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書甫
航向未定。雲——
自晨曦便高舉天地的信號——
是木訥的浪。而浪
是激昂的雲，追逐，撲向我敘事的眼在船頭的
佇立。緣這海，投身寧靜的迷途。
又一次，風試探地問我，關於未來的航向。
偏東而望，復又偏西而行。但，
不要用你撥弄船帆的手企圖竊取我的羅盤。
雖然，我遲遲不響的號角，
又能宣告多少踏實的訊息，
或關於遠方秘密埋藏的寶藏，甚或凱旋
而歸，在望見陸地以前，
你隨浪起落的語言遊戲間。
日光閃耀。發光的雲是踴躍的波峰，
折返的浪是遺忘的波谷。
天空以廓大張烈之姿，全然臨向我搜尋的眼，
墨鏡後的凜凜，看向航程裡
全部的空間—如果
天是圓滿的四個象限——而海便是時，
無盡而瞬息萬變。吞吐
受蠱的鯨豚，沿軸線往復回流，
從背上有精靈騎駕的神話便開始。
隱現的背鰭或三個手掌大，或如半張船身般的
山形——花背豚、熱帶斑、抹香鯨，
還有？——我兩軸間的浮標：
幾分鐘一次的換氣，捉摸不定的
動向，我全部空間裡的搜尋，
在這隨浪起落的符號遊戲間，
以墨鏡後，凜凜的眼。
而海便是時，受蠱而隱匿一切於滄桑。
或者，其實你就是世界的墨鏡——
微小的真理有清晰的言詞，如缸裡的水是透明，
而你的黝黑是偉大的
沉默—摘下過去、現在、未來的虛實分界後，
是不是永恆就在那裡，如
美、理想等等已久候多時，想像
深厚無語的洋流必然沒有疑懼，
循一定向。持續的波峰，波谷。
而我，必然也能摘下，收起。
循一定向的洋流，自踏上甲板的那一刻，
便是我的道路。而真理，生命
或在那隨浪起落間。
世界的墨鏡或許如你：而不，你是
我的眼，持續地搜尋，直至
那傲岸綿延的，在全部的空間裡，
一定的山形。
如浪，起落。
2008年9月14日 星期日
短暫的自主學園：談當年小草
◎李問
退學點燃導火線
「小草藝術學院」是秦政德的工作室，也是當年罷課的學生，在廣場上成立的學園。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是非常清楚他為什麼要把我退學。」1994年，秦政德在文化大學美術系讀大四，突如其來地被當掉四科，面臨二一退學的處境。系主任許坤成所批註的理由是「該生學習態度不佳，油畫水平低落。」這件事情，成了一連串事件的導火線，包括兩百多名美術系學生長達34天的罷課，還有「小草藝術學院」的成立：一般稱為「文大美術系事件」。
秦政德遭到退學的可能原因，是因為他和朋友組了一個叫「藝術法西斯」的團體。叫做「法西斯」，一方面表示自己對創作的執著，另一方面也是對時代的反諷。藝術法西斯一方面進行文藝創作，另一面也融入左翼的思潮，即是畫會也是讀書會。在秦政德遭到二一之後，「藝術法西斯」的成員發現自己陷入危險的處境，便開始向外求援，而聯絡上了美術系系學會以及文大的地下學運組織「草山學會」，這場抗爭就此展開（草山學會的成員來自當代思潮社、環境社、台灣研究社、學生議會等「合法」的社團）。
「其實我的事情只是一個引爆點，讓大家積怨已久的情緒可以出來。」秦政德表示，系主任在系內濫權、妨礙創作自由，甚至逼迫學生修改作品，在系內已經引起不少人的反彈。「他不知道為什麼，還喜歡在上課講一堆關於鬥爭的話，讓我們很不解。」幾年下來，系上一些老師相繼離職，學生遭退學抗爭未果，都埋下了「文大美術系事件」的種子。
自主成立小草 罷課上的課比平常還多
1994年四月起，文大學生開始在大義館前面的廣場靜坐抗議，由美術系系學會帶頭發起，而學運社團提供支援。由美術系學生所主導的抗議場合果然不一樣，處處表現充滿創意的道具和行動劇碼。然而文大校方卻在這時候，在報紙上登半版廣告譴責學生。這樣的觸動下，本來只是構想之一的「罷課」，成了實際的行動。
其中最特別的，是罷課期間學生自己成立的「小草藝術學院」。當年草山學會的成員，就讀哲學所的李重志說：「主要是希望針對校方粗暴的教學方式，自己提出一個理想中的民主學校」。於是，他們請來校外的藝術家、老師，還有畢業的學長姊在廣場上上課。課程內容除了美術的專業，也有剖析校園體制的演講。「當時罷課是不能蹺課的。罷課是要點名的！而且我們整天離不開廣場，所以課程是滿堂。」
小草藝術學院的重要性在於：學生在辦學的過程中，主動思索理想的教育方式，並集結了眾人一起來討論大學的辦學目的和學習指標。在抗爭學校的同時，以一個獨立的學院來凝聚美術系同學的認同，並確立自己的主體性。這個短暫的學院，也讓「文大美術系事件」能夠在「對抗系主任」之虞，多了另一個層次的意義。
李重志表示，小草面對即將來臨的暑假，以及內部因為畢業學長姊過度介入而畫下了句點。然而，自主成立的學園，讓這次學運變得非常特別。論述方面，也集中在教育學習理念上面，比較沒有提到國家層面的政治。小草藝術學院，充分展現了山間小草堅忍不拔的精神。
退學點燃導火線
「小草藝術學院」是秦政德的工作室，也是當年罷課的學生，在廣場上成立的學園。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是非常清楚他為什麼要把我退學。」1994年，秦政德在文化大學美術系讀大四，突如其來地被當掉四科，面臨二一退學的處境。系主任許坤成所批註的理由是「該生學習態度不佳，油畫水平低落。」這件事情，成了一連串事件的導火線，包括兩百多名美術系學生長達34天的罷課，還有「小草藝術學院」的成立：一般稱為「文大美術系事件」。
秦政德遭到退學的可能原因，是因為他和朋友組了一個叫「藝術法西斯」的團體。叫做「法西斯」，一方面表示自己對創作的執著，另一方面也是對時代的反諷。藝術法西斯一方面進行文藝創作，另一面也融入左翼的思潮，即是畫會也是讀書會。在秦政德遭到二一之後，「藝術法西斯」的成員發現自己陷入危險的處境，便開始向外求援，而聯絡上了美術系系學會以及文大的地下學運組織「草山學會」，這場抗爭就此展開（草山學會的成員來自當代思潮社、環境社、台灣研究社、學生議會等「合法」的社團）。
「其實我的事情只是一個引爆點，讓大家積怨已久的情緒可以出來。」秦政德表示，系主任在系內濫權、妨礙創作自由，甚至逼迫學生修改作品，在系內已經引起不少人的反彈。「他不知道為什麼，還喜歡在上課講一堆關於鬥爭的話，讓我們很不解。」幾年下來，系上一些老師相繼離職，學生遭退學抗爭未果，都埋下了「文大美術系事件」的種子。
自主成立小草 罷課上的課比平常還多
1994年四月起，文大學生開始在大義館前面的廣場靜坐抗議，由美術系系學會帶頭發起，而學運社團提供支援。由美術系學生所主導的抗議場合果然不一樣，處處表現充滿創意的道具和行動劇碼。然而文大校方卻在這時候，在報紙上登半版廣告譴責學生。這樣的觸動下，本來只是構想之一的「罷課」，成了實際的行動。
其中最特別的，是罷課期間學生自己成立的「小草藝術學院」。當年草山學會的成員，就讀哲學所的李重志說：「主要是希望針對校方粗暴的教學方式，自己提出一個理想中的民主學校」。於是，他們請來校外的藝術家、老師，還有畢業的學長姊在廣場上上課。課程內容除了美術的專業，也有剖析校園體制的演講。「當時罷課是不能蹺課的。罷課是要點名的！而且我們整天離不開廣場，所以課程是滿堂。」
小草藝術學院的重要性在於：學生在辦學的過程中，主動思索理想的教育方式，並集結了眾人一起來討論大學的辦學目的和學習指標。在抗爭學校的同時，以一個獨立的學院來凝聚美術系同學的認同，並確立自己的主體性。這個短暫的學院，也讓「文大美術系事件」能夠在「對抗系主任」之虞，多了另一個層次的意義。
李重志表示，小草面對即將來臨的暑假，以及內部因為畢業學長姊過度介入而畫下了句點。然而，自主成立的學園，讓這次學運變得非常特別。論述方面，也集中在教育學習理念上面，比較沒有提到國家層面的政治。小草藝術學院，充分展現了山間小草堅忍不拔的精神。
撿拾台灣的記憶
專訪「小草藝術學院」負責人 秦政德
◎簡惠茹、關恆安
小草藝術學院穿越時空，拉近人事物的距離。在訪問秦政德的過程中，桌上堆著滿滿的名信片與藏票皆是他精心設計的成果，貫徹著他對於回饋社會、記錄社會的理想，並希望藉其作品拉近人與人或人與物之間的距離，不論是直接或間接都能擦出火花、引起共鳴。
小草藝術學院出的明信片、筆記書、詩集還有藏書票╱藏衣票╱拍案票。
因為學運才有小草
在草木悠悠的陽明山上，一群為了對抗校方腐敗的教學態度的文化大學學生憤而展開學運，而我們那天訪問的小草志工N號秦政德正是這場反撲的導火線，原本隱諱在校園中的偏差價值觀也在秦政德遭退學處分時揭示於大眾。
原本應該是充滿藝術氣息的校園，卻在老師有意無意的和政治官員攀關係、人與人之間的爭鬥現實而染上一層渾濁的色彩。秦政德不滿這種氛圍而和教授關係緊張，最後在大四畢業前夕遭到退學處分，此時一群文大學生也趁此時對校方提出抗議，為了有別於校方體制之外自己創立了獨立的學院，請來許多名人名師教學。也因為想要以小草孤立而強韌的個性作為象徵，而取名為小草藝術學院。而現在的小草便是沿用當時的精神而存在。「小草這個東西集結了眾人的精神。我那時候只是不希望這個精神隨著學運結束而消失……所以只要是需要集結大家的心力所完成的作品，我就用『小草』這個名字。」
憑這一股堅持，一定要把它做出來！
使用明信片為題材是因為它是最低門檻的負擔，憑這種從無到有克難式的經營方式，自己騎著機車四處收集題材，也經歷過大雨爆胎的刻苦經驗稅務困擾，小草持續為了收集這些老圖像而努力。「我想慢慢建立一個台灣老圖像的資料庫，這樣大家也可以知道說，喔！原來台灣以前曾經有這樣的東西。」
堅持大眾化的設計與價格，指引了他從平易近人的台灣近代中找尋創作靈感與題材，如黑貓劇團、騰雲號火車、本田機車等皆是我們陌生的台灣歷史，但在秦政德興趣的堅持下，記錄了台灣過去百年來的種種生活剪影，再加上小草親身體驗所寫成的詩句，更是拉近了時空的差距。
結合著設計題材，秦政德運用進口德國雲波紙來印製厚板明信片，給了人們別出心裁、溫馨的感覺，並在他不遺餘力的堅持與保留下，給了台灣後代能夠接觸過去歷史的機會。
至於收藏票，雖只是個名片般的票卷，但秦政德給了他一個新的意義，除了拉近了人與物品間的距離，還讓人重新思考與物品之間的關係與感情，增加物品價值與意義。從藏書到藏衣票皆有，他甚至說只要能想到的物品皆能有個藏票。在訪問中，秦給我們看了他的個人收藏票，不知他家中是不是佈滿了被貼收藏票的物品。不過加上他的設計圖案和銀色硬紙板，的確能使人更珍惜身旁的寶貝們！
有體會的人都能看得懂……權力與欲望的糾結
大學畢業後的小草到了很偏遠的地區當兵，平常沒有其他生活娛樂的他看到同袍用龍柏做的煙灰缸後，身為藝術人的他也技癢刻了一把刀。被同袍戲稱為陽具的刀，使他玩笑性質的真的又刻了一把結合陽具和刀的作品。當時從清大社會學研究所畢業的排長看到後說道：「這是權力的象徵。」更讓秦政德恍然大悟，此後也開始觀察生活中權力慾望的展現並融入作品之中。
起初秦政德會很直接、衝突性的把性器表現在作品的正面，但是越到後來他越發覺得這樣沒有層次性、也沒有藝術性，便轉而將性器藏在作品之後。比方說，作品「台北含具」的正面是一個光滑的面具，內面卻刻滿了紋路，嘴巴處則是呈現陽具的造型。秦政德感慨地提到，這些雖然只是從台北觀察到的經驗，卻其實是全世界通行的，而在作品前面冠上「台北」二字，則是希望為這個城市留下一點東西。「出社會以後有許多有關利益的事情便會使權力慾望糾結在一起。全世界對這個能有所體會的人都可以看得懂我的作品」。
和大自然做的對話
在陽明山中的生活讓秦政德可以常常有機會跟大自然接觸，在大自然中的他有一天突然覺得和這裡的一切有所感應，湧現出立石碑來和大自然做對話的想法。於是他便到八里的石材店，以五千塊的價錢取得一個人、一部機車可以運送大小的石碑，從此展開他沿著山徑立碑的目標。也因為這個舉動，而有趣地結識了一位國小老師。雖然未曾謀面，由於認同小草立碑的想法，老師還帶著一群小朋友來拓碑，也無形中支持小草自己這份興趣。小草也因為立碑認識了一些朋友：比方說幫北投的「虹燁工作室」在北投立碑；或是找一些朋友上陽明山立碑，並在碑上從每個人的名字取一個字做紀念。
讓更多人看到這些歷史老圖像
學生時代的秦政德受到作家茅盾作品改編的電影《春蠶》的影響，讓自己對左派思想有所涉獵並期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表現出對社會的關懷（秦政德的筆名，「諍札」正是與「茅盾」相呼應）。他自己對台灣歷史有一番見解，例如他認為台灣有三大對外關係，對美、對日加上兩岸關係，並以此為主題創作了三種筆記本，儘管銷路不是極佳，但是他還是為了自己的堅持而努力。
小草秉持著不採用殿堂式嚴謹的走向收集資料，而是慢慢的一個一個將老圖像湊成歷史資料庫，扎扎實實的為台灣歷史留下紀錄，這也是他關懷社會的一種方式。雖然沒有璀璨的煙花在天空綻放，但是小草選擇了細水長流，為台灣留住回憶。
小草藝術學院的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peter601017/
◎簡惠茹、關恆安
小草藝術學院穿越時空，拉近人事物的距離。在訪問秦政德的過程中，桌上堆著滿滿的名信片與藏票皆是他精心設計的成果，貫徹著他對於回饋社會、記錄社會的理想，並希望藉其作品拉近人與人或人與物之間的距離，不論是直接或間接都能擦出火花、引起共鳴。
小草藝術學院出的明信片、筆記書、詩集還有藏書票╱藏衣票╱拍案票。
因為學運才有小草
在草木悠悠的陽明山上，一群為了對抗校方腐敗的教學態度的文化大學學生憤而展開學運，而我們那天訪問的小草志工N號秦政德正是這場反撲的導火線，原本隱諱在校園中的偏差價值觀也在秦政德遭退學處分時揭示於大眾。
原本應該是充滿藝術氣息的校園，卻在老師有意無意的和政治官員攀關係、人與人之間的爭鬥現實而染上一層渾濁的色彩。秦政德不滿這種氛圍而和教授關係緊張，最後在大四畢業前夕遭到退學處分，此時一群文大學生也趁此時對校方提出抗議，為了有別於校方體制之外自己創立了獨立的學院，請來許多名人名師教學。也因為想要以小草孤立而強韌的個性作為象徵，而取名為小草藝術學院。而現在的小草便是沿用當時的精神而存在。「小草這個東西集結了眾人的精神。我那時候只是不希望這個精神隨著學運結束而消失……所以只要是需要集結大家的心力所完成的作品，我就用『小草』這個名字。」
憑這一股堅持，一定要把它做出來！
