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奕儒
1991年3月20日，客家研究社（以下簡稱客家社）在台大校園中誕生。客家社剛創立時，從開設客家語課程、籌備數場客家講座，到發行社團刊物「台大客家」、舉辦「台灣文化週」，甚至舉辦客語演講比賽，皆吸引許多不同縣市的客家朋友來共襄盛舉。
上述的活動能在草創階段的第一學期盛大、緊密地興辦，可以想見當時的客家社成員憑藉著強烈的認同感，努力拓展社團運作，並透過各種嘗試，希望能更深刻地介紹及推廣客家語言、歷史、民俗、音樂等文化，並期待從台大的客家人乃至於客家之友、全體學生，一直到與他校的串連、回饋到社會的深耕。
爾後，經歷了行政院客委會以及客家電視台的設立，逐漸體制化的客家事務運作，台大客家社的發展也能逐漸茁壯嗎？還是逐漸隱身在校園中呢？而身為成員，自己對客家身份又有什麼想法呢？對此，我們採訪了三位曾任社長的賴佩暄、邱子軒與李沅臻，希望能更加理解客家社過往、現在與未來的可能性。
客家社的演變
自國民政府來台，推行一系列國語政策，禁止日語、本土語言的使用，同時限制這些語言在電視節目、電影、廣播上出現，直至解嚴後仍礙於《廣播電視法》而不能開設本土語言的節目。因此，1988年12月28日林光華、邱榮舉、羅肇錦等人發動「還我母語運動」，要求開設本土語言節目、客家電視台等。在此之後，乘著母語運動的風潮，1990年6月，台大學生在校園中成立了「台語文社」，包括台語、客語，並在同年底，為專注於客家文化的研究與保存，開始籌備單獨成立社團的計畫。經過兩、三個月的奔走與募款，1991年3月，「客家研究社」正式從台語文社中的客語組獨立出來，成為一個新的社團。當時的社團運作乃以「母語復興運動」與「文化保存」作為目標，不僅開設海陸腔與四縣腔兩種不同的客語課程，更透過講座的形式討論「台灣族群的未來」、「台灣客家建築」、「台灣文化的影視表達」等關乎文化保存的議題。
曾任客家社社長的賴佩暄提到，「早期還我母語運動的前輩比較偏向悲情訴求，但後來為了招募更多年輕新血，勢必就要調整社團運作方針。」在2000年代初期進入台大的佩暄，距離創社已經十餘年了，面對需要轉型的客家社，在參與客家社期間，她除了維持兩種腔調的客語課程外，還在小福廣場前舉辦客家週，並且準備客家特色美食，例如：菜包、粄等，吸引更多群眾的關注。
同時，為配合政府補助政策的施行與民間社團的推動，客家社成員也延續歷年傳統，繼續參與客家電台的主持，更進一步組織「全國客家學生聯盟」，以及參與客委會舉辦的「夏耘—大專院校客家社團幹部訓練營」，進而與師大、政大、文化大學共同舉行聯合社課，包括客家影像記錄及客家史介紹等文化課程。值得一提的是，在聯合社課及新生擺攤時，他們甚至邀請了山狗大樂團、謝宇威、劉劭希等客家歌手來表演。
客家社成員的身份認同
在接觸客家族群時，不難發現：許多人都可能有客家血緣，但對這樣血統上的客家身份卻不一定有認同感，而身為客家社的一員、甚至是幹部，三位的客家認同從何開始，則引發了三人對於自身記憶的回溯。
家鄉在新竹客家庄的佩暄，因為成長的過程長期浸淫在客家文化中，並不會特別認為「我是客家人」，而是到台北就讀大學時才感受到「原來我是少數的客家人」，易言之，當身邊的人同質性太高時，似乎無從感受自身的特殊性，直到換了環境才真正萌生「客家意識」。
而作為土生土長台北人的子軒，儘管生長在客家家庭，過去卻不會說客語，直到「高中時聽交工樂隊、林生祥的音樂，大學接觸許多做鄉土議題的朋友，因此認為應該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份與語言」，才開始學習客語、接觸客家社。
來自花蓮玉里的客家人沅臻則說，「家中只有外婆是客家人，但因為父系社會通常會以父親的身份認同為主，因此母親從小到大較常使用閩南話，直到我出生外婆才開始教我講客家話」，即便是會講客家話的他，也因為父親的關係，一開始只認為自己是hog loˋnginˇ[1]，從中我們可以發現族群認同與性別相互作用的過程。然而，也是到台北讀書後，他才開始漸漸思考「如果連我會講客家話都不認為自己是客家人，那到底誰是客家人？」因此，他建構了客家與閩南的雙重身份認同。
