院。」

吳叡人老師：「法政跟醫學院有一些歷史根源，我們所讀的、我們的專業也有關，臺灣在七○年代政治意識很高的時候也影響法政的學生，另一方面，醫學院有臺灣醫學人文傳統，我們又有龍門這個地方讓大家聚集在那邊，所以就形成了一個梁山泊，我們可以稱為『徐州路解放區』。」

王曉娟小姐：「其實系所在徐州路校區那邊是很可惜的，因為太偏遠了，而且到公館很不方便，因為很麻煩要一直回來，所以很容易就窩在系學會那邊（三研所地下室，書店旁），那邊就像是家。但如果系所在校總區的話，太多地方可以去了。」

校園的守護天使──院犬的故事

◎校園故事採訪小組：社會二　潘雅琪／公衛一　柯尊皓／日文一　梁德莎／政碩一　李芃萱／大氣四　陳梁政／社工二　李清遠／公衛一　許筑淋

圖說：院犬關係圖

　　在社科院漫漫歷史中，除了來來往往的學生與教授，還有著默默守護校園的天使──院犬，不可否認牠們帶給師生的溫暖陪伴以及對社科院的奉獻，是多麼的彌足珍貴。

　　院犬的起源來自一起工友謀殺案，在行政大樓靠紹興南街的工友值班室被歹徒闖入而發生命案。自從這起事件後，警衛不再刻意趕走流浪狗，住下來的流浪狗小黑也會陪著警衛巡邏。有人主張把流浪動物趕出社科院，擔憂流浪狗在校園裡持續繁衍造成衛生疑慮、觀感不佳等問題。小黑就曾被工友丟掉兩次，甚至被送到五股，最後只留下來福在社科院長大。

　　來福長大之後有了第一任妻子小白，不久後又找了第二任妻子小花。而後林明鏘老師與政治系、政研所的同學創立了愛犬社，將流浪狗制度化成為院犬，由愛犬社的學生以及指導老師對院犬負責，並透過學校補助的經費照顧他們，自此小白、來福、小花便名正言順地成為第一代院犬。政大政治系老師蔡中民、劉致賢就是第一代愛犬社社員。愛犬社的成立，以及許多老師給予愛犬社的協助，像是趙永茂、林惠玲老師等，院犬終於獲得較妥善的照顧，也成功把來福與小花生下來的五隻小狗送養，而唯一一隻留在社科院的小狗就是第二代院犬──福妹。福妹誕生之後，老年的來福被林明鏘老師帶回家照顧，而小花則在臺大動物醫院度過餘生，至於小白也被李茂生老師領養回家。

　　院犬其實是許多校友的共同記憶。林明鏘老師開玩笑的說：「學生可能畢業後忘了老師長甚麼樣子，只記得來福長甚麼樣子。」由此可見院犬在學生的心靈依靠上也占了一席之地。來福和小花逝世後，葬在警衛亭對面的綠地上，追思會時許多校友都回來緬懷當年與院犬的相處時光。然而認為流浪狗不該存在校園內的反對聲浪一直存在，甚至有職員私底下暗示林明鏘老師應該「處理掉」院犬。

　　隨著院犬老化、以及愛犬社在2000年後逐漸沒落，校方經費已無法支援院犬照護，僅能由個人愛心支持。儘管院犬制度仍有缺失，如誤咬等意外，但站在生命教育的觀點上，林明鏘老師表示：「我們怎能棄同樣對於奉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精神的一份子於不顧。」

圖說：隱藏在草叢中院犬來福之墓

圖說：隱藏在草叢中院犬小花之墓

數位化浪潮下的消逝──臺大法學院攝影社揭密

◎校園故事採訪小組：社會二　潘雅琪／公衛一　柯尊皓／日文一　梁德莎／政碩一　李芃萱／大氣四　陳梁政／社工二　李清遠／公衛一　許筑淋

圖說：法學院攝影研習社荒廢倉庫及遺留招牌

　　你是否曾在經過舊公衛大樓時，瞥見一旁的小倉庫鐵門上方懸掛一塊大招牌，寫著「法學院攝影社」？在法影社的招牌背後，有許多你所不知道的故事……

　　一九九○年代醫學院社團蓬勃發展，法學院學生因地緣關係也來參與醫學院社團的活動。當時，醫學系徐思淳在大三下學期接任杏林攝影社暗房部部長一職，同一時期財金系李淑芬、政治系顏國秉等人陸續加入杏影社，同樣對於攝影的愛好和執著，徐思淳和法學院學弟妹分外契合。