使用明信片為題材是因為它是最低門檻的負擔，憑這種從無到有克難式的經營方式，自己騎著機車四處收集題材，也經歷過大雨爆胎的刻苦經驗稅務困擾，小草持續為了收集這些老圖像而努力。「我想慢慢建立一個台灣老圖像的資料庫，這樣大家也可以知道說，喔！原來台灣以前曾經有這樣的東西。」
堅持大眾化的設計與價格，指引了他從平易近人的台灣近代中找尋創作靈感與題材，如黑貓劇團、騰雲號火車、本田機車等皆是我們陌生的台灣歷史，但在秦政德興趣的堅持下，記錄了台灣過去百年來的種種生活剪影，再加上小草親身體驗所寫成的詩句，更是拉近了時空的差距。
結合著設計題材，秦政德運用進口德國雲波紙來印製厚板明信片，給了人們別出心裁、溫馨的感覺，並在他不遺餘力的堅持與保留下，給了台灣後代能夠接觸過去歷史的機會。
至於收藏票，雖只是個名片般的票卷，但秦政德給了他一個新的意義，除了拉近了人與物品間的距離，還讓人重新思考與物品之間的關係與感情，增加物品價值與意義。從藏書到藏衣票皆有，他甚至說只要能想到的物品皆能有個藏票。在訪問中，秦給我們看了他的個人收藏票，不知他家中是不是佈滿了被貼收藏票的物品。不過加上他的設計圖案和銀色硬紙板，的確能使人更珍惜身旁的寶貝們！
有體會的人都能看得懂……權力與欲望的糾結
大學畢業後的小草到了很偏遠的地區當兵，平常沒有其他生活娛樂的他看到同袍用龍柏做的煙灰缸後，身為藝術人的他也技癢刻了一把刀。被同袍戲稱為陽具的刀，使他玩笑性質的真的又刻了一把結合陽具和刀的作品。當時從清大社會學研究所畢業的排長看到後說道：「這是權力的象徵。」更讓秦政德恍然大悟，此後也開始觀察生活中權力慾望的展現並融入作品之中。
起初秦政德會很直接、衝突性的把性器表現在作品的正面，但是越到後來他越發覺得這樣沒有層次性、也沒有藝術性，便轉而將性器藏在作品之後。比方說，作品「台北含具」的正面是一個光滑的面具，內面卻刻滿了紋路，嘴巴處則是呈現陽具的造型。秦政德感慨地提到，這些雖然只是從台北觀察到的經驗，卻其實是全世界通行的，而在作品前面冠上「台北」二字，則是希望為這個城市留下一點東西。「出社會以後有許多有關利益的事情便會使權力慾望糾結在一起。全世界對這個能有所體會的人都可以看得懂我的作品」。
和大自然做的對話
在陽明山中的生活讓秦政德可以常常有機會跟大自然接觸，在大自然中的他有一天突然覺得和這裡的一切有所感應，湧現出立石碑來和大自然做對話的想法。於是他便到八里的石材店，以五千塊的價錢取得一個人、一部機車可以運送大小的石碑，從此展開他沿著山徑立碑的目標。也因為這個舉動，而有趣地結識了一位國小老師。雖然未曾謀面，由於認同小草立碑的想法，老師還帶著一群小朋友來拓碑，也無形中支持小草自己這份興趣。小草也因為立碑認識了一些朋友：比方說幫北投的「虹燁工作室」在北投立碑；或是找一些朋友上陽明山立碑，並在碑上從每個人的名字取一個字做紀念。
讓更多人看到這些歷史老圖像
學生時代的秦政德受到作家茅盾作品改編的電影《春蠶》的影響，讓自己對左派思想有所涉獵並期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表現出對社會的關懷（秦政德的筆名，「諍札」正是與「茅盾」相呼應）。他自己對台灣歷史有一番見解，例如他認為台灣有三大對外關係，對美、對日加上兩岸關係，並以此為主題創作了三種筆記本，儘管銷路不是極佳，但是他還是為了自己的堅持而努力。
小草秉持著不採用殿堂式嚴謹的走向收集資料，而是慢慢的一個一個將老圖像湊成歷史資料庫，扎扎實實的為台灣歷史留下紀錄，這也是他關懷社會的一種方式。雖然沒有璀璨的煙花在天空綻放，但是小草選擇了細水長流，為台灣留住回憶。
小草藝術學院的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peter601017/
人道社會主義的文學實踐家——楊逵
◎劉書甫
作為一位文學家、社會運動家和思想家，楊逵始終是台灣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本名楊貴的楊逵先生，出生於1905年的大目降（今台南縣），正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為擺脫殖民地的桎梏，楊逵先生於1924年前往日本勤工儉學，就讀日本大學夜間部文學藝術科。求學期間接觸了社會科學，並參與了日本當時正興盛的勞工運動和學生運動，也曾因參與示威而被捕。1927年，楊逵先生應台灣農民工會的召喚而返台，並積極從事農工運動，後擔任台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會主席。
1932年，楊逵先生在台灣新文學創建者賴和先生的影響和支持下，以日文於《普羅文學》上發表了小說《送報伕》，成為楊逵先生的代表作，以及台灣新文學的重要作品。《送報伕》描述一個青年農民的困苦經歷，不但養家活口的土地被日本資本家搶去，父親也被打死。青年獨自漂流至東京，好不容易找到了送報伕的工作，卻依舊受人欺負，生活極端困苦。在家鄉的弟妹死了兩個，母親也上吊了。帶著母親遺囑裡的勉勵，青年勉強過活，並見證了團結起來的送報伕們向老闆的成功抗爭。而後，用功努力的青年，帶著階級覺悟回到了台灣，為家鄉窮苦人的尊嚴而努力。楊逵先生以寫實地描寫了資本主義對弱小的欺壓掠奪，以及那些敢於鬥爭，並取得抗爭勝利的人物。這篇小說獲得了東京進步文學雜誌<文學評論>的第二獎，並於1935年由胡風先生翻譯，刊登於<世界知識>，引起了廣大讀者對台灣同胞的關懷與同情。
楊逵先生參與了於1934年成立、網羅台灣作家的 「台灣文藝聯盟」，發行《台灣文藝》，雖倡導文藝活動，核心卻是政治性的結合。後因堅持的原則衝突，便於1935年末與妻子葉陶退出台灣文藝聯盟，並另起爐灶，組織了「台灣新文藝社」，發行《台灣新文學》。其作品包含濃厚的社會主義性格，敏感地反映了世界思想和文藝思想，積極而有意識地企圖創造新文學。<台灣新文學>後遭查禁，並被日本政府列為「思想要注意的人物」。
1945年日本投降後，楊逵先生並未沉醉於台灣光復的單純的民族解放感中。他認識到，台灣是未戰而勝，並非經過自己之手而革命解放，殖民與封建性依舊存在台灣社會，台灣需要建設，民族之外的民權、民生問題也都是待解決的問題。楊逵先生在這樣的先覺思想下，發行光復後的第一分刊物《一陽週報》，以宣揚孫文思想和三民主義為主要內容，並介紹五四以來的文學。
在重建台灣新文學的提倡中，楊逵先生深刻闡述了「台灣、台灣文學是中國、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提倡台灣文學不能自外於中國文學。而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為彌合內外同胞之間的衝突、克服民族反感，因而強調「台灣文學」，鼓吹作家與文化人深入台灣人民的生活，為人民創作。不遺餘力地團結文藝界和文化界人士，企圖達成民族理解與團結。1947年楊逵先生組織「文化界聯誼會」，並起草<和平宣言>，明確提出民主改革、保障公民權利、和平建國、地方自治、釋放政治犯等主張，內容切合當時的歷史時勢，政治洞見，更契合之後國共協定的綱領，以及民主運動中的共同語言，可見楊逵先生思想之進步及《和平宣言》的重要意義。但在當時肅殺的政治氛圍下，這篇《和平宣言》讓楊逵先生被捕入獄十二年。
1961年出獄後，楊逵先生在台中市東海大學附近開闢了東海花園，並定居於此。出獄後的楊逵先生依舊從事文藝創作，並曾擔任美麗島雜誌的顧問。楊逵先生於1985年過世，並與妻子同葬於東海花園。
楊逵先生以「人道社會主義者」自居，以批判和改造的實踐為其一生的革命事業。文學作為政治抗爭的另一種形式，其作品和評論，以寫實的手法揭發台灣人民的苦難與殖民生活的黑暗，也以描寫現實、平易近人和積極光明的文學觀表現著不屈不撓的抵抗與敢於抗爭的革命精神，並在政治的威脅下，依舊堅持著民族主義與愛國的精神。其在文學、政治和民族情感的堅持，以及敢於鬥爭、善於團結的精神，不但立下台灣史上的一只標竿，更是我們後生晚輩學習與自勉的對象。
參考書目
《學習楊逵精神》，陳映真總編輯，台北：人間，2007年
《文學和歷史》，人間出版社編委會主編，台北：人間，2006年
《八一五：記憶與歷史》，陳映真主編，台北：人間，2005年
《尋找台灣新座標：從苦悶的歷史建構現代視野》，許極燉編著，台北：自立晚報，1993年
「我決心走上文學道路，就是想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歷來的抗日事件自然對於我的文學發生了很大的影響。至於描寫台灣人民的辛酸血淚生活，而對殖民殘酷統治型態抗議，自然就成了我所最關心的主題。」
——楊逵
作為一位文學家、社會運動家和思想家，楊逵始終是台灣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本名楊貴的楊逵先生，出生於1905年的大目降（今台南縣），正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為擺脫殖民地的桎梏，楊逵先生於1924年前往日本勤工儉學，就讀日本大學夜間部文學藝術科。求學期間接觸了社會科學，並參與了日本當時正興盛的勞工運動和學生運動，也曾因參與示威而被捕。1927年，楊逵先生應台灣農民工會的召喚而返台，並積極從事農工運動，後擔任台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會主席。
1932年，楊逵先生在台灣新文學創建者賴和先生的影響和支持下，以日文於《普羅文學》上發表了小說《送報伕》，成為楊逵先生的代表作，以及台灣新文學的重要作品。《送報伕》描述一個青年農民的困苦經歷，不但養家活口的土地被日本資本家搶去，父親也被打死。青年獨自漂流至東京，好不容易找到了送報伕的工作，卻依舊受人欺負，生活極端困苦。在家鄉的弟妹死了兩個，母親也上吊了。帶著母親遺囑裡的勉勵，青年勉強過活，並見證了團結起來的送報伕們向老闆的成功抗爭。而後，用功努力的青年，帶著階級覺悟回到了台灣，為家鄉窮苦人的尊嚴而努力。楊逵先生以寫實地描寫了資本主義對弱小的欺壓掠奪，以及那些敢於鬥爭，並取得抗爭勝利的人物。這篇小說獲得了東京進步文學雜誌<文學評論>的第二獎，並於1935年由胡風先生翻譯，刊登於<世界知識>，引起了廣大讀者對台灣同胞的關懷與同情。
楊逵先生參與了於1934年成立、網羅台灣作家的 「台灣文藝聯盟」，發行《台灣文藝》，雖倡導文藝活動，核心卻是政治性的結合。後因堅持的原則衝突，便於1935年末與妻子葉陶退出台灣文藝聯盟，並另起爐灶，組織了「台灣新文藝社」，發行《台灣新文學》。其作品包含濃厚的社會主義性格，敏感地反映了世界思想和文藝思想，積極而有意識地企圖創造新文學。<台灣新文學>後遭查禁，並被日本政府列為「思想要注意的人物」。
1945年日本投降後，楊逵先生並未沉醉於台灣光復的單純的民族解放感中。他認識到，台灣是未戰而勝，並非經過自己之手而革命解放，殖民與封建性依舊存在台灣社會，台灣需要建設，民族之外的民權、民生問題也都是待解決的問題。楊逵先生在這樣的先覺思想下，發行光復後的第一分刊物《一陽週報》，以宣揚孫文思想和三民主義為主要內容，並介紹五四以來的文學。
「必須深刻地了解台灣的歷史、台灣人的生活、習慣、感情，與台灣民眾站在一起。」
——楊逵
在重建台灣新文學的提倡中，楊逵先生深刻闡述了「台灣、台灣文學是中國、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提倡台灣文學不能自外於中國文學。而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為彌合內外同胞之間的衝突、克服民族反感，因而強調「台灣文學」，鼓吹作家與文化人深入台灣人民的生活，為人民創作。不遺餘力地團結文藝界和文化界人士，企圖達成民族理解與團結。1947年楊逵先生組織「文化界聯誼會」，並起草<和平宣言>，明確提出民主改革、保障公民權利、和平建國、地方自治、釋放政治犯等主張，內容切合當時的歷史時勢，政治洞見，更契合之後國共協定的綱領，以及民主運動中的共同語言，可見楊逵先生思想之進步及《和平宣言》的重要意義。但在當時肅殺的政治氛圍下，這篇《和平宣言》讓楊逵先生被捕入獄十二年。
1961年出獄後，楊逵先生在台中市東海大學附近開闢了東海花園，並定居於此。出獄後的楊逵先生依舊從事文藝創作，並曾擔任美麗島雜誌的顧問。楊逵先生於1985年過世，並與妻子同葬於東海花園。
楊逵先生以「人道社會主義者」自居，以批判和改造的實踐為其一生的革命事業。文學作為政治抗爭的另一種形式，其作品和評論，以寫實的手法揭發台灣人民的苦難與殖民生活的黑暗，也以描寫現實、平易近人和積極光明的文學觀表現著不屈不撓的抵抗與敢於抗爭的革命精神，並在政治的威脅下，依舊堅持著民族主義與愛國的精神。其在文學、政治和民族情感的堅持，以及敢於鬥爭、善於團結的精神，不但立下台灣史上的一只標竿，更是我們後生晚輩學習與自勉的對象。
參考書目
《學習楊逵精神》，陳映真總編輯，台北：人間，2007年
《文學和歷史》，人間出版社編委會主編，台北：人間，2006年
《八一五：記憶與歷史》，陳映真主編，台北：人間，2005年
《尋找台灣新座標：從苦悶的歷史建構現代視野》，許極燉編著，台北：自立晚報，1993年
一首詩的完成——淺談楊牧
◎劉書甫
楊牧，本名王靖獻，十六開始以「葉珊」為筆名發表詩作，三十二歲時改筆名為「楊牧」。楊牧一生創作不輟，著作類型包括新詩、散文、評論、翻譯等。作品卓然成家，對後進影響甚鉅，可謂台灣最重要的詩人之一。
楊牧的詩擅長透露作者的精神和心靈探索，更展現了對世事的省思及人文關懷。在已出版的十三本詩集中，可見其每一階段的新嘗試，透過敏銳的心靈和自我辯證，觸探著不同的主題，成就一首首壯麗而深邃的詩作，可讀性極高。每一本詩集的後面皆有後記，抒發自己寫作期間的心理狀態和所思。讀者在細讀詩作、對詩作有了詮釋和註解後再看後記，彷彿楊牧現身說法，告訴讀者自己是在怎樣的介入與抽離間、怎樣的觀覽與閱讀中、怎樣的敏感與疏離中留下這些文字，讓讀者能夠真正讀「懂」他的詩，產生一些踏實而寶貴的共鳴；其散文亦優美如詩，行文之間，處處見其敏銳的觀察、易感卻節制的心思，運用的修辭和文法架勢皆準確而不落俗套。
