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家運動專題] 「新國家」該往哪追尋？

　

◎鐘晨屹、許悅、朱冠榮　

「新國家」該往哪追尋？
　　　　　　　　——一個新國家運動籌辦者視角的理念爬梳 

台灣光復節？島嶼淪陷節？

「島嶼淪陷節」，他們這麼稱呼十月二十五日，被中華民國政府稱作臺灣光復節的這一天。是日中午，在臺大小福廣場前，數名臺大及師大的學生拉起旗子和布條，拿起麥克風，開始講述他們對於中華民國的想法，以及對建立新國家的想像。

斗大的「實現轉型正義，終結中華民國（Sit Hiān Tsuān Hîng Tsìng Gī, Tiong Kiat Tiong Huâ Bîn Kok）」，在布條上如此寫著。

僅僅一行文字，和學生們的接力短講，或許難以對「新國家運動」有更多的了解。然而，這群學生的訴求，不只是單純的臺獨而已，背後是許多歷史和社會議題的交織。這群青年想建立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新國家？而建立新國家的路上，又與各個社會權議題有怎樣的互動？

「實現轉型正義，終結中華民國」

許多獨派眼中，中華民國並非他們認同的國家。臺大臺語文社社長林宥銘亦在短講中提及，對臺灣人來說，光復節可謂一場悲劇的開始，人民對中華民國寄予厚望，渴望比日人治臺時更多的自由。然而，迎來的卻是一再的政治迫害，臺灣人淪為該中國政權的奴隸，失去更多應享有的自由與權利。無數前輩為了突破這份壓迫屢屢起身反抗，並開始有了終結中華民國政權、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家的念頭。

獨立運動在一九八〇年代黨外運動的興起後愈趨蓬勃，並有了路線差異。一個是組織群眾，進行體制外的倡議；另一個則透過選舉，進入政府，進行體制內的政治改革。顯而易見的，走選舉路線的運動者們有了亮麗的成果，組成政黨並取得政權。然而，本土政黨雖然成功走進了體制，卻仍在中華民國體制內打轉，而無從打破原有體制，何況「終結中華民國、建立新國家」。持續在體制外的運動者，則亟欲擺脫這個箝制住獨派運動者的框架，尋求另一種可能。在投票之外，希望採取更多行動，以喚起大眾的關心。而最重要的是，與各類社會議題進行重新串聯，深化群眾對這個國家裡各個議題的認識，同時找到各自在建國運動中的位置。

今年（2018）適逢鄭南榕所發起的「新國家運動」第三十週年。在這三十年間，臺灣社會逐漸民主化，且在各類社會權利的推動上皆較戒嚴時期有所突破。不過在政治民主化後，許多人開始認為，既然政治已經民主，何必再尋求建立獨立於中華民國的國家？此外，隨著社會的民主化，本來能與各類社會議題合作的統獨議題，反而變得越來越不被重視。因此，獨派團體欲藉此重新整頓獨立運動的戰線，並確立他們嚮往的新國家中該有的價值。

民主化之後，為什麼還要「終結中華民國」？

在民主化後的現在，許多人會質疑：既然原來臺獨運動所欲對抗的威權黨國體制似乎已不再統治臺灣、也不再需要「對抗黨國政權的壓迫」；而且，過去的中華民國對臺灣人而言的確是個外來政權，但每一次的選舉與政黨輪替，不都是在消除這個政權的「外來性」嗎？那麼為何還要臺獨？為何不透過民主的方式、轉型正義的實踐，將中華民國逐漸轉變為臺灣人的政權，而仍堅持推翻中華民國、追求臺獨呢？

宥銘認為，「自由民主就不足以守護國家，當你還叫ROC的時候，對面就有一個非常強的中國會想把你的主權給收回來。」「根本解決的方式是要跟他們切清關係。」

在法理上，中華民國被視為中國（Ｃｈｉｎａ）的流亡政府，無法與中國這個國家概念清楚切割，在國際上也無法與中國（ＰＲＣ，即目前被普遍承認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存。宥銘指出「中華民國在國際上被視為舊的政府，沒有活著的空間，我們需要重新制憲，才有機會被承認......現在臺灣人已經可以透過選舉選自己的總統，不用再被外來者統治，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樣就已經足夠了，特別是出生在民主時代的年輕人，理所當然地認為臺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不需要再去爭取獨立。這樣的想法完全忽略了中國的因素在其中，只要統治機關還是被稱為中華民國，就會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個中國的框架中，也就是中國內戰的延續；如果臺灣獨立成功，那麼中國對於臺灣的干涉就會是侵略行為，是國家之間的紛爭，有國際上的一套解決機制。」

