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庭葦
走在白天的Buklavu，只見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條條小路阡陌交錯，一路綿延到不遠處的山腳下。一片低矮的房舍間，大多是村民的住居或小小的雜貨店、早餐店；唯一較醒目的地景，就是不論白天黑夜都高聳著十字架的基督長老教會。如同大多數的布農部落，教會在Buklavu 扮演重要的角色。每到星期日，許多雜貨店、早餐店便會公休，大部分的村民們聚集到教堂做禮拜；村民的宗教信仰、人際網絡、社會互動、組織以及日常作息，幾乎都圍繞著教會活動進行。
曾在Buklavu 從事社福工作數年的誼珊學姐一邊帶著我們逛村子，一邊說著關於布農的知識。從前布農族的歲時祭儀都是以「家族」為單位舉行，然而，隨著日治時期以來族人遷徙、四散，加上基督宗教傳入的影響，現今的祭儀意義早已和過去不同。
目前，無論小米相關的歲時祭儀或射耳祭都是由鄉公所舉辦。舉凡牽涉宗教信仰意涵、與神（dihanin）、靈（hanitu）相關的傳統儀式，如今大多因族人改宗而除去宗教意涵，只留下表演形式。從今年六十九歲的武陵村文化藝術團團長Biung 的生命經驗中，就能發現許多七十歲以下的布農人因自幼改宗，對布農傳統宗教並不熟悉：
差不多七歲的時候，基督教傳到我們部落來。因為我的媽媽是單親，我爸爸差不多在我七歲、國小一年級就去世了，再加上那個時候基督教用物資來傳教，單親的話……養孩子很辛苦嘛，也都被補助，就進到教會了。基督教排斥其他宗教，所以信基督教之後，我們家庭裡面就沒有Bunun傳統信仰，而是從小就參加教會的那些活動和慶典。
對於基督信仰與布農傳統文化的關係，黃應貴在《文明之路》中詳細描述了南投東埔社布農人的宗教變遷。他認為，早在基督宗教傳入之前，已經有許多遠因造成傳統祭儀沒落。黃應貴從政府治理、稻米耕作以及瘧疾等面向，討論傳統歲時祭儀逐漸沒落的過程：傳統的布農歲時祭儀配合小米的生長週期運作，由於日治時期政府在東埔社推行水稻耕作，而水稻栽種必然導致農業祭儀無法與作物的實際生產過程配合；是故基督宗教未進入當地傳教前，農業祭儀已然沒落。原先祭儀的領導人也隨著祭儀的沒落而失去原本農業指導者的職位和社會地位，被日本農業官員所取代。
除此之外，栽種稻米的水田改變了過去的生態系統，「集團移住」使部落從高海拔地區遷至低海拔，更導致了瘧疾肆虐，原先的傳統信仰與巫術又無法解決疫情。在瘧疾肆虐與戰後行政體系真空的情況下，這些災難與失序被視為未進行謝天儀式的懲罰；因此，當基督宗教傳入，教會不僅提供了適當的醫療資源減緩瘧疾疫情，教會儀式也成為布農人「謝天恩」的新方式。失落的傳統布農信仰在基督宗教中找到相似的寄託，從日常的主日禮拜、成人洗禮、聖餐、結婚典禮、追思禮拜，乃至聖誕節、復活節等特殊禮拜，這些祭典儀式帶來了全新的生活與社會秩序，支持起原本因歲時祭儀衰微、疾病肆虐、政權移交斷層而面臨失序的布農社會。除此之外，受到集團移住政策以及其他遷移行為[註一] 的影響，又由於政府的文化控制增強、與外界接觸增加，許多傳統習俗或歌謠也在遷移的過程中逐漸衰微。
另外，在日本殖民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的同化政策之下，許多布農傳統習俗都被認為是落後甚至野蠻的。經由國家機器由上而下地進行風俗習慣改革後，布農人很快地被灌輸其生活方式、儀式（lus-an）、禁忌（samu）等習俗都是「迷信」，1940 年代基督宗教傳入後，更加深了這樣的觀念[註二]。從Biung 的生命經驗，可以看到提供資源作為傳教工作的一部分，確實對布農人的改宗有重大影響。無論是如《文明之路》所述，基督教為瘧疾疫情提供了重要的醫療資源；又或者如團長所述，教會給予一些家庭經濟支持，這些都可能是吸引布農人改宗的原因[註三]。
不過，儘管基督教信仰相當程度限制了傳統祭儀的實行，另一方面卻也和一些布農文化元素融合，形成布農文化中鑲嵌著基督宗教色彩的現象[註四]。例如傳統祭儀「嬰兒祭」的實踐，現今已和基督宗教的生命儀禮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如同Biung 所說：
像我們Bunun 的歌謠大部分只有一種歌，可是基督教來了以後，那些歌就比較多樣性、比較創新。比如說有的外國歌曲，把它翻譯成國語，然後從國語那邊又翻譯成我們Bunun，它的調或唱法，隨著歌詞就比較多樣性。在教會，用我們布農調唱的差不多有二十幾首，可是通常我們喝酒唱Bunun 的話，差不多就一種歌。