楊牧的寫景、描物的功力深厚，然而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其在寫景中總能巧妙的連結至自我的意識狀態，而緩緩道出一種人生追尋或哲學。而楊牧博覽各種文學作品，除了翻譯葉慈等外國詩人的詩作，其散文內也常引用英詩，但此旁徵博引之作為並非為了炫耀其閱讀之壯，通常只是楊牧在一種情境或風景裡的長久凝視中，偶然臨現的感觸，而藉由幾行英詩默默誦出，而詩的意境與描繪，也安適的巧融於楊牧筆下的景緻中。以下的例子或許能略為感受楊牧的寫作風格：
在其散文《亭午之鷹》中寫到，一日亭午，楊牧在九龍暫居的濱海公寓裡看到一隻鷹，以剛毅、果決而凜然之姿呈現，
然而詩人的反省未完，一隻真實存在眼前的鷹，無論是否離宇宙造物主的意念尚有差距，一隻勢必要走的鷹已透過力與美，讓楊牧激起了強烈的感應，一顆悵惘的心，「試圖以文字的鋪陳，安頓，將那短暫的感應延長至無限，更想要把那鷹的實存恆化於我的篇幅結構，音韻，色彩，意象，比喻等修辭和文法的架勢裡5」。在從事這樣一件詩人的工作時，楊牧領悟到，透過感官直接的觸及，確實提供了不平凡的第一手資料，然而如同這隻鷹，凌厲、冷肅、繽紛而迷人，卻好像又只提供了一些表相，無法支撐起詩人的筆，以充分的情感與思想架構起文章，以及所有的工作。詩人還需要古典創作的啟發、詮釋、註解，
楊牧各階段的創作都可略見其創作觀，但值得一提的是，楊牧將讀者的來信一一思索，並提筆寫了幾封給年輕詩人的信，集結成冊，名為《一首詩的完成》。書中提出了作為詩人的抱負，對生存環境提出反省，對旅遊與閱讀的必要和古典文學、現代文學之於詩人的地位，以及詩與真實均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其中展現了楊牧心目中，詩與詩人的理想樣貌：
註釋：
1. 《亭午之鷹》，頁一七五。
2. 《亭午之鷹》，頁一七七。
3. 《亭午之鷹》，頁二○四。
4. 《時光命題》，頁八。
5. 《亭午之鷹》，頁二○五。
6. 《亭午之鷹》，頁二○六。
7. 《一首詩的完成》，頁六。
8. 《一首詩的完成》，頁四。
詩是我涉事的行為。--楊牧
楊牧，本名王靖獻，十六開始以「葉珊」為筆名發表詩作，三十二歲時改筆名為「楊牧」。楊牧一生創作不輟，著作類型包括新詩、散文、評論、翻譯等。作品卓然成家，對後進影響甚鉅，可謂台灣最重要的詩人之一。
楊牧的詩擅長透露作者的精神和心靈探索，更展現了對世事的省思及人文關懷。在已出版的十三本詩集中，可見其每一階段的新嘗試，透過敏銳的心靈和自我辯證，觸探著不同的主題，成就一首首壯麗而深邃的詩作，可讀性極高。每一本詩集的後面皆有後記，抒發自己寫作期間的心理狀態和所思。讀者在細讀詩作、對詩作有了詮釋和註解後再看後記，彷彿楊牧現身說法，告訴讀者自己是在怎樣的介入與抽離間、怎樣的觀覽與閱讀中、怎樣的敏感與疏離中留下這些文字，讓讀者能夠真正讀「懂」他的詩，產生一些踏實而寶貴的共鳴；其散文亦優美如詩，行文之間，處處見其敏銳的觀察、易感卻節制的心思，運用的修辭和文法架勢皆準確而不落俗套。
楊牧的寫景、描物的功力深厚，然而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其在寫景中總能巧妙的連結至自我的意識狀態，而緩緩道出一種人生追尋或哲學。而楊牧博覽各種文學作品，除了翻譯葉慈等外國詩人的詩作，其散文內也常引用英詩，但此旁徵博引之作為並非為了炫耀其閱讀之壯，通常只是楊牧在一種情境或風景裡的長久凝視中，偶然臨現的感觸，而藉由幾行英詩默默誦出，而詩的意境與描繪，也安適的巧融於楊牧筆下的景緻中。以下的例子或許能略為感受楊牧的寫作風格：
在其散文《亭午之鷹》中寫到，一日亭午，楊牧在九龍暫居的濱海公寓裡看到一隻鷹，以剛毅、果決而凜然之姿呈現，
「鷹久久立於欄杆上，對我炫耀它億載傳說的美姿。它的頭腦猛厲，顏色是青灰中略帶蒼黃；它雙眼疾速，凝視如星辰參與商。而堅定的勾喙似乎隨時可以俯襲蛇蝎於廣袤的平蕪。它的翮翼色澤鮮明，順著首頸的紋線散開，聚合，每一根羽毛都可能是調節，安置好了的，沒有一點糾纏，衝突，而平整休息地閤著，如此從容，完全沒有把我的存在，我的好奇放在心裡。1」許多形象與聲音在楊牧的心裡閃過，而以Alfred, Lord Tennyson的六行詩默誦於心。然而，鷹卻倏地而去，
「如此決絕，近乎悲壯地，捨我而去2」，而且不會再回來了，一隻勢必要走的鷹。楊牧決定以筆墨尺素留住此天地之色相，期待化瞬息為長久，變渺小於無窮，遂提筆寫亭午之鷹。而這隻具體造訪的小鷹卻讓楊牧想起了古人寫鷹的情況，提到杜甫寫鷹，其實寫的是畫布上的筆墨渲染、勾勒出的蒼鷹之像，非如自己此刻親眼觀察的鷹。因而思起詩人以語言展現事物，所從事的無非就是模擬事物具體、個別之行為，而那具體、個別之行為所服膺者正是宇宙造物主原始孕育的一般意念，所以詩人所作的屬兩度疏離於真理以外的模擬。杜甫的詩筆所展現的畫布之鷹，則可謂三度疏離於柏拉圖系統裡的真理。因此，楊牧自問，
「即使僅僅集中於古典文本的檢閱，於丹青設色的觀察，於人情和世故，這系統也大畧可以想像。詩何嘗不生生於它一自給自足的時空，具體設事，抽象提昇？3」同期寫下的詩作《心之鷹》也可見其思緒：
鷹往日照多處飛去
沒入大島向我的投影
陽台上幾片落葉窸窣
像去年秋天刪去的詩
而鷹現在朝南盤旋
漸遠。我站起來
面對著海
於是我失去了它
想像是鼓翼亡走了
或許折返山林
如我此刻竟對真理等等感到厭倦
但願低飛在人少，近水的臨界
且頻頻俯見自己以鴥然之姿
起落於廓大的寂靜，我丘壑凜凜的心4
然而詩人的反省未完，一隻真實存在眼前的鷹，無論是否離宇宙造物主的意念尚有差距，一隻勢必要走的鷹已透過力與美，讓楊牧激起了強烈的感應，一顆悵惘的心，「試圖以文字的鋪陳，安頓，將那短暫的感應延長至無限，更想要把那鷹的實存恆化於我的篇幅結構，音韻，色彩，意象，比喻等修辭和文法的架勢裡5」。在從事這樣一件詩人的工作時，楊牧領悟到，透過感官直接的觸及，確實提供了不平凡的第一手資料，然而如同這隻鷹，凌厲、冷肅、繽紛而迷人，卻好像又只提供了一些表相，無法支撐起詩人的筆，以充分的情感與思想架構起文章，以及所有的工作。詩人還需要古典創作的啟發、詮釋、註解，
「需要累積的文學知識來深化，廣化，問題化那工作；我更需要集中思想與情感，組織，磨礪，使之彰顯明快，庶幾能夠將那鷹定位在我的工作前景6」如同杜甫面對畫布上的蒼鷹時，已剎那通明，下筆如神。此「鷹」幾乎是可以指涉一切事物，一切客觀存在的世事與人情。而「詩」是泛稱，楊牧作為詩人的一生，就如同他的作品，從發端到成就的整個過程，就如同朝向藝術的臻極，其中一切心志堅持、勤奮節制，都在成就他的人生如同一首詩之完成的過程，如詩人自己所言：「詩是我涉事的行為。」
楊牧各階段的創作都可略見其創作觀，但值得一提的是，楊牧將讀者的來信一一思索，並提筆寫了幾封給年輕詩人的信，集結成冊，名為《一首詩的完成》。書中提出了作為詩人的抱負，對生存環境提出反省，對旅遊與閱讀的必要和古典文學、現代文學之於詩人的地位，以及詩與真實均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其中展現了楊牧心目中，詩與詩人的理想樣貌：
「詩人服膺美的嚮導，但美不只是山川大自然之美，也必須是人情之美。他創造美，不只創造藝術之美，更需創造人情之美。他和其他崇尚知識的人一樣，相信真理可以長存，敦厚善良乃是人類賴以延續生命的唯一憑藉。7」而詩對楊牧來說，
「似乎是沒有目的，游離於社會價值以外，漂浮於人間爭逐之外，但它尖銳如冷鋒之劍，往往落實在耳聞目睹的悲歡當下，澄清佹偽的謊言，力斬末流的巧辯，了斷一切愚昧枝節。詩以有限的篇幅作無窮的擴充，可以帶領你選擇真實。8」《一首詩的完成》對於有志於寫作的人來說，實為一本值得一讀的好書。
註釋：
1. 《亭午之鷹》，頁一七五。
2. 《亭午之鷹》，頁一七七。
3. 《亭午之鷹》，頁二○四。
4. 《時光命題》，頁八。
5. 《亭午之鷹》，頁二○五。
6. 《亭午之鷹》，頁二○六。
7. 《一首詩的完成》，頁六。
8. 《一首詩的完成》，頁四。
學術自由，憑什麼？
◎孫有蓉
言論自由在七八零年代時曾經是熱血激盪的口號；大學，或者大學生，搖身變成了維護言論，抵抗政府霸權的象徵。在二三十年後的今日，言論自由已經打開大門迎接大眾，沒有報禁、刊物沒有審核制度，網路快速地將所有人的嬉笑怒罵傳到各個角落。除了在法庭上看到有人將言論自由當作「民事訴訟」中的擋箭牌，和在電影中當作警醒的題材，言論，原則上已經完全自由。
今天的大學，今天的社會，雖然處在言論完全開放的處境下，但我們對於語言的表達也隨便了。雖然我們擁有滿山遍野的部落格和網頁，我們擁有最便利且最普遍的媒介，我們擁有最即時的新聞媒體和眾多評論節目，但同時我們也發現能夠振振有聲的事實分析與侃侃而談的代表性論述變得屈指可數。漫遊部落格與論壇，甚至到充滿了專家學者名號的政治評論節目，我們會發現不管是市井小民還是名牌上寫著某某專家與某某學者的發言人／發表人，個人意見的闡述都還是壓倒性地多過了「專業的」、「學術的」與客觀的事實與論述。隨著知識不斷地商品化，大學漸漸從學術的殿堂變成職業訓練所，無法做為職業訓練的科系只好誇口著自己尚未變成學店。既然知識變成了商品，大學主要為了就業，那言論自由的意義到了現在是否只在於保障利益交換的順暢與可能性，或者，它還擁有其他意義？這要從社會講起。
進步、知識與語言
每個社會都必然追求安定和富足，或更籠統地說：追求進步。而求進步無疑要透過知識來追尋，所以在這之中，知識就變成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知識作為哲學討論了千年以來的熱門話題，在二十世紀時一些著名的哲學家，如佛列格、羅素、維根斯坦，將所有的哲學問題轉向到語言上，因為我們可以發現不僅藉由溝通，就連我們的思緒也是藉由語言的形式呈現，所以這些哲學家們認為在語言、思想和世界間有著相似的邏輯結構。如果知識的問題也回到了語言上，那我們就要問，為什麼語言能夠形成知識，或者語言如何使知識可能？現代哲學家弗朗索瓦˙李奧塔的《後現代狀況》一書中就援引了維根斯坦語言遊戲的概念來說明語言和知識間的關係。我們並沒有一套絕對、正確的規則來運用語言，所以話語的意義和話語的真實都不在於與世界事實的對應，若意義只在於與事實的對應，那所有漫談虛幻世界的奇幻故事、電動玩具的虛擬世界或者傳說神話都變成了不具意義的話語。這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
語言遊戲
維根斯坦提出「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的概念，讓我們了解語言（作為廣義的語言）的運用因為各種不同的環境和用途，語言就像是一套套不同的遊戲，而這其中的重點在於，每個遊戲有不同的規則，而這些規則來自於被運用的環境與社群。由此可見，就算我們所運用的是同一種語言（如中文），每個不同的群體還是會發展出不同運用語言的模式，在大家生活中最容易理解的也許是對於線上遊戲世界社群所用的語言。讓我們將語言遊戲的概念縮小變成一種社群所產生在語言上的剪影，也就是他認為在不同的社群中，會自己形成自己的語言遊戲，就像在科學中會有自己的語言遊戲、法律中有自己的語言遊戲…等等。而每個領域所產生的語言遊戲雖然自內形成了自己的體系，有自己運用語言的規則，但是同時因為知識的合法性，所以這些不同的語言遊戲必須想辦法用敘述而非表徵的方式來證成自己的知識合法性。
知識在各種不同的語言遊戲中被論述出來，但是否代表因為各自屬於不同的語言遊戲，讓我們一方面在一個語言遊戲的進入上因產生困難而知識和思想被某個語言遊戲限制或規範，另一方面在某個語言遊戲形成較有系統或較有權威時，也就是當某個語言遊戲可以壟斷那個領域的知識，那個領域的知識都必須用某語言遊戲當作語言時，在這個語言遊戲內就會產生傳統，而傳統所代表的即是：在這個已經在知識上具有權威的語言遊戲中有某些陳述、語言規則、價值是被固定下來，比如說法律的相關知識已經在法律社群中形成出一種具有權威的語言遊戲，所以某些用語一定要這般而非其他；在軍中當長官給予命令，下級只會說：「是的，長官」而不會說「可是我有什麼困難」。
這是否代表在這些語言遊戲之中已經不能夠擁有其他可能？或是我們必然得在進入這些語言遊戲或遵守這套語言遊戲的規則後，我們才可以宣稱獲取知識？或者這樣的狀態是無可改變更是不可改變的？
語言遊戲vs.言論自由vs.社會進步
當我們無法對某個領域發言、提問、質疑，在軍隊中永遠不可以情相願、在教室中遠永不可以反駁老師…這樣對於思想或者言論的限制馬上就造成知識的停滯。因為知識是辨證、批判的，墨守成規就會變成教條，而教條是與知識對立的，所以如果我們無法在現存壟斷某個領域知識的語言遊戲之外用自己的語言遊戲對這個領域發表言論，代表這個領域的知識被認定擁有一個完全已經固定的內容，而這個內容是完全不能被質疑與被挑戰的。就算是當代的自然科學都無法宣稱自己的知識內容是絕對正確且不會有更動的，而有限的人類也不可能絕對地掌握宇宙的知識。如此一來就可以論證，人是無法宣稱哪一個領域的知識已經是固定而不可能有任何改變了，因為無法讓思想產生辯證，知識就不會進步。就像如果沒有第一個人打破某個領域的語言遊戲，例如反抗在軍隊中任何命令都要大聲答應，我們就無法發現更進一步的價值，比如說反抗權威的精神，而知識無法進步，整體社會就不可能提升甚至維持。
重新整理一遍這一個段落的論述，可以簡單地歸納為：一個社會要生存下去必然要追求進步，而社會整體的進步，不管是社會安定上的進步、社會經濟上的進步還是社會價值上的進步，都要透過知識才能夠提升；而知識的提升只有在辯證的場域中才可能發展，而任何的守舊、傳統都會是對於知識造成限制的因素，所以在每個時代中，言論自由的保護與爭取是必然的。因為只要社會成員發覺領導者無法讓社會進步，就會推翻具有權威的語言遊戲，辯證舊有的知識內容以求進步。
保守與進步間的弔詭
