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博謙、林家婕
本文中副教務長在今年四月受訪，目前已卸任，並調職至加拿大U of Alberta
世界排名、國際生與國際化
老牌NGO國際教育機構（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IIE）在2018年3月的國際學生流動調查報告中呈現了驚人的國際學生流動趨勢，國際學生從2001年的2100萬人激增至2017年的4600萬人，其中美、英蟬連前兩大留學標的，而第三大留學標的則替換為快速崛起的中國。值得留意的是，IIE分析各國際組織資料後，發現東亞各國因為高度經濟發展而展現了極高的國際學生流動力，超過百萬的國際學生流動就佔了全球高教流動的23%。中、日、韓作為三大留學標的國就掌握了92%東亞區內的國際學生流動，各國內頂尖大學對外大量簽訂區域性多邊交換協定和建立學術合作網絡協作，並逐漸以英文作為主要學習語言。
臺大顯然也投身在這股爭奪國際學生的潮流之中，因此，「世界大學排名名次」對於臺大的重要性在於：對不熟悉台灣這個國家的外籍學生而言，明確以數字顯示的排名很直接地形成他們看臺灣的第一印象，為了在國際學生流動性極高的現況中提高學術國際化程度，須以排名積極爭取國際人才來到臺灣。此外，在過去長達十年的邁頂計畫中，教育部將臺大前進百大視為相當重要的目標，因此爭取競爭性預算也成為臺大努力推動國際化政策的長期誘因之一。
那麼，臺大在世界大學排名中的表現如何呢？事實上，近幾年臺灣大學在部分世界大學排名中不進反退：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中，臺灣大學在2018年降至全球198名；2017年，臺大QS世界大學排名則退後至76名，亞洲大學排名25名，落後新興崛起的馬來亞大學而引起國內討論。
本刊檢視QS世界大學排名和泰晤士報世界大學排名這兩個最廣為參考的綜合性世界大學排名，發現臺大在兩者的最新排名分別為72名和170名，以國家代表性名校來說難謂亮眼。然而，若細究其中每項指標(rankings indicators)可發現，在教研實力上臺大均獲得很高的評價。在QS世界排名中，拿到學術聲譽(academic reputation)88.6分，雇用者聲譽(employer reputaion)70.7分，教員人均引用數(citations
per faculty) 68.7分的好成績（滿分100分），足以和我們耳熟能詳的一流名校並駕齊驅；在泰晤士報世界大學排名中，臺大在教學拿到54.9分，研究56.8分，引用59.4分，亦屬中上水準，特別是在教研兩項指標。
是什麼拉低了臺大的世界排名呢？在QS排名中，顯然是高生師比（只得到40.2分）和低比例的國際教員（只得到16.6分）和國際學生（19.8分）；泰晤士報排名中，臺大在國際展望(International Outlook)這項計算國際教員比例、國際學生比例和國際協作的指標也只拿到34.6分。在這兩個排名中，臺大的國際化分數在整份排名中是絕無僅有的低，可說是居於國際化程度的最下層。雖然國際化在兩份排名的分數佔比僅佔7.5%和10%，但臺大低國際化的表現會受一級主管高度關注並不難想像。
「外籍師生比」和「英語授課課程」是兩個評估國際化程度的重要因素。其中，「外籍生師比例」是要評估校內師生組成的多元性，在一個學習空間中，是否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或教師，在校內進行大量的文化交流，培養廣闊的國際觀。然而，單看人數的表象並無法反映一所大學有多「國際化」，例如，即便國際生人數眾多，也可能外籍生和外籍生固定混在一起，本地生也只和本地生交流，雙方各玩各的。即便在同一校園空間內，卻沒有太多實質文化上與知識上的交流，這樣還能夠說這是一個國際化的校園嗎？此外，若外籍師生中有大量比例是來自類似的文化背景（例如都是東南亞學生或中國學生），在師生組成的多元性是否降低了國際化交流的效果？
「英語授課課程多寡」也是國際化的一項指標，而且其增加似乎是一項國際趨勢。英媒獨立報(Independent)在2018年2月的報導指出，僅2017年一年內，歐洲大陸的英語授課課程就增加了13%，波蘭各大學提供的英語授課課程更是在近三年內翻倍。目前臺大英語授課約佔總課程數的6到8％，並不算多。根據國際事務處在網路上公布的2018/2019 study at
