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四 吳嘉浤
今日我們在台北的街頭巷尾，已找不到多少水路，除了水溝蓋下流動的惡臭，或是道旁曇花一現的行潦。然而，這裡曾經是一座「水城」，如同舒國治在〈水城台北〉一文中所說的，「那時的台北，是水渠密佈，水田處處的台北。」台北城折彎多曲的道路，正是昔日清流潺湲的遺跡。孩童在此嬉鬧、婦女利用它打水洗濯、行人跨過一座座水橋，楊柳依依，天光雲影。其中，瑠公圳串起的藍色水網，正是都市空間曾經的美麗記憶。
水圳──先民拓墾的動脈
十八世紀中葉，當郭錫瑠從彰化來到台北盆地，他或許會看見遍佈的沼澤，以及零星共處的凱達格蘭族及漢人聚落。在此開墾的漢人，利用天然的池沼築堤蓄水，以利農田灌溉。然而水量有限，又受天候影響甚鉅，實與「看天田」無異。為了在此拓墾安居，郭錫瑠組成金順興墾號，聯合眾佃農的資助，開始圳道的工程，將新店溪的水順勢導入台北盆地。乾隆年間，瑠公圳（當時名為金合川圳、或青溪大圳）以及霧裡薛圳（灌溉公館、古亭以至萬華一帶）、大坪林圳（灌溉新店、大坪林地區）等水圳的開鑿，形成大台北地區的灌溉動脈。漢人的聚落依此發展，為水城台北的歷史打開新頁。
這些水圳是墾號存續的命脈，更是漢人與原住民族爭奪生存場域的綿長戰線。在拓墾的過程中，取得土地耕種是首要條件，為了在平埔族居住的空間中掙得一席之地，漢人往往透過租借、貨物換地、通婚，甚至詐騙等方式逐漸取得土地使用權，水圳的開鑿，使漢人族群得以開闢水田、增加生產力，進一步擴大勢力。原本熟習漁獵、採集活動的平埔族群不是被漢化，就是移入山林。瑠公圳的開鑿雖歷經二十幾年的資金耗損、人員傷亡，彼時泰雅族襲擊開圳工程的危機，也在郭錫瑠的和親手段下平息。當時瑠公圳的灌溉範圍從大坪林地區往北，經過景美、公館，延續到松山一帶，灌溉面積達一千二百餘甲，是台北盆地最大的水利工程。乾隆到道光年間，台灣北部地區的人口與水田面積俱增加了十倍有餘。乾隆二十七年（西元1762）瑠公圳的建成，正象徵著漢人族群已經成為台北盆地的新主人。康熙年間的清朝官員阮蔡文〈竹塹詩〉即描述了這樣的過程：
南嵌之番附淡水，中港之番歸後瓏；
竹塹周環三十里，封疆不大介其中。
聲音略與後瓏異，土風習俗將無同！
年年捕鹿丘陵比，今年得鹿實無幾。
鹿場半被流民開，藝麻之餘兼藝黍。
番丁自昔亦躬耕，鐵鋤掘土僅寸許；
百鋤不及一犁深，那得盈寧畜妻子！
鹿革為衣不貼身，尺布為裳露雙髀。
是處差役各有幫，竹塹煢煢一社耳，
鵲巢忽爾為鳩居，鵲盡無巢鳩焉徙？
然而，瑠公圳的經營也並非一帆風順。瑠公圳本為郭錫瑠聯合眾佃戶合資築成，業主提供土地，眾佃戶亦提供人力興築，日後水租得以減免。由於營收有限，雖終能完工，日後的營運卻也頗為吃力。加上颱風、山洪的侵襲，使引水設施遭到破壞，雖郭元芬接續其父的遺志加以修復，但傳至第四代郭章璣時，由於經營不順、財務無法負荷，將圳路、水田等產權變賣給林益川（板橋林家林本源的先人）水圳設施的經營並非易與之事，由此可見一般。
水圳風景與庶民記憶
瑠公圳初闢時，其水自大坪林築陂鑿石穿山到公館街（今師大分部附近），後分三條：其一由小木梘至林口莊及古亭倉頂等田（今台電大樓、古亭附近）與霧裡薛圳為界；其一由大灣莊（今大安區）至周厝崙（位於今中山區）等田；其一由大加臘東畔之六張犁、三張犁口過梘至五分埔、中崙前後、上塔塔悠（如今松山機場一帶）等田，餘水從劍潭對面的犁頭標（今大佳河濱公園一帶），流入北港大溪（今基隆河）沿線不僅靠明渠輸水，亦搭設長條型的木製水槽「木梘」，橫越過大小溪流，可謂凌空取水，得來不易。
由於各水圳的產權不同，亦不相互連通，瑠公圳的「過水橋」亦通過了大坪林圳、霧裡薛圳等圳道。在景美溪處，瑠公圳設置的過水木梘竟成為行人過河時方便通行的到路，造成設施的一再損壞，郭元芬於是將其改成尖底的「菜刀梘」，防止民眾踩踏，形成奇特的景觀。