或許有人會質疑，在不建國制憲的前提下，如果臺灣人舉行公投來確認中華民國獨立於中國；或舉行自決公投來確認臺灣人所欲承認的國家即是中華民國，這樣是否就解決與中國混淆的問題了？亦即，若能藉此解決國際法上的問題，那麼「華獨」是否也可行？這樣的論點當然值得讀者思考，或許也反映了不同獨派論述路線上的差異，不過，這種訴求突破憲法和政治傳統上對於中華民國和「中國」概念連結的「華獨」，是否也是一種「終結中華民國」的倡議，也十分值得討論。

總之，在獨立建國的實質效益上，可以觀察到主流論述方向已經從過去希望取代「統治臺灣的威權外來政權」，逐漸轉向對抗「威脅臺灣民主社會的中國（ＰＲＣ）政權」。又，選擇獨立而非維持現狀可說是因「長痛不如短痛」，若獨立成功，在國際法上就可用正常的國與國關係來解釋臺灣與中國的關係，進而享受主權國家的主權獨立保障；若維持現狀，則須時時面臨被中國合法的「解放」的危機。雖然臺灣獨立得面對一段時期的威脅，但維持現狀或維持中華民國體制，仍會受到中國一樣且持續更久的威脅。

為什麼年輕人不重視臺獨？

「紅橙黃綠藍紫都輸了，還管什麼藍綠？」2018公投結束後，許多人在社群媒體上轉發這張圖片；柯文哲「垃圾不分藍綠」亦是近年流行的標語。上述情況可顯示出部分年輕人對兩黨失望，對統獨議題較為冷感。

就筆者觀察，身邊朋友對其他社會議題（如：婚姻平權、土地正義、勞權等）的關注程度明顯高於統獨議題。系上十幾位同學參加2018臺灣同志大遊行；校內同志遊行逾五十名學生參與；校內新國家運動遊行的參與者僅有二十多位。許多同學擔任婚姻平權公投的連署志工，但筆者尚未聽聞任何系上同學協助東奧正名公投連署。社群網站上常見婚姻平權相關言論與圖片，婚姻平權經常是茶餘飯後的閒談話題，然而同學之間少有對統獨議題的討論。

年輕人普遍較不關心統獨議題的狀況在今年初又有所轉變。習近平於一月二日發表《告臺灣同胞書》40週年重要談話，重申九二共識，表達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決心。蔡英文則即時說明臺灣在兩岸關係的立場，以「臺灣共識」回應——明確表示臺灣從未接受九二共識，堅決反對一國兩制。以蔡英文照片為底圖、配上總統談話摘要文字的圖片在網路上瘋傳，蔡英文網路聲量頓時大增，網友更喻其「撿到槍」。筆者身旁的朋友紛紛轉發相關貼文。儘管如此，所謂的「台灣共識」，內涵上還是跟「新國家運動」脈絡下主張推翻中華民國體制，建立新國家的立場有所區別，反而比較是以「中華民國台灣」這個政治共同體為核心，以守衛自由民主政體為號召的「共識」。

然而，統獨議題無疑是臺灣藍綠政黨最主要的競爭舞臺，不但影響選舉結果，更牽涉到政權的更迭。為什麼年輕人普遍不重視臺獨呢？宥銘表示，其可能原因為，許多人認為臺灣已足夠民主，維持現狀即可，不需要追求獨立。「有些人覺得，臺灣就已經可以選舉啦，是個民主的國家。雖然在法理上並不是個主權國家，但是至少遇到問題美國會用特別的法律跟我們建立關係，日本也會等等的，他們就覺得ＯＫ這樣就好了。」再者，經過幾次政黨輪替後，現在的執政者幾乎都是臺灣人。不曾經歷戒嚴時期的年輕世代對族群議題也難以感受到國族與民主的壓迫。「這是民主化的非意圖後果。你嚐到一點甜頭了，然後你就不會想到要從根本解決這個體制的問題。」