　　杏影社倒社後，顏國秉為了延續大家的攝影興趣，打算另向法學院課活組申請成立攝影社。然恰逢社員皆大四即將畢業，考慮到社團發展，幾位核心人物盡可能接替頂下，由淑芬學姐擔任第一任法影社社長。當時管理學院已遷回總區，大五的她仍選擇留在法影社。顏國秉1996年當完兵就讀研究所，從法律系林建中手上接下社長，大刀闊斧著手暗房興建。

　　法影社剛成立時，社團活躍的程度不輸法律服務社，社員們共同籌畫了許多活動，如：鹿港外拍、在總區策展、甚至法學院拍攝公關形象的案子，也曾在前後排教室走廊、二樓最西端兩間教室辦過畢業展。在第一年便取得坐落於男四宿舍靠林森南路側小屋，作為暗房和社辦的空間，不諱言徐思淳學長設計的是全臺大最好的暗房，可惜因新公衛大樓興建而拆除，遷移到倉庫現址。林建中學長感慨表示：「假如攝影沒碰到數位化風潮，我相信法影社到現在還會存在，而且仍是個很棒的社團。」。

　　對於現代人而言，攝影是像關燈一樣稀鬆平常的事，只要有一臺iphone，人人都是攝影師。但想像一個還在大量郵寄信件的年代，用的仍是大臺又重的底片相機，攝影是一項專業，更是一項耗費時間和金錢的藝術。像藥水、相機等開銷，支出三萬多塊是基本；設展覽的話，一張照片差不多花費當時的五、六百塊；要外拍，開車的人也少，據林建中學長稱，系上會開車的人少到屈指可數。從構圖、選景到沖洗底片，挑選照片、裱框到佈場，每張照片、每次展覽背後都是法影社社員們付出的心力，絕非現今只要「喀擦」一聲便能照相的我們所能想像的。

　　法影社在創社時面臨許多問題，反應醫學院跟法學院在各方面的不同之處。相較之下，醫學院學生比較富裕、男生多，且七年學制對社團而言較容易傳承；法學院人數雖多，但研究所招收不到四十人，加上男生遇到兵役問題，能真正在法學院待超過大學四年的人不多。後來社會、法律兩系回歸總區，社員人數也並不理想，社團傳承和經營難以持久。

　　草創時便確立「盡可能以最簡單的方法來玩」、「不需花大錢，一樣的enjoy攝影」的理念，嚴謹、簡樸的風格可說是法影社的最佳寫照。約在2003年左右，攝影數位化風潮席捲大學校園，耗時耗錢的底片照相技術脫離大眾文化，除了經費有限外，法學院系所陸續遷回總區，參與社團人數逐漸下降也是原因之一，法影社重新與醫影社交流合作。終究法影社面臨傳承斷層、社員流失而逐漸凋零，廢棄的暗房倉庫和遺留的大招牌見證一代法學院社團興衰。

圖說：內部只剩空蕩蕩的房間，現為醫護宿舍清潔工倉庫

只存在於記憶中的體育場

◎校園故事採訪小組：社會二　潘雅琪／公衛一　柯尊皓／日文一　梁德莎／政碩一　李芃萱／大氣四　陳梁政／社工二　李清遠／公衛一　許筑淋

圖說：上半部為1949美軍航照圖，下半部為1974年之航照。可看見原本的大操場因為空間日益減少而改為6個球場。

　　現在的社科院學生若要運動、上體育課或參與系隊的集體練習，往往都要去到總區的體育場地或者醫學院體育館，其餘只有位於綜合大樓地下室的幾張桌球與撞球檯；然而，徐州路校區也曾經有過大型的操場與體育場地。

