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意識報
108-2聯合選舉將於5月28 日(四)舉行,為了讓大家在投票時有更多的參考資訊,意識報特別訪問了學生會長候選人,希望大家可以對他們有更多認識。
本篇受訪者為第33屆學生會會長2號候選人—梁聖宇。
一、參選動機與政見
Q:去年,學生會長凃峻清在開學典禮上發表關於反送中立場以及守護台灣民主的言論,之後學生會也參與了聲援香港各大學的聲明,這些與政治明顯相關的舉動也引起一些討論,包括學生會能代表學生到甚麼程度。對於這些質疑與討論,您會如何回應?未來的學生會在這類政治相關的爭論中,又會站在甚麼樣的立場?
我認為無論是反送中、守護台灣的言論,這些問題跟台灣乃至於台大都息息相關,台大學生會的表態也會影響社會的改變,針對代表性的部分,縱然投票率低,仍是法定代表,我會盡可能尋求共識,在無法時時測定大家看法的情況下,我會選擇在選舉期間表達我對每個議題的立場,也會在未來積極跟大家討論。
針對表態標準,我認為反送中代表的是正義與否、良知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人都可以感受到的普世性的問題。其他諸如環境、性別、勞動議題也是,都會積極表態。
Q:接續上題,不可否認的是,台大學生會長久以來與台灣的社會脈動有相當的關聯,也扮演了推動台灣社會進步、改革相當關鍵的角色。想問您作為僑生,無論是在準備選舉或是準備政見論述的過程中,你認為自己的僑生身份會對這份角色產生什麼影響?
很多人會覺得作為國際學生好像是過客,但隨著生活在台大愈來愈久,發現很多問題真的是普世性的判准,像是勞權、性別、環境等議題,不會因為身份而改變,即使是轉型正義這類很直觀跟身分政治有關係的議題,在努力了解、嘗試與同理後,增加的信念是:這些議題沒有真的這麼遙遠。
作為外國學生,身份上的適任本來就有很多的詮釋角度,做為社群的少數,我沒有要用這個身份去規避任何我需要負責或瞭解的表態,我也是台大社群裡當然的學生,也有權利可以選舉。蠻有意義的是:這個身份提供我關懷各種不同的少數,體現多元性與象徵性存在。
本篇受訪者為第33屆學生會會長2號候選人—梁聖宇。
Q:在經過去年的落選經驗後,是什麼促使您再次投入學生會長選舉?參選的動機與理念為何?
我覺得在台大生活的期間,對於週遭環境或這塊土地會漸漸有情感,開始有想要改變的事情。每年候選人都會提不同的政見、想法,希望能促成改變,可是其實很多事情都應該被區分為:想要做和能夠做。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這一年裡真正能夠做什麼、改變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的參選也是希望未來學生會可以有更加多元的聲音,如果可以藉此機會鼓勵更多不同身份、角度的同學參與學生自治,我認為是很好的一個方向。
Q:去年您在選舉期間似乎遭受不少抨擊,如擔任政治系學會學術部幹部時讓江宜樺來演講,或是被認為不能夠強硬地表達訴求等,請問您對這些評價有什麼想法?這次會如何回應或化解這些批評?而且,我的參選也是希望未來學生會可以有更加多元的聲音,如果可以藉此機會鼓勵更多不同身份、角度的同學參與學生自治,我認為是很好的一個方向。
當時確實受到非常多的批評,落選對我打擊很大,我也非常難過。但後來我卻蠻感謝當時的落選,因為這樣的過程才讓我看見更多不一樣的自己。回過頭看那些批評,當中確實有很多是善意的,或是真心希望我看見這樣的問題。
例如你們舉例的江宜樺演講事件,當時我覺得社會對話是有可能的。但是,過去一年發生的反送中事件,還有落選後的我花了很多時間了解台灣這塊土地過去所承載的歷史,嘗試理解台灣的民主運動發展、轉型正義等。在聽完江宜樺對三二三的看法與表態後,我發現我沒有辦法在這樣的前提下認同他講的話,我意識到講師與學生間的權力關係是不平等的。過去發生的我沒辦法改變,我只能記得、背負這些東西,用我的言說、行動去回應每個人。