瑠公圳流過農田，形成處處的聚落，例如三板橋街（今齊東街）、大安庄安溪聚落的林安泰大厝（今大安區四維路）、曾位於今台大新體附近的高家聚落，以及龜山山腳的公館林家大厝、蟾蜍山腳的芳蘭陳家聚落等。他們或是自家耕作，或是招佃收租，都要向埤圳主繳納水租，埤圳主則負責維護水圳設施，形成互利共生的關係。不管是經商致富、抑或拓墾有成，這些地方的望族蓋起一進又一進的屋舍，容納繁多的丁口，屋角高翹著「燕尾」，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引人注目，則是功名與財富的象徵。
日治時期，鑒於埤圳的水利涉及國家的經濟問題，但台灣的埤圳又多為私有，時常造成地方有力者壟斷水源，灌溉糾紛等情事，又設施維護端賴擁有者的財力，時常功能不彰；為了有效提昇殖民地的生產力，政府逐步將各地的水圳改為公共性質，組織的運作、變更都須受到官員的指導與監督。在台北盆地，則將交錯混亂的各埤圳系統加以整合，瑠公圳與霧裡薛圳，以及雙連的上陴、下陴合併為公共埤圳瑠公水利組合。原本霧裡薛圳與瑠公圳在公館地區平行並流，則整併為一。景美溪的木梘橋改建為水泥鋼骨橋，可供人行走，底下埋設管線。加上取水口、分水門、護岸等種種設施，無一不是引進西式現代工法造成。1908年1月5日，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上有一則投書，討論近來景美街上的瑠公圳改移工程，有人質疑此舉強迫居民搬遷，勞民傷財，作者則回應「此舉有兩得。於該街非唯衛生上有益。而道路康宗之利。亦由此而生焉」官方的力量開始伸入人民的基層經濟生活，此時的瑠公圳，竟也染上一絲進步、現代化的氣息。
此時的都市發展主要在台北城內，尚未及於瑠公圳的主要灌溉範圍，但已經有一批日人朝向盆地東南，這一片廣袤的水田挺進，即台北農林學校、台北帝國大學等學校的創立。教育機構帶來大批的公務人員、教師，於是在今日溫州街一帶，一排排整齊的屋舍探頭而出，形成大規模的日人社區。它們與周遭的農家雞犬相聞，卻長期不相聞問，自成獨立的堡壘。然而，瑠公圳的渠道依然說明了此地曾為農地的事實，在清澈的水面倒影中，黑瓦、樹籬、雨淋板或許顯得更為可親。今日在大學里46巷的轉角，或是殷海光故居的圍牆之外，都可以看見此段圳道的痕跡。
此時台北城的居民並不會投注太多目光在這些縱橫蜿蜒的小溝，他們在新店溪河畔的興築酒樓、茶館，盡覽河岸風光。瑠公圳在三市街（城內、艋舺、大稻埕）之外的鄉野農田上流竄，是農村景觀的一部分，卻也不知不覺納入日本政府的都市規劃。昭和八年（1933）興築的特一號排水溝，是為了解決台北城的排水防洪問題，配合瑠公圳的第二幹線而行，並在兩側興築道路，稱作「崛川」、「崛川通」，意外造就了日後最為人所知的台北城水岸景觀──新生南路段的瑠公圳。許多老台大學生，仍記得彼時走過瑠公圳上的小橋，到對邊買碗「台一牛奶大王」的情景，這裡也是溫州街附近眷村、公職人員宿舍的長大的人們兒時遊玩的好去處。
日治時期的都市規劃，奠定了戰後都市發展的雛形。自三市街延伸出去的道路格局，成為台北市發展的基本理路，卻忽略了瑠公圳在台北盆地數百年來的水路網，除新生南路、復興南路等少數路段，大部分的交通幹線不是遠離，就是將這些縱橫的水圳橫切而過，預告了未來瑠公圳在都市中的尷尬處境。
原本台北市的水渠密佈、處處池塘，與天然低漥的環境有關，也與農耕蓄水引水的歷史有關。人們循著水的氣味，陸陸續續定居下來，如同公館林家老厝面水背山的格局，水是聚福聚財處所，也聚積了人們的生活氣息。戰後大量的戰爭移民，許多便在瑠公圳水道旁搭建了自己的家，也有許多社會的邊緣人來居於此，形成「違建」的聚落，往往被目為都市的「毒瘤」，卻也是瑠公圳與人們生活密切關係的另一寫照。然而在工商業發展的背景之下，瑠公圳漸漸失去它的功能，成為無用的溝渠，或甚至是干擾都市發展的阻礙。都市高昂的房地產價格，促使人們與水爭地，許多圳道被一一填平，改建為道路、公園，或甚至變為樓房。
數十年過去，「水城台北」的情景已經不再，台北由水城變成了陸城。只剩下關於瑠公圳的記憶，猶為一些人傳唱著。而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