　　在日治時期，現在的公衛學院與男四、女四一帶是一個完整的大操場。直到法商學院併入臺大，而法學院學生日益增加，在增建男十六舍、女七舍與商學系系館（即舊公衛大樓，目前為實習醫師宿舍）時，才破壞了跑道的結構，將大操場改建為數個排球、網球、籃球場地。

圖說：由開南商工方向所拍攝之大操場。右上的兩棟白色建築是商學館；左邊白色建築是男十六舍，暗橘色建築則是女四舍。中間就是體育場，目測可見有籃球、排球、網球、足球等場地。

　　當時的法學院學生有獨立於總區的體育課，學生也有充足的空間運動與舉辦活動。政治系王業立教授回憶，大家第四節下課後，便會穿越紹興南街，到對面的球場看比賽，幫自己的同學、好友加油打氣；住宿生甚至經常在上課開始點名後，才慵懶地走出來。政治系陳思賢教授則提到，當時法學院與醫學院之間會在法大操場舉辦競賽，而他也曾經參加籃球隊，與醫學院對抗。

　　直到九○年代，這些場地的使用率仍然相當頻繁；有教職員在法學院組成網球俱樂部，約定時間打球、聯絡感情。社會系等系所遷回總區後，球場因為公衛大樓與藥學系館（水森館）興建而拆除，這個小團體便轉移至總區網球場活動。

　　隨著醫學院體育館的啟用，和法學院校區學生人數的減少，法、醫校區的運動空間逐漸轉移至較新的醫體；因此在公衛學院提出校地需求後，球場便遭拆除以興建公衛學院大樓。龐大的運動場地最後僅剩男十六與男四之間的籃球場，這片球場則在2009年興建藥學系館時被拆除，成為了法學院大操場消亡的句點。

圖說：當時學生課餘時間在大操場上踢足球的英姿。

相濡以沫的勇氣──法學院與學生運動

◎校園故事採訪小組：社會二　潘雅琪／公衛一　柯尊皓／日文一　梁德莎／政碩一　李芃萱／大氣四　陳梁政／社工二　李清遠／公衛一　許筑淋

圖說：代聯會的海報公告

　　臺大曾度過從戒嚴到解嚴那段動盪不安的歲月，當年的學生，走過我們口中的「歷史」。當時的社科院學生道出的一篇篇故事，為我們拼貼出往返於社科院與總區之間的曾經。

　　臺灣社會曾長期處於戒嚴狀態，大學校園受到國民黨嚴密的監管與控制，國民黨的校黨部由校長兼任黨部執委，並透過訓導處和教官進行監控，即使社會上出現各種政治運動、社會運動，校園內仍是歌舞昇平。一九八○年代，位於徐州路的法學院便是所謂「異議份子」的思想源頭，他們以法學院及醫學院作為母體，以校總區作為戰區，拓展改革的版圖，附近的龍門客棧更是不得不提；那是個學生們互相交流、激盪的聚集地，也是不同屆的學生互相傳承的據點。

　　經過七○年代的洗禮，大學論壇社（大論社）和大學新聞社〈大新社〉率先主張從校園內部開始進行改革，以校園民主化為戰鬥目標，企圖推動代聯會普選，於新生訓練當日展開行動，擴及舊體育館和各宿舍；然而，大論社因此遭到停社一年的處分，社長及總編輯也分別被記大過一次。想加入大論社的吳叡人，則受當時大新社社長邀請，擔任編輯一職。成為總編輯後，更舉辦了「言論自由在臺大」與「言論自由在臺灣」兩場活動，在當時的脈絡下是相當敏感的主題，雖然活動如期舉辦，不過有個先決條件：當天古亭分局會派出三十名警員，且必須立據才得以成行。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五大學運社團──大新社、大論社、醫訊、法言和大陸社，於協調會中共同推出候選人參加代聯會選舉，並以「還我學生權，還我自治權」為口號，遞補的候選人吳叡人順利當選，是非國民黨勢力第一次擔任執政黨。然而，學校封殺所有校園改革，眼看體制內的行動難以推展，在任期剩下兩個月的期間，吳叡人利用臺大審稿制的漏洞，以學生代表大會的會報作政治聲明，批判校方與國民黨的干預，並宣布辭職表示抗議。