年輕人不重視臺獨怎麼辦？

面對這樣的現象，宥銘回應道，或許可透過文化與語言讓族群議題重新被重視：一旦我們開始說臺語，「就可以知道那種壓迫是什麼——你現在就說不輪轉」。

1970年代，政府開始貫徹獨尊華語的語言政策，積極全面地打壓方言。教育部倡導「說國語運動」，要求學生不僅於學校，只要在公共場合即須以國語交談。〈廣播電視法〉明文規定「方言應逐年減少」。彼時不會說國語的臺灣人被視為不愛國。國民黨將語言與政治綁在一起，在政治與教育上歧視母語族群。

語言與民族意識息息相關。日治時期的臺灣哲學家洪耀勳於〈風土文化觀：與臺灣風土之間的關聯〉一文中，論述臺灣文化與中國文化和日本文化不同，並進一步確立臺灣文化的主體性。洪耀勳認為，用臺語談論自己的思想是臺灣人的使命。臺灣人若長期使用殖民者的語言，就沒辦法發展健康的自我意識，臺灣文化也會「變態」地發展。當時的臺獨運動領導人王育德於《臺灣話講座》一書中寫道「要促進獨立運動，發揚臺灣民族主義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因此必須讓臺灣人明確意識到自己是臺灣人。」

然而，現今情況臺語的使用情況與以往大為不同，臺語對許多年輕人而言已相當陌生。對部分年輕人而言，臺語似乎已成為與上個世代的溝通工具；中文也逐漸不再是「別人的語言」。日治時期的知識份子認為以日文（殖民者的語言）闡述思想十分彆扭，但我們不會認為以中文闡述思想是困難的。當然宥銘不反對以華語談論思想，不過哲學有在地性，「每一種語言都有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譬如我最近在想，臺語日期的『天』與工作的『工』同音，以前的人是不是覺得『時間』與『工作』有什麼關聯？」如果無法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談論思想、從固有思考方式討論認識真理的可能，「我會覺得蠻可惜的。」

那麼如何讓出生就講中文、對殖民歷史不甚熟悉的年輕人願意踏入臺語學習的道路？這可從臺文社的培力方式一探究竟。宥銘談到，大部分的社員是因想以臺語與阿公阿嬤溝通而加入社團。社課時，會讓社員聽臺語歌、看臺語片、讀臺文小說等，並逐漸認識致力於推廣臺語的朋友，社員便因而更加認同臺語。在此過程中，社員也會接觸臺語被同化政策壓迫的歷史，漸漸發現自己不會講本應會講的語言，並認知到臺語與華語的語際權力不均。總之，從個人經驗出發是較為可行的培力途徑。

有趣的是，在談到想要「終結中華民國」的理由時，談的比較多的是與中國的關係、國際關係和主權防衛上的理由，不過談到如何讓年輕人重視臺獨，宥銘所嘗試的方式卻回到對於臺灣本土語言和歷史的重新記憶，或許是因為比起現實的國際政治盤算，在實踐上語言、文化和歷史仍是比較能喚起情感和熱忱的吧。不過，無論是透過語言和文化的重新記憶，或是和身邊的人討論中國的威脅和中華民國體制間的關聯，都是這一代獨派青年若想要增加獨立建國在年輕族群間的支持，所必須積極嘗試和實踐的。

獨立建國之外的另一號召：不同議題間串連

本次新國家運動三十週年的活動，主要發起人是公投盟及基督教長老教會等長期耕耘獨立議題的團體，並且串連各個青年社團或學生團體，如ＦＥＴＮ蠻番島嶼社、台大台語文社等社團，共同策劃11/17於高雄舉辦之新國家運動遊行。在遊行之前，則由各學生團體規劃系列活動，以讓社會大眾或校內學生對臺灣的轉型正義、獨立運動以及現在社會上各議題有所認知，並進行該場遊行的宣傳。

除了獨派青年團體之間的串連，各系列活動亦與欲共同倡議議題之社團有所合作，如師大暗暝合作社舉辦了「新國家在哪？——新國家運動三十年系列活動」，便與師大性壇社、師大人文學社等社團合辦講座，以尋求各類「進步」社會議題能與當前統獨議題有連結的機會。不過，在合作過程，須有合作上的基本認知，即該團體在進行議題的倡議過程中，是否願意與統獨議題有所牽連。