什麼樣的「傳統」會被留下，什麼樣的「傳統」會消失？這其中牽涉到教會對於「宗教實踐」與「文化現象」的劃分。一旦涉及到神、靈或者巫術，就會碰觸到基督宗教的教義禁忌，因此，日後族人進行文化復振工作時，祭儀不可避免地走向形式化，變成純粹展演的表演活動，而沒有宗教實踐意涵。
「如果要回復以前傳統的信仰的話，就必須要離開基督教，可是像我們……就不能夠放棄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只能夠在表演方面表演我們Bunun 的文化。」Biung說道，族人身為基督教徒，無法真正實踐傳統祭儀的宗教意義，因此，在對基督教信仰的虔誠與恢復傳統文化的使命之間，族人選擇了「將儀式展演化」的折衷方案。然而，他也不諱言，文化藝術團參與者年齡偏高、年輕人參與意願低落，這些都是文化藝術團嘗試恢復傳統時所面臨的挑戰。
「這是我們的危機。」他說。
訪談結束後，大夥仍沉浸在對文化復振工作感到憂心忡忡的情緒。不過，Biung 倒是一派輕鬆地邀請我們去看看文化藝術團的例行練習。我忍不住想像，每週一的夜晚，在Buklavu 布滿星星的夜空下，部落一片漆黑闃寂，只有老人家的歌聲、談笑聲，從耆老Tama anu 家亮著燈光的院子聲聲流出……。
曾在Buklavu 從事社福工作數年的誼珊學姐一邊帶著我們逛村子，一邊說著關於布農的知識。從前布農族的歲時祭儀都是以「家族」為單位舉行，然而，隨著日治時期以來族人遷徙、四散，加上基督宗教傳入的影響，現今的祭儀意義早已和過去不同。
目前，無論小米相關的歲時祭儀或射耳祭都是由鄉公所舉辦。舉凡牽涉宗教信仰意涵、與神（dihanin）、靈（hanitu）相關的傳統儀式，如今大多因族人改宗而除去宗教意涵，只留下表演形式。從今年六十九歲的武陵村文化藝術團團長Biung 的生命經驗中，就能發現許多七十歲以下的布農人因自幼改宗，對布農傳統宗教並不熟悉：
差不多七歲的時候，基督教傳到我們部落來。因為我的媽媽是單親，我爸爸差不多在我七歲、國小一年級就去世了，再加上那個時候基督教用物資來傳教，單親的話……養孩子很辛苦嘛，也都被補助，就進到教會了。基督教排斥其他宗教，所以信基督教之後，我們家庭裡面就沒有Bunun傳統信仰，而是從小就參加教會的那些活動和慶典。
對於基督信仰與布農傳統文化的關係，黃應貴在《文明之路》中詳細描述了南投東埔社布農人的宗教變遷。他認為，早在基督宗教傳入之前，已經有許多遠因造成傳統祭儀沒落。黃應貴從政府治理、稻米耕作以及瘧疾等面向，討論傳統歲時祭儀逐漸沒落的過程：傳統的布農歲時祭儀配合小米的生長週期運作，由於日治時期政府在東埔社推行水稻耕作，而水稻栽種必然導致農業祭儀無法與作物的實際生產過程配合；是故基督宗教未進入當地傳教前，農業祭儀已然沒落。原先祭儀的領導人也隨著祭儀的沒落而失去原本農業指導者的職位和社會地位，被日本農業官員所取代。
除此之外，栽種稻米的水田改變了過去的生態系統，「集團移住」使部落從高海拔地區遷至低海拔，更導致了瘧疾肆虐，原先的傳統信仰與巫術又無法解決疫情。在瘧疾肆虐與戰後行政體系真空的情況下，這些災難與失序被視為未進行謝天儀式的懲罰；因此，當基督宗教傳入，教會不僅提供了適當的醫療資源減緩瘧疾疫情，教會儀式也成為布農人「謝天恩」的新方式。失落的傳統布農信仰在基督宗教中找到相似的寄託，從日常的主日禮拜、成人洗禮、聖餐、結婚典禮、追思禮拜，乃至聖誕節、復活節等特殊禮拜，這些祭典儀式帶來了全新的生活與社會秩序，支持起原本因歲時祭儀衰微、疾病肆虐、政權移交斷層而面臨失序的布農社會。除此之外，受到集團移住政策以及其他遷移行為[註一] 的影響，又由於政府的文化控制增強、與外界接觸增加，許多傳統習俗或歌謠也在遷移的過程中逐漸衰微。
另外，在日本殖民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的同化政策之下，許多布農傳統習俗都被認為是落後甚至野蠻的。經由國家機器由上而下地進行風俗習慣改革後，布農人很快地被灌輸其生活方式、儀式（lus-an）、禁忌（samu）等習俗都是「迷信」，1940 年代基督宗教傳入後，更加深了這樣的觀念[註二]。從Biung 的生命經驗，可以看到提供資源作為傳教工作的一部分，確實對布農人的改宗有重大影響。無論是如《文明之路》所述，基督教為瘧疾疫情提供了重要的醫療資源；又或者如團長所述，教會給予一些家庭經濟支持，這些都可能是吸引布農人改宗的原因[註三]。