至於不能強硬地表達訴求的部分,其實對過去的我來說,確實是蠻大的挑戰。但在落選與這段生命經驗中,我不斷地成長。我嘗試盡我所能,我選擇的是站出來,在我有限的資源下,回應台大學生會長要面臨的問題。
Q:您在去年的選舉中特別呼籲校園對僑生處境的重視,也在政見中強調對於各類弱勢學生的關懷。因此,具體而言,您認為目前哪些弱勢族群的議題是沒有被學生會關注到的?應該新增哪些機制協助校園弱勢族群?例如你們舉例的江宜樺演講事件,當時我覺得社會對話是有可能的。但是,過去一年發生的反送中事件,還有落選後的我花了很多時間了解台灣這塊土地過去所承載的歷史,嘗試理解台灣的民主運動發展、轉型正義等。在聽完江宜樺對三二三的看法與表態後,我發現我沒有辦法在這樣的前提下認同他講的話,我意識到講師與學生間的權力關係是不平等的。過去發生的我沒辦法改變,我只能記得、背負這些東西,用我的言說、行動去回應每個人。
至於不能強硬地表達訴求的部分,其實對過去的我來說,確實是蠻大的挑戰。但在落選與這段生命經驗中,我不斷地成長。我嘗試盡我所能,我選擇的是站出來,在我有限的資源下,回應台大學生會長要面臨的問題。
雖然過去有外務部,現在則有國際事務部,但長年以來並沒有打破僑外生跟本地生社群的隔閡。許多國際生來台灣是希望了解台灣的歷史、認識這塊土地,但在實際的情況下,更多時候他們還是選擇依靠自己母國社群。
又舉例來說,疫情發生後有許多課程轉成遠距,我們作為語言優勢的族群,可以輕易地達成轉換。但是,對於經濟弱勢或身心障礙的學生,他們有無資源能夠配合制度的轉換呢?大家雖然認為學生會已經關注各種不同的弱勢議題,但是實際上,校內決策往往無法在第一時間關照弱勢族群的問題。因此,我希望利用SDGS的框架去盤點,聽見不同族群、性別、經濟等弱勢族群的聲音,讓他們能夠平等地被涵蓋。
又舉例來說,疫情發生後有許多課程轉成遠距,我們作為語言優勢的族群,可以輕易地達成轉換。但是,對於經濟弱勢或身心障礙的學生,他們有無資源能夠配合制度的轉換呢?大家雖然認為學生會已經關注各種不同的弱勢議題,但是實際上,校內決策往往無法在第一時間關照弱勢族群的問題。因此,我希望利用SDGS的框架去盤點,聽見不同族群、性別、經濟等弱勢族群的聲音,讓他們能夠平等地被涵蓋。
(追問):剛才也提到許多本質性的問題,例如身心障礙、語言的隔閡等,除了要聽見他們的聲音外,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政見?
其實台大學生會與校方的作用就是必須處理這些本質性的問題,學生會應該作為一個橋樑。在語言政策的方面,希望能建立一個語言交換的平台,透過學校的力量推廣這份資訊,讓需要學習中文的國際學生,能夠與想學習英文或異國文化的本地學生,建立一個互助的關係與機制。
至於身心障礙族群的政策則大致分成兩個面向。身障者的部分,雖然我只與少數幾人訪談過,但已明顯發現少數族群的配套措施在疫情中延遲的問題。未來也希望透過他們增加更多樣本,更深入了解身心障礙者所面臨的問題;而心靈問題的部分,我則提出設立福利部心理健康小組,進行去污名化的工程。我還在與許多不同相關背景的學生請教,希望未來能成立社會支持的同儕團體,透過工作坊、諮商師設計好的輕鬆談話形式與陪伴,讓身心狀況欠佳的同學知道他們是有人在乎的,並且可以在這裡交朋友。
二、校內議題與學權推動至於身心障礙族群的政策則大致分成兩個面向。身障者的部分,雖然我只與少數幾人訪談過,但已明顯發現少數族群的配套措施在疫情中延遲的問題。未來也希望透過他們增加更多樣本,更深入了解身心障礙者所面臨的問題;而心靈問題的部分,我則提出設立福利部心理健康小組,進行去污名化的工程。我還在與許多不同相關背景的學生請教,希望未來能成立社會支持的同儕團體,透過工作坊、諮商師設計好的輕鬆談話形式與陪伴,讓身心狀況欠佳的同學知道他們是有人在乎的,並且可以在這裡交朋友。
Q:您在政見中提到加簽的熱潮,因此希望熱門課程班次加開,想請問實際執行可能性?像是老師不願意?或是增聘師資困難、教授已達授課時數,此時要如何向校方要求?您也提到「並不能僅由修課人數評斷,更應該由初選人數或欲加選人數做出進一步的評估。」但台大學生往往一開始就是狂填課程,加開班次之後真的符合實際需求嗎?