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弔詭之處，一個社會若永遠處在不斷地辯證與革命中，這個社會將動盪不安，反而無法追求社會進步。因為每一個人說的話和這些話語的力量和影響都完全相同，而沒有誰擁有權威，則社會無法有共同意志，而沒有共同意志一個社會就無法構成凝聚。但反過來，在一個社會有了權威，有了傳統，有了壟斷知識的語言遊戲後，知識和思想又受到限制而無法進步了。這樣的弔詭是如何產生的呢？
事實上，知識的革新與傳統的建立所維繫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面向，就單單從知識面來討論，任何的傳統或想當然耳的概念都是限制知識進步的阻力，因為無條件預設了一些前提作為假設。但由實踐（pragmatic）的角度來討論，一個社會要組成並且共同運作，那就會產生出社會中的權威（領導者），而這個社會中也必然要有「共同意志」來維繫一個社會的聯結；此外，因為一個社會不可能所有成員擁有相同的知識水準，但為了將知識運用以促進社會富足進步，在運用上就漸漸由經驗堆累出傳統，而傳統一方面保障既得知識者的權威，另一方面讓學習上、運作上也更加效率。
言論自由，憑什麼？
重新回到最初的問題，既然在這個時代言論自由已經開放了，雖然看似流言遍行而積極論述被掩蓋，但一再地提起言論自由是否已經多此一舉？雖然論述了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但言論自由已經全面開放了，有什麼好擔心的呢？上述引用了維根斯坦語言遊戲的概念，我們可以發覺語言在使用的傳統中就會產生潛在的規則與限制，所以對於言論自由的限制問題不再是來自公權力或者外力，而是來自社群所產生的潛規則。在哲學家，李奧塔的論述中，大學是唯一一個每一個語言遊戲都平起平坐的場域，因為只有這個場域知識不是單項地灌輸，因為不存在利益交換，而只有對於求真上的辯證，所以在這個地方沒有一套小群體玩的語言遊戲能夠不被辯證地產生無法動搖的權威，雖然今日的大學看似充滿了利益交換，但我們仍應該保留求真的辯證態度，不讓傳統、習慣、規範在語言中所形成的潛在規則禁錮了知識的脈動。
言論自由在七八零年代時曾經是熱血激盪的口號；大學，或者大學生，搖身變成了維護言論，抵抗政府霸權的象徵。在二三十年後的今日，言論自由已經打開大門迎接大眾，沒有報禁、刊物沒有審核制度，網路快速地將所有人的嬉笑怒罵傳到各個角落。除了在法庭上看到有人將言論自由當作「民事訴訟」中的擋箭牌，和在電影中當作警醒的題材，言論，原則上已經完全自由。
今天的大學，今天的社會，雖然處在言論完全開放的處境下，但我們對於語言的表達也隨便了。雖然我們擁有滿山遍野的部落格和網頁，我們擁有最便利且最普遍的媒介，我們擁有最即時的新聞媒體和眾多評論節目，但同時我們也發現能夠振振有聲的事實分析與侃侃而談的代表性論述變得屈指可數。漫遊部落格與論壇，甚至到充滿了專家學者名號的政治評論節目，我們會發現不管是市井小民還是名牌上寫著某某專家與某某學者的發言人／發表人，個人意見的闡述都還是壓倒性地多過了「專業的」、「學術的」與客觀的事實與論述。隨著知識不斷地商品化，大學漸漸從學術的殿堂變成職業訓練所，無法做為職業訓練的科系只好誇口著自己尚未變成學店。既然知識變成了商品，大學主要為了就業，那言論自由的意義到了現在是否只在於保障利益交換的順暢與可能性，或者，它還擁有其他意義？這要從社會講起。
進步、知識與語言
每個社會都必然追求安定和富足，或更籠統地說：追求進步。而求進步無疑要透過知識來追尋，所以在這之中，知識就變成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知識作為哲學討論了千年以來的熱門話題，在二十世紀時一些著名的哲學家，如佛列格、羅素、維根斯坦，將所有的哲學問題轉向到語言上，因為我們可以發現不僅藉由溝通，就連我們的思緒也是藉由語言的形式呈現，所以這些哲學家們認為在語言、思想和世界間有著相似的邏輯結構。如果知識的問題也回到了語言上，那我們就要問，為什麼語言能夠形成知識，或者語言如何使知識可能？現代哲學家弗朗索瓦˙李奧塔的《後現代狀況》一書中就援引了維根斯坦語言遊戲的概念來說明語言和知識間的關係。我們並沒有一套絕對、正確的規則來運用語言，所以話語的意義和話語的真實都不在於與世界事實的對應，若意義只在於與事實的對應，那所有漫談虛幻世界的奇幻故事、電動玩具的虛擬世界或者傳說神話都變成了不具意義的話語。這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
語言遊戲
維根斯坦提出「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的概念，讓我們了解語言（作為廣義的語言）的運用因為各種不同的環境和用途，語言就像是一套套不同的遊戲，而這其中的重點在於，每個遊戲有不同的規則，而這些規則來自於被運用的環境與社群。由此可見，就算我們所運用的是同一種語言（如中文），每個不同的群體還是會發展出不同運用語言的模式，在大家生活中最容易理解的也許是對於線上遊戲世界社群所用的語言。讓我們將語言遊戲的概念縮小變成一種社群所產生在語言上的剪影，也就是他認為在不同的社群中，會自己形成自己的語言遊戲，就像在科學中會有自己的語言遊戲、法律中有自己的語言遊戲…等等。而每個領域所產生的語言遊戲雖然自內形成了自己的體系，有自己運用語言的規則，但是同時因為知識的合法性，所以這些不同的語言遊戲必須想辦法用敘述而非表徵的方式來證成自己的知識合法性。
知識在各種不同的語言遊戲中被論述出來，但是否代表因為各自屬於不同的語言遊戲，讓我們一方面在一個語言遊戲的進入上因產生困難而知識和思想被某個語言遊戲限制或規範，另一方面在某個語言遊戲形成較有系統或較有權威時，也就是當某個語言遊戲可以壟斷那個領域的知識，那個領域的知識都必須用某語言遊戲當作語言時，在這個語言遊戲內就會產生傳統，而傳統所代表的即是：在這個已經在知識上具有權威的語言遊戲中有某些陳述、語言規則、價值是被固定下來，比如說法律的相關知識已經在法律社群中形成出一種具有權威的語言遊戲，所以某些用語一定要這般而非其他；在軍中當長官給予命令，下級只會說：「是的，長官」而不會說「可是我有什麼困難」。
這是否代表在這些語言遊戲之中已經不能夠擁有其他可能？或是我們必然得在進入這些語言遊戲或遵守這套語言遊戲的規則後，我們才可以宣稱獲取知識？或者這樣的狀態是無可改變更是不可改變的？
語言遊戲vs.言論自由vs.社會進步
當我們無法對某個領域發言、提問、質疑，在軍隊中永遠不可以情相願、在教室中遠永不可以反駁老師…這樣對於思想或者言論的限制馬上就造成知識的停滯。因為知識是辨證、批判的，墨守成規就會變成教條，而教條是與知識對立的，所以如果我們無法在現存壟斷某個領域知識的語言遊戲之外用自己的語言遊戲對這個領域發表言論，代表這個領域的知識被認定擁有一個完全已經固定的內容，而這個內容是完全不能被質疑與被挑戰的。就算是當代的自然科學都無法宣稱自己的知識內容是絕對正確且不會有更動的，而有限的人類也不可能絕對地掌握宇宙的知識。如此一來就可以論證，人是無法宣稱哪一個領域的知識已經是固定而不可能有任何改變了，因為無法讓思想產生辯證，知識就不會進步。就像如果沒有第一個人打破某個領域的語言遊戲，例如反抗在軍隊中任何命令都要大聲答應，我們就無法發現更進一步的價值，比如說反抗權威的精神，而知識無法進步，整體社會就不可能提升甚至維持。
重新整理一遍這一個段落的論述，可以簡單地歸納為：一個社會要生存下去必然要追求進步，而社會整體的進步，不管是社會安定上的進步、社會經濟上的進步還是社會價值上的進步，都要透過知識才能夠提升；而知識的提升只有在辯證的場域中才可能發展，而任何的守舊、傳統都會是對於知識造成限制的因素，所以在每個時代中，言論自由的保護與爭取是必然的。因為只要社會成員發覺領導者無法讓社會進步，就會推翻具有權威的語言遊戲，辯證舊有的知識內容以求進步。
保守與進步間的弔詭
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弔詭之處，一個社會若永遠處在不斷地辯證與革命中，這個社會將動盪不安，反而無法追求社會進步。因為每一個人說的話和這些話語的力量和影響都完全相同，而沒有誰擁有權威，則社會無法有共同意志，而沒有共同意志一個社會就無法構成凝聚。但反過來，在一個社會有了權威，有了傳統，有了壟斷知識的語言遊戲後，知識和思想又受到限制而無法進步了。這樣的弔詭是如何產生的呢？
事實上，知識的革新與傳統的建立所維繫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面向，就單單從知識面來討論，任何的傳統或想當然耳的概念都是限制知識進步的阻力，因為無條件預設了一些前提作為假設。但由實踐（pragmatic）的角度來討論，一個社會要組成並且共同運作，那就會產生出社會中的權威（領導者），而這個社會中也必然要有「共同意志」來維繫一個社會的聯結；此外，因為一個社會不可能所有成員擁有相同的知識水準，但為了將知識運用以促進社會富足進步，在運用上就漸漸由經驗堆累出傳統，而傳統一方面保障既得知識者的權威，另一方面讓學習上、運作上也更加效率。
言論自由，憑什麼？
重新回到最初的問題，既然在這個時代言論自由已經開放了，雖然看似流言遍行而積極論述被掩蓋，但一再地提起言論自由是否已經多此一舉？雖然論述了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但言論自由已經全面開放了，有什麼好擔心的呢？上述引用了維根斯坦語言遊戲的概念，我們可以發覺語言在使用的傳統中就會產生潛在的規則與限制，所以對於言論自由的限制問題不再是來自公權力或者外力，而是來自社群所產生的潛規則。在哲學家，李奧塔的論述中，大學是唯一一個每一個語言遊戲都平起平坐的場域，因為只有這個場域知識不是單項地灌輸，因為不存在利益交換，而只有對於求真上的辯證，所以在這個地方沒有一套小群體玩的語言遊戲能夠不被辯證地產生無法動搖的權威，雖然今日的大學看似充滿了利益交換，但我們仍應該保留求真的辯證態度，不讓傳統、習慣、規範在語言中所形成的潛在規則禁錮了知識的脈動。
好書閱讀——《從搖籃到搖籃》
從搖籃到搖籃──下一波工業革命
◎陳韋廷
導讀
我們關於環境的觀感，透露出我們對於自身存在的想法。
近年來隨著溫室效應、能源危機、物種銳減等問題的檯面化，所謂的「環保意識」就這樣滲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或許你開始帶著額外的考量打開冷氣開關、學會端詳手上的產品包裝搜尋回收標誌、……，甚至在每次外出時無意識地攜帶著餐具及購物袋。然而在這些看來微不足道的細碎養成緩慢積累的同時，龐雜的汙染物仍然正在我們的週遭繁衍、大量的能源依舊被我們的文明消費。
顯然，你並不認為那些環保人士對現狀的解讀進而對未來的描摩只是危言聳聽，你一面以知性與感性認同著，一面「大概有些節制地」繼續過著必須用水、用電、閱讀與購買的每日生活。不然還能怎麼辦？就連那些環保人士也無法回答自己。你所聽到的建議不外乎就是減量再減量，當然還夾雜著回收再利用的嘗試，然後是減量再減量──就好像這些環保宣導所能提供的最大效應，僅止於培養我們因小小的節約舉動而產生的微小道德勝利感，同時以未言明的方式將存在的罪惡感深植人心。
有什麼根本性地失敗了。依循著這樣的思惟到最後，你發現自己相對於自然成了可憎的異物，舉手投足都將為大自然帶來傷害。當人類的發展企圖看來與自然環境產生衝突時，我們所採取的應對策略竟是禁慾主義式地代入罪與罰的象徵，彷彿纏繞在生命慾望與存在事實之間的永劫回歸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人們潛意識裡的圖像。我們想像自己如失序的能量與熱，沿著從搖籃到墳墓的線性思維，或許還期望著能夠沉寂在涅盤的解脫之中。
曾幾何時，我們的文明發展教導我們對自身的主體性產生認同，這樣深度具焦在自身力量上的趨勢，使我們在追求人類理性的偉大層面時與自然分了開來，因為大自然所象徵的未開化與紛雜性在當時看來，是如此地與對平等秩序與公式化真理的推崇相悖。在這層意義上，人們與自然的正當關聯逐漸演變成征服與掠奪的關係，抱持著知性的自信與對理想世界的單一想像企圖馴化每處荒蕪。我想我們都忘了，更有一段時期，人類做為多樣物種的一份子和諧地與環境相互取予，崇敬自然仿若取之不竭的母性泉源並從中學習。環保概念的檯面化意味著我們文明的主流意識終於不得不停下腳步，重新省視自己得以建構於其上的更大的架構，而這卻不代表我們必須對延續至今的物質文明做出重大讓步，從而回歸對我們來說同樣不合時宜的生活型態。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出在這兩者，以及尚且摸索著環保意義的今日中，同樣都作為人類行為主導的創造性意圖與表達──而這正是我們的存在得以勝利之處。
問題出在設計
你或許發現自己有喜新厭舊的習性，每過一段時間就感到週遭的器物有汰舊換新的需求，又或者你沉迷於奢侈的名牌文化，嘗試追逐著迅速汰換的商品週期，所謂流行就是如此，你這樣想；站在設計師的觀點也是一樣的，已然蔚為風潮的元素便不值得青睞，他們必須設法突破慣有的形式，為下一波的風潮做準備。所有的這些（撇開虛榮心等伴隨因素），都相當自然地根植於我們求新求變的創造性本能上，然而為什麼你仍不覺得自己能夠理所當然地去滿足這些想望，取而代之的卻是抑制與責難？
我想任何人都不難察覺，幾乎每件產品的終結便是淪為廢棄物。環顧你的週遭，你正在使用的桌子、電器、一旁的寶特瓶與數不清的包裝、……，還有你手上的這幾張紙，沒有一件人工製造物不是註定要被廢棄的。甚至可以說，任何產品甫一出廠，就產生了一份垃圾。而我們從不質疑，就像我們彷彿不該為自己抗辯生命之必然終結的道德正當性一般。然而發人深省的是，這才是一切道德問題得以介入的地方──只因為我們信仰死亡勝過於誕生，這些創造性衝動所做出的多數表達被彰顯為某種罪過。我們在自己所設下的道德框架裡質問自己必然因而顯得動輒得咎的行為意圖，而不是之外。