不過，儘管基督教信仰相當程度限制了傳統祭儀的實行，另一方面卻也和一些布農文化元素融合，形成布農文化中鑲嵌著基督宗教色彩的現象[註四]。例如傳統祭儀「嬰兒祭」的實踐，現今已和基督宗教的生命儀禮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如同Biung 所說：
像我們Bunun 的歌謠大部分只有一種歌，可是基督教來了以後，那些歌就比較多樣性、比較創新。比如說有的外國歌曲，把它翻譯成國語，然後從國語那邊又翻譯成我們Bunun，它的調或唱法，隨著歌詞就比較多樣性。在教會，用我們布農調唱的差不多有二十幾首，可是通常我們喝酒唱Bunun 的話，差不多就一種歌。
什麼樣的「傳統」會被留下，什麼樣的「傳統」會消失？這其中牽涉到教會對於「宗教實踐」與「文化現象」的劃分。一旦涉及到神、靈或者巫術，就會碰觸到基督宗教的教義禁忌，因此，日後族人進行文化復振工作時，祭儀不可避免地走向形式化，變成純粹展演的表演活動，而沒有宗教實踐意涵。
「如果要回復以前傳統的信仰的話，就必須要離開基督教，可是像我們……就不能夠放棄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只能夠在表演方面表演我們Bunun 的文化。」Biung說道，族人身為基督教徒，無法真正實踐傳統祭儀的宗教意義，因此，在對基督教信仰的虔誠與恢復傳統文化的使命之間，族人選擇了「將儀式展演化」的折衷方案。然而，他也不諱言，文化藝術團參與者年齡偏高、年輕人參與意願低落，這些都是文化藝術團嘗試恢復傳統時所面臨的挑戰。
「這是我們的危機。」他說。
訪談結束後，大夥仍沉浸在對文化復振工作感到憂心忡忡的情緒。不過，Biung 倒是一派輕鬆地邀請我們去看看文化藝術團的例行練習。我忍不住想像，每週一的夜晚，在Buklavu 布滿星星的夜空下，部落一片漆黑闃寂，只有老人家的歌聲、談笑聲，從耆老Tama anu 家亮著燈光的院子聲聲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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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有些遷移是因為布農族和鄒族、卑南族部落之間的勢力消長以及領土更迭，有些則是戰後自主遷移
[註二]不過，Biung 亦表示，傳統宗教對疾病的禁忌與避諱，的確會對生活造成不便。
[註三]各地歷史發展有其獨特性，南投東埔社的布農社會變遷，也許不能完全對應台東武陵村的經驗；不過當地耆老的說法，如布農族群從中央山脈地區往低海拔地區遷徙、瘧疾流行等等，正好和《文明之路》的敘述不謀而合。
[註四]這一點楊淑媛亦於2011 年的〈文化的自我意識與再創造〉指出，早在1940 年代基督教開始向布農人傳教之時，教會便會擷取部分「文化」要素以利布道工作，如將布農古調改編為聖詩等等。
參考資料：
黃應貴，2012，《文明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楊淑媛，2011，〈文化自我意識與傳統的再創造：以布農人為例的研究〉，9(2):55-93，《臺灣人類學刊》。
[註二]不過，Biung 亦表示，傳統宗教對疾病的禁忌與避諱，的確會對生活造成不便。
[註三]各地歷史發展有其獨特性，南投東埔社的布農社會變遷，也許不能完全對應台東武陵村的經驗；不過當地耆老的說法，如布農族群從中央山脈地區往低海拔地區遷徙、瘧疾流行等等，正好和《文明之路》的敘述不謀而合。
[註四]這一點楊淑媛亦於2011 年的〈文化的自我意識與再創造〉指出，早在1940 年代基督教開始向布農人傳教之時，教會便會擷取部分「文化」要素以利布道工作，如將布農古調改編為聖詩等等。
參考資料：
黃應貴，2012，《文明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楊淑媛，2011，〈文化自我意識與傳統的再創造：以布農人為例的研究〉，9(2):55-93，《臺灣人類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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