這部分主要談論的是語言、通識、教育等全校性的課程,聘請新的教師或增開課程的難度會相較院系課程低,像是語言、體育等課程就有這樣的加開空間。希望未來教務處在開課時能將欲加簽人數納入考量,在教師同意的前提下,擴增教室規模,或是轉變成線上課程、非同步錄影,讓更多人得以享有這些資源。
確實可能有些學生因為缺學分就狂填,但比例不一定高。我認為在選課時填在前面志願序都是重要籌碼,因此,在進行欲選課程人數評估時,可以統計該課程被放在志願序前面的比例。
確實可能有些學生因為缺學分就狂填,但比例不一定高。我認為在選課時填在前面志願序都是重要籌碼,因此,在進行欲選課程人數評估時,可以統計該課程被放在志願序前面的比例。
Q:您在轉型正義相關政策中,提到將「持續辦理講座、展演、電影播映」進行「受害者圖像釐清」、「國際經驗的交流」,了解屬於臺大的白色歷史,並進行相關團體的合作與諮詢。想問一下除了這類校內外已有不少組織都有在推動各種講座、電影放映等形式,台大學生會有無跳脫這類方式的可能?或是如何更結構性地要求學校必須建構轉型正義相關議題納入校史、校園規劃議程等?
現階段而言,舉辦講座、電影放映是比較可行的,我們也會繼續進行。同時,我們希望能透過更多元的形式,思考如何在活動中融入相關的元素、降低了解議題的門檻,像是今年共生音樂節、台大歷史週的實體或線上互動遊戲。
此外,我們還希望與外部民間團體合作、進行小組培訓。期望未來轉型正義小組有更強的論述能力,繼續耕耘校內。甚至有能力理清台大其他未被揭露的白色恐怖歷史,並要求校方納入校史。
此外,我們還希望與外部民間團體合作、進行小組培訓。期望未來轉型正義小組有更強的論述能力,繼續耕耘校內。甚至有能力理清台大其他未被揭露的白色恐怖歷史,並要求校方納入校史。
Q:您在本土語言的政策中,有提到希望學校重視本土語言課程的需求,加開台語、客家語、原住民族等本土語言課程,以及使用本土語言授課的學術類課程。過去台大曾鼓勵教師以本土語言進行教學,但仍面臨教授普遍缺乏開設動機、備課困難,甚至缺乏師資等問題,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呢?又,在台大本土語言使用人口極為稀少的情況下,又希望如何進一步推動本土語言的保存與教育?