NTU brochure，目前在大學部能靠英語授課修滿畢業學分畢業的只有外文系和資工系，研究所反而有比較多可以選擇只靠修畢英文授課畢業，整體而言很難稱得上是對國際招生有利的學習環境。本刊查詢東京大學的課程系統— 東京大学授業カタログ，在給大一大二上的學部前期課程中，3795堂課中有951堂英語授課，但細看幾乎都是單純的英文課，沒有參考價值；在多為專業科目的學部後期課程中，5280堂課裡有630堂英語授課課程，約佔12%。雖然不算太高，但仍比臺大多。
國際學生流動下的招收策略
姜麗娟（2010：113-138）早在2010年便分析亞洲各國的跨國高等教育經營，發現各國不僅紛紛宣示欲招收之國際學生數目標，更有著相當多樣的法令和政策支持。新加坡從1997年後便大量邀請全世界名校到新國和當地大學一同設立分校或研究機構，同時也讓新加坡國立大學到國外設立分校，其中投資金額之大和組織靈活度叫人瞠目結舌，不禁令人懷疑其他國家能不能、值不值得負擔這樣的高教投資。然而，能招攬史丹佛、康乃爾、早稻田等一流名校固然叫人稱羨，但並非所有合作都有好的結局。2007年因為成效不佳關閉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醫研究所，過去九年間已獲補助5200億美元，新加坡政府的損失相當可觀。除了新加坡之外，馬來西亞也跟著新加坡的腳步，讓海外大學在國內設立分校。南韓則設立自由經濟區，吸引外國名校駐點。事實上，前臺大校長候選人管中閔也曾以和國際名校合作設立分校與學院作為競選政見，未來若能實現，臺大也可能採取類似的發展方向。
為加強招收外籍學位生，國際長認為最重要的誘因是「獎學金」。臺大設有國際學位生助學金，包含生活補助費每月新台幣6千元，即一學期有3萬元，文學院、社科院、醫學院等亦設立相似金額的國際學位生獎學金，但這些項目是不得同時申請的，故金額頂多只能提供兩成的補助。放眼國際上其他積極以豐富獎學金招生的大學，港大提供的獎學金每年20.1萬港幣，幾乎可全額負擔學雜費與生活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亦提供國際學生全額獎學金，並另外補助學雜費及生活津貼。很現實的是，當一個學生同時錄取兩間大學，他更可能優先考慮提供高額獎學金的一方。尤其在去年度，臺大的競爭性經費又被大砍四成，經費短缺情況相當嚴重。國際長以大賣場比喻國外大學以雄厚獎學金相互競爭，面對財力角逐，臺大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只能走向「一流的精品」，沒有和其他學校一拼補助規模的空間。
關於獎學金，副教務長持不同意見。他認為高獎學金未必代表較低的就學成本。以臺大而言，學費訂得很低，一年約5萬到8萬新台幣不等，其他國家的大學學費扣掉獎學金仍然比臺大收費高。低學費是臺大財源不足的主因之一，臺大學生家戶所得中位數遠高於全國水準，讀大學需繳金額卻可能比讀私立高中低，相反的，低收入的家庭卻不是全部都能獲得獎學金的補助。這樣的財務運作既不正義，也不合理。副教務長提出一種新的可能：若能以臺灣家戶所得中位數為基準，中位數以上的家庭收取現在學費的三倍，而中位數以下的學生免學費，不僅高所得家庭依然能夠負荷，可能還有額外的經費能另外作為獎學金。維持公平正義之餘，臺大也才有財力像其他國家的大學那樣發獎學金拉人。然而，台灣人重視形式平等，又缺乏強大的私立學校和臺大等公立頂尖大學抗衡。使臺大在以頂尖國立大學為頂點的階序中受到高標準的檢視，根本不可能帶頭漲學費。
「外國人不太知道臺灣在哪裡，但是只要讓他有機會來台灣，幾乎很少不愛的。」張國際長表示。她認為臺大應該多利用華文、東亞中心等優勢去吸引外國人，製造讓他們接觸到臺大的機會，像國際事務處開設的「國際短期課程」就是相當好的起點。這些短期課程標榜是臺大「自己的教師」去授課，盡量不委外辦理，以確保課程的品質。期望先以短期班宣傳臺大的「質」，打動國際學生，以後有機會可以再次回到臺大。「我們在創造NTU Baby，就是一個國際生從短期、碩士、博士……長期認識台灣，那絕對是將來我們散播出去的力量。」臺大雖然實力不錯卻缺乏能見度，有效創造「臺大體驗」才能慢慢建立口碑。
邁向國際化的未竟之業：國際學院
「國際學院」的課程設計為大一、大二不分系，透過人類學、社會學、數學、程式設計等科目，培養跨領域的知識基礎；大三、大四開始選擇專業科目時，由於已奠基了足夠的知識廣度，能夠不被限制在一定的框架中。以現今的課程規劃來說，是用四年來訓練一項專業，但各領域知識量暴增、變化又快，如果修業年限不延長，這種教學模式就不見得能訓練學生應對現代社會，還不如培養學生自學的能力，把知識建構的空間和能力留給學生。另外，國際學院規劃了四年一貫的design course，讓學生選擇一個專題去解決問題，像以前的學徒一樣跟著教授解決實際問題，用實作的角度學習。