從搖籃到搖籃。顧名思義，意指一份真正的設計，其所代表的思維、與所帶來的產品是不會走向墳墓的。它或許會在形式上被終結，然而它的各部份卻能夠完全地重回製造體系的材料庫裡。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認知自己與產品的設計為文明與經濟系統之外，一個更大系統的一部份。我們向來想像多數的人需要怎樣的一塊肥皂，而不過問任何一條河流希望怎麼樣的一塊肥皂；我們研發任何能達成當下高經濟效益的通則，卻不在一個綜合當地的文化、生態等系統的條件下進行具永續意義的效益評估。然而只要在一開始，給予這在許多意義上都不能算是一種革新思維「真正」的關注，而不是重複地致力於事後的挽救，我們想像中的奇蹟就會發生──從上游至末端的工業體系會展開全面性的革新，人們不再為那些從製作過程就已產生的汙染與購買後的廢棄消費，因為從原料開始就明確區分出各自不相混雜的循環系統，並且排除了使排放物有害的物質的使用；進而是經濟體系的革命，在無廢棄物的新環境下，人們不再花錢購買產品的所有權而是其組成材料的使用權，各項的租貸法規相映而生；最後，與物質文明相互依存的層層價值觀都會隨著這樣的意識轉變起舞，邁入歷史上嶄新的次元。
永續性都有在地性
本書明確地指出我們必須學會尊重自然的多樣性，同時這無論在文化層面上乃至種種群體，甚至對個人性來說都同樣重要。正因為我們意識自己為這多樣性中的一環，屬於我們的那一份獨特發展才更顯出其意義，當我們如此地考量人類工業時，就會明白人類的活動將致力於和所處的空間有更充分的關聯，並且生態多樣性只是多樣性的一個層面，我們還要培養一種足以綜觀在地風俗與能源、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視野。
這樣的思維在全球化的反動風潮裡也展現出其生命力，關於文化侵略的遏止聲浪、重新尋求國家定位或發展地方特色的傳媒操作、相應於對跨國連鎖文化的疲乏，地方風味小舖的品味象徵也不斷提升……種種證據都顯示我們本性中對於創造性層面的需求。然而，若要達成如書中所展示的、具永續意義的畫面，便不只要求了我們與生俱來的創造能力，同時也作為一種愛的能力的表達。
這並非否定了以往發展過程中的創造性與愛，而是在一種缺乏全面關聯的意義下那成了一種暴力並製造了對立。事實上，多樣性所展現的分歧與我們所崇尚的對平等、秩序的追求並不衝突，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存在本身並沒有平等的問題，真正在尋求著平等的是表達的企圖而非形式，文化所賦予的個人角色則必須由之而生，而非其反面。各種形式上所採取的劃一都將阻礙個人創造性的表達，就好比現今這樣注重效能與獲益的量產架構下，我想我們對於產品價值的概念是膚淺的，而以一種嚴苛的說法，你不能要求人們去愛那樣不斷自我複製的形象。
在書中你將會看見作者是如何地藉西方的歷史思維剖析工業革命的特徵，與延續至今的弊端（如生態效率【註一】、降級回收【註二】），然後以淺顯的方式向你展示他們的理論架構與鼓舞人心的實務成果。在這些之後，或許你仍然要問：「我究竟能做些什麼？」而我想，這本書的珍貴之處就在於，它並不以學術性的言詞來向某些族群發聲，相反地作者嘗試了儘可能貼近群眾的陳述，推翻了我們一直以來模棱兩可的環保概念，進而革新了人們關於世界的想像。重點不在於我們技術上能有什麼作為，而是我們有責任與義務去認出這本書所試圖傳達的「奇蹟式」思維與寓意，從而準備好，在各自的領域中開拓不失整體性的創造性視角。
我們還可以做很多。
註一
註二
根據書中所述，我們所熟知的大多數的回收，事實上都是一種降級回收，材料品質隨著有限的回收次數而每下愈況，於是必須在過程中添加額外的成分導致了二次汙染，並且在最後仍然逃不過廢棄的命運。而這只是因為在最初設計生產十從未考慮過「真正」的回收問題。
◎陳韋廷
導讀
我們關於環境的觀感，透露出我們對於自身存在的想法。
近年來隨著溫室效應、能源危機、物種銳減等問題的檯面化，所謂的「環保意識」就這樣滲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或許你開始帶著額外的考量打開冷氣開關、學會端詳手上的產品包裝搜尋回收標誌、……，甚至在每次外出時無意識地攜帶著餐具及購物袋。然而在這些看來微不足道的細碎養成緩慢積累的同時，龐雜的汙染物仍然正在我們的週遭繁衍、大量的能源依舊被我們的文明消費。
顯然，你並不認為那些環保人士對現狀的解讀進而對未來的描摩只是危言聳聽，你一面以知性與感性認同著，一面「大概有些節制地」繼續過著必須用水、用電、閱讀與購買的每日生活。不然還能怎麼辦？就連那些環保人士也無法回答自己。你所聽到的建議不外乎就是減量再減量，當然還夾雜著回收再利用的嘗試，然後是減量再減量──就好像這些環保宣導所能提供的最大效應，僅止於培養我們因小小的節約舉動而產生的微小道德勝利感，同時以未言明的方式將存在的罪惡感深植人心。
有什麼根本性地失敗了。依循著這樣的思惟到最後，你發現自己相對於自然成了可憎的異物，舉手投足都將為大自然帶來傷害。當人類的發展企圖看來與自然環境產生衝突時，我們所採取的應對策略竟是禁慾主義式地代入罪與罰的象徵，彷彿纏繞在生命慾望與存在事實之間的永劫回歸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人們潛意識裡的圖像。我們想像自己如失序的能量與熱，沿著從搖籃到墳墓的線性思維，或許還期望著能夠沉寂在涅盤的解脫之中。
曾幾何時，我們的文明發展教導我們對自身的主體性產生認同，這樣深度具焦在自身力量上的趨勢，使我們在追求人類理性的偉大層面時與自然分了開來，因為大自然所象徵的未開化與紛雜性在當時看來，是如此地與對平等秩序與公式化真理的推崇相悖。在這層意義上，人們與自然的正當關聯逐漸演變成征服與掠奪的關係，抱持著知性的自信與對理想世界的單一想像企圖馴化每處荒蕪。我想我們都忘了，更有一段時期，人類做為多樣物種的一份子和諧地與環境相互取予，崇敬自然仿若取之不竭的母性泉源並從中學習。環保概念的檯面化意味著我們文明的主流意識終於不得不停下腳步，重新省視自己得以建構於其上的更大的架構，而這卻不代表我們必須對延續至今的物質文明做出重大讓步，從而回歸對我們來說同樣不合時宜的生活型態。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出在這兩者，以及尚且摸索著環保意義的今日中，同樣都作為人類行為主導的創造性意圖與表達──而這正是我們的存在得以勝利之處。
只要人類被認為是「具有破壞性的」，那麼。零目標不啻是個好目標。但是，「減少破壞」的思維意味著接受現實，相信那些設計拙劣、不公允、具有破壞性的系統，就是人類所能做到最好的。這正是「減少破壞」這個解決方案之所以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想像力的失敗。 ──頁90
問題出在設計
你或許發現自己有喜新厭舊的習性，每過一段時間就感到週遭的器物有汰舊換新的需求，又或者你沉迷於奢侈的名牌文化，嘗試追逐著迅速汰換的商品週期，所謂流行就是如此，你這樣想；站在設計師的觀點也是一樣的，已然蔚為風潮的元素便不值得青睞，他們必須設法突破慣有的形式，為下一波的風潮做準備。所有的這些（撇開虛榮心等伴隨因素），都相當自然地根植於我們求新求變的創造性本能上，然而為什麼你仍不覺得自己能夠理所當然地去滿足這些想望，取而代之的卻是抑制與責難？
我想任何人都不難察覺，幾乎每件產品的終結便是淪為廢棄物。環顧你的週遭，你正在使用的桌子、電器、一旁的寶特瓶與數不清的包裝、……，還有你手上的這幾張紙，沒有一件人工製造物不是註定要被廢棄的。甚至可以說，任何產品甫一出廠，就產生了一份垃圾。而我們從不質疑，就像我們彷彿不該為自己抗辯生命之必然終結的道德正當性一般。然而發人深省的是，這才是一切道德問題得以介入的地方──只因為我們信仰死亡勝過於誕生，這些創造性衝動所做出的多數表達被彰顯為某種罪過。我們在自己所設下的道德框架裡質問自己必然因而顯得動輒得咎的行為意圖，而不是之外。
從搖籃到搖籃。顧名思義，意指一份真正的設計，其所代表的思維、與所帶來的產品是不會走向墳墓的。它或許會在形式上被終結，然而它的各部份卻能夠完全地重回製造體系的材料庫裡。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認知自己與產品的設計為文明與經濟系統之外，一個更大系統的一部份。我們向來想像多數的人需要怎樣的一塊肥皂，而不過問任何一條河流希望怎麼樣的一塊肥皂；我們研發任何能達成當下高經濟效益的通則，卻不在一個綜合當地的文化、生態等系統的條件下進行具永續意義的效益評估。然而只要在一開始，給予這在許多意義上都不能算是一種革新思維「真正」的關注，而不是重複地致力於事後的挽救，我們想像中的奇蹟就會發生──從上游至末端的工業體系會展開全面性的革新，人們不再為那些從製作過程就已產生的汙染與購買後的廢棄消費，因為從原料開始就明確區分出各自不相混雜的循環系統，並且排除了使排放物有害的物質的使用；進而是經濟體系的革命，在無廢棄物的新環境下，人們不再花錢購買產品的所有權而是其組成材料的使用權，各項的租貸法規相映而生；最後，與物質文明相互依存的層層價值觀都會隨著這樣的意識轉變起舞，邁入歷史上嶄新的次元。
如果人類要實現真正的繁榮，我們必須模仿自然界的高度效益、含有養分流和新陳代謝的從搖籃到搖籃系統，這個系統不存在廢棄物的概念。根除廢棄物的概念意味著，產品、包裝和系統從設計開始，就體認到沒有廢棄物這回事。由包含在物質中有價值的養分流決定和形塑設計：形式不僅是服從功能，還要不斷進化。 ──頁128
永續性都有在地性
本書明確地指出我們必須學會尊重自然的多樣性，同時這無論在文化層面上乃至種種群體，甚至對個人性來說都同樣重要。正因為我們意識自己為這多樣性中的一環，屬於我們的那一份獨特發展才更顯出其意義，當我們如此地考量人類工業時，就會明白人類的活動將致力於和所處的空間有更充分的關聯，並且生態多樣性只是多樣性的一個層面，我們還要培養一種足以綜觀在地風俗與能源、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視野。
這樣的思維在全球化的反動風潮裡也展現出其生命力，關於文化侵略的遏止聲浪、重新尋求國家定位或發展地方特色的傳媒操作、相應於對跨國連鎖文化的疲乏，地方風味小舖的品味象徵也不斷提升……種種證據都顯示我們本性中對於創造性層面的需求。然而，若要達成如書中所展示的、具永續意義的畫面，便不只要求了我們與生俱來的創造能力，同時也作為一種愛的能力的表達。
這並非否定了以往發展過程中的創造性與愛，而是在一種缺乏全面關聯的意義下那成了一種暴力並製造了對立。事實上，多樣性所展現的分歧與我們所崇尚的對平等、秩序的追求並不衝突，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存在本身並沒有平等的問題，真正在尋求著平等的是表達的企圖而非形式，文化所賦予的個人角色則必須由之而生，而非其反面。各種形式上所採取的劃一都將阻礙個人創造性的表達，就好比現今這樣注重效能與獲益的量產架構下，我想我們對於產品價值的概念是膚淺的，而以一種嚴苛的說法，你不能要求人們去愛那樣不斷自我複製的形象。
在書中你將會看見作者是如何地藉西方的歷史思維剖析工業革命的特徵，與延續至今的弊端（如生態效率【註一】、降級回收【註二】），然後以淺顯的方式向你展示他們的理論架構與鼓舞人心的實務成果。在這些之後，或許你仍然要問：「我究竟能做些什麼？」而我想，這本書的珍貴之處就在於，它並不以學術性的言詞來向某些族群發聲，相反地作者嘗試了儘可能貼近群眾的陳述，推翻了我們一直以來模棱兩可的環保概念，進而革新了人們關於世界的想像。重點不在於我們技術上能有什麼作為，而是我們有責任與義務去認出這本書所試圖傳達的「奇蹟式」思維與寓意，從而準備好，在各自的領域中開拓不失整體性的創造性視角。
我們還可以做很多。
因為構成工業革命的這種從搖籃到墳墓設計模式一直沒有受到質疑，即便是一些表面反對那個時代的運動，本身也顯示出它的缺陷。例如人們希望設計出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解決方案…… ──頁52
到了我們致力於製造真正多樣性的時候了。只使用單一的準則都將會在大的範圍內導致不穩定，並且成為我們所說的「主義」。即一個脫離整體結構的極端立場。 ──頁171
註一
說穿了，生態效率只是使工業這個古老的破壞性系統減少一些破壞而已。在某些情況下，它甚至危害更大，因為它對環境的影響是微妙而長期的。因為對生態系統而言，經歷一次迅速的、幾無倖存的崩潰，比經歷緩慢的、處心積慮的有效破壞，更有希望重新恢復健康和完整。 ──頁86
註二
根據書中所述，我們所熟知的大多數的回收，事實上都是一種降級回收，材料品質隨著有限的回收次數而每下愈況，於是必須在過程中添加額外的成分導致了二次汙染，並且在最後仍然逃不過廢棄的命運。而這只是因為在最初設計生產十從未考慮過「真正」的回收問題。
拆解「性／別」的柏林圍牆
◎陳伯豪
由畢恆達老師所主持的台大城鄉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自一九九五年創立以來，經歷過了各種對於空間中所建構出的性別意識形態的研究與解構運動，其中包括了大中小學校園規劃、公共空間中女性安全議題、社區婦女參與、爭取男女廁所數量平等運動、男女同志的友善空間等等，更在2005年的十週年慶之時，試圖推動「大學校園男女合宿」。
當時各大媒體相繼報導，社會上無論是反對或是贊成的聲浪雜然沓至，於「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擔任委員的社會系的孫中興老師亦為此與有興趣的學生們一起籌組了公聽會，並且舉辦了「西班牙公寓」一片的電影座談會，希望能夠引起校園間熱烈的討論與迴響，然而，校方高層最終卻以「有違社會觀感」和「家長反彈強烈」為由，粗糙的關閉了對話的空間以及改變的可能性。