從中可以發現，三位客家社成員，雖然都具有客家血統，但並不是起初就有客家認同，而是在生命經驗中，因不同的機緣，而觸動對身份認同的思考，並進一步反思、確認或重新建構自身的認同。對此，沅臻也提到，「表弟的爸爸也是客家人，但表弟卻不會講客家話；就血統上，我的客家血緣比表弟還少，但我會講客家話，我也認為自己是客家人」，因此他不禁開始反思「血緣真的重要嗎？血緣與認同基礎的關聯，中間又隱含了怎樣的認同樣態？」
另一方面，本土語言的年長使用者，時常會認為當年輕世代若不再使用該本土語言就是數典忘祖、不配稱自己是客家人，這似乎是年輕世代時常會遭受到的指責，「其實很難認同太過本質論的中心主義」佩暄與子軒說。他們認為，若要有堅定的社會文化傳統浸潤，並且熟習客家語，才能稱作客家人，那其實只會導致在現代社會快速流動與變化中成長的年輕世代更加疏遠原本屬於生命中重要組成的身份認同，同時也更容易降低意願、屏棄客語的學習。
語言、文化的流失正在發生，年長世代的焦急與氣惱實屬可預見的反應，但年輕時代對於身份認同的理解與建構，也不完全是由自身掌控或決定，更多的是社會變遷導致自身在社會中的角色與位置逐漸變化而來。因此，似乎更需要有穩健的系統或制度來鞏固客家文化，否則，「我爸∕媽是客家人，但我不會說客語」可能將成為年輕世代客家人的共通敘述句。「但他們沒有說自己是誰」，這無疑是身份認同中最殘酷的一環。
客家社的營運困難與世代間的傳承問題
談到客家社的營運困難，三位社長都不諱言也一致地回答：人太少。「我在客家社時，台大校內會時常出現的大概15人，密集出現的則只有7、8人；聯合社課加上其他學校則大致25到30人左右。」佩暄說。而到近期的子軒、沅臻在任時，則幾乎都在5人以內，便只能依靠原先經營的社交圈充人數，但基本上漸漸只有社長在實質運作社團事務，在此條件下，很難如過往舉行眾多大型活動。
造成客家社人數持續衰減的原因，除了因為族群色彩較濃烈的社團性質，會導致客家認同薄弱或不具客家認同的學生較無可能加入；同時也因為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的辨識度不甚明顯，使得招生上很難與其餘客家學生有強烈的連結。此外，他們也認為招生失利跟客語的流失有極大的關聯，許多家長認為學習本土語言並無助於孩子的未來，反而極度重視外語的學習；而政府設置的「鄉土語言教學」制度，導致許多原先想要學習客語的小學生，因為不想要成為少數需特別離開教室至指定地點學習客語、跟同學分開而變成像是特立獨行的人，就這樣放棄學習客語。不好的族群語言學習經驗，也是讓他們長大後可能較無意願參加社團的主因。
以上種種都可以看出，現代的教育中，並未如過去重視母語教育，或是將本土文化落實於日常中，反而較以功利的評價方式來看待組成身份認同重要因素的語言，且教學資源的匱乏，不僅出現在國中、小，連台大的客語課程都無法提供足夠、穩定的語言教學資源[2]。語言與文化、認同的連結一直都在，客語的消失勢必會嚴重地影響客家文化的保存，如此的現象，更加彰顯「客家」作為一個本土語言、文化逐漸趨於弱勢。
面對這樣的困境，佩暄認為家庭使用客語與否，是影響客語傳承的關鍵。針對語言政策，子軒則覺得對學齡兒童而言，獲得獎學金是一個蠻大的誘因，因此客語認證繼續保留獎學金制度較能激勵孩子學習客語；另一方面，為了激勵客家人乃至於大眾對客家文化的傳承，沅臻認為「提高客語的曝光度，大眾就會提升對客語的評價，因而可以促進客家人對於保存客家文化和客語的動力」，不管是透過戲劇、節目、電影、音樂等方式，相信都能更有效果地提升與構築對客家文化有良善評價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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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詳見前言〈客家在台大〉中對於該族群的稱呼。
[2]詳見另一篇〈台大客家人終於現身的少數場域之一：專訪初級臺灣客語課程羅濟立老師
[2]詳見另一篇〈台大客家人終於現身的少數場域之一：專訪初級臺灣客語課程羅濟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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