副教務長提到，這樣的課程設計有參考國外的大學，例如培養了基礎能力與語言能力的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和韓國的延世大學都是國際學院的範本。他希望維持國際學院和本校的連結，多找本校的老師，而不是到外面另尋新老師。這和國際長張淑英的意見相符，她也認為要避免有些先例讓國際學院和本校區隔離的情況，應該注重與學校全體的整合性。
關心高教的學者戴伯芬在2016年投書蘋果日報「學位：臺大販賣部的新商品」，質疑臺大國際學院成本高、定價又缺乏競爭力，能不能回本大有疑慮。另外，國際學院採獨招形式，存在為有錢人開後門的嫌疑。
事實上，國際學院在招生制度方面希望比照國際標準，對所有新生不分本、外只接受SAT的結果作為成績證明，而這樣的招生制度與教育部的意見相佐。根據副教務長的說法，教育部認為持中華民國護照者皆必須通過學測或指考入學，否則就是給有錢人開後門。他則認為國際學院就是要爭取那些錄取歐美名校的高中畢業生，舉例而言，若有一個台灣學生錄取UC Berkeley（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那臺大又有什麼理由不要這個學生？國際學院的目標就是打造出品牌，若有朝一日能做到讓這樣的學生放棄出國，肯定與選擇臺大，將人才留在臺灣，就是國際學院的成功。本報記者認為，在台灣會不循一般升學管道，而選擇準備SAT等其他國外升學考試的中學生，不外乎家境富裕、選讀貴族私校或美國學校者。縱然他們在正規升學管道外表現優異，所以有機會入讀世界一流名校，仍不改身份上屬特殊階級子女的事實。臺大作為獲取國家大筆補助的公立大學，若執意要為這些特殊背景的台灣學生敞開入學的窄門，難逃社會非議。
國際學院一方面追求學術上的國際化及多元性，一方面又期望能以外籍生為主，培養跨領域的國際人才。不過，106學年度受教育部要求臺大重新修正入學方式後再回報，且經過大力支持國際學院的楊泮池校長離職和新校長遴選風波下，整個計畫已經喪失帶領計畫繼續前進的領導者，也不再有人分配經費到計劃中。重重打擊之下，國際學院也只能被迫喊停。雖然計畫停擺了，國際學院仍然可以被視為一個新的出發點。在國際人才移動力越來越高的世界趨勢下，國際學院曾試圖帶領臺大跟上國際化的腳步，規劃過程中提出的不同觀點亦展示了大學在選才、教學或行政上的新可能。值得憂心的是，臺大在規劃國際學院方面已經落後各國十餘年，如今連國際學院都無法實行，那臺大國際化的下一步會是什麼？
展望未來：全校全面英語化
副教務長認為，除了想怎麼把本國人才留住，同時也要去找其他國家的人才。他更表示，臺大是臺灣在國際上的招牌，在學術研究能力已經非常頂尖，可以再推動的就是「英語化」與「國際化」，只要把國際化的基礎建設做好，以臺大的研究實力和國際聲譽，必然可以挽救國際能見度不足和世界排名不佳的頹勢。他更認為，用英文學習是專業訓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在國際間做生意、在國際學術交流中嶄露頭角或吸取最新專業知識，沒有和專業搭配的英語能力是不行的。精通英文不單是為了休閒或日常使用，也不是一味的跟隨世界潮流，而是內嵌在學術訓練中的一部分，以利臺大畢業生最大程度的發揮所長。最好、對學生負擔也最小的方法，就是從一開始就用英文建構專業。
目前，臺大正學習南韓名校KAIST（南韓科學技術院）的轉型經驗，希望可以增加到50%的英語授課。課程英文化牽涉到「質」與「量」的改良，質的部分，需要找真正會用英文授課重新設計課程的老師，而不只是把中文授課彆腳的翻譯成英文；量的部分，需要夠多的英文授課才能確實改變校內文化。如果英語授課數量太少，學生會抗拒而盡量去修中文授課的課次。但若每兩三堂課就有一堂是英語授課，學生就會習慣用英語接受學術訓練。
另外，副教務長或國際長皆認為臺大的行政組織應該有全面、自主處理國際事務和國際生問題的能力。例如公文要可以用英文撰寫、傳遞以利外籍老師理解，系所辦的同仁要能用英文和需要幫助的外籍師生對談，協助解決問題。
一旦國際化程度不足的問題獲得改善，外籍生的數量必然會增加，臺大未來能從更廣大的潛在學生市場中找尋新生，本外生溝通與融入的問題也會很大部分被解決。誠如副教務長所言，如果一個班三分之一都是外國人，那你就必須和他們交流和合作。回歸課程和行政的英語化，是臺大通往國際化最踏實的一條路，不依賴任何花俏的手段或速成解方，也許才是臺大最需。
