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泓瑋、許悅
回顧意識報文章的主題便可發現，意識報曾出版野草莓、三一八等學運特刊，對土地、迫遷等議題也格外關注。意識報關心的議題不限於校內，對於社會議題、各大學運也有許多報導，甚至投身參與。歷屆總編社長在深度報導與倡議的是如何選擇？意識報與異議性社團、學生自治組織的邊界為何？與他們又有哪些互動？
意識報的定位在社內與社外皆有過爭論：曾有社員希望意識報回歸一般媒體，在與其他學校的異議性社團互動時，意識報也常面臨的「是否為異議性社團」的質疑。創社之初，孫有蓉並不將意識報定位為異議性社團，「我的關懷不是去抗議，而是後勤——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為什麼你要了解它。」比如野草莓運動時，幾乎所有社員都到現場參與，意識報具備媒體與行動者的雙重身分。但野草莓特刊（015刊）不止於特定立場的倡議，而是勾勒出事件全貌、探討制度的核心問題及學運的組織策劃。另一場大型社會運動：三一八運動時，意識報經過討論才決定投入，形成了學生＋運動＋媒體三位一體的角色，身為學生團體較為彈性，而校園媒體的性質也使得學生領袖願意接受採訪，但學生身分同時也帶來限制，像是時間、資源不足的限制等。
籌辦意識報時，孫有蓉曾花一段時間去認識各校的異議性社團，包含台大的大陸社、大新社等，以備之後邀稿、訪問之需。之後意識報與異議性社團的確有一些合作，像是舉辦論壇、社會影展等，但整體而言互動不多。意識報居於異議性社團與自治社團的光譜之間，在議題的立場上，雖不常與其他異議性或自治性社團相左，但保有採訪與論述的習慣，盡力使得切入角度較保持客觀。
在董昱擔任總編時，紹興社區的迫遷案正值討論高峰，意識報也投入其中，像是訪調、出席社區尾牙。「不只去寫報導，還有一個很主要的行動是校慶時穿黑衣抗議、去鬧場。」那時意識報與大陸社、大新社、生治會經常合作，已相互熟悉，意識報儼然已成為倡議者的一份子。這段時間，意識報與異議性社團的區隔，因意識報多次在議題上的表態、合作，漸漸趨於模糊，社員身份上也出現重疊。
董昱的下一屆總編曾稚驊更是表示，意識報很像「有在寫稿的異議性社團」，彼時校園內各個異議性社團的合作密切，「比如說大新要打某個議題就會來問我們，有沒有空來記者會、幫忙當人頭也好。」曾稚驊認為意識報之所以能作為異議性媒體，與台大校園的異議性網絡有密切關聯。「台大那時候有很多社團可以撐起不同面向的東西，所以我們有自己很大的空間去建立異議性媒體的身份，其他學校就通常沒有這種空間。」綜上，曾稚驊將意識報定位為異議性媒體，並以當時的「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苦勞網作為榜樣。
然而所謂「異議性媒體」，與其他異議性社團仍所區隔，就社員招募狀況而言，曾稚驊指出，當年政治參與的方式不多，加入異議性社團、聲援社運為重要管道；今日參與政治、社會議題的方式有更多可能，當異議性社團不再是唯一的選擇時，這些社團就面臨到招生危機。但是意識報已經打下目前無人可取代的位置，也就是作為持續發刊、運作的異議性媒體，「我們有自己的基礎，所以比較不會遇到這種問題」。
在社內氛圍上，由於意識報不如異議性社團有明確要關注的議題，成員可自由選擇想關心的議題，因而意識報的組成比較多元，曾稚驊說「我們比較怪、比較有活力，在整個大學的異議性社團來看，我們是很特別的存在。」張欣嘉提到，林月先、潘雅琪擔任社長與總編時，營造出社內輕鬆的氣氛，「就算知道的很少也可以發表意見，每個人都能用自己已知的資訊討論事情，意識報製造了這個氛圍。」在知識門檻上，曾擔任社長的羅盤針認為，加入意識報不需有非常多的先備知識，參與門檻較其他異議性社團來的低。意識報媒體的特性可使社員邊寫邊學，報導更是從親民的角度出發，希望能讓一般學生能夠理解。
凌心耕則認為，聚集的原因是因為理念相近，我們因而可能成為想法相同的朋友，但因為有共同的目標，也就是完成稿件，讓聚集在一起的時候有特定事情可以做，於是，「寫稿是差事但不是工作，是結果而不是原因。」至於如何增進社內凝聚力，各屆均以不同活動促進社員情感交流，像是童昱文在擔任總編時，曾推動社員互訪活動，讓原本相互不熟悉的社員有機會
認識彼此。
綜上，意識報在不同的議題和時空背景下調整定位與角色，凌心耕談起自己擔任總編時的情況，「意識報定位很彈性，可攻可守，大家該怎麼想，要看分工。」像是一些校園議題中，可以加入前線的連署、抗爭衝鋒陷陣，至於其他的議題，則作為後勤，透過深度分析的專題、逐字稿以及快訊等方式傳播資訊。「意識報是跨很多邊界的社團」編輯曾稚驊如此描述。
意識報初期，孫有蓉擔任社長時，嚴格禁止社員對學生會會長選舉做任何表態，也不鼓勵社員兼任學生自治組織的行政職。一方面是因為她自己是學生代表，在選委會內工作；一方面也是因為意識報工作量龐大，難以兼顧其他工作。董昱擔任總編時，社內對學生會會長選舉有一定的討論度，有社員以個人名義參與選戰，也有人做候選人訪問，後來訪問學生會會長候選人成為意識報的傳統。
近年，意識報與學生會的關係逐漸緊密，林月先提到，當時的學生會會長與意識報關係較好，意識報與學生會在事件發生時也會相互討論。競選時期有候選人有意將意識報拉入競選團隊，但她覺得兩者還是要分開。有些社員有在學生會擔任幹部，「但他們自己會做切割，做自治就沒有做意識報，」不過兼具兩種身份也有好處，就是「消息通」。
時至今日，前任社長凃峻清直接參選並選上學生會會長，許多社員也以個人名義表態支持，部分社員更進一步加入競選團隊。不過，採訪會長候選人的報導仍強調以媒體中立的立場出發。整體而言，意識報與學生自治組織的區隔不再壁壘分明。然而，意識報與其他組織的合作與當屆成員風格有很大的關係，和倡議組織的邊界也在轉變、流動持續發展。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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