　　此外，甚至部分的教師也受到黨國控制，師資參差，直到八○年代中期，一批留美的學者回臺才有所轉變。1991年獨臺會事件，許多老師挺身而出，法學院和校總區都發動罷課，並於行政大樓門口搭臺子辦「民間學院」，被校方拆掉後，在紹興南街路口封街上課，更是法學院唯一一次在校園內抗議。

圖說：臺大法言刊頭

　　正如吳叡人所言：「沒有那種相濡以沫，不會讓你產生那種勇氣。」在法學院醞釀，以校總區為前進基地的學生運動，必須透過與同儕的砥礪，才能激發出動員潛能。

宿舍記憶

◎宿舍故事採訪小組：大氣四　陳梁政／社工二　李清遠

   　宿舍一直以來都是外地學生的生活重心，社科院最古老、木造兩層樓的宿舍群都已經重建，爾後美援下完成的男生第十六宿舍和女生第七宿舍也已經拆除，現在僅存的只有男四與女四兩舍。當時男十六與女七會建造是因應大量的僑生就讀，男女四的重建後一開始定位為研究生與醫學院宿舍，後來隨著學生數的增加逐漸特化成經濟宿舍、法政宿舍。

   　這幾棟宿舍最令人回味的是集體生活的空間，前幾年才拆除的男十六舍還保有毫無隔間遮蔽的大澡堂，剛進到宿舍的小學弟就要面臨「坦誠相見」儀式的挑戰，從澡間內的氣度立馬可分出長幼之序。女生宿舍區則是由圍牆建構出獨立的小天地，在女四與女七中間的「埕」可供社胞曬衣服、進行簡單活動，曾經有一面牆壁可讓女生們對牆練習網球。因為校區獨立，外地的女生藉由室友生活，關係緊密的結合，室友間也會互相交換學科心得，頗有「舍胞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概念。

   　宿舍以前功能極為完善，女舍區內還有獨棟學生餐廳，而男四和男十六分別在地下室與一樓有餐廳、福利社，這些進駐的廠商經營不善的情況下也都已經撤出，在校區內也沒有外包的便利商店，形成所謂的「社科院沙漠」。在不那麼富裕的年代，宿舍也有簡單烹飪空間，讓很多學生減少生活開銷上的負擔，但電器用品卻造成許多意外。

   　另外宿舍區曾經具有非常完善的運動場地，像是操場、籃球場、網球場、排球場，一旁的小屋也曾是院系學會的基地，學運蓬勃發展之時，宿舍便是與抓耙子和教官諜對諜的所在，也是附近社運場合的最佳後備基地，但住宿生難免抱怨那喧鬧而過的遊行隊伍。這些地點隨著公衛大樓和水森館的陸續興建而消失，再也沒有人因此而抗議晚上操場傳來打球吆喝的聲音，或者抱怨深夜時段大燈還未熄滅。於是法學院宿舍區，只剩下了幽靜，那夜中引人發起愁思的寧靜與黑暗。

吳叡人老師：「中南部各地同學匯流的地方，一間寢室8個人，自然而然形成一個小組織和單位，在過往社會運動和校園自治的過程中很方便可以動員；北部的同學也常藉宿舍作為討論的地方，因為隱蔽性高。」

蘇碩斌老師：「冬天宿舍很會跳電，全臺北市的宿舍幾乎都如此吧！只要一跳電，『啪啪啪』的全部都黑掉，一定有人會跑出來說：『Ｘ（消音）！誰在煮火鍋啦！』男四地下室的餐廳旁有座位區，每次我們在那邊打牌的時候，看著旁邊醫學系學生還在背組織、骨頭就覺得好可憐。」

王麗容老師：「我住在舊女四，以前20人共住一間，那麼多人生活在一起真的很不容易。那時候好多人在宿舍門口站崗，像是朱高正都會託我們叫那個誰誰誰出去，其實在宿舍裡面大家都會真誠的分享感情上的經驗。」