結語
另外，我們發現所有受訪者都對臺大的國際化方向表示肯定，但對實際的國際化環境營造皆語焉不詳，缺乏具體藍圖。本報訪談時，校方進行了幾項國際化環境營造的嘗試。例如在博雅教學館設立英語角，辦活動鼓勵大家在一個空間內使用英文對談；或是利用前AIT台北辦事處長司徒文的人脈，邀請其他國家的大使來臺大演講。站在一個學生的立場，特別到博雅的某個角落講英文似乎不能有效的營造英語化環境。在資源充沛、演講活動不虞匱乏的台北市，大使的演講雖然層級高，但也容易流於眾多活動中其中一項，和在校內營造英文化環境關係不大。國際長認為英文化應該要從日常授課中師生一起做起，行政人員也要配合。同時應該也要讓外籍生盡可能的學習中文，以利融入中文社群。但以目前的進度而言，我們仍落後新加坡、香港等具備英語背景的國家很多，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在閱讀一連串以國際化為目標導向的分析前/後，讀者們或許可以思考：國際化的種種進程和措施，是否可能壓縮了其他重要價值的實踐空間？例如，「英語化授課」和「母語教學」、「本土取徑」孰輕孰重、如何權衡？又如，在研究生幾乎抽不到宿舍，只好跑到中永和或六張犁等地租屋的現況下，若為了招收國際生而開放更多宿舍保障名額給外籍生，是否同時會製造出更多被拋入昂貴租屋市場的本地臺大學生？最後，或許也可以思考，本地學生在國際化浪潮下，可能會因而丟失什麼、錯過什麼？又，台灣大學作為台灣的龍頭大學，對台灣人來說，臺大推動國際化究竟讓誰得利，又讓誰受害呢？
最後，本刊試圖要提出一些問題：國際生增加對臺大的影響是什麼？外籍生在臺大受到怎麼樣的待遇？本地生和外籍生的互動如何？本地生是否有從國際生增加中獲益？學校怎麼因應國際事務？有哪些行政組織在處理？這些提問都講在後面幾篇報導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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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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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事務處，2018，〈在校生獎學金〉，國際事務處網頁，http://www.oia.ntu.edu.tw/ch/study-at-ntu/degree-student/scholarships，2018/12/09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事務處，2018，〈106 學年度 ( 2017/2018 ) 系所申請規定及招生名額一覽表〉，國際事務處網頁，http://www.oia.ntu.edu.tw/ch/study-at-ntu/degree-student/scholarships，2018/12/09
期刊論文：
姜麗娟，2010，〈亞太國家國際學生流動與跨國高等教育發展之探討與啟示〉，《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94: 113-138
報導：
Busby, Eleanor. 2018. “Brexit: European universities increase English-speaking courses to prepare for influx of students, study suggests.” Independent. February 19
伍芬婕，2018，〈從頹廢文青到學術龍頭掌舵者 管中閔如何擦亮台大招牌？〉，天下雜誌，1/7
李侑珊、林志成，2017，〈經費不足 排名下降 台校人才斷層〉，中時電子網，9/7
簡立欣，2017，〈港大來台招生 提供4年311萬元獎學金〉，旺報，10/26
戴伯芬，2016，〈學位：台大販賣部的新商品〉，蘋果日報，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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