時至今日，無論是男宿女宿，都開始了計畫性的改建或是整修，而由太子建設所承包下來的BOT建案，部分已然完工，部分則準備開始大興土木，距離當時無寂而終的運動已近三年之久，然而，在這樣一個能夠有所轉變的新契機之上，或許正適合校方好好去重視目前宿舍在空間規劃上的盲點，以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性別意識形態。
住在性別意識形態中的我們
所謂的「性別意識形態」簡單來說，就是鞏固與再製性別刻板印象以及性別不平等現象的說法與做法背後所的一套思考方式，舉例而言，諸如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男外女內之流的說法都是如此。而就目前宿舍形式上的設計以及相關的規定看來，校方無疑是操持著這樣的一套思考邏輯。
還記得剛踏入校園之時，最令我感到震驚的莫過於騎著腳踏車經過台大女生宿舍時所見到的奇觀：高聳的丙冷水泥牆上，纏繞著一圈又一圈的鐵絲網，牆緣之上，還綴了一排銳利的碎玻璃，明明就是具備了電子鎖設計的建築物，竟如此大費周章地在外圍設置了如此「盡善盡美」的「安全（監禁？）」設施，更甚地，還設置了一座小小警衛庭對於出入人員作嚴格的掌握以及控管。
如此冷酷而具有強烈排他、封性閉宣示的設計，卻是離鄉背井的學子們在外求學之時，最「溫暖」的專屬私人空間；若不是斗大的宿舍招牌就這麼大剌剌掛在牆上，還真讓人錯覺自己來到了「台大女子監」。相較之下，位於長興街區的男生宿舍在規劃上面就顯得人性化許多，低矮的磚牆配上永遠敞開而方便進出的鐵門，男一社甚至連進入宿舍需要磁卡感應的限制都不存在。
這樣一種兩極化的差異對比，在搭配上「女性可以自由出入男宿公共空間，男性必須經由登記並在限定的時間內才得以入女宿」的規範，不難想像學校是如何拙劣地去弱化女性本身的主體性：她們是天生的弱者，所以她們必須向溫馴沒有抵抗能力的綿羊一樣乖乖地被圈起來，並且加派一隻牧羊犬來保護。而在這樣的空間與規範設計，也不難看出社會對於男性的污名化：他們是慾望高漲且具有強烈攻擊性的生物，就像是危險的狼一般，最好是被隔離開來。他們之所以接近女宿都是別有企圖的，所以在進入之前都必須經過嚴格的檢視與監控。
打破性別意識形態的空間規範
如果女性果真這麼軟弱無能，為何許多位於人口組成與流動更為複雜的市區內，專門出租給女性的學生公寓，在沒有這樣設計的情況之下，亦不會引來居住者的焦慮與反彈？更何況，台灣當前的許多大學，女生宿舍的規劃也都是採取直接融入校園環境的方式，就某種程度而言，台大目前所行使的隔離措施，反而有將其標誌孤立之疑慮，造成更大的潛在危機。
在進出宿舍方面，如果同樣都是對於「公共空間」的規範，為何會因所屬社群性別的不同而出現如此荒謬的差異？而且單就邏輯上的推論而言，究竟是讓少數女性進入以男性為多數的空間較為危險，還是讓少數男性進入以女性為主體的空間帶來較大威脅？倘若校方都不認為一位女性在一群男性之中會遭受傷害，那麼當一位男性出現在一群女性之中就真的那麼窮凶惡極嗎？
另一方面，就學校目前宿舍內部的空間規劃看來，它其實是具有「公/私」雜處的高度不確定性：房間門一打開面對的就是公共走廊，想要完成上廁所或是洗澡這些肌膚相親的極私密事務，就非得透過在公共場域的行蹤暴露才能夠完成。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使得整個女生宿社都必須搖身一便成為一個不足為外人見的秘密花園：校方不願意多花心力在空間的重新分配設計，反而因噎廢食的選擇直接將其封閉起來。但是，對於同樣有「個人空間」與「公共空間」混雜的男生宿舍，校方卻又反過來採取放任的態度，這樣的一種矛盾，不也顯現出了另一層的性別意識形態：相較於女人，男人比較不會那麼在乎細節（私密）的東西，對他們而言，別人的眼光並不會帶來太多的影響。
重塑一個性別友善的宿舍
社會原本便是兩性共存共處，在強調「性/別平等」的今天，我們應該要去除任何對於「性/別」的汙名化，並顛覆男強女弱的刻板印象與奠基於此的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宿舍」作為學生基本的居住空間 ，它就應該要讓不同性別、性取向的人能夠有良好的相處互動環境，而這樣的環境需求，在究竟該如何劃分空間的公/私上是極為必要的。學校方面，不能一味地避重就輕，直接用視而不見的方式來宣稱一切都沒有問題，它有義務去考量學生的不同需求，來提供一個適合他們、使其感到自在、舒服的生活空間。早在1989年的時候，有28年歷史之久柏林圍牆就已經拆除，然而在台灣歷經二十幾年的性別運動之後，女宿圍牆依然能夠堅挺不搖地毅立於此著時令人嘖嘖稱奇。
由畢恆達老師所主持的台大城鄉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自一九九五年創立以來，經歷過了各種對於空間中所建構出的性別意識形態的研究與解構運動，其中包括了大中小學校園規劃、公共空間中女性安全議題、社區婦女參與、爭取男女廁所數量平等運動、男女同志的友善空間等等，更在2005年的十週年慶之時，試圖推動「大學校園男女合宿」。
當時各大媒體相繼報導，社會上無論是反對或是贊成的聲浪雜然沓至，於「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擔任委員的社會系的孫中興老師亦為此與有興趣的學生們一起籌組了公聽會，並且舉辦了「西班牙公寓」一片的電影座談會，希望能夠引起校園間熱烈的討論與迴響，然而，校方高層最終卻以「有違社會觀感」和「家長反彈強烈」為由，粗糙的關閉了對話的空間以及改變的可能性。
時至今日，無論是男宿女宿，都開始了計畫性的改建或是整修，而由太子建設所承包下來的BOT建案，部分已然完工，部分則準備開始大興土木，距離當時無寂而終的運動已近三年之久，然而，在這樣一個能夠有所轉變的新契機之上，或許正適合校方好好去重視目前宿舍在空間規劃上的盲點，以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性別意識形態。
住在性別意識形態中的我們
所謂的「性別意識形態」簡單來說，就是鞏固與再製性別刻板印象以及性別不平等現象的說法與做法背後所的一套思考方式，舉例而言，諸如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男外女內之流的說法都是如此。而就目前宿舍形式上的設計以及相關的規定看來，校方無疑是操持著這樣的一套思考邏輯。
還記得剛踏入校園之時，最令我感到震驚的莫過於騎著腳踏車經過台大女生宿舍時所見到的奇觀：高聳的丙冷水泥牆上，纏繞著一圈又一圈的鐵絲網，牆緣之上，還綴了一排銳利的碎玻璃，明明就是具備了電子鎖設計的建築物，竟如此大費周章地在外圍設置了如此「盡善盡美」的「安全（監禁？）」設施，更甚地，還設置了一座小小警衛庭對於出入人員作嚴格的掌握以及控管。
如此冷酷而具有強烈排他、封性閉宣示的設計，卻是離鄉背井的學子們在外求學之時，最「溫暖」的專屬私人空間；若不是斗大的宿舍招牌就這麼大剌剌掛在牆上，還真讓人錯覺自己來到了「台大女子監」。相較之下，位於長興街區的男生宿舍在規劃上面就顯得人性化許多，低矮的磚牆配上永遠敞開而方便進出的鐵門，男一社甚至連進入宿舍需要磁卡感應的限制都不存在。
這樣一種兩極化的差異對比，在搭配上「女性可以自由出入男宿公共空間，男性必須經由登記並在限定的時間內才得以入女宿」的規範，不難想像學校是如何拙劣地去弱化女性本身的主體性：她們是天生的弱者，所以她們必須向溫馴沒有抵抗能力的綿羊一樣乖乖地被圈起來，並且加派一隻牧羊犬來保護。而在這樣的空間與規範設計，也不難看出社會對於男性的污名化：他們是慾望高漲且具有強烈攻擊性的生物，就像是危險的狼一般，最好是被隔離開來。他們之所以接近女宿都是別有企圖的，所以在進入之前都必須經過嚴格的檢視與監控。
打破性別意識形態的空間規範
如果女性果真這麼軟弱無能，為何許多位於人口組成與流動更為複雜的市區內，專門出租給女性的學生公寓，在沒有這樣設計的情況之下，亦不會引來居住者的焦慮與反彈？更何況，台灣當前的許多大學，女生宿舍的規劃也都是採取直接融入校園環境的方式，就某種程度而言，台大目前所行使的隔離措施，反而有將其標誌孤立之疑慮，造成更大的潛在危機。
在進出宿舍方面，如果同樣都是對於「公共空間」的規範，為何會因所屬社群性別的不同而出現如此荒謬的差異？而且單就邏輯上的推論而言，究竟是讓少數女性進入以男性為多數的空間較為危險，還是讓少數男性進入以女性為主體的空間帶來較大威脅？倘若校方都不認為一位女性在一群男性之中會遭受傷害，那麼當一位男性出現在一群女性之中就真的那麼窮凶惡極嗎？
另一方面，就學校目前宿舍內部的空間規劃看來，它其實是具有「公/私」雜處的高度不確定性：房間門一打開面對的就是公共走廊，想要完成上廁所或是洗澡這些肌膚相親的極私密事務，就非得透過在公共場域的行蹤暴露才能夠完成。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使得整個女生宿社都必須搖身一便成為一個不足為外人見的秘密花園：校方不願意多花心力在空間的重新分配設計，反而因噎廢食的選擇直接將其封閉起來。但是，對於同樣有「個人空間」與「公共空間」混雜的男生宿舍，校方卻又反過來採取放任的態度，這樣的一種矛盾，不也顯現出了另一層的性別意識形態：相較於女人，男人比較不會那麼在乎細節（私密）的東西，對他們而言，別人的眼光並不會帶來太多的影響。
重塑一個性別友善的宿舍
社會原本便是兩性共存共處，在強調「性/別平等」的今天，我們應該要去除任何對於「性/別」的汙名化，並顛覆男強女弱的刻板印象與奠基於此的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宿舍」作為學生基本的居住空間 ，它就應該要讓不同性別、性取向的人能夠有良好的相處互動環境，而這樣的環境需求，在究竟該如何劃分空間的公/私上是極為必要的。學校方面，不能一味地避重就輕，直接用視而不見的方式來宣稱一切都沒有問題，它有義務去考量學生的不同需求，來提供一個適合他們、使其感到自在、舒服的生活空間。早在1989年的時候，有28年歷史之久柏林圍牆就已經拆除，然而在台灣歷經二十幾年的性別運動之後，女宿圍牆依然能夠堅挺不搖地毅立於此著時令人嘖嘖稱奇。
台大的老報紙們
台大的老報紙們
◎許躍儒
在沒有網路的時代，台大學生的訊息流通就是仰賴紙本的報紙，也創造了報紙最為輝煌的80年代。數以百計的各種刊物，每次發行量數千以上的學生自辦報紙塞滿活大，據說多到「拿來比較哪種刊物容易包便當」。就讓我們來看看那報紙輝煌年代中，哪些報紙鋒頭最健吧！
歷史最悠久的—大學新聞
大學新聞創立於1957，直到2005都還有報刊發行，是目前台大報刊中歷史最為悠久的非官方報紙。最早的大學新聞一個月一刊，固定有一整個版面是台大的校園新聞報導。除了校園新聞之外，也有一些評論、專文、散文，不過內容頗為紛雜就是了。
當時的大學新聞是台大唯一固定出版的非官方刊物（代聯會訊那時都還沒出現），在訊息流通依然仰賴紙本的時代下，大學新聞的重要性可想而之。樹大易招風，當時大學新聞雖然也跟審稿人員有所爭執，但立場也較為平和，遠非今日激進。
1972的保釣運動讓大新注入了一股活力：保衛釣魚台、退出聯合國、中央民意代表改選辯論、民族主義論戰等等接二連三發生。當時台大的各式報刊：法言、大學論壇、代聯會訊、畢訊等，針對各種議題展開激烈的辯論，大學新聞自然也投入了戰場之中。不過相較為激進的法言、大論，大學新聞的立場就顯得保守了。
台大校園在70年代初燃起的星星之火，很快的就被官方以「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台大哲學系事件」加以鎮壓，旋即熄滅。大學新聞也繼續恢復報導的色彩。一直等到1982年，當時台大五人小組之一的賴勁麟接任大新主編，陳裕鑫接任大新社長，展開了大新80年代的戰鬥序曲。當時大論、法言、大新、醫訊聯手推動代聯會主席普選運動，報紙上自然出現不少討論文章。同時大學新聞也出現了專題報導的文章，如環境保護、勞工運動、政治局勢等，將當時外頭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帶入相對保守的校園之中。
當年的普選運動換來大論社停社半年的處分，但這並不能折損這些議題性社團的銳氣。以普選運動為基調，「台大意見自由座談會」「吳㪫人辭職事件」「黨團介入學生選舉」「李文忠絕食退學」接二連三衝擊著台大校園，大學新聞的立場與行動也日趨激進，最終在1987大新遭到停社一年的處分。
大新停社就像一顆震撼彈，把已經騷動不安的校園秩序徹底崩解。大新聯合其他社團轉入地下，展開「自由之愛」運動，抗議審稿制度與推動大學法修改。當時校園遊行不斷、街頭演講隨處可見、未經核准的地下刊物滿天飛舞。這場運動最後以審稿制度改為事後審核收場，大學法修改則另成立「大學法行動聯盟」繼續推展。但是這股狂熱的氣氛並未因此稍歇，一直要延燒到1990年的三月學運（也就是野百合運動）。
大學新聞在90年代的刊物發行較不穩定，從兩個禮拜一刊改回一個月一刊。此時大新也推派代表參與學生會長選舉數次，譬如1993年當選第六屆學生會長的黃國昌就是大新社成員。在1994大學新聞宣佈不再參與學生自治選舉，改以發行選舉特刊的方式參與（但也只出了兩年）。1998年大學新聞發行頻率銳降為一個學期或一年一次，張數也從雙面對折改為單張，新聞的色彩也日趨淡薄。到了2005年的那刊，完全只剩下評論而沒有任何「新聞」了。
90年代女性主義的抬頭—《新女聲》
台大女研社成立於1988年，並開始發行刊物《新女聲》。就筆者所蒐集的資料而言，最晚可追溯到1995年，一共發行13刊。就這個發行量而言，似乎不顯得特別突出，就跟當年風起雲湧又逐漸枯萎的其他刊物一般。但是如果關注到90年代台大性別運動的發展，就不得不注意到這僅僅十三刊所發揮的力量。
那些年，年年都有性別議題發生。1990小紅帽事件，台大校門口有女學生遭到性騷擾，引發呼籲校方重視女性安全的訴求；1992反對課堂性騷擾事件，社會系女生譴責某位教師在課堂發表不當言論，引發女性不適；1993新生大會舞事件，抗議校方強迫女同學在冬天穿短裙跳大會舞；1993女宿門禁事件，要求校方取消女生的夜間11點門禁；1995女宿A片事件，女研社在女宿放A片，一方面強調重視女生自己的情慾，也藉此譴責A片中不正常的男尊女卑意象；1996發動攻佔男廁行動，要求校方增加女廁以及其空間。