舍貓獨白

◎宿舍故事採訪小組：大氣四　陳梁政／社工二　李清遠

圖說：待在男四舍一隅的舍貓

寒流過後，陽光一掃陰雨，城市又恢復多日不見的暖和，輕輕縱身一跳，我熟練的來到我在車棚頂的王位，看著這些學生總是低著頭快速的進進出出，或走路或乘著兩輪的器械，偶爾會有人停下來，想要逗弄我們，但我總是報以睥睨。在那棟小屋拆了一年後，我對這些人依然保持著戒心。

聽聞以前的同伴所說，這裡曾經被我們所佔據。但我們分成兩派，一些會似無忌憚的霸佔那棟巨大的灰色建築[1]，隨著那些開關的洞口、進出，常聽見人類的怒吼聲，又不知道是哪隻闖進了某間房間吧！聽說某次有隻同伴死狀悽慘的曝屍在那裡面[2]，至今依然不知原因為何。那些遊蕩在大建築裡的同伴，後來也都被帶走消失了[3]。

我們剩下的一群[4]，總是靠近小屋的角落徘徊，偶爾抓抓老鼠把玩，或者晃到較遠的地方。一位老婦和幾位老先生就住在小屋內，她總是為我們準備好食物和飲水。漸漸的我們這群比較不害怕這位婦人，她會對我們說話，雖然可以感覺到她聲調溫柔及祥和，但我們什麼也聽不懂，只能輕輕的發聲呼應。我會在她腳跟前後遊蕩，但我們之間的界線就是小屋門前。

我以為生活會這樣一直下去。直到某夜尖銳的聲響和紅光劃破[5]，我遠遠的看著，總是被婦人攙扶行動的那位老人就被送走了。之後婦人的聲音出現了悲傷，在她拿出食物來的時候，我看著她的臉龐留下兩行水漬。不懂，我們還是不懂，只能輕輕的發聲回應她。之後，更多人進出那間小屋，帶走了很多東西。有天她跟我們說話的時候，我有種感覺，她好像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了，我不懂，為什麼要離開呢？不能像我們待在這裡一樣，一樣的理所當然？

一台橘色的怪獸伸出手臂，將那棟小屋打碎成千千萬萬個灰飛的碎片，我遠遠的看著，看著我們從來不曾跨進的那棟小屋，夷成了堅硬的平地，上面有幾根我上不去的桿子，然後更多不會和我們講話的車子停靠在上面[6]。總之，我只知道我只能在這裡生活，以及不要太靠近那些人。

圖說：待在男四舍一隅的舍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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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批踢踢網路實業坊NtuDormM4看板，2006年10月男四生治會長dadastyle發起「關於貓狗問題」系列文討論宿舍內貓隻猖獗，希望解決環境以及影響舍胞問題，並引起舍胞反感。

註2：同註1，2005年男四舍胞propter發現貓隻陳屍在宿舍樓梯間，死因不明，爾後LawrenceC舍胞主動協助安葬遺體，生治會及舍方人員消極處理引起爭議。

註3：同註1，2006年11月宿舍內的貓群已經由舍胞主動協助捕捉及送養。

註4：男四舍附近的流浪動物已由懷生社及熱心同學介入追蹤處理。

註5：取材自NtuDormM4看板「舍邊小屋與三隻黃色的貓」，作者godsound為社科院學生。

註6：同註1，2011年8月宿舍輔導員公告，因居住於此的前學校工友逝世，並宣稱宿舍旁的小屋為「違建」，拆除後改建成鏽蝕累累的單槓及空曠的機車停車區。

生活漫遊

◎生活故事採訪小組：公衛一　許筑淋／大氣四　陳梁政

　　法學院周圍多為政府行政單位，幾乎沒有育樂場所和平價餐廳營業。交通不發達的時代，一般學生很難在台北市暢行自如，生活範圍局限於徐州路一帶，或是只有上課才會通勤來此。直到近年捷運、公車系統完備，附近的區域導寺這塊地搖身一變為輻輳之地，十分鐘以內可以到達北車、東區、西門町或光華商場等地方，但與校總區的距離仍造成困擾。

     