以臺大濁水溪社參與這次校內小遊行為例，他們為意識本土、關照社會的校內團體，尤以關心勞權議題為社內經營的方向。「勞工是一個國家的根本，新國家的建立過程中，唯有關注勞動權益，才能穩住它的根，成為一個深化民主、不怕大國壓迫的國家。」濁水溪社對於新國家運動的立場，便是在建立新國家的進程中，實現社會對勞工的保障。

「進步議題」與臺獨間的分分合合

三十年前，政治與反對運動間存有倚賴、結盟的關係。民進黨與勞權、女權、環境等倡議團體合作，一起對抗共同的大敵人——國民黨。以勞權為例，早期國民黨執政時，民進黨一貫支持工運。工運領袖與民進黨不乏互相合作的情況，如推動各項政策與修立法案。在女權運動上，婦運團體聯合民進黨發起「1221女權火、照夜路」遊行，促使〈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過。近四十年的反核運動更是由民進黨推行。彼時，所有的反對運動，基本上是可以團結在一起的。

在民主化之後，各個議題開始有自主性，議題之間的串連或合作越來越少，許多團體只關心自己做的議題，較重視「政治議題」的人和優先重視「社會議題」的參與者之間的分野也逐漸擴大，前者多半進入政黨工作，後者則分散在各個民間議題組織，這樣的趨勢造成各個議題之間的串連非常困難。然而，想解決一個社會問題，並不能只靠少數議題性團體的推動。「環境歸環境、性別歸性別、經濟歸經濟……這其實是假的啊，沒有什麼真的可以切那麼乾淨。」一旦臺灣被中國統一，就沒有主權完整的國家守護這些進步議題，之前推動議題的努力都是枉然。

另一方面，「獨派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隨著社會進步。」宥銘提到，老獨派對社會議題往往採取保守態度。老獨派可能對性別議題非常不友善；對環境議題沒什麼想法；因自身為資本家，而對勞工議題也不是很在意。以婚姻平權為例，日前過世的獨派大老、民主前輩高俊明牧師反同婚立場鮮明，引起部分挺同人士大加撻伐。高俊明牧師所屬的長老教會長期支持民主運動、為政治受難者發聲，但在婚姻平權上，北部與中南部教會的立場經常出現分歧。這或許成為婚姻平權支持者不支持臺獨的原因之一。

議題間串連的意義：交織的同溫層和被壓迫身分

在這樣的脈絡下，本次新國家運動的其中一個重要號召便是連結能源、環境、性別、教育、族群、主權、勞動等進步議題，希望藉此讓支持獨立的人們別再對獨派的保守態度失望，「不要再讓明明是支持獨立的人，看到獨派裡面一些問題，然後就喊出什麼『ＸＸＸ的臺獨我不要』。」

為什麼議題間的串連是重要的呢？一方面，許多關心公共事務的人對於其他各種議題的關心程度都遠大於統獨議題，對此，新國家運動的策略是，透過與其他進步議題的串連，使原本較了解其他議題的群眾也能開始了解青年獨派對於各項議題的立場為何，並讓更多人願意了解與支持臺獨的主張。換言之，串連議題的同時，也可能因此串連起不同議題的同溫層和關注者，讓不同議題的理念得以在更多群體間傳播與溝通。

更重要的是，雖然許多議題都在關注某個受壓迫的角色，但不同團體在各自推動議題的同時，無意間可能也會出現壓迫他者的情形，新國家運動便是希望能使不同議題的倡議者串連起來，在關心自身議題的同時，也要留意所使用的手段或倡議的目標是否不自覺地也形成了新的壓迫（例如透過攻擊某親中派意見領袖的外表或少數族群身分來打擊對方），不能透過壓迫他人的方式來解決自己被壓迫的情形 。

甚至，在同一個人身上，常常同時作用著複數的壓迫，一個臺灣人可能既因為身為女性而受到壓迫，又因為作為一個失去使用母語能力的臺灣人而受到壓迫。面對這樣交織的壓迫，不論從政治實踐的現實角度，或者從不同壓迫背後交纏的社會結構來看，任何一個社會議題希望根本的解決問題，都很難「獨善其身」的只專注在自己的關懷上；同時，不同議題間的交流和協商，或許也是解決議題參與者的認同困境的重要契機：當一個女性臺獨支持者發現獨派不乏母豬教徒，或是一個臺派同志發現同運圈「很藍」，抑或一個被迫遷的臺派居民發現很多臺派和民進黨政府不願協助自己的時候，顯然都需要跨議題的合作和協商才可能解決。