一期期的《新女聲》，紀錄下90年代初的一樁樁的性別運動。其中1995年的女宿放A片可謂其中的高潮，也是大多數人對於女研社的唯一映像。當時這件事情引發極大的討論，毀譽參半。女研社趁勢推出學生會長候選人王慶寧，並順利當選為第八屆學生會長。
據某90年代末期的女研社成員指出，女宿A片事件後之後女研社逐漸走下坡，直到王慶寧會長任內的女廁運動劃下休止符。目前女研社除了迎新之外，已經不再發行特別刊物。順道一提，女研自身的刊物頻率、排版方式一直不很固定，這也是台大大部分短命刊物的通病。
持續到最後一刻—《台大學生報》
《台大學生報》的前身是代聯會訊，是代聯會的機關報。由於是學生最高代表組織所發行的報紙，在立場上也比較沒有議題性社團尖銳。1988年，代聯會改組為學生會，《代聯會訊》也改為《台大學生報》，首任發行人是第一屆學生會長羅文嘉。
《台大學生報》的頭兩年，附屬在台大學生會下。由於前後兩屆的學生會長都屬於改革色彩濃厚者（羅文嘉、范雲），因此《台大學生報》的立場也趨於尖銳，甚至出現許多國內的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的報導或評論。台大學生會的報紙出現這些「敏感」文章，是今日的我們所無法想像的。
1990年，學生會的章程修訂完成，《台大學生報》從學生會中獨立出來。就此之後，學生會失去專屬自己的媒體。分家之後的《台大學生報》與學生會的關係不再密切，常常因如何報導學生會的新聞而產生衝突。學生會試圖成立自己的報刊，譬如第三屆林奕華的《學生時報》、第十二張榮法的《台大學生會訊》、第十九屆高閔琳的《學生會幹嘛》，但這些報刊每換一位會長就重新開始，壽命都不長。
相較於「抗爭是主業，副業才是辦報紙」的大學新聞，《台大學生報》則像是真正的校園記者。諸如普通教室完工、法學院遷院、女宿驚傳炸彈、男宿大便王，都在《台大學生報》的報導範圍。如果說《大學新聞》是對於有爭議的議題做出深入的分析，那麼《台大學生報》則是包含包羅萬象的議題。雖然台大學生報早期也不乏頗為精彩甚至尖銳的評論。
大致從1995年開始，《台大學生報》的批判色彩就逐漸轉弱。各種新奇的「介紹」逐漸增多，「評論」則越來越少。他的出刊頻率也逐漸降低，從每年約莫10期驟降至每年4到5期。
然而《台大學生報》依然持續出刊，在《大學新聞》、《台大法言》等這些老字號刊物都逐漸停刊或減產之際，《台大學生報》一年可發行5到10刊—雖然內容已經不若以往深刻。筆者追溯到的最近一次的台大學生報，發行於2005年5月，在那學年他們仍發行了將近10刊。
◎許躍儒
在沒有網路的時代，台大學生的訊息流通就是仰賴紙本的報紙，也創造了報紙最為輝煌的80年代。數以百計的各種刊物，每次發行量數千以上的學生自辦報紙塞滿活大，據說多到「拿來比較哪種刊物容易包便當」。就讓我們來看看那報紙輝煌年代中，哪些報紙鋒頭最健吧！
歷史最悠久的—大學新聞
大學新聞創立於1957，直到2005都還有報刊發行，是目前台大報刊中歷史最為悠久的非官方報紙。最早的大學新聞一個月一刊，固定有一整個版面是台大的校園新聞報導。除了校園新聞之外，也有一些評論、專文、散文，不過內容頗為紛雜就是了。
當時的大學新聞是台大唯一固定出版的非官方刊物（代聯會訊那時都還沒出現），在訊息流通依然仰賴紙本的時代下，大學新聞的重要性可想而之。樹大易招風，當時大學新聞雖然也跟審稿人員有所爭執，但立場也較為平和，遠非今日激進。
1972的保釣運動讓大新注入了一股活力：保衛釣魚台、退出聯合國、中央民意代表改選辯論、民族主義論戰等等接二連三發生。當時台大的各式報刊：法言、大學論壇、代聯會訊、畢訊等，針對各種議題展開激烈的辯論，大學新聞自然也投入了戰場之中。不過相較為激進的法言、大論，大學新聞的立場就顯得保守了。
台大校園在70年代初燃起的星星之火，很快的就被官方以「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台大哲學系事件」加以鎮壓，旋即熄滅。大學新聞也繼續恢復報導的色彩。一直等到1982年，當時台大五人小組之一的賴勁麟接任大新主編，陳裕鑫接任大新社長，展開了大新80年代的戰鬥序曲。當時大論、法言、大新、醫訊聯手推動代聯會主席普選運動，報紙上自然出現不少討論文章。同時大學新聞也出現了專題報導的文章，如環境保護、勞工運動、政治局勢等，將當時外頭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帶入相對保守的校園之中。
當年的普選運動換來大論社停社半年的處分，但這並不能折損這些議題性社團的銳氣。以普選運動為基調，「台大意見自由座談會」「吳㪫人辭職事件」「黨團介入學生選舉」「李文忠絕食退學」接二連三衝擊著台大校園，大學新聞的立場與行動也日趨激進，最終在1987大新遭到停社一年的處分。
大新停社就像一顆震撼彈，把已經騷動不安的校園秩序徹底崩解。大新聯合其他社團轉入地下，展開「自由之愛」運動，抗議審稿制度與推動大學法修改。當時校園遊行不斷、街頭演講隨處可見、未經核准的地下刊物滿天飛舞。這場運動最後以審稿制度改為事後審核收場，大學法修改則另成立「大學法行動聯盟」繼續推展。但是這股狂熱的氣氛並未因此稍歇，一直要延燒到1990年的三月學運（也就是野百合運動）。
大學新聞在90年代的刊物發行較不穩定，從兩個禮拜一刊改回一個月一刊。此時大新也推派代表參與學生會長選舉數次，譬如1993年當選第六屆學生會長的黃國昌就是大新社成員。在1994大學新聞宣佈不再參與學生自治選舉，改以發行選舉特刊的方式參與（但也只出了兩年）。1998年大學新聞發行頻率銳降為一個學期或一年一次，張數也從雙面對折改為單張，新聞的色彩也日趨淡薄。到了2005年的那刊，完全只剩下評論而沒有任何「新聞」了。
90年代女性主義的抬頭—《新女聲》
台大女研社成立於1988年，並開始發行刊物《新女聲》。就筆者所蒐集的資料而言，最晚可追溯到1995年，一共發行13刊。就這個發行量而言，似乎不顯得特別突出，就跟當年風起雲湧又逐漸枯萎的其他刊物一般。但是如果關注到90年代台大性別運動的發展，就不得不注意到這僅僅十三刊所發揮的力量。
那些年，年年都有性別議題發生。1990小紅帽事件，台大校門口有女學生遭到性騷擾，引發呼籲校方重視女性安全的訴求；1992反對課堂性騷擾事件，社會系女生譴責某位教師在課堂發表不當言論，引發女性不適；1993新生大會舞事件，抗議校方強迫女同學在冬天穿短裙跳大會舞；1993女宿門禁事件，要求校方取消女生的夜間11點門禁；1995女宿A片事件，女研社在女宿放A片，一方面強調重視女生自己的情慾，也藉此譴責A片中不正常的男尊女卑意象；1996發動攻佔男廁行動，要求校方增加女廁以及其空間。
一期期的《新女聲》，紀錄下90年代初的一樁樁的性別運動。其中1995年的女宿放A片可謂其中的高潮，也是大多數人對於女研社的唯一映像。當時這件事情引發極大的討論，毀譽參半。女研社趁勢推出學生會長候選人王慶寧，並順利當選為第八屆學生會長。
據某90年代末期的女研社成員指出，女宿A片事件後之後女研社逐漸走下坡，直到王慶寧會長任內的女廁運動劃下休止符。目前女研社除了迎新之外，已經不再發行特別刊物。順道一提，女研自身的刊物頻率、排版方式一直不很固定，這也是台大大部分短命刊物的通病。
持續到最後一刻—《台大學生報》
《台大學生報》的前身是代聯會訊，是代聯會的機關報。由於是學生最高代表組織所發行的報紙，在立場上也比較沒有議題性社團尖銳。1988年，代聯會改組為學生會，《代聯會訊》也改為《台大學生報》，首任發行人是第一屆學生會長羅文嘉。
《台大學生報》的頭兩年，附屬在台大學生會下。由於前後兩屆的學生會長都屬於改革色彩濃厚者（羅文嘉、范雲），因此《台大學生報》的立場也趨於尖銳，甚至出現許多國內的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的報導或評論。台大學生會的報紙出現這些「敏感」文章，是今日的我們所無法想像的。
1990年，學生會的章程修訂完成，《台大學生報》從學生會中獨立出來。就此之後，學生會失去專屬自己的媒體。分家之後的《台大學生報》與學生會的關係不再密切，常常因如何報導學生會的新聞而產生衝突。學生會試圖成立自己的報刊，譬如第三屆林奕華的《學生時報》、第十二張榮法的《台大學生會訊》、第十九屆高閔琳的《學生會幹嘛》，但這些報刊每換一位會長就重新開始，壽命都不長。
相較於「抗爭是主業，副業才是辦報紙」的大學新聞，《台大學生報》則像是真正的校園記者。諸如普通教室完工、法學院遷院、女宿驚傳炸彈、男宿大便王，都在《台大學生報》的報導範圍。如果說《大學新聞》是對於有爭議的議題做出深入的分析，那麼《台大學生報》則是包含包羅萬象的議題。雖然台大學生報早期也不乏頗為精彩甚至尖銳的評論。
大致從1995年開始，《台大學生報》的批判色彩就逐漸轉弱。各種新奇的「介紹」逐漸增多，「評論」則越來越少。他的出刊頻率也逐漸降低，從每年約莫10期驟降至每年4到5期。
然而《台大學生報》依然持續出刊，在《大學新聞》、《台大法言》等這些老字號刊物都逐漸停刊或減產之際，《台大學生報》一年可發行5到10刊—雖然內容已經不若以往深刻。筆者追溯到的最近一次的台大學生報，發行於2005年5月，在那學年他們仍發行了將近10刊。
學生權利的爭取：小福利社、學生活動中心
學生權利的爭取：小福利社、學生活動中心
台大的老記憶 系列報導之一
◎蕭彗岑
小福與小小福的變身：
7-11或是全家便利商店常常會推出集點換贈品的活動，其實，學校裡面的「小小福」和「小福」也有這種集點換獎品的活動，那要怎樣集點，而這種集點換獎品的方式又是怎樣出現的呢？
其實學生可以參加小福小小福的集點換獎品，可是經過一番抗爭的呢！
大約是二十年前，當時台大雖然已經有小小福和小福，但卻叫做「教職員工福利社」，這個名稱裡，有教師、職員，就是沒有學生。雖然學生是最大的消費族群，卻無法分配到小小福和小福經營的盈餘分配，同時，也無法管理這兩小福利社。（附帶一提，最早是有「大福」的，位於現在的行政大樓的中央，也就是現在的第一會議室。主要是學生食堂，也販賣一些民生物品。）
為了消除這個不公平的現象，學生會發起了福利社的改組：在1989/5/1~5/5舉辦短期抵制福利社的活動，在福利社門前另外擺攤，販賣比福利社更為便宜的商品，藉以宣傳將福利社改組的理想；同時，也和當時的總務長溝通，希望總務長可以接納學生對於改組的訴求。
短期抵制福利社的活動獲得了成功，使得福利社在五天之內的營收短少了十五萬元；但是，與總務長的溝通就沒有這麼順利，總務長以官僚的作風迴避了學生改革的建議，而無視於當時學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事實。
到了1989年底，福利社改組的行動獲得巨大跳躍：由校方成立了福利社改組的籌備會。雖然可以看作是學生會爭取學生權益的一大突破，但其中更為重要的因素是行政院發布了一項命令：各地區無法律根據的「軍公教福利社」改組為以機關學校為單位的合作社。並統一合作社的供貨及售價，使得其中商品的價格低於市價。
同年十一月底，合作社章程草案通過，順利的話，在1990年的三月就可以完成改組，沒想到，卻因某兩位學生理監事未至人事室蓋私章，以致於改組的案子無法送到台北市社會局登記。從這個小關節影響大動作的事件來看，當時「台大學生報」認為這是校方拖延改組的心態的表現─因為校方並未主動請這兩名學生蓋章確認，利用官僚系統的層層關卡暗地裡反對福利社的改組。
雖然很多人為了福利社的改組做了許多努力，但抱持冷漠態度的學生也不在少數。福利社進行改組之後，1990年台大一萬九千名學生中，只有一千八百人交入股金加入學校的福利社。這對改組之後的福利社來說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改組後，福利社成為一個獨立於校方的法人，再也沒有台大的補助經費，營運所需的經費將完全來自於每人入股所交一百元的累積。所以，若是入社的人太少，福利社的營運就可能遇到困難。
故事說到這裡，你現在知道自己在入學時繳交一百元而換取一張社員證的意義了吧！這表示，你也是小福和小小福的股東之一，可以分配到盈餘，同時也有資格參與小福與小小福的決策。
但是，要怎麼分配盈餘呢？這就要先回到了一開頭的集點問題，要如何集點呢？有兩個方法：第一、每一次去小小福或是小福買東西結帳之前，先拿出自己的社員證，請櫃檯阿姨或姊姊幫你刷卡，這樣你消費的金額就會被記錄下來；第二、如果你忘記帶社員證，或是遇到無法刷卡的情形，就可以跟阿姨或姊姊拿點數卡，上面的數字就是你購買的金額，同樣，也是用來記錄你消費的金額。到了學期末，就會依照每一個人消費的金額分配盈餘。所以，以後大家去小福或小小福買東西要記得刷卡或拿點數卡喔！
滄桑的第一活動中心：
相較於小福與小小福，第一活動中心（簡稱活大）的命運就更為曲折。
在民國六十年以前，活大是由訓導處管理，但到了民國六十年，由於代聯會的爭取，學校將活大交給代聯會試辦。但是在一年之後，學校以試辦成效不彰為由，又將活大的管理權收回校方，除了學校所組成的管理委員會之外，又成立了一個幹事會，由這兩個組織共同管理活大。
管理委員會中的成員多是學校的教職員，而幹事會中的成員是由全校性學生社團互相選舉出十三人組成的。在當時，總幹事的競爭相當激烈，其中也牽涉到國民黨對於校園的控制：由於幹事會的選舉是特殊的「連記法」，因此，在民國78年之前活動中心的總幹事多為國民黨黨部所推出的人當選。但卻在78學年度總幹事的選舉中，國民黨的輔選失敗，顯示出由下而上的改革理念已然形成，這一事件使得活大幹事會脫離政黨色彩，並醞釀著解散政黨色彩強烈的幹事會，另組社團公會。
在79學年度，由於參選幹事的人選不足，選務會未經投票就宣佈參選人當選，因而引起其他社團負責人的抗議，因而該次選舉無效。沒有了接班人，活大的幹事會面臨了即將「自然解散」的命運，因而出現了組成「社團公會」取代幹事會的可能。該年六月，校方提出將由「學生社團委員會」取代幹事會，而委員會成員是由各社團代表所組成，將與校方的管理委員會共同管理活大事務。