      早期這一帶的飲食環境以校內的餐廳與一旁宿舍區的餐廳為主，此外附近有許多外省移民聚居在此，外省美食的獨特風味令人難以忘懷。後來華山市場整建完畢，二樓有很多熱炒，但必須在騎樓下排排坐，那時用餐景況真是蔚為奇觀。而說到多年來最受校友愛戴的金字招牌，不能不提東和禪寺樓下的龍門客棧，以及華山市場旁的家園餐廳，串起一代代台大人的美食記憶。2000年丹陽街開通，才形成多樣化選擇的小吃街，青島國宅的騎樓下，也開始出現附近學生消費的各種早餐店與商店，法學院的學生再也不用為下一餐發愁了。

       

      來到徐州路以及鄰近的紹興南街和濟南路一帶，從公衛大樓頂放眼所見皆是蓊鬱的樟樹，這些樹齡至少超過五十年，是市中心難能可貴的綠色奇蹟。不管是晴天的綠意或者夜晚昏黃燈光的照亮，都有不同的樣貌，林道的蔭涼讓學生們在繁忙的生活中得到喘息與撫慰。

王業立老師：「那時候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南，一下了課就搭車到西門町看個電影，或者去中華商場逛街。另外很多北一同學會帶我們到他們的地盤上，像是去重慶南路書店逛，或者北一附近吃冰。少數人像我有機車，時常載著女生去西門町，可惜載了三年都沒有用。」

鄭秀玲老師：「法學院這邊很小，我家住台北，其實我沒課就跑回家了。當時已經有不少學生刊物，可是我受到母親影響，主要靠報紙來獲得訊息，並且絕對不只閱讀一份。」

蘇碩斌老師：「下課時間我們就是在宿舍打個牌，晚上到龍門附近滿天飛、名門燒臘、小麵店等小吃用餐，偶爾到華山市場吃個熱炒，已經是非常高檔的享受了。龍門水餃是活生生的回憶，我們曾經抗議過龍門水漲船高的價格，雖然完全沒用。」

眾生躍龍門──法學院的龍門客棧

◎生活故事採訪小組：公衛一　許筑淋／大氣四　陳梁政

圖說：從前大廟前的大埕

鉅變的年代

　　華燈初上，丹陽街小小的木板門前開始排起長長的人龍，愉快交談和杯盤撞擊的聲音不時傳出，踏進這中小學教室大小的空間，昏黃的燈光引領我們跌入時空的縫隙，彷彿來到牆上相片的那個年代，大廟前的廣場、人聲雜沓的黃昏，學生們三兩吆喝來到龍門餃子館……

　　創店的姜老闆是山東省平度縣人，身體硬朗的他至今還是每天會到店裡幫忙包餃子，他用濃濃的口音和宏亮的聲音親切招呼著我們。姜老闆與許多山東同胞一樣，從來沒想過會到臺灣──盛產香蕉、甘蔗的渺小島嶼，而且一待將近五十年。被問起為什麼會開起這間小店，姜老闆不禁感慨時代的變化更加快速，現在是十年一個世代，以前是三十年，那個時代真是中國的鉅變。隨政府漂泊到臺灣，帶著妻子在臺北生根，為了維持生計，他退伍之後曾在市場賣牛肉、牙膏工廠做職員。但是四個小孩陸續出生，經濟狀況陷入了谷底。山東人對於自己的手藝很有自信，常常在路上擺起攤賣饅頭、窩窩頭，姜老闆受到朋友鼓勵，決定經營麵食、水餃還有滷味的小攤販。

「中午不營業」的龍門客棧

　　南海路、公園路遍布眷村違建，法學院附近的上海路（今林森南路）一帶也是如此，而且這裡沒有如Y17育樂中心、臺大醫學院、中央黨部大樓[1]的高聳建築，東和禪寺就是居民口中的大廟，在鐘樓的下方有一個大大的埕[2]，中間擺放著數十張圓桌，對面是另外一間熱炒店，法學院同學們的回憶便圍繞在這塊神奇的廣場空地，不論是消夜或活動聚會，三杯黃湯下肚後，酒酣耳熱之際，大家的真性情表露無遺。姜老闆還記得許多同學們的身影，陳定南、羅文嘉、葉金川等人都曾是這裡的常客，劉一德還打算在龍門舉辦他的結婚喜宴呢！至於為什麼「中午不營業」？姜老闆無奈的表示真的是因為那個時代太苦了，白天都還要在其他地方兼職，只能由家裡的妻子與孩子們幫忙備料、滷小菜，等到黃昏後才能順利營業，於是習慣就延續到現在。