校內小遊行之成效：全臺語宣講的嘗試

回到十月二十五日校園內的小遊行，林宥銘坦承，當天的活動與群眾的互動太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成員單方面的宣講。在小福和遊行至校門口時，雖然沿途的宣講和一路上嗩吶的吹奏成功引起不少路人側目，但鮮少人願意駐足聆聽完全部的短講內容，遑論跟著遊行走完全程。最後遊行到陳文成紀念廣場時，才有了與其他同學交流的環節，遊行隊伍準備了拼圖，邀請在場的各位在拼拼圖的同時，說出自己對新國家的想像為何。遊行尾聲，則由在場眾人在「臺灣翠青」這首歌的悠悠樂聲中結束。如果能重來，宥銘認為或許有更好的形式來包裝新國家這個議題，讓更多人去認識它，並參與更多、更進一步的討論。

林宥銘全程以臺語進行短講，「我們社團的訴求就是，我們要用臺語去思考所有事情。」即便知道在場不少臺大學生不諳臺語，使用臺語進行理念的宣揚未必能讓他人得以了解宣講的訴求，他依舊堅持。他希望大家在聽到這個語言的同時，能夠有所自省，是什麼樣的原因會使得自己理應熟練使用的語言，在當下反而覺得陌生？又是因為什麼，造成明明這是屬於這塊土地的語言，你卻不知道從何理解它？不過，臺語文社的直播留言中，卻有人指出宥銘部分字詞發音不標準，「我就是講得很爛，讓你們知道這就是這個體制對我的壓迫」，對此，他是如此反應。不只是要讓一般的臺灣群眾意識到這份壓迫，更要讓臺語的使用者有所警醒，是什麼樣的原因導致這個語言的使用情況凋零。

不過，走出學校，面對校外不同群眾、不同議題，還是得選擇合適的語言。面對勞工族群，臺語的熟練使用或許屬於必須；談及原住民議題，能運用到原住民族族語也許是個優勢。總的來說，為了能讓多數群眾得以了解運動者的倡議理念為何，華語的使用應較能廣泛地讓人理解，不過臺語（或者其他本土母語）的適時使用，則有更加強倡議力道的作用，且或多或少亦能使我們意識到，華語身為一個優勢的語言對其他本土語言所形成的危機。

展望：臺語文社的實踐路徑

今年的新國家運動三十週年活動，暫時在11/17的高雄遊行後告一個段落，在那之後，團體的成員回到各自的崗位，各自進行著人員的培力與理念的推廣，目前看來並沒有打算再次集結舉辦如這次大遊行一樣的公開活動。至於臺大臺語文社，宥銘表示，將會在校內持續做與政治議題相關的推廣。他說，語言本身即為非常政治化的一件事情，它不止影響了我們的思考模式，也可能影響我們的政治意向。據聞，臺語文社的成立初期也是相當地政治化，很難把它定義成一般的語言學習型社團。

然而，這並不代表新社員的入社動機都可以被解釋成具有政治上的興趣。有人或許只想單純地學習臺語文，可能不曾意識到語言跟政治有所牽連。宥銘認為，「對方的意識若跟你在不一樣的位置，你要怎麼去說服他，這是社會運動者都應該要思考的問題。」這份認知，談及臺灣的主權議題時尤為重要。每位獨立運動的運動者，不可能一開始就對中華民國政府覺得反感，而貫徹始終地認為臺灣獨立才是他們的信仰。不少人可能不願意承認，幾年前的自己仍然是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人，更而無法與過去的自己和解。

在這島上，人民在政治立場的表述有千百款，就算自己堅守「獨立建國」的價值才是正確的，也不一定能跟身邊的人取得共識，更何況是全島的居民。因此，對於社員，身為社長的宥銘並不會強硬地灌輸社團所抱有的政治思想，而是會讓社員從語言開始認識和理解台灣的歷史，進而使他們有所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