我認為可以做的事情是盤點校內教授使用語言的習慣,並在彼此同意的基礎下鼓勵有使用習慣的教授在課堂中使用本土語言。透過學生會了解開課的問題並嘗試解決,加上學校的補助鼓勵政策。
台灣的本土語言使用習慣面臨斷層危機,我們希望推動的方向是:讓更多的大眾知道本土語言的歷史脈絡,鼓勵他們去學習、了解語言本身的內涵與文化,透過語言認證的獎學金機制提供誘因。
我認為將本土語言小組稱作本土文化小組更為貼切,若只關注語言的面向太過單一。我也希望利用小組推廣本土語言的使用,例如前往部落學習語言、與當地居民互動,了解部落的歷史與文化等。
台灣的本土語言使用習慣面臨斷層危機,我們希望推動的方向是:讓更多的大眾知道本土語言的歷史脈絡,鼓勵他們去學習、了解語言本身的內涵與文化,透過語言認證的獎學金機制提供誘因。
我認為將本土語言小組稱作本土文化小組更為貼切,若只關注語言的面向太過單一。我也希望利用小組推廣本土語言的使用,例如前往部落學習語言、與當地居民互動,了解部落的歷史與文化等。
Q:在3/21的校務會議中,立場各異的學生代表與校方針對校務會議能否直播、誰能直播、校務會議是不是一個公開的場域進行了討論和投票,最後的結果是以後的校務會議不能有任何形式的直播,對此決議贊成和不認同的意見各執一方,請問您對於此事件的結果看法為何?您若上任,將會如何處理直播與媒體採訪的問題?
對這個結果蠻難過的,原本校務會議中的學生席次就甚少,案子通過後,將導致學生的意見更難被聽見,甚至把權力交給校方。至於學生提案禁止媒體,我知道那是為了凸顯校方雙重標準,沒想到卻通過,一方面社會可以看到台大校方規避媒體監督的誇張程度,但一方面也導致學生失去了媒體傳播的管道。因此學生代表應該積極倡議讓校務會議能夠公開透明,無論花多少年都必須拿回這個權利,如果校務會議代表強硬、溝通不成,我們不排除校內連署與社會倡議,造成校方壓力。
(追問)所以若當選,會重新在校務會議提案開放媒體採訪或直播嗎?爭取策略上有先後順序嗎?
會覺得應該分兩個階段,分開提,這樣至少有一個會成功,先後順序還沒有想好。
Q:請問您如何看待學生會與學代會間的關係?您認為學生會與學代會應該維持怎麼樣的關係?
學代會與學生會的衝突在所難免,有監督制衡與相互協助校務推動的關係,希望在組織文化中能更合作,突破學生自治的困境,但一方面學生會掌握的資源很多,需要適度被監督,否則就會發生之前十幾萬浪費的情況,最重要的是,不應該因為政治派系鬥爭而質詢,應該是因為校務發展,我會傾向多溝通得到學代的認可。
Q:整體而言,您會如何評價32屆學生會的施政?認為有哪些應當延續的政策?有哪些事項應該被改進?
每一屆的作為都有褒有貶,要放在不同屆次的比較才能比較出來,我經歷過30屆、31屆與32屆,在社會議題面向,三屆都有發聲,32屆學生會的特色是看到許多對於轉型正義或本土語言復振的部分,未來可以持續推動。可是有些面向推動進度緩慢,像是永續、國際事務、轉學、身心障礙者等業務,有些現在才進到可行性的評估,故我認為面對廣泛議題的重視,30屆、31屆做得比32屆好。
還有一個矛盾的點是:這屆學生會以「學權式的學生會」進行號召,作為當選的原因,但當選後活動的預算費用非常龐大,甚至擠壓到各種議題性部門的費用,像是轉型正義、永續、性別,這些費用是不均等的。我覺得這是未來學生會可以改善的,這也是我在資源分配、心力分配、政策撰寫時最大的考量。
Q:在與校方爭取學權的部分,您認為學生會的困境為何?若當選,您要如何解決學生無法進入決策中心的問題?
我認為最關鍵原因是因為學生支持度不夠高,無論是投票比例或是話語權,這件事無法短期改變,須透過兩種方式,一方面讓學生知道他們的意見有影響力,一方面則是推動政策,不只是對社會議題表態,也要讓他們有感,讓他們知道投票有作用,藉此提高參與意願,制度性改革也要持續推動,像是吳奕柔前會長提過的學生自治組織有自己的ntu mail信箱、行政會議的參與權限、各種會議的席次代表,要求校方改善。
三、校外議題參與(追問)所以若當選,會重新在校務會議提案開放媒體採訪或直播嗎?爭取策略上有先後順序嗎?