　　現代性都市的創造性破壞之下，這些被視為毒瘤的「違建」一一被剷除，成為一條又一條寬敞的馬路及高聳的國宅、大廈；從前的大廣場已漠然消失，但在這些切割出來的整齊邏輯中，有時還是能摸索出都市過往的紋理。老闆的二兒子也是政治系學長，扛下來這個令人難忘的味道，木造的龍門客棧將這都市的發展過程都記錄下來，還有當年法學院人的純情與瀟灑。

圖說：中午時的龍門客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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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東址大樓於1991年建造完成，國民黨黨部1998年原址改建、現為張榮發大樓，Y17育樂中心

註2：「埕」為建築空間的一種，指空曠之地，一般閩式傳統建築的四合院空間也稱為埕，在此指龍門客棧和對面熱炒店圍成的廣場。

公平貿易咖啡的實驗──生態綠播種社科院

◎生活故事採訪小組：公衛一　許筑淋／大氣四　陳梁政

圖說：已移至銅山街營業的生態綠現址

進入社科院

  「我很喜歡原本生態綠落址的紹興南路，那兒如華光社區或是紹興社區，總是給我一種安靜感。」經濟系畢業的生態綠女主人余宛如說。學生時期在社科院上課時，相對於其他同學對於社科院附近荒涼的印象，她卻對這裡有份特別的情感。她希望能在大學校區附近開設生態綠，讓有正義感的學生能夠接觸公平貿易。而社科院附近人文薈萃，許多NGO，包括綠黨、苦勞網 、綠色陣線皆設點在此，也是生態綠開設在社科院附近的考量之一。

　　草創時期，生態綠經營的非常辛苦，請不起員工，卻有一些社科院的學生會去幫忙如挑豆子等工作，這些學生更把公平貿易的理念和生態綠介紹給當時的政治系學會會長傅偉哲，促使系學會開始在校園內舉辦了許多有關公平貿易的活動，也因緣際會進入社科院的地下室餐廳，開始了生態綠在社科院的日子。

埋下了一顆顆種子

　　「在社科院經營生態綠，是希望能給學生一個討論公共議題的空間，因為社科院相較於總區，資源較缺乏，社科院就好像補習班，學生上完課就離開。」余宛如說。因此生態綠期待進入社科院，能讓學生有一個機會思考眼前食物背後的國際議題。

　　在社科院期間，生態綠和社科院系學會合作舉辦了許多的活動，例如：放電影、辦講座，而這些活動也埋下一顆顆的希望種子。「有一回在送公文給外交部審查時，負責受理的人員剛好是幾年前畢業的政治系學生，一看到我們，就開心的表示他曾經喝過生態綠的咖啡，了解生態綠公平貿易的理念，省了我們不少解釋的功夫。」余宛如笑著說。

公平貿易是市場干預?

　　但進入社科院後，和學生的互動其實非常的少，因為食材都是有其來歷，也因為是公平貿易的關係，比外面路上隨便一家的茶店都還要貴上一兩倍，對於學生來說是較高的負擔，而學生也覺得店內選擇過少。對一些篤信自由經濟的經濟系教授而言為公平貿易是一種市場干預。然而余宛如無奈地說：「他們說把手放開不要管，可是你真的放得開嗎？那一隻宣稱使市場能夠達成平衡的看不見的手，從未達成理想，若是放不開就要伸手進去管。」

走進校園的其他方式

　　由於高價位讓學生們望之卻步，社科院生態路的營收一直處於虧本的狀態，也因為地下室餐廳的環境不佳，無法吸引學生形成一個良好的討論空間，合約到之後就不再續約。但生態綠仍不放棄進入校園的可能性，例如舉辦各種講座、和國高中合作，也希望臺大和其他校園能負起社會責任，支持小農產品進入校園。假以時日，這些播下種子能夠常民的日常生活中發芽，讓公平貿易不再是理念，而成為一種生活的態度，深植在人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