時至今日，活大由「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負責，其組織成員中已完全由學校的教職員所組成。而學生社團委員會雖然仍有學生代表，但是缺席率極高，根本沒有發揮作用。從民國六十年到今日，活大經歷了學生自治、幹事會、社團委員會、學生活動管理中心的變遷，和小小福及小福的改變一樣，這些變遷皆源自學生對於自身權利的爭取，小小福和小福算是成功了，而活大卻像是又回到原點，只是多了幾條飽經風霜的皺紋。
名詞解釋：
代聯會：自從光復以後，台大就一直有學生選舉學生代表的傳統。但在當時，是由各班選舉班代，由班代組成「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聯合會」，簡稱代聯會。代聯會推選出代聯會主席，其地位類似現在的學生會長。後來代聯會幾經變革，但是代聯會主席仍維持間接選舉。
附帶一提，為了爭取代聯會主席普選，從1982年就開始有激烈的學生抗爭，其中較為著名的事件包括：511普選大遊行、李文忠退學絕食、自由之愛運動等。最後終於在1988年由代聯會通過普選法並獲得學校承認，並在該年五月選出首任學生會長羅文嘉。
台大的老記憶 系列報導之一
◎蕭彗岑
小福與小小福的變身：
7-11或是全家便利商店常常會推出集點換贈品的活動，其實，學校裡面的「小小福」和「小福」也有這種集點換獎品的活動，那要怎樣集點，而這種集點換獎品的方式又是怎樣出現的呢？
其實學生可以參加小福小小福的集點換獎品，可是經過一番抗爭的呢！
大約是二十年前，當時台大雖然已經有小小福和小福，但卻叫做「教職員工福利社」，這個名稱裡，有教師、職員，就是沒有學生。雖然學生是最大的消費族群，卻無法分配到小小福和小福經營的盈餘分配，同時，也無法管理這兩小福利社。（附帶一提，最早是有「大福」的，位於現在的行政大樓的中央，也就是現在的第一會議室。主要是學生食堂，也販賣一些民生物品。）
為了消除這個不公平的現象，學生會發起了福利社的改組：在1989/5/1~5/5舉辦短期抵制福利社的活動，在福利社門前另外擺攤，販賣比福利社更為便宜的商品，藉以宣傳將福利社改組的理想；同時，也和當時的總務長溝通，希望總務長可以接納學生對於改組的訴求。
短期抵制福利社的活動獲得了成功，使得福利社在五天之內的營收短少了十五萬元；但是，與總務長的溝通就沒有這麼順利，總務長以官僚的作風迴避了學生改革的建議，而無視於當時學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事實。
到了1989年底，福利社改組的行動獲得巨大跳躍：由校方成立了福利社改組的籌備會。雖然可以看作是學生會爭取學生權益的一大突破，但其中更為重要的因素是行政院發布了一項命令：各地區無法律根據的「軍公教福利社」改組為以機關學校為單位的合作社。並統一合作社的供貨及售價，使得其中商品的價格低於市價。
同年十一月底，合作社章程草案通過，順利的話，在1990年的三月就可以完成改組，沒想到，卻因某兩位學生理監事未至人事室蓋私章，以致於改組的案子無法送到台北市社會局登記。從這個小關節影響大動作的事件來看，當時「台大學生報」認為這是校方拖延改組的心態的表現─因為校方並未主動請這兩名學生蓋章確認，利用官僚系統的層層關卡暗地裡反對福利社的改組。
雖然很多人為了福利社的改組做了許多努力，但抱持冷漠態度的學生也不在少數。福利社進行改組之後，1990年台大一萬九千名學生中，只有一千八百人交入股金加入學校的福利社。這對改組之後的福利社來說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改組後，福利社成為一個獨立於校方的法人，再也沒有台大的補助經費，營運所需的經費將完全來自於每人入股所交一百元的累積。所以，若是入社的人太少，福利社的營運就可能遇到困難。
故事說到這裡，你現在知道自己在入學時繳交一百元而換取一張社員證的意義了吧！這表示，你也是小福和小小福的股東之一，可以分配到盈餘，同時也有資格參與小福與小小福的決策。
但是，要怎麼分配盈餘呢？這就要先回到了一開頭的集點問題，要如何集點呢？有兩個方法：第一、每一次去小小福或是小福買東西結帳之前，先拿出自己的社員證，請櫃檯阿姨或姊姊幫你刷卡，這樣你消費的金額就會被記錄下來；第二、如果你忘記帶社員證，或是遇到無法刷卡的情形，就可以跟阿姨或姊姊拿點數卡，上面的數字就是你購買的金額，同樣，也是用來記錄你消費的金額。到了學期末，就會依照每一個人消費的金額分配盈餘。所以，以後大家去小福或小小福買東西要記得刷卡或拿點數卡喔！
滄桑的第一活動中心：
相較於小福與小小福，第一活動中心（簡稱活大）的命運就更為曲折。
在民國六十年以前，活大是由訓導處管理，但到了民國六十年，由於代聯會的爭取，學校將活大交給代聯會試辦。但是在一年之後，學校以試辦成效不彰為由，又將活大的管理權收回校方，除了學校所組成的管理委員會之外，又成立了一個幹事會，由這兩個組織共同管理活大。
管理委員會中的成員多是學校的教職員，而幹事會中的成員是由全校性學生社團互相選舉出十三人組成的。在當時，總幹事的競爭相當激烈，其中也牽涉到國民黨對於校園的控制：由於幹事會的選舉是特殊的「連記法」，因此，在民國78年之前活動中心的總幹事多為國民黨黨部所推出的人當選。但卻在78學年度總幹事的選舉中，國民黨的輔選失敗，顯示出由下而上的改革理念已然形成，這一事件使得活大幹事會脫離政黨色彩，並醞釀著解散政黨色彩強烈的幹事會，另組社團公會。
在79學年度，由於參選幹事的人選不足，選務會未經投票就宣佈參選人當選，因而引起其他社團負責人的抗議，因而該次選舉無效。沒有了接班人，活大的幹事會面臨了即將「自然解散」的命運，因而出現了組成「社團公會」取代幹事會的可能。該年六月，校方提出將由「學生社團委員會」取代幹事會，而委員會成員是由各社團代表所組成，將與校方的管理委員會共同管理活大事務。
時至今日，活大由「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負責，其組織成員中已完全由學校的教職員所組成。而學生社團委員會雖然仍有學生代表，但是缺席率極高，根本沒有發揮作用。從民國六十年到今日，活大經歷了學生自治、幹事會、社團委員會、學生活動管理中心的變遷，和小小福及小福的改變一樣，這些變遷皆源自學生對於自身權利的爭取，小小福和小福算是成功了，而活大卻像是又回到原點，只是多了幾條飽經風霜的皺紋。
名詞解釋：
代聯會：自從光復以後，台大就一直有學生選舉學生代表的傳統。但在當時，是由各班選舉班代，由班代組成「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聯合會」，簡稱代聯會。代聯會推選出代聯會主席，其地位類似現在的學生會長。後來代聯會幾經變革，但是代聯會主席仍維持間接選舉。
附帶一提，為了爭取代聯會主席普選，從1982年就開始有激烈的學生抗爭，其中較為著名的事件包括：511普選大遊行、李文忠退學絕食、自由之愛運動等。最後終於在1988年由代聯會通過普選法並獲得學校承認，並在該年五月選出首任學生會長羅文嘉。
主編的話
主編的話
◎孫有蓉
九月，又到了新生的季節，而時間在傅鐘一次次地敲響和新生典禮上一次次地期勉中飛逝。
在上一次春雷打響時，是意識報誕生的時刻。這個暑假，意識報社剛剛審核通過成為社團，也是台大現在唯一一個專職辦報，並且出刊頻率最高的一個社團。從未成立社團的跨校學生團體到現在，經過了一寒一暑，我們因為讀者的熱情與期許而茁壯，因為對事物變遷下的脈動好奇而成長。這並非一份如高中校刊般的刊物，不單純刊載同學的文學作品或者對於師長或主題的採訪；這份刊物中包含著校園中等待被談論的議題、時事評論、文藝介紹、純文學和文藝評論。這份刊物擁有寬闊的發揮空間與可能性，更同時要求每個成員隨著作品成長。
生活全面的網路化，大部分的人愈來愈少資訊來源是來自閱讀報章雜誌，我們隨手就可以進入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獲得大量以至於我們無法處理的龐大資訊。對每個領域來說，我們資訊的獲得與參與的條件都變低了，但正因為所有人進入網路世界的條件太低，在網路上發表言論、意見、思想太過容易，所以導致資訊變的零碎、零散。對於學校中、社會上所發生的事件，愈主動積極與我們接觸的訊息愈容易被我們接收，當我們想要了解學校與社會中所發生的問題時，龐大而未整理、零散而過於隨便的資訊讓我們必須花很大的心力分析、整理，從而獲得資訊。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報紙，我們還是需要一個將事實報導、議題論述……等等當作正式對大眾發表看法、論述的媒介，而這就是這份報紙誕生的原因。
我們團隊的運作不會像一般社團有既有的系統或工作分配，我們需要真正對於文字有興趣的同學來加入我們。我們的工作分成以下幾種，每一種我們也成立了小組來運作，希望每個夥伴可以將自己所長且自己所有興趣的事物在專注的調查、研究、準備後寫成文章。我們分成：校園議題小組、論壇小組、採訪小組、藝文介紹/研究專題小組、藝文評論專題小組。
校園議題小組的工作在於針對學校的一些議題，比如說五年五百億用在哪裡、校園環保、校園事件歷史、學生自治……等等，對這些問題做研究報導。這些報導重點不在於呈現一個事件的單一事實，而是用研究、調查、分析資料的方式將問題的前因後果都呈現出來。
論壇小組的工作主要在於社會評論，但我們通常不做價值判斷，而是希望釐清現象還有釐清觀念。我們討論過台灣社會福利的問題、性別問題、選制問題……等等，以幾個小組輪流針對時事或時弊做討論，開學將有一系列關於台灣教育與現在知識狀態的討論。討論將會配合閱讀和訪談專業人員進行。
藝文介紹專題小組所負責的是副刊的部份，除了蒐集不錯的學生文學創作，更希望藉由對文學和藝術的介紹來增進大家的人文素養，像這學期將出現的有楊逵的介紹、莎士比亞文學的介紹……等等。會稱作專題小組因為每個人的專長有限，但文學與藝術的範圍卻非常廣泛，所以我們徵召有興趣做我們公告主題的同學來介紹文藝。
藝文評論小組也就是藝文版，主要專注於電影、劇場藝術、展覽……所有形式文學、藝術的評論，也是以專題的方式運作。
這個社團，這份報紙希望作為一個多元、豐富的平台，讓許多人在上面做出各式各樣的表現與研究，更同時希望將議題、事件帶入大眾中來討論，所以我們需要大家的幫助，需要有熱忱於文字、藝術、討論、研究、美術編輯甚至攝影的同學加入我們。
歡迎你。
◎孫有蓉
九月，又到了新生的季節，而時間在傅鐘一次次地敲響和新生典禮上一次次地期勉中飛逝。
在上一次春雷打響時，是意識報誕生的時刻。這個暑假，意識報社剛剛審核通過成為社團，也是台大現在唯一一個專職辦報，並且出刊頻率最高的一個社團。從未成立社團的跨校學生團體到現在，經過了一寒一暑，我們因為讀者的熱情與期許而茁壯，因為對事物變遷下的脈動好奇而成長。這並非一份如高中校刊般的刊物，不單純刊載同學的文學作品或者對於師長或主題的採訪；這份刊物中包含著校園中等待被談論的議題、時事評論、文藝介紹、純文學和文藝評論。這份刊物擁有寬闊的發揮空間與可能性，更同時要求每個成員隨著作品成長。
生活全面的網路化，大部分的人愈來愈少資訊來源是來自閱讀報章雜誌，我們隨手就可以進入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獲得大量以至於我們無法處理的龐大資訊。對每個領域來說，我們資訊的獲得與參與的條件都變低了，但正因為所有人進入網路世界的條件太低，在網路上發表言論、意見、思想太過容易，所以導致資訊變的零碎、零散。對於學校中、社會上所發生的事件，愈主動積極與我們接觸的訊息愈容易被我們接收，當我們想要了解學校與社會中所發生的問題時，龐大而未整理、零散而過於隨便的資訊讓我們必須花很大的心力分析、整理，從而獲得資訊。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報紙，我們還是需要一個將事實報導、議題論述……等等當作正式對大眾發表看法、論述的媒介，而這就是這份報紙誕生的原因。
我們團隊的運作不會像一般社團有既有的系統或工作分配，我們需要真正對於文字有興趣的同學來加入我們。我們的工作分成以下幾種，每一種我們也成立了小組來運作，希望每個夥伴可以將自己所長且自己所有興趣的事物在專注的調查、研究、準備後寫成文章。我們分成：校園議題小組、論壇小組、採訪小組、藝文介紹/研究專題小組、藝文評論專題小組。
校園議題小組的工作在於針對學校的一些議題，比如說五年五百億用在哪裡、校園環保、校園事件歷史、學生自治……等等，對這些問題做研究報導。這些報導重點不在於呈現一個事件的單一事實，而是用研究、調查、分析資料的方式將問題的前因後果都呈現出來。
論壇小組的工作主要在於社會評論，但我們通常不做價值判斷，而是希望釐清現象還有釐清觀念。我們討論過台灣社會福利的問題、性別問題、選制問題……等等，以幾個小組輪流針對時事或時弊做討論，開學將有一系列關於台灣教育與現在知識狀態的討論。討論將會配合閱讀和訪談專業人員進行。
藝文介紹專題小組所負責的是副刊的部份，除了蒐集不錯的學生文學創作，更希望藉由對文學和藝術的介紹來增進大家的人文素養，像這學期將出現的有楊逵的介紹、莎士比亞文學的介紹……等等。會稱作專題小組因為每個人的專長有限，但文學與藝術的範圍卻非常廣泛，所以我們徵召有興趣做我們公告主題的同學來介紹文藝。
藝文評論小組也就是藝文版，主要專注於電影、劇場藝術、展覽……所有形式文學、藝術的評論，也是以專題的方式運作。
這個社團，這份報紙希望作為一個多元、豐富的平台，讓許多人在上面做出各式各樣的表現與研究，更同時希望將議題、事件帶入大眾中來討論，所以我們需要大家的幫助，需要有熱忱於文字、藝術、討論、研究、美術編輯甚至攝影的同學加入我們。
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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