會覺得應該分兩個階段,分開提,這樣至少有一個會成功,先後順序還沒有想好。
Q:請問您如何看待學生會與學代會間的關係?您認為學生會與學代會應該維持怎麼樣的關係?
學代會與學生會的衝突在所難免,有監督制衡與相互協助校務推動的關係,希望在組織文化中能更合作,突破學生自治的困境,但一方面學生會掌握的資源很多,需要適度被監督,否則就會發生之前十幾萬浪費的情況,最重要的是,不應該因為政治派系鬥爭而質詢,應該是因為校務發展,我會傾向多溝通得到學代的認可。
Q:整體而言,您會如何評價32屆學生會的施政?認為有哪些應當延續的政策?有哪些事項應該被改進?
每一屆的作為都有褒有貶,要放在不同屆次的比較才能比較出來,我經歷過30屆、31屆與32屆,在社會議題面向,三屆都有發聲,32屆學生會的特色是看到許多對於轉型正義或本土語言復振的部分,未來可以持續推動。可是有些面向推動進度緩慢,像是永續、國際事務、轉學、身心障礙者等業務,有些現在才進到可行性的評估,故我認為面對廣泛議題的重視,30屆、31屆做得比32屆好。
還有一個矛盾的點是:這屆學生會以「學權式的學生會」進行號召,作為當選的原因,但當選後活動的預算費用非常龐大,甚至擠壓到各種議題性部門的費用,像是轉型正義、永續、性別,這些費用是不均等的。我覺得這是未來學生會可以改善的,這也是我在資源分配、心力分配、政策撰寫時最大的考量。
Q:在與校方爭取學權的部分,您認為學生會的困境為何?若當選,您要如何解決學生無法進入決策中心的問題?
我認為最關鍵原因是因為學生支持度不夠高,無論是投票比例或是話語權,這件事無法短期改變,須透過兩種方式,一方面讓學生知道他們的意見有影響力,一方面則是推動政策,不只是對社會議題表態,也要讓他們有感,讓他們知道投票有作用,藉此提高參與意願,制度性改革也要持續推動,像是吳奕柔前會長提過的學生自治組織有自己的ntu mail信箱、行政會議的參與權限、各種會議的席次代表,要求校方改善。
Q:去年,學生會長凃峻清在開學典禮上發表關於反送中立場以及守護台灣民主的言論,之後學生會也參與了聲援香港各大學的聲明,這些與政治明顯相關的舉動也引起一些討論,包括學生會能代表學生到甚麼程度。對於這些質疑與討論,您會如何回應?未來的學生會在這類政治相關的爭論中,又會站在甚麼樣的立場?
我認為無論是反送中、守護台灣的言論,這些問題跟台灣乃至於台大都息息相關,台大學生會的表態也會影響社會的改變,針對代表性的部分,縱然投票率低,仍是法定代表,我會盡可能尋求共識,在無法時時測定大家看法的情況下,我會選擇在選舉期間表達我對每個議題的立場,也會在未來積極跟大家討論。
針對表態標準,我認為反送中代表的是正義與否、良知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人都可以感受到的普世性的問題。其他諸如環境、性別、勞動議題也是,都會積極表態。
Q:接續上題,不可否認的是,台大學生會長久以來與台灣的社會脈動有相當的關聯,也扮演了推動台灣社會進步、改革相當關鍵的角色。想問您作為僑生,無論是在準備選舉或是準備政見論述的過程中,你認為自己的僑生身份會對這份角色產生什麼影響?
很多人會覺得作為國際學生好像是過客,但隨著生活在台大愈來愈久,發現很多問題真的是普世性的判准,像是勞權、性別、環境等議題,不會因為身份而改變,即使是轉型正義這類很直觀跟身分政治有關係的議題,在努力了解、嘗試與同理後,增加的信念是:這些議題沒有真的這麼遙遠。
作為外國學生,身份上的適任本來就有很多的詮釋角度,做為社群的少數,我沒有要用這個身份去規避任何我需要負責或瞭解的表態,我也是台大社群裡當然的學生,也有權利可以選舉。蠻有意義的是:這個身份提供我關懷各種不同的少數,體現多